中国体育投资体制的历史回顾和现阶段的特点

7.2.1　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90年代的体育产业投资体制回顾

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体育事业投资一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举国体制”。政府集中有限的人财物，保证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这适应了在经济发展水平低的情况下，体育特别是竞技体育超前发展的时代要求。“举国体制”下的投资主体在投资选择上也过于单一，使得在竞技体育上取得的成绩无法在大众体育事业中得到推广和验证，这又间接影响了竞技体育相关领域科技水平的进一步提升；最终后果是虽然中国在某些体育领域上取得一定的成绩，但在训练水平、器材和装备技术研发、场馆建设及人才选拔和管理体制上出现严重的滞后和不足。

1979年以来，针对“举国体制”下体育发展活力不够、后劲不足，仅靠政府单方面积极投入难以适应发展要求等问题，提出了在政府办竞技体育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社会团体、集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试图打破体育事业由政府独家办的模式，积极争取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来源。但由于认识的误区、体委目标与社会偏好不一致及竞技体育资源主要集中在政府等原因，竞技体育过分依赖国家，政府独家办体育的基本格局没有根本性改变。在体育消费领域，由于大众体育发展的缓慢和国外相关品牌和理念尚未完全被国人了解和接受，导致消费规模小，商品和服务需求很不旺盛。

7.2.2　20世纪90年代至今

20世纪90年代以来，体育社会化、产业化、市场化的步伐明显加快并取得了明显的突破。例如，以足球为代表的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相继推行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政府独家办竞技体育的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变化，其效果集中体现在围绕着竞技体育的中心，形成了体育赛事组织、装备供给、基础建设以及专业从业人员培养体系构建等完整的体育产业链条。这一时期，外资对体育产业的投资也明显增加，阿迪达斯、耐克、彪马等国际知名体育品牌相继进入中国市场。这些体育消费品的输入极大地激发了国内体育产业相关消费。

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体育产业的发展几乎形成了“井喷”的态势，新兴体育项目在国内发展迅速，如高尔夫球、网球、极限运动以及水上和冰上运动等都进入大众的视野和选择范围。加之传统体育项目成绩的提高，特别是奥运会上中国取得比较稳定的成绩，这些都极大地激发了民众对体育的关注和参与热情。与之相对应的是体育消费量的增加，如深圳市在1997年体育产业产值已达2.3亿多元，占第三产业总值的2%；广州市体育系统1998年经营收入为3700多万元，超出了国家拨给的事业经费；上海市体育产业产值在1992年为7000多万元，2000年体育产业产值已达1亿多元，约占上海市总产值的0.5%。在人均消费方面，1997年，广州市人均年体育消费为465.48元，年体育消费占生活费收入的4.7%；广州市体育消费结构中，购买运动服务和体育器材分别为31.4%和36.87%，用于观看比赛和参加运动的分别占24.43%和25.65%。在这种强大的消费需求的带动下，民间资本大量进入体育产业并取得成功，特别是体育用品行业，如李宁、匹克、特步、安踏等。再如，2004年中国体育用品销售总额613亿元人民币，其中机构销售207亿元，占比34%；零售渠道销售总额388亿元人民币，占比63%，其中单品牌专卖店零售额223亿元，占零售渠道销售总额的57.47%；其他业态包括百货商场或超级市场、品牌整合店、专业品类店和主要运动卖场等；体育服饰与鞋总销售286亿元，主要通过零售渠道销售，占比78%，而设备与装备总销售327亿元，主要以机构销售为主，占比63%。^⑴

7.2.3　现阶段的特点

体育投资的变化大体分为两个部分：传统竞技体育领域和新兴体育领域。在传统经济体育领域，虽然还是以政府或政府背景的投资为主体，但是在有些领域已经出现政府投资比例不断下降的趋势。以市场化较早的足球领域来看，现有的中超球队除北京、山东、武汉（现已退出）等极少数俱乐部是政府投资之外，几乎都以民营企业投资为主体，民间资本正在完成从赞助商到投资人的转变，这种趋势正在向其他经济体育领域加速渗透。这些多投资主体的竞技项目往往是比较吸引民众“眼球”的领域，这又极大地带动了体育产业和相关产业或行业内企业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是体育媒体行业，如国内知名体育报纸《体坛周报》，在1988年创建于湖南长沙，1994年后借助中国甲A联赛和欧洲足球联赛的大量报道，逐渐开始占据中国体育传媒市场，并取得了压倒性的地位。曾于2001年中国世界杯出线时创下期发行量262万份的纪录，目前已经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综合体育类专业报纸，在中国体育传媒市场呈现一家独大的局面。在新兴竞技体育领域，民营和外资大量进入，这些领域包括高尔夫球、赛车、赛艇、网球、极限挑战项目等。在体育投资变化的同时，体育人才的培养也出现了新的模式，许多项目的人才培养来自非政府资金的资助，如“丁俊晖模式”，该模式是典型的家庭投资体育。在获得冠军之前，丁俊晖的参赛、训练、生活、文化学习等所有费用均取自其家人与亲戚，并未享有国家“举国体制”的资助。此外，从区域消费来看，体育消费热点区域从之前的北京、上海、广州已经扩散到东北、京津、华东、华南和以成都为中心的西南地区。这些地区不但有强大的消费支撑，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区域在体育优势项目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体育消费的区域特性也是非“举国体制”所能左右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市场需求变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