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卑鄙者”

要想了解一个人的生活和思想，没有什么比读他的传记或生平更为直接的了。一旦我们专注其中，就像置身他的私密空间，他的花园、他的学校、他的办公室……从而拉近了与主人公的距离，与之促膝交谈，关注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这对于明晰其观念、思想的发生至关重要，乃至当我们试图寻觅他的生活轨迹同他思想逻辑的因果关系时，也总可以从其生平中找到蛛丝马迹。

培根是一个饱受争议的人物。有人对培根给予很多的赞颂，也有人否定培根，而这显然基于不同视角。

对培根的否定性评价

有人贬低培根。培根曾受朋友艾塞克斯伯爵恩惠，但最终却成了朋友的审判人，这多少有恩将仇报的意味，同他在《论友谊》中对友谊的强化和赞颂大相径庭。培根在权力的巅峰坠落下来后，竟没有一个朋友对他施以援手，众人坐视他被起诉、受审、监禁，他的妻子也和他分手。培根被解除公职后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为了博取功名，他不惜卑躬屈膝，奉承权势，曲意逢迎。一方面对人世间的正义、崇高言之凿凿；一方面却在执信“同所需求的人交往比同已获所需的人交往要好得多”。为请托职位极尽媚颜和屁颂，当他向他的亲戚赛西父子求情时，过分的颂扬使人觉得虚伪。赛西父子为他请求最高法院书记官继承权期间，培根受到许多污辱，其填补空缺的愿望二十年后才实现。培根一生事业可谓登峰造极，他拥有高官显位、显赫的名望与令人艳羡的财富，但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却是以卑鄙可耻的手段获取的，在权势的唆使下，他干过许多昧良心的事。培根树敌很多。死敌科克（英国法学家，与培根私仇甚深）曾以多种罪状弹劾培根，诉其贪赃枉法。培根是国家最高法官，但却以受贿被判有罪，罚金四万英镑，并遭遇囚禁，从此身败名裂。

20世纪的历史学家亚历山大·克瓦雷（Alexandre Koyre）和狄克特斯特修斯（E.J.Dijksterhuis）认为培根在科学上没有任何成果，而且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批判也不是独创和切中要害的。麦考莱认为，培根描述的归纳法是一种非常过时的方法，完全不必感到惊奇，更不值得给他树碑立传。并且培根学说中充满了不彻底性，一方面坚持唯物主义，一方面给上帝留出位置，他坚持的是“两重真理”。

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对培根的评价和认识多有否定：其一，对培根的人格充满了怀疑。“由于当了大官，他竟对他的恩人犯了极端忘恩负义的罪过；人们责备他，说他受了伯爵敌人的勾引，在伯爵下台之后当众控诉伯爵叛国。由于这种忘恩负义，培根玷污了自己的名誉”。“培根同富室结婚，但不久就浪费尽所有的钱财，竟让自己参加政治阴谋，做不正当的事”。“他在当大法官时竟犯了最荒唐的贪污罪”。“他在审判过程中，以及在监狱的时候，表现出极其软弱的性格”。其二，对培根的学说、理论进行驳斥与贬抑。当培根极力反对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演绎法时，他也不自觉地陷入演绎。“当他排斥一般的结论，只承认那种通过归纳的推论时，他自己就是在不自觉地作了推论”。其症结在于他把归纳与演绎截然分割，以归纳屏蔽或替代演绎。培根反对从抽象公理、原理出发的经院理论，强调认识只有从经验出发才是获取真理的必然路径，然而“培根以后的那些经验主义人物全都遵照着培根的要求进行工作，满以为根据观察、实验和经验就可以不折不扣地掌握事物的真相，其实他们既不能脱离推论，也不能脱离概念，却自以为用不着什么概念，因而只是胡乱理解，胡乱推论，根本不能摆脱推论，达到内在的真知识”。黑格尔说：“他的实践著作特别有趣味，但是找不出人们所期望的那种伟大的识度。”

对培根的肯定性评价

有人崇敬培根。众多的人对培根赞美有加，不仅由于他的行为，更由于他的思想。威尔·杜兰特说：“这个时代在等待着一个代言人，一个具有综合力的人来总结这种精神和决心，这个人就是弗朗西斯·培根。”《剑桥近代史》也宣称，培根是“近代史上最强有力的思想家”，他“敲响的钟声召集了所有的哲人”，并且宣告欧洲已经成年。

培根的主要目标是“对科学、艺术和人类所有的知识进行全面重构”，“以天下全部学问为己任”，以图实现人类的“伟大的复兴”，并为此计划写一套大书，总名为《伟大的复兴》，虽然最终只完成了第一、二两个部分（即《学术之进步》和《新工具》），但已产生重大影响。他在《新工具》一书中第一次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系统地批判了经院哲学流于空疏无谓的弊病，指出其于人生无实际意义，并论述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探讨了科学的认识方法，主张要驾驭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尊重自然，提出“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重在通过经验、实验认识自然的“形式”即规律，为此必须掌握科学知识。马克思称他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培根提出“四假相说”，有力地揭露了中古经院哲学的主观、片面、语词混乱和盲目崇拜传统权威等弊病，为英国经验论哲学的兴起扫除了障碍。经过霍布斯、洛克的系统化梳理，培根的哲学被发展成为具有英国特色的机械唯物主义经验论。

在科学上，培根被称为“自然王国的统治者”、“物理学的伟大复兴者”、“实验历史的伟大建筑师”。费尔巴哈称赞“培根是近代自然科学直接的或感性的缔造者”。

在逻辑学上，培根第一次具体地把逻辑和科学方法结合起来，系统地总结了实验科学的方法，提出了真正科学的归纳法，后来的穆勒“归纳五法”就是培根归纳法的进一步延伸，因而培根被称为归纳法的真正奠基人。罗素称培根为“给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近代归纳法的创始人”。

在哲学上，培根被称为“实在的哲学和坚实的学问的倡导者”、“近代的亚里士多德”。莱布尼茨承认他是在培根的引导下才走上哲学道路的。康德说培根是“近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

在文学上，英国著名诗人雪莱评价培根：“培根勋爵是一个诗人。”他曾这样赞扬培根的《随笔》：“他的文字有一种优美而庄严的韵律，给感情以动人的美感，他的论述中有超人的智慧和哲学，给理智以深刻的启迪。”

罗莱（培根作品的编辑者之一，著有《培根传》）说：培根任皇家检察官时，常因为职责检举犯罪之人，无论对一般的犯人还是对大逆不道之人，皆对他们温和有礼，从不盛气凌人，因为培根的态度是对事严格要求，对人则宽恕。这体现了培根的人文气质。

培根的思想、理论对英国科学发展及18世纪法国唯物论产生了重要影响。1662年英国创立皇家学会，它后来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联合会，他们奉行培根倡导的实验科学原则和精神，把培根看成是他们的楷模。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人物狄德罗把百科全书的巨大荣誉献给培根——“我们任此大业而有所成，当归功于培根”。伏尔泰积极向法国人民介绍培根及其思想。笛卡尔也赞扬培根在实验方法方面的贡献，还表示希望一些科学家按照培根的方法从事天文学研究。

毋庸置疑，培根在多个领域和方面产生了影响并继续产生着重要影响。

怎样认识“培根现象”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发现培根有着双重人格：他既是冷酷、偏狭、吝啬且具有饕餮财富心理的野心家，又是富于文学和科学知识、热衷追求真理的战士。“培根永远是一个坚持真理神圣的人”。有论者认为“就智力方面说，培根是伟大的；就道德方面说，他是弱小的”。培根人格的表现是多方面的，或者说他有着相互冲突的人格特征，以至于蒲伯说培根是“人类中最睿智、最机敏与最卑鄙者”。“伟大的卑鄙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我们姑且将之称为“培根现象”。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待这一相互矛盾冲突的现象。马克思说，如果现象与本质直接合而为一，那么一切科学都会成为多余。这要求我们必须通过现象去看本质，还原培根本真。

培根曾以“四假象”揭明人们认识错误的根源。其中“种族假象”指人们经常把自己的本性混杂到事物之中从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洞穴假象”指个人往往从自己的性格、爱好、所受教育、所处环境出发来观察事物，从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市场假象”指由人们彼此交往、互通信息的活动中形成的假象。“剧场假象”指不加批判而盲从传统的或流行的各种科学和哲学的原理、体系而形成错误。

好的朋友，可以在平时共同学习，在伤心时互相安慰，在喜悦时一起分享。

实际上如何看待上述现象既是一种态度又有一个方法论问题。首先，应该悬置人们已有的观念，把培根的行为和思想放置到原有的历史背景中去，才能有效识别和公正评价培根。比如，为什么培根会“背信弃义”？如果作一个历史性的查考就会发现，培根对艾塞克斯怀有极大的真诚，并未忘记其知遇之恩。培根极力劝诫艾赛克斯不要反对女王，要忠诚于女王，只是艾赛克斯一意孤行。艾塞克斯在谋反之前和初次受审时培根屡次替他向女王求情。培根为此发表过一篇自白，解释他在伯爵谋反案中的作为。艾塞克斯政变、叛乱的性质已定，政治要求培根必须站在女王一边。一方面，培根尽自己所能为朋友争取空间；另一方面，培根作为法官抛却个人情感，不徇私情惩处国家罪人，是正义之举。但是培根却落下“忘恩负义”、“恩将仇报”的骂名，实在有失公允。

其次，“培根现象”的要害恐怕在于人们诟其阳奉阴违，知行不一。但知行合一应该作为信念存在，只要人还向往并不断努力去做就可以了。应该容许人犯错误，亦容许人改正错误，人的真实生活本就是一个不断自省、自善的过程。又因为，社会生活本身是复杂多变的，在一些时候，合乎道德的却不合乎法，合乎法的却不合乎道德；合理的不合情，合情的却不合理，这种悖论常常把人逼上两难选择的死角。苏格拉底在和欧则德谟讨论什么是正义和非正义时，欧则德谟提出虚伪、欺骗、偷盗、奴役等是非正义。苏格拉底问道，如果一个统帅带领自己的军队和一些非正义的敌人作战，把敌人打得大败并使他们沦为奴隶；在战争中欺骗敌人，劫夺敌人的财产，能说是非正义的吗？欧则德谟只好修改自己的看法，说对敌人这样做是正义的，但是对朋友这样做就是非正义的了。苏格拉底继续问，如果一个将军为了鼓舞士气，对他们撒谎说援军就要开到；一个父亲为了让生病的儿子服药，欺骗他说这药是很好的食物；一个人从朋友手中夺去他准备自杀的武器等等，这些行为难道也是非正义的吗？这样的讨论继续下去，迫使欧则德谟一再改变自己的看法。总之，我们不能完全否认培根一生力图通过发展科学推进人类文明的伟大志向。培根同时认为取得政治地位是实现伟大目标的良好选择，“而有权有势，才有行善的优势和执行的平台”。但是在后来，他意识到他的政治生活和他成为思想家的首要目标相冲突，“当我一直忽视能够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益的人的东西时，我认为我不能避免我的责任”。这也是培根行为与思想悖论的原因之一。从培根的生平来看，培根一生把精力投注在政治和学术两个方面。政治活动具有风云际会、变化动荡的特征，学术研究活动具有超越、静思的特征，“动”与“静”、“变”与“不变”、“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冲突体现在培根身上，造成了“培根现象”，“培根最优美的《论说文集》（1597—1623）表现出他依然在两种爱中难选其一：一是爱政治，一是爱哲学”。

德国诗人歌德说：“一个人的缺点……来自他的时代；他的美德和伟大则属于自己。”这话也许适合评价培根。如果我们不把一个人的思想一定绑架在他的身上，而是暂时地将它们分开，关注思想与时代的关系，并抽离它的思想精髓从而汲取之，这才是读培根的根本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