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田直哉［日本］
那件事发生在四年前，和“最近”已很难挂钩。对我来说，却比发生在昨天的事还要印象鲜明。
那年夏天，因为拍摄照片，我到了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尼泊尔境内，在一个叫多拉卡的村庄待了十几天。这个村庄位于海拔一千五百米的斜坡上，一家一户犹如星辰散布其中，水、电、煤气之类的现代化设施还没有光临这里。
其实，这个村庄不算小，足有四五千人。但是，没有一条道路能与其他村落往来。不用说汽车，就是带轮子的交通工具在这里也无法使用。而只能依靠双腿步行在崎岖不平、被激流截成段状的山路上。
因为无法使用手推车，村民们只能在体力许可范围内把一些东西背上去。每当我惊异于移动的草垛时，定睛一看，才发现下面有一双双行走的小脚。原来，是孩子们背着高高堆起的玉米秸，送回家当燃料用。
之前在日本，也曾去村庄的公有山林砍柴，那儿禁用马车，只许能背多少就砍多少。因为人们认为这样做能得到天神的谅解。
时代不同了。但因为没有车道，多拉卡的人们一直过着这种既能保护环境又能求得天神谅解的生活。我不知道以前怎样，至少现在村民们知道他们的生活无法与世界其他地方相比。所以，他们怀着一种苦楚的心态过日子，而这在旅游者看来却像世外桃源般美丽。
年轻人和小孩子都非常渴望走出村子，去有电有车的城市里生活。这当然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在无法使用汽车的这里，也感到万分不便，每次登山都要全副武装。从汽车终点站到多拉卡村，为了搬运器材和食物，我们竟雇用了十五个人，其他带不走的东西不得不放弃。
首先放弃的就是啤酒，因为它比什么都重。也想过酒瘾，于是安慰自己说，威士忌会更有效果。我们一行四人带了六瓶，每人一瓶半，对付点儿的话，或许能喝十天。然而，威士忌和啤酒毕竟不同。当大汗淋漓地结束一天的拍摄，面对眼前缓缓流淌的清澈小河，我忍不住说：“啊，要是把啤酒在这河水中冰镇一下，喝起来该多爽！”话刚出口，我就意识到了自己说的这句忌语太没道理。可是，却有一个人追问过来。他并非我的同僚，而是村里的少年切特里。他问翻译：“那人说了什么？”
他弄明白什么意思后，两眼放光地说道：“我可以帮你们去买，如果你们要的话。”
“……去哪儿买？”
“恰里克特。”
恰里克特是我们寄存汽车、雇人运物的那个山岭，即使是成年人也要走一个半小时。
“会不会有点远？”
“不会的，天黑前我一定回来。”他劲头十足，跃跃欲试，我便给了他一些钱和一个小帆布包。
“只是，辛苦你了，如果可以买四瓶回来。”
切特里兴致高涨地跑走了，晚上8点左右背回来五瓶啤酒。大家兴奋得击掌庆贺。
第二天下午，切特里又来摄影现场看热闹，他问道：“今天还要啤酒吗？”
“要是要的，只是太辛苦你了。”
“没事的。已经放学了，再说今天是周六，明天也休息。我帮你买很多星牌啤酒回来。”
星牌啤酒是尼泊尔的特产。我一高兴，就给了他足够买一打啤酒的钱和一个更大的帆布包。切特里蹦跳着出去了。
可是夜幕降临，他还没有回来。直到深夜依然杳无音讯。我和村民打听切特里会不会出了什么事儿，他们不置可否地说：“你给了他那么多钱，肯定是跑了，就算跑到首都加德满都也绰绰有余。”
十五岁的切特里是翻过一座山来这里寄居求学的，他以前生活的村子比多拉卡还要小。土屋里仅有一张床，铺上仅有一张席子。因为我拍过他的住所，还问了很多问题，所以对他还算比较了解。
在那间土屋里，切特里每天发愤学习。他吃的咖喱饭是自己做的，咖喱是辣椒和两种香料磨碎以后和蔬菜一起煮出来的。因为土屋里很暗，所以白天学习时也要点着油灯。
切特里还没回来。第二天没回来，第三天也没回来。已经是星期一了，我到学校向老师说明情况并寻求对策，可是连老师都说：“不会有事的，别担心。他拿了那么多钱，大概是跑了吧。”
我后悔不已。我怎么能稀里糊涂地把那么多钱交给一个尼泊尔孩子，对他来说简直是一笔巨款。我耽误了一个好孩子的前程。
然而，我想也许真发生了事故吧。我不希望发生他们说的事。
就这样，我在坐立不安中过了三天。第三天深夜，有人狂敲我的房门。开门一看，切特里站在屋外。他满身泥浆，衣服皱皱巴巴。他说，因为恰里克特只剩四瓶啤酒，他就翻了四座山到了另一个山岭。他一共买了十瓶啤酒，可是因跌倒碎了三瓶。切特里边哭边拿出所有玻璃碎片给我看，还拿出了剩下的钱。
我抱住他的肩膀，哭了。很久以来，我不曾那样哭泣，也不曾那样全面而深刻地反省自己。
读·感·悟
这是一个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故事，那里远离都市，没有喧嚣，没有浮躁，却有让人珍藏一生的感动。这种感动来自那个叫切特里的尼泊尔少年。
他身世可怜，居住、学习条件艰苦；他乐于助人、不畏困难、诚实可信。在那个群山环绕的高海拔之地，他的举动犹如清新的氧气给人的生命注入活力，唤醒旅行者、村民和老师沉睡的心灵。面对困难，他不退缩，有担当；面对“巨款”，他不贪心，讲诚信。这不正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追求并努力达到的人生高度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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