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政治中的第二性

农妇、女工的血汗劳动

波伏娃发现，在号称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法国大革命发生后，女性并没有得到革命所允诺的成果，相反，“制约女人实际地位的一个事实是，顽固存在的悠久传统进入了刚朦胧出现的新文明”。即男权制又进入了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国及其他国家。

首先，在法国，农妇在家庭经济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总的来看，农村劳动把女人置于牲口的地位”。法国农妇们有多辛苦呢?来看波伏娃的描述吧。“她单独料理庭园、猪羊圈等，还参与清扫牲口圈、种地、犁地、除草及晒干草等艰苦劳动;她要去铲地、收庄稼、摘葡萄，有时也帮助卸下车上的干草、木柴等。她要做饭、持家，要做洗洗测测、缝缝补补之类的活儿，还承担着料理孩子的沉重母性负担。她破晓而起，喂鸡喂鸭，喂其他小家畜，给男人准备早饭，到地里、林子或庭园去干活。她打水，做第二顿饭，洗碟子，到地里干活，直到做晚饭时。此后，她缝缝补补、打扫房间、脱谷等，度过傍晚的时光。”

波伏娃发现，女工们也好不到哪去，因为她们除了职业工作外，还需做家务。如波伏娃所说，“要她们把职业同家庭负担结合起来，则困难得多:每天做家务的时间至少要有3个半小时，星期天则需要6个小时。”更令人发指的是，19世纪的女工劳动条件非常恶劣，“饰带厂的一些女工在工作时，为了手脚并用，几乎不得不把自己悬在皮带上”，“工厂的劳动环境往往是有害健康的，那里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年轻的女工有一半还没满学徒期就得了肺结核。她们若是抱怨，就会受到指责，说她们是在装腔作势。”可如此的做牛做马，所得十分微薄。因为男性们垄断着高级工作，而且对女性工作的评价低。所以波伏娃概括说，“从经济角度上讲，男人和女人构成了两个等级。”

这还不够，波伏娃看到女性还担负着频繁怀孕的重担。而且，在当时的法国，波伏娃看到，男人会认为家务是女性的天职和专职，男人做家务是不体面的。

肥头大耳的资本家趾高气扬地站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工面前;在男工后面，是一个衣衫更加褴褛、体格更加消瘦的女性，她怀抱婴儿，带着尿布，胆怯地跟在后面。

波伏娃描述的农妇、女工的血汗劳动，成为了后来女性主义极其重要的研究领域，虽然她没有从理论上继续深入研究这些司空见惯的现象，但她之后的女性主义发现，女性所做的这些不被纳入GDP的家务劳动、生育劳动，是支撑社会、家庭、个人正常生活的基本支柱。如波伏娃在第三章中所言，马克思主义对女性的苦难处境是同情和希望改变的，但是在描述阶级关系的时候还是缺失了性别视角。所以后来著名的女权主义理论家Nancy Hartsock在她的著名文章《女权主义立场——发展女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中，将资本家、男工和女性三者的关系描绘成一幅画面:肥头大耳的资本家趾高气扬地站在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男工面前;在男工后面，是一个衣衫更加褴褛、体格更加消瘦的女性，她怀抱婴儿，带着尿布，胆怯地跟在后面。

女性争取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斗争:艰苦卓绝、分外艰辛

现在，很多人都会觉得女性拥有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是天经地义的，但实际上，这一最基本的公民权利是千千万万女性艰苦斗争几十年的成果，它来之不易，分外艰辛。

从波伏娃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女性至少花费了61年才取得普选权，法国女性至少花费了45年，美国女性至少花费51年。那么是什么顽固地阻碍女性获得普选权呢?以波伏娃所提供的英国妇女选举权运动为例。如波伏娃在开头几章所言，许多英国男性认为女性的天职就是在家里相夫教子，而且女性没有理性，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这当然受到女权主义者们，包括波伏娃提到的一位男政治家和思想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反驳，她/他们指出，人生而平等，政治决策会关系到女性生活，所以女性当然有权利参与;女性不是没有理性，而是男权社会剥夺了她们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制定法律的权力掌握在男性手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男权社会的灌输而对女性有着明显偏见。这些在波伏娃的著作中都有详细论述。但英国第一批女权主义者们不屈不挠，在61年的漫长斗争中，“她们挥舞着旗帜游行……她们被捕，绝食，戴着披巾的工人妇女及地道的贵妇一起列队向议会进军。她们举行集会，又导致了更大规模的逮捕，当参政权问题即将交付议会表决时，她们排成几里长龙游行”。她们组织的游行队伍长达数公里，她们征集到的签名多达几十万个，她们被政府抓进监狱后仍不屈服，通过绝食继续抗争。但顽固的政府仍是不肯让步，以至于正直的男性们都看不下去了，他们说，男人如果被这样的话早就拿起枪杆了，但女性们却只是抓抓挠挠。我们感谢这些正直男性对女性合理要求的理解和同情，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在男权社会中，暴力一向是垄断在男性手中的，如警察、军队等以运用暴力为主的职业一般只向男性开放。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政府发现没有女性参与战争他们就不可能取胜时，才给予了女性普选权。

尽管选举权运动终获成功，但波伏娃认为由于“女人缺乏作为一个性别的共同责任感”，“所以在几十年的斗争中，这一运动始终缩手缩脚”。当女工们追求劳动权利时，“资产阶级妇女却要求在现存社会制度框架内有新的权利，她们根本不想成为革命者。她们支持诸如抵制酗酒、色情文学和卖淫等使道德净化的改革”。在波伏娃发表《第二性》的半个世纪之后，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波伏娃这一批评的恰当与不当之处。恰当之处在于，波伏娃敏锐地看到女性被从阶级、立场等方面区分为不同群体;不当之处在于，波伏娃明明指出英国妇女争取选举权时工人阶级妇女与资产阶级妇女的确肩并肩战斗，但做结论时却忽略了这一点。对波伏娃的批评，半个世纪后女性主义的回答是:全球女性之间的确存在姐妹情谊，但女性除了性别身份外，还同时具有阶级、国籍、种族等各种身份，所以没有放之四海皆准的、所有女性都必然同时认同的议题，相反，必须同时关注性别、阶级、国籍、种族、肤色等各种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