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糟透了——在这点上,对于仅仅是暂住的汉斯·卡斯托普来说,可以讲运气很不好。雪倒没下,雨却一连几天落个不停,又大又讨厌;浓雾充满了山谷,还没完没了地闪电打雷,从山中引来一串串隆隆的回声。天本来已很冷,甚至连餐厅也烧了暖气。
“可惜,”约阿希姆说,“我原来想,我们可以带上午餐去登阿尔卑斯宝藏峰,或者上别的什么地方去。可是看样子不成了。但愿您最后那个礼拜好一些。”
谁知汉斯·卡斯托普回答:
“别说啦。我压根儿哪儿都不想去。第一次走了走就特别不舒服。我最好的休养就是这么混日子,不要有多少变化地混日子。只有长住的人需要变化。我可只待三个礼拜,干吗要那个。”
情况确实如此,他感觉在疗养院内就生活得挺充实,挺忙。因而怀着希望,在他眼前就开放着满足与失望之花,而无须上什么宝藏峰去寻觅。使他难受的不是无聊;相反,他已开始担心探访结束的日子来得太快。已是第二周的末尾,三分之二的时间即将过完,一等第三周开始,就该考虑收拾行装了。汉斯·卡斯托普刚上来时对时间的新鲜感早已消失;日子已开始飞逝,情况确乎如此,虽然每天都因总有新的期待而在延伸,都因许多默默无言的体验而充斥而膨胀……是啊,时间这东西真是个谜,要搞清它的真相谈何容易!
那些使汉斯·卡斯托普的日子过得既艰难又飞快的未曾言讲的体验,有必要进一步描述描述吗?可是,人人都了解它们,只不过是常见的多愁善感罢了;即便更合乎理性一些,前景更美好一些,像“就打动我,多么奇异”那首歌唱的似的,情形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对于那些联结在另外某张桌子和她自己桌子之间的条条丝线,舒舍夫人不可能不同样有所察觉;而让她有所察觉,甚或尽可能地多察觉,也必然完全符合汉斯·卡斯托普本人的心意。我们说必然,是因为他自己对这事的违反理性极其清楚。他清楚自己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以及何时开始这样,同时希望那边那位也对他的情况有所了解,即便这么干毫无意义和缺少理智。人啊,就是这个德行。
于是,当舒舍夫人偶然地或者在磁力的作用下,两次三次地一边进餐一边转过头来,便每次都碰上了汉斯·卡斯托普的目光;她第四次便有意识往这边瞅,结果情形又一样。第五次,她虽然没有马上逮住他,他正好没有留神,但也立刻感觉出她在看自己,便急忙让目光迎上去;她呢,却嫣然一笑,把脸转向了旁边。这一笑看在汉斯·卡斯托普眼里,就使他既充满怅惘,又满怀欣喜。她要当他是个孩子,那就错了。他急不可待地希望进一步澄清事实。第六次,当他意识到、感觉到获得了从心灵传来的信息,知道她又在往这边瞅了,便装出很不高兴地在打量本桌上与老姑婆瞎聊的芬兰女人的样子,目不转睛地坚持往那边看了两三分钟,直至确信那双吉尔吉斯人一样的眼睛已经从自己身上移开,才肯罢休——这一奇妙的表演舒舍夫人自然立马能够看透,而且他就是有意要给她看透,好让她对汉斯·卡斯托普的顽强精神和自制能力认真思考一下……接着又出现了下面这一幕:舒舍夫人吃着吃着停了下来,懒洋洋地转过身子扫视大厅。汉斯·卡斯托普早有准备,于是两人的目光又碰在了一起:舒舍夫人只是那么眼含讥诮地瞟着他,他却激动地将她盯住,甚而至于咬紧了牙关,为的是坚持正视她的眼睛。就在这四目对视的当口,她的餐巾脱了,眼看就要从她怀里掉到地上。她神经质地身子一震,连忙伸手去抓,可这也传感到了汉斯·卡斯托普身上,使他差点儿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不顾中间隔着八米的距离和一张桌子,没头没脑地就想冲过去进行抢救,仿佛餐巾落地意味着一场大的灾难似的……就在餐巾即将挨着地面的一瞬间,舒舍夫人将餐巾抓住了。她的身体弯得几乎扑在了地板上,手抓着餐巾角,脸色十分阴沉,显然对自己的张皇失措感到不快,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看来她只能认为是他了——她再次把目光投向汉斯·卡斯托普,看见他那急着跳起来的姿势和高高竖起的双眉,不禁微微一笑,把脸又转了过去。
对这一幕,汉斯·卡斯托普得意得简直忘乎所以。然而却也不会没有波折。要知道接下来的两天,也就是在整整十次的进餐过程中,舒舍夫人压根儿再没转过脸来瞅一瞅大厅,是的,在进厅门时甚至放弃了在众人面前“展示”一下自己的老习惯。太严重了!而且毫无疑问,一切都是冲着他来的,也就说关系明摆着已经存在,虽然是以否定的形式。这也足以令年轻人感到欣慰。
他清楚地看出,约阿希姆说得完全对,在这儿很不容易结识人,除了同桌吃饭的以外。要知道,仅仅只有晚饭后那一个小时——可它还经常萎缩成了二十分钟——才按规定开展一些集体娱乐活动;这时舒舍夫人无例外地总是坐在那间好像是保留给“好样儿的俄国人席”的小沙龙里,被她的那群人包围着。他们就是那位凹胸脯的先生,那个富有幽默情趣的头发蓬松的小姐,还有默不作声的布鲁门科尔博士以及几个溜肩膀的年轻人。再说约阿希姆也总是很快就催他离开,为了保证有足够的时间静卧;也许还有其他关系健康的原因吧,约阿希姆没有一一列举,可汉斯·卡斯托普却已意识到和留意到了。我们曾责备年轻的主人公已经失去自制;但不管他心里渴望的是什么,行动所追求的仍然并非正式与舒舍夫人结识。对于种种妨碍他这样做的情况,他也打心眼儿里认啦。这靠着他与那位俄国妇人之间秋波频传建立起来的不确定关系,还不具备社交的性质,还没使他们承担任何义务,也不允许他们承担任何义务。因为在汉斯·卡斯托普一方,这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还将为他的社会地位所不容。一想到“克拉芙迪娅”心跳就加快的事实,还远远不足以动摇汉斯·洛伦茨·卡斯托普的孙子的信念,即相信这个陌生女人,这个与丈夫分居的不戴结婚戒指的女人,这个在四处的疗养院里混日子并且坐相难看、随手摔门、搓面包球和无疑还咬手指头的女人,实话实说吧,他和她除去那秘而不宣的关系之外,是不能再有任何瓜葛的;在他与她的生活之间存在着深深的鸿沟;他与她在一起,承受不了任何他视为合理的批评。显而易见,汉斯·卡斯托普完全没有个人的傲慢;但是,一种性质更深沉、更久远的傲慢,却书写在他的额头上,在他那目光慵懒的两只眼睛的周围。一见舒舍夫人的仪态举止,他心中就油然生出来一种优越感,不可能克制住也不想克制住的优越感。真奇怪,他特别清楚地意识到它,也可能是平生破天荒第一次意识到它,意识到这种范围广泛的优越感,是在有一天他听见舒舍夫人讲德语的时候——当时她吃完饭双手插在毛衣口袋里,站在大厅中与另一位女患者交谈。汉斯·卡斯托普从旁边走过,听见她正跟这位显然是静卧厅里的同伴吃力地讲德语,虽说声调倒不无动人的魅力。汉斯·卡斯托普突然感到从未有过的骄傲:她在讲他的母语;虽然与此同时,他还感到更大的欣喜,她的德语尽管结结巴巴,传到他耳里却优美极了。
一句话,汉斯·卡斯托普视自己与山上这个轻浮随便的女人之间秘而不宣的关系,为一次假期里的冒险;在理性的审判台前——在他自己富于理性的良知面前——这种关系是根本别想得到认可的。主要原因倒不在于舒舍夫人患有肺病,精神萎靡,经常发烧,身体里已经有许多虫子眼儿;这个情况与她整个生活状态不正常有关,也大大加强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戒备心理和跟她在感情上的距离……不,他根本想不到要去真正结识她;再则,一个半星期之后,他在通德尔—威尔姆斯公司一开始实习,事情好歹都得结束,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不过,目前他的情况仍然是,他已开始把自己与舒舍夫人的感情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激动、紧张、满足、失望等等,视为他度假生活的真正意义和内容,因而也就全心地感受体验它们,听任自己的情绪由它们摆布。生活的环境也给它们的维持以最有力的推动,因为大家都紧挨着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按照谁都得遵守的同一个固定日程,虽然舒舍夫人住在另一层楼——二楼。此外,汉斯·卡斯托普还听女教师说,舒舍夫人是在一间公用静卧厅中静卧,也就是最近米克洛齐希上尉把灯关掉了的那间屋顶静卧厅——虽然如此,仅仅那五次吃饭的时间,且不说还有这儿那儿,他们从早到晚仍旧可能碰面,免不了碰面。再者,无须操心和费劲就能满足自己的心愿,这使汉斯·卡斯托普也感到很惬意,尽管这么被关在疗养院里和心里不怎么踏实,都有点使人气闷。
他甚至还采取一点主动,盘算了一下如何成就好事,使本已有利的条件进一步改善。舒舍夫人吃饭时总爱迟到,他也就使自己同样迟一点去,以便半道上碰见她。他在梳洗时故意拖拖拉拉,使约阿希姆进房来约他时他还没准备好,他让表兄先走,说自己跟着就来。受着自己直觉的支配,他等到觉得是该走的那一刻,才急急忙忙赶下二楼去,但却不走紧接着他走过的上一道楼梯的那道楼梯,而是拐到离走廊尽头不远的另一道楼梯再下去,因为它就在汉斯·卡斯托普早已熟悉的那道房门——七号房间的房门——旁边。这样沿着走廊从一道楼梯走到另一道楼梯,真是每一步都提供了机会,因为在他想象中那扇门随时可能打开——而且它也总是在舒舍夫人身后乒的一声再关上;她自己呢却无声地踱出房来,无声地走下楼梯……随后,要么她走在汉斯·卡斯托普前边,用手托着后脑勺上的头发;要么汉斯·卡斯托普走在她前边,感觉到她的目光射在他的脊背上,就像有一群蚂蚁在爬似的痒酥酥的,全身因此为之一紧,同时又怀着要在她眼前显示自己的愿望,装着压根儿不知道她在后边,极力表现出自由自在的样子,把双手深深插在外衣口袋里,毫无必要地转动肩关节,要不就大声清嗓子,同时用拳头捶打胸脯——总之,为了表现自己的独立不羁。
有两次他更加狡猾。明明已在餐桌前坐好了,他却突然惊慌失措地两手在身上乱摸,一边不高兴地嚷嚷:“瞧,我把手巾给忘了!就是说又得爬上去。”他于是往回走,为了碰见“克拉芙迪娅”;这跟走在她前面或者后面可都不一样,要更加危险一些,也更富有刺激性。第一次实施这种伎俩时,她虽然远远地就用眼从头到脚打量他,毫无一点顾忌和害羞的样子,可到了跟前却满不在乎地将头一转,就擦身走过去了,令汉斯·卡斯托普对这次邂逅的成绩没法做太高的估计。第二次她却望着他,不是从老远,而是一直望着他,自始至终地以坚定甚至有些阴沉沉的目光望着他的脸,在擦身而过时甚至把头转向了他这一侧,搞得可怜的卡斯托普浑身都像通了电。不过我们不用为他惋惜,因为他希望的正是这个,而且一切全是他自作自受。然而,这样的碰面使他异常激动,既在事情发生的当时,也在事过之后;要晓得直到事情全过去了,他才能清醒地看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他还从未离舒舍夫人的脸这么近过,这么把所有细部都看得一清二楚。他已能分辨出随便盘在她头上的、近乎淡红的黄色发辫,以及从辫子中松脱出来的、不长的根根发丝。在他那奇异的但长久以来已为他熟悉的想象中,他的脸与她的脸近在咫尺。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没什么比这样的想象更使他觉得可亲的了:这是一种陌生而富于个性的想象——在我们看来,只有生疏的东西才显得有个性——它带着北方的异国情调,充满神秘色彩,特征与情况都不易确定,正因为如此就诱使他想去弄个水落石出。最关键的也许就是那突出的颧骨:它们压迫着那双生得异常平、隔得异常开的眼睛,使它们变得有些斜,同时它们又使脸颊显得微微下凹,让卡斯托普从近旁看过去更加觉得她的嘴唇厚了一点、翘了一点。可接下来,重要的就是她那双眼睛本身,一双窄窄的——在汉斯·卡斯托普看来——无论如何都是长得很有魅力的眼睛,吉尔吉斯人的眼睛,颜色像远山一般灰蓝灰蓝的或者蓝灰蓝灰的,有时在斜睨着并不看什么的时候就会溶解,就会加深,最后会完全化作幽幽的夜幕——这双克拉芙迪娅的眼睛,从身旁放肆地、阴沉沉地盯着他的眼睛,它们的形状、颜色、神情都与普希毕斯拉夫·希培相像得出奇,相像得惊人啊!“相像”这个词压根儿不准确——简直就是同一双眼睛!此外还有那宽宽的脸盘,扁平的鼻子,一切一切,直至那白中带红的肤色——这健康的颜色,虽然它在舒舍夫人脸上只是一种假象,跟所有山上的人一样只是在室外静卧的表面效果——总之,她的一切都极像普希毕斯拉夫,连那盯着卡斯托普瞧的眼神儿,也跟当年普希毕斯拉夫在校园里从他身旁走过时一模一样。
无论在什么意义上,这都令人震惊。汉斯·卡斯托普因他们俩的相遇既欢欣鼓舞,同时又感到某种日渐强烈的恐惧,某种压抑憋闷,就像一个人被关在小屋子里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样。还有,久已忘却的普希毕斯拉夫变作舒舍夫人在山上与他重逢,用吉尔吉斯人眼睛望着他,也使他觉得像被关了起来,不可避免,无法逃脱——一种令人既感到幸福又感到恐惧的无法逃脱。它在充满希望的同时,也带着不祥之兆,是的,带着威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油然生出一种孤独无援之感;他的内心出自本能地激动莫名,似乎想要环顾四周,想要摸索和寻找援助,想要恳求谁替他出主意,做他的支柱。为此,他挨个儿地想了各式各样的人,想了一切可以想得起的人。
这时好心而真诚的约阿希姆出现在他的眼前。近几个月来,约阿希姆脸上增加了一种忧郁的神情,有时还那么极为不屑地耸耸肩膀,过去他却从来不曾这个样子——他衣袋里藏着“蓝亨利”,施托尔太太总喜欢这么称呼吐痰的瓶子,而且总是老着一张脸皮,让汉斯·卡斯托普每次都惊愕不已……诚实的约阿希姆的确在他身边;他苦缠苦磨着宫廷顾问贝伦斯,要求放他回“平原”上去——山上的人带着轻微却明显的鄙弃口吻这么称呼健康人的世界——好在那儿履行他向往履行的职责。为了早日达到目的,少在山上白白地浪费光阴,他首先就得特别认真地完成疗养任务——毫无疑问,为的是尽快康复。可是,汉斯·卡斯托普有时却觉得,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在为完成疗养任务而完成疗养任务,这个任务跟那个任务没有什么两样,履行职责毕竟是履行职责。所以,晚饭后的娱乐活动才开始一刻钟,约阿希姆便催着他离开,以便回去静卧。这倒也好,他这军人的认真精神肯定有助于克服汉斯·卡斯托普的老百姓意识。否则,他会毫无意义和指望地久久待在娱乐厅中,眼睛瞅着小小的俄国人沙龙。不过,约阿希姆执意缩短参加晚上娱乐的时间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个没有说出的原因,汉斯·卡斯托普心中明白,自从他发现约阿希姆在某些时候面孔出现一块块红斑,嘴角也异样凄苦地扭歪了之后,他就懂得了个中的奥妙。因为玛露霞,那个美丽的小手上戴着红宝石戒指,身上散发出橘子香水味,总是吃吃吃地笑个没完,胸脯高耸但却让虫子蛀烂了的玛露霞,她也多半在娱乐厅里;汉斯·卡斯托普看出,是这个情况在赶约阿希姆走,因为它对于他的吸引力太强大了,令他感到害怕。就是说约阿希姆也被“关起来了”——关得甚至比他汉斯·卡斯托普更紧,更憋气;须知一日五餐,手绢散发出橘子香水味儿的玛露霞还与他坐在同一张餐桌上,这可不是太过分了吗?无论如何,约阿希姆自己的麻烦已经太多太多,哪儿还有心思来帮助汉斯·卡斯托普?他每日的逃避娱乐虽然令人钦佩,却一点也不能帮助卡斯托普恢复冷静;再说卡斯托普常常还产生一种感觉,仿佛表哥严格履行疗养任务的好榜样以及在这方面给予他的很在行的指导,都自有其可虑之处。
汉斯·卡斯托普来山上还不足两礼拜,可他已觉得过了很久。他身边的约阿希姆兢兢业业地、虔诚地遵循的生活日程,也开始在他眼里具有神圣而理所当然的不容侵犯性质,以致山下平原上的生活让他从这儿看去已几乎显得奇怪而又颠倒了。他已掌握摆弄那两条毛毯的漂亮技巧,在冷天静卧时可以用它们将自己包成一个平平匀匀的包裹,一个真正的木乃伊;以干净利落、准确正规而论,他已差不多赶上了约阿希姆,以致在想到下边平原上没谁懂得这些规矩和技巧时,他不禁感觉到惊异。是的,是令人惊异——可与此同时,汉斯·卡斯托普又惊异自己竟然会认为这也值得惊异。最近,那种使他渴望在周围寻求指点和支持的不安,在他内心中更有增无减。
他禁不住想到贝伦斯宫廷顾问,想到那免费提供给他的劝告,就是要他完全像个患者一样地生活,甚至也测体温。他同时想到塞特姆布里尼,想到他如何对贝伦斯的免费劝告仰天大笑,随后还朗诵了一段歌剧《魔笛》的歌词。宫廷顾问贝伦斯是位白发老者,已够资格做他汉斯·卡斯托普的父亲,加之又是一院之长和最高权威——一种父亲般的权威。对这样的权威,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不安的心中已感到一种需要。然而,当他试图怀着孩子的依赖心理去想宫廷顾问时,他怎么也不能成功。贝伦斯在这里埋葬了自己的老婆,由于苦闷,一度变成了个怪人;他后来留在此地,因为丢不下老婆的坟墓,而且自己也染上了病。这一切都成为过去了吗?他已恢复健康,并且也一心一意地想使其他人健康,以便他们能很快回到平原上去,履行自己的职责吗?他的面孔老是发青,看上去真像在发高烧的样子。不,这可能是错觉,只怪空气把他的脸色搞成了这样;汉斯·卡斯托普自己不是也一天到晚都觉得燥热,虽然并不发烧,这是他没用温度表也可以断定的。然而,当你听宫廷顾问讲起话来,你有时又会相信他在发高烧,他讲话的神情不完全对头啊。他嗓音虽说洪亮、愉快、悦耳,但有些奇异的味道,有些感情冲动的因素,特别是再考虑到那发青的面孔,那双老是泪汪汪的眼睛,就像他仍旧在哭他老婆一样,不是吗?汉斯·卡斯托普忆起,塞特姆布里尼曾大谈宫廷顾问的“伤感”和“罪孽”,称他是个“心灵迷乱的人”。这可能是恶意中伤和信口胡言,可尽管如此,汉斯·卡斯托普仍觉得一想起宫廷顾问贝伦斯,就有点儿丧气。
试试吧!他想着想着暗自笑了;要知道他尽管不能自称是位人文学者,却也懂得一些拉丁文。从此,他就比较注意观察塞特姆布里尼,留心地倾听和思考他的言论,只要碰见他,不管是在慢慢散步去山岩边的长凳时,还是在去达沃斯坪的路上,或者是在其他场合,例如塞特姆布里尼有时第一个吃完饭站起来,穿着他的花格子裤,嘴里咬着牙签,在一共有七张桌子的餐厅里慢慢踱着,不顾院里明令禁止,到表兄弟的席上来客串客串。只见他交叉着双脚,摆出一副悠悠闲闲的姿势站定了,便手里挥动着牙签高谈阔论。要不他也拖过一把椅子,或者坐在汉斯·卡斯托普与女教师之间的拐角上,或者坐在他和罗宾逊小姐之间,从旁观看这些新桌友消受自己的饭后甜品,他自己看来却是不愿吃甜食的。
“我申请加入诸位这高雅的集体,”说时他握着表兄弟的手,并以一鞠躬向其余的所有人致意,“那边那个啤酒商,啧啧……更别提他那老婆啦,一见她的样子就要人命。可这位马格努斯先生呢——他刚才居然做了一个民族心理学的报告。诸位愿意听听吗?‘咱们亲爱的德意志帝国是座大军营,没错儿。可那里边却包含着许多踏踏实实的东西,咱们才不肯以踏实去换别人的礼貌什么的呢。礼貌来礼貌去对咱们又有啥用,要是咱们明里暗里都受骗的话?’就这么个德行!我快受不了啦。除了他们,我对面还坐着个可怜虫,一位从齐本毕尔根来的老处女,脸颊红得像公墓里的玫瑰,嘴里不断地念叨她的‘妹夫’,一个谁都一点儿不了解的人。够了,我不能再忍受,只好溜之大吉。”
“您是仓皇逃窜,”施托尔太太说,“我可以想象。”
“太对了!”塞特姆布里尼嚷起来,“仓皇逃窜!看得出来,这儿刮的是另外的风——毫无疑问,我找对了地方。听听,仓皇逃窜……谁能如此讲究措辞!——施托尔太太,请允许我问问您贵体怎样?”
施托尔太太忸忸怩怩,看着叫人害怕。“我的老天爷,”她说,“还不是老样子,先生知道的。进两步,退三步,四五个月住下来,老头子一检查又给你加半年。唉,真像坦塔罗斯那样受不尽的罪。你推呀推呀,以为已经推到了山上……”
“嘿,太妙啦!您到底让可怜的坦塔罗斯换了换口味!您让他改行去推那有名的大理石[8]!我只能说您的心肠太好了。可那又是怎么搞起的,夫人,您好像有些神秘莫测。有人讲了个分身术的故事……我本来不相信的,可您的情况又把我弄糊涂了……”
“先生看样子是想取笑我。”
“绝对不是!连想都不敢想!请先给我解开一些有关您的生活的疑团,然后我们还有的是说说笑笑的机会!昨晚上九点半至十点之间,我在花园里活动活动,边走边看一个个的阳台,只见您阳台上那盏小电灯在黑暗的包围中特别明亮。依此推之,您该在静卧,按照义务,谨遵理性和院规。‘那儿躺着咱们生病的美人儿,’我自言自语,‘她忠诚地执行规章,为的是很快回到家里施托尔先生的怀抱中去。’可就在前几分钟,我听见什么来着?她怎么可能同时在游乐场的电影院里——”塞特姆布里尼用了一个意大利词,重音落在第四个音节上——“并且随后又去点心店喝甜葡萄酒,吃奶油蛋糕,而且还……”
施托尔太太肩膀直扭,用餐巾捂着嘴吃吃吃地笑起来,拿胳膊肘捅约阿希姆·齐姆逊和闷声不响的布鲁门科尔的腰杆,还狡黠地挤眉毛弄眼睛,总之,用一切方式让人看她是多么愚蠢而又得意。晚上为了骗院里检查的人,她总把开着的小台灯搬到阳台上,自己却悄悄地溜下山去,在英国人聚居区消遣作乐。她丈夫则在康施塔特等她。再说,疗养院里采取同样策略的病人又何止她一个哩。
“而且……”塞特姆布里尼继续说,“那些奶油蛋糕,您是和谁在一块儿享用?和布达佩斯来的米克洛齐希上尉!有人要我相信,他穿着件女式上衣,可我的上帝,这跟事情有多大关系!我恳求您,夫人,告诉我您究竟在哪儿?您怎么变成了两个!无论如何您是睡着了吧,当您的躯壳独自在那儿静卧时,您的灵魂却在米克洛齐希上尉陪伴下寻欢作乐,享用他的……”
施托尔太太身子扭来扭去,就像有谁在挠她痒痒似的。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让情况倒个个儿,”塞特姆布里尼说,“也就是让您独自享用奶油蛋糕,而在静卧时却由上尉与您做伴儿……”
“嘻嘻嘻嘻嘻……”
“女士、先生们知道前天那件事吗?”意大利人紧接着又问,“有谁给接走了——让魔鬼接走了,或者确切地说,让他的老母亲—— 一位挺让我喜欢的敢作敢为的太太。那就是施涅尔曼,安东·施涅尔曼,曾经坐在前边克勒费特小姐桌上那个——各位瞧,现在他的位子空了。位子很快又有人坐,这我不担心;可安东却像一阵风似的忽然走了,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在山上已经住了一年半——他才十六岁,刚刚又给他加了半年。可结果怎么样?我不知道是谁向施涅尔曼夫人传了话,反正她得到了风声,知道了她儿子在这令人迷醉的场所的变化。也未事先通报,她便登场了—— 一位高贵的老太太——比鄙人高出三个脑袋,满头银丝,怒气冲冲,二话没讲先抽了安东先生几个耳光,然后便揪住他的衣领,把他塞进了火车。‘他如果该死,’她说,‘也可以死在山下。’说完就回家去了。”
塞特姆布里尼讲得挺滑稽,周围凡能听见的人都笑了起来。他显然对院里的新闻了如指掌,虽说对山上人们的集体生活抱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他无所不知。他了解新来者的名字以及他们的大致生活状况;他向你报告昨天谁谁谁摘除了几根肋骨;他从可靠的方面得知,从秋天起就不再收三十八度五以上的病人了。他讲,昨天夜里,来自米蒂利尼[9]的卡帕乔里亚斯夫人的小狗蹲在急救呼叫灯的开关上,搞得院里手忙脚乱,特别是人家发现床上不只她一个人,还有来自弗利德里希斯哈根的陪审官迪斯特蒙德做伴。这段轶事甚至让布鲁门科尔博士露出了笑容;漂亮的玛露霞更是用橘黄色手绢捂着嘴,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施托尔太太则双手按着左边胸部,大声尖叫起来。
不过,罗多维柯·塞特姆布里尼也对表兄弟讲他自己和他的出身,有时在散步的途中,有时在傍晚的娱乐时间里,还有也在吃完了饭,多数病人已离开餐厅,女服务员开始清扫的时候。三位先生继续坐在他们桌子一端的座位上,汉斯·卡斯托普又抽起了他的玛利亚·曼齐尼;从第三周起,他又开始抽出点滋味儿来了。他留心地审视着,也感到有些陌生,但却乐于从中吸收些影响;他因此认真听着意大利人的讲述,感到眼前展现出一个奇特的崭新的世界。
塞特姆布里尼讲自己的祖父。老人家曾在米兰当律师,但主要还是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政治鼓动家、演说家和杂志编辑什么的——跟孙子一样也是个不满现状者,但所作所为都更加大度,更加勇敢。因为,如他自己悲哀地指出的,他罗多维柯注定只能在“山庄”国际疗养院对人们的所作所为吹毛求疵,尖酸刻薄地讽刺讽刺,以美好的乐于行动的人性的名义与之进行抗争,如此而已;反之,他祖父却令一届届政府感到头痛:他密谋反叛当时奴役着他四分五裂的祖国的奥地利和神圣同盟,是某些组织遍及整个意大利的秘密社团的活跃分子——一个烧炭党人。塞特姆布里尼突然压低嗓门,仿佛提起这个称号眼下还有危险似的。总之,通过他孙子的叙述,这位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在两位听众心目中是个面貌不清的狂热鼓动家,是个反叛领袖和阴谋分子;尽管出于礼貌,他们努力表现得对他十分尊敬,但却没法从自己脸上将反感、不信任甚至厌恶的表情完全驱走。诚然,事情颇有些奇特:他们现在听见的,照说已经过去很久了,已过去差不多一百年,已经成为历史;从历史中,从古老的历史中,他们已熟悉这里听说的那种人,那种绝望地追求自由和不屈地反抗暴君的人,虽然他们从未想到会直接和这样的人发生关系。再者,他们也听明白了,塞特姆布里尼祖父的密谋反叛还与他对自己祖国伟大的爱相关联,他希望祖国自由而统一嘛。所以,他们也不得不暗自承认,彼时彼地的情形完全不同,造反与公民的高尚品德,忠诚守法与逆来顺受,可能曾经是一个意思——是的,老人的反叛行径乃是上述值得敬重的联系的产物和结果,尽管在表兄弟的心里,总觉得将反叛与爱国混为一谈有些特别,因为他们自己习惯把爱国与维护现存秩序等同起来。
然而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不只是位意大利爱国者,还是一切渴望自由的人民的兄弟和战友。在他以言论和行动参与的都灵起义失败后,他险些儿没逃脱梅特涅侯爵的刽子手们的追捕。后来,他将自己流亡的时间用于在西班牙为宪政而战,在希腊为希腊人民的独立自由而战、而流血牺牲。塞特姆布里尼的父亲就出生在希腊,所以才成了一位伟大的人文主义者,才那么爱好古典文学艺术;而且,他的母亲有着德意志血统,因为乔西普在瑞士娶了一位少女,然后带着她走南闯北。经过了十年的颠沛流离,他才重归故里,在米兰做律师,然而绝对没有放弃号召民众为争取自由和实现祖国统一而斗争,不管是用文字还是言语,不管是用散文还是诗。他热情激昂地起草了推翻暴政的纲领,明确地宣告要联合一切争得了自由的民族,共同创造人类的幸福。孙子塞特姆布里尼讲到的一个细节,给年轻的卡斯托普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就是祖父乔西普一辈子在公共场合都只穿黑色的丧服,因为他在致哀。他自己说:为意大利致哀,为他在苦难和奴役中奄奄一息的祖国致哀。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到他自己的祖父——而在此之前,他已好几次将两位老人做过对比——因为在他所见到的一段时间里,他祖父也同样只穿黑衣服,只不过与这儿这位祖父的动机根本不一样。汉斯·卡斯托普回忆起那老式的黑衣服,穿着它,本来已经属于过去时代的祖父勉勉强强地适应着新时代,同时又暗示出自己与它格格不入;他直到去世,才庄严地恢复更适合于他的本来面目——戴上了圆形的绉领。真是两位大不相同的祖父啊!汉斯·卡斯托普沉思起来,目光凝定,脑袋轻轻地摇动,既像是在对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表示赞赏,又像表示诧异和不赞成。实际上呢,他也存心避免对陌生的事物贸然下判断,而只满足于做比较和确认事实。他仿佛又看见祖父在客厅里,正若有所思地将瘦削的脑袋伸在镀金的圆形洗礼钵上,观察着这件代代相传的宝贝——他撮圆了嘴,因为唇间正吐出那带U的音节;它那沉浊、神圣的发音,令人想起那些人们都弯着腰毕恭毕敬地往前走的所在。他也看见了乔西普·塞特姆布里尼,看见他胳膊上戴着三色臂章,手舞着军刀,目光阴沉地望着天空发誓,身后率领着一群自由战士,正要向专制政权的军队的方阵冲去。两位祖父都各有自己的美和尊严,他想,为了不觉得自己个人或者不一定是个人有任何偏袒,而是尽可能地公平合理。塞特姆布里尼的祖父确曾为争取政治权利而战;他自己的祖父呢,或者说他自己的祖先呢,却本来就拥有一切权利,只是在四百年中,民众已用暴力和花言巧语给他们慢慢夺走了……这样他们两位都总是穿黑衣服,北方的祖父和南方的祖父一样,目的都是要使自己和恶劣的现实严格地保持距离。只不过一位是出于虔诚,出于对他所归属的往昔和死亡的尊重;另一位则出于反叛,出于对敌视虔诚信仰的进步的追求。是的,这是两个不同的世界或者叫作立场,汉斯·卡斯托普想。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述的过程中,他仿佛站在了两个世界之间,一会儿审视审视这边,一会儿观望观望那边;这样的情景,他觉得自己已经经历过。他想起了,那是一天黄昏时分他在荷尔斯坦某处的湖上独自一人荡舟,时间为几年前的一个夏末。七点钟光景,红日已经西沉,一轮差不多的满月正从东方长满芦苇丛的河岸冉冉升起。汉斯·卡斯托普在静静的湖上划着桨,有十分钟之久,天地之间的景象令他心醉神迷,恍如置身梦境。在西方,天更亮了,光线明晰如同白昼;可回过头去看东方,又分明已是雾霭迷蒙的极其美妙的月夜。这奇异的景象保持了差不多一刻钟,最后终于让夜色和月亮占了上风。怀着惊喜,他将迷茫的眼睛一会儿望着这种光景,一会儿望着另一种光景,反复转换,由白昼而黑夜,又由黑夜而白昼。汉斯·卡斯托普不由得想起了当年的这个经历。
以他的生活方式和广泛的社会活动,汉斯·卡斯托普继续想,塞特姆布里尼律师不大可能成为一位伟大的法学家。可是,法律的基本准则从小到死都一直铭记在他心中,他的孙子要人相信。汉斯·卡斯托普呢,他虽然眼下头脑不大清醒,刚才那六道菜的午饭够他受的,却努力想理解塞特姆布里尼所谓这一准则是“自由与进步的源泉”是什么意思。至于进步嘛,他过去理解的就不外乎像19世纪不断改进起重机械一类的事;而且他发现,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也并不轻视这类事情,还有他的祖父显然也一样。意大利人对两位听讲者的祖国表示敬意,一是因为它发明了将封建主义的盔甲轰得稀烂的火药,二是它发明了使民主传播其思想,也即传播民主思想成为可能的印刷术[10]。这就是说,他称赞德国,也相信应该公正地给自己的祖国以荣誉,但只是在谈到它的往昔的时候;因为其他民族尚处于迷信与奴役的蒙昧之中,他的祖国已经第一个举起了启蒙、教育和自由的旗帜。如果说,像他第一次与表兄弟俩在山上的长凳旁邂逅时所表明的,他对汉斯·卡斯托普的专业即技术与交通事业表现得很尊重的话,那么,看来并非因为他认为技术与交通事业本身具有强大的力量,而是考虑到了它们促进人类道德完善的作用——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乐于承认技术与交通事业有这样的作用。他说,技术渐渐地征服自然,通过扩大公路网和电信网建立各地之间的联系,战胜气候的差异,从而证明它是使各民族接近,增进他们的相互了解,协调他们的关系,消除他们的偏见,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可靠手段。人类将走出黑暗、恐惧和仇恨,将沿着光辉灿烂的大道向前、向上,向着友爱、光明、善良和幸福的最终目标前进。在这条大道上,科学技术就是最快捷的车辆,他说。如此激昂慷慨地讲着,他竟一下子将汉斯·卡斯托普迄今一贯认为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范畴拉到了一起。科学技术与政治道德!他说。接着,他真的讲到了首先宣示平等与大同原则的基督教信仰的救世主;这种原则后来的传播得到印刷术大大的推动,最后伟大的法国革命又将它提高为了法律。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些话在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听起来真是莫明其妙,虽然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用语非常简单明了。有一次,他继续讲,他祖父一生中就这么一次,那是在刚好进入壮年的时候:当时他打心眼儿里感到幸福,因为巴黎爆发了七月革命。他祖父大声地公开宣称,有朝一日,所有人都将把巴黎的那三天与上帝创造世界的六天相提并论。听到这儿,汉斯·卡斯托普忍不住拍了一下桌子,内心深处大为惊异。须知在1830年夏天的那三天里,巴黎人只是制订了一部新宪法,上帝却在六天中分开陆地和海洋,创造了日月星辰以及花、树、鸟、鱼和一切生命,将两者相提并论在他看来实在太荒唐。过后,他单独与表兄约阿希姆谈起这事,仍认为它过于唐突,是的,简直是对上帝的亵渎。
然而,他是诚心诚意来接受人家的影响,理当高高兴兴地试着接受不同的看法,便控制住了按他的信仰和口味本当对塞特姆布里尼的言论表示的不满。他考虑,那种在他听来是亵渎上帝的说法,在当时可能被称作勇敢直言;那种他觉得唐突的行事,至少在彼时彼地可能被视为心灵高尚、激昂慷慨:例如,塞特姆布里尼祖父曾把街垒叫作“民众的王座”,曾宣称已到了“在人类的祭坛前使市民的枪矛成为圣物”的时刻什么什么的。
他为什么这么耐心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讲话,汉斯·卡斯托普虽然说不确切,但的确知道个中缘由。除了一位旅游者和客人那种逢场作戏的应付心理以外,还存在一点像是尽义务似的感觉。本来嘛,他对任何印象都可接受,对任何事情都不排斥,因为老想着自己不是明天就是后天便要重新振翅高飞,回到已经习惯的秩序中去——也就是说良心上的某种要求,确切地讲是良心上的某种内疚,决定了他要耐心倾听意大利人发议论,要么是在餐厅里跷着二郎腿,抽着他的“玛利亚·曼齐尼”,要么是三个人从山下的英国人聚居区爬回“山庄”的途中。
依照塞特姆布里尼的说法,世界正处于两大原则的争夺之中,即强权和正义,暴政和自由,迷信和知识,顽固、停滞和运动、进步。一个可以称为亚洲原则,另一个可以称为欧洲原则,因为欧洲大地时兴反抗、批判和变革,东方的大陆却体现着静止、停滞和无为。两种力量中哪种终将取胜,是毫无疑问的——就是启蒙的力量,不断合理地趋于完善的力量。因为人道精神正带动着越来越多的民族在它光辉的大道上迅跑,已经在欧洲本身征服了越来越广阔的地域,并且开始向亚洲推进。但是,它还远远未取得完全的胜利,为此,那些心中保留着启蒙之光的善良的人们,还需进行巨大而高贵的努力,直至有一天,我们地球上那些既未经历18世纪也未出现1789年革命的国家里,王朝统治和宗教信仰将全部崩溃。这一天定会到来,塞特姆布里尼说,说时在他那两撇小胡子底下露出优美的微笑——那一天如果不是拴在鸽子的脚爪上到来,就将驾着雄鹰的翅膀到来;它将作为世界各民族友爱和睦的朝霞升起在空中,闪射出理性、科学和正义的光彩;它将迎来市民民主的神圣同盟,与那蒙着三重耻辱的君主和内阁的同盟形成鲜明对照——他的祖父乔西普本人便是后一种同盟的死敌—— 一句话,迎来的将是世界共和国。为实现这最后的目的,首先需要打击那顽固停滞的亚洲奴役原则的中枢和反抗神经,打击维也纳。必须狠狠打击奥地利的脑袋,摧毁它,一则为了替历史复仇,再则为了给正义与幸福降临人世开辟道路。
塞特姆布里尼这高谈阔论的最后转折和结论,一点不再令汉斯·卡斯托普感兴趣。它令他讨厌,是的,甚至难堪,就像是把某个个人或者民族的执拗反复强加于他——更别提约阿希姆·齐姆逊,每当意大利人话锋转到这个方向,他便拧紧眉头,转开脑袋,压根儿不肯再听。他这样做,也可能为了提醒大家静卧时间已到,或者企图改换话题。同样,汉斯·卡斯托普也不觉得有必要去注意听这样的怪论邪说,它们显然已经超出他可以尝试着接受其影响的范围。本来嘛,是一种心灵的需要明确地要求他这么做,所以当塞特姆布里尼坐到他们桌上来,或者在野外碰见他们,汉斯·卡斯托普才主动要求他谈谈自己的见解。
那些思想,那些理想和追求,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在他家里是代代相传。因为祖父、父亲、孙儿三代人,都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将生命和心力奉献给了它们。他的父亲也不逊色于祖父乔西普,尽管不是个政治鼓动家和自由战士,而是一位沉静而文弱的学究,一位伏案劳作的人文主义者。什么是人文主义呢?它就是对人的爱,如此而已,因此也就是政治,也就是对一切玷污人的思想、剥夺其尊严的人和事的反抗。有人指责它过分重视形式;但它注重形式也是为维护人的尊严,在这点上与中世纪恰成鲜明的对照。中世纪之堕落不仅表现在敌视人和迷信,也表现在可耻地失去了形式。人文主义首先是为着捍卫人的事业、人的尘世幸福以及思想自由和生活欢乐而斗争,因此认为,天空可以公平合理地让给麻雀。普罗米修斯!他就是第一位人文主义者,他跟卡尔杜齐写颂歌颂扬的撒旦原本是一回事……啊,我的上帝,二位要能听听波洛尼亚那位教会的宿敌如何讽刺和咒骂浪漫主义者的基督教热情,那就好啦!讽刺和咒骂曼佐尼的圣歌[11]!讽刺和咒骂浪漫派的阴影诗和月光诗!浪漫派被他比作“天空中苍白的月亮”!我的天,那真是个巨大的享受啊!此外,他们应该听听卡尔杜齐怎么分析但丁——他尊但丁为大城市的公民,说他反对禁欲和否定现世,捍卫变革和改善世界的力量。须知他以“女性的高贵与善良”称颂的并不是那位贝阿特丽切[12]病弱、神秘的影子,而是他的妻子就叫这个名字;在诗里,他体现了现世的认识原则,生活的实践原则……
汉斯·卡斯托普还听他这样那样地谈论但丁,而且据说全都有最可靠的来源。可是年轻人并不完全相信,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太喜欢吹牛;只不过他认为但丁是位觉醒的大城市公民的说法,倒值得一听。接着,他继续倾听塞特姆布里尼谈他自己,宣称在他这位孙子罗多维柯身上,集中地继承了两位先辈的思想精神倾向,即他祖父的共和思想和他父亲的人文主义思想,因此成了一位文学家,一位自由主义作家。须知文学不是别的什么,正是人文主义与政治的结合;这一结合必不可免,势在必行,特别因为人文主义即是政治,政治即是人文主义,二者不可分割……这时汉斯·卡斯托普听得特别留神,努力想理解得更透彻;他希望借以认清啤酒酿造商马格努斯的不学无术,明白文学何以只是“美丽的性格”。塞特姆布里尼问表兄弟俩听没听说过布鲁涅托——布鲁涅托·拉蒂尼,1250年前后做过佛罗伦萨市的书记官,曾撰写过一本论德行与罪孽的著作?这位大师第一个使佛罗伦萨人变得文雅起来,教会了他们语言,教会了他们按政治原理治国的艺术。“你们这下该明白了,先生们!”塞特姆布里尼提高嗓门道,“这下你们该明白了吧!”他随即又大谈“语言”,大谈佛罗伦萨的语言崇拜,称佛罗伦萨是语言的胜利。因为语言是人类的荣耀,只有它,才能使生活富有人的尊严。不只人文主义乃至人道精神本身,一切人的高贵、尊严和自尊,都跟语言、跟文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您瞧见了吧,”汉斯·卡斯托普事后对表兄说,“您瞧见了吧,文学重要的就是得有漂亮的语言!这我可马上就看出来了。”——还有政治也和文学联系在一起,或者甚至可以讲:政治就产生于人道精神与文学的结合和统一之中,因为美好的言语能造就美好的行动。“两百年前,”塞特姆布里尼说,“贵国有过一位诗人,一位卓越的健谈者,他十分重视书法,认为美好的书法能导致美好的风格。我认为他还该前进一小步,再讲美好的风格能导致美好的行为。”美好的书写差不多意味着美好的思想,离美好的行动已经相去不远。行为的文雅和道德的完善全都源于文学精神——人类尊严的精神,这种精神同时就是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精神。是的,这一切全是一回事,全是同一种力量和思想,全可以归结在一个名义之下。这个名义叫什么?喏,组成它的都是一些熟悉的音节,不过,它们的含义和庄严,二位肯定从来不曾如此深刻地理解过——它叫作文明!塞特姆布里尼从嘴里吐出这个词儿的同时,将小小的黄黄的右手猛地向上一扬,就像在举杯祝酒似的。
上述一切,年轻的汉斯·卡斯托普都认为值得一听,虽然不是出于义务,而是更多地为了尝试。但无论如何,他都认为值得一听;正是在这点上,他反驳了表兄的看法。当时约阿希姆口含体温表,只能含含糊糊地回答他的话,接着又忙着读刻度,往表上做纪录,顾不上对塞特姆布里尼的宏论发表多少意见。汉斯·卡斯托普呢,我们说过他是诚心地听取意大利人的观点,并敞开心扉,接受它们的检验。由此,他首先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清醒的人较之一个糊里糊涂地做梦的人,情况是多么不同,多么有利。在梦中,他曾不止一次盯着塞特姆布里尼的脸,骂人家是个“摇风琴的乞丐”,拼命想挤走他,因为他“在这儿碍事”;可是作为一个清醒的人,他就能有礼貌地、留心地听人家讲话,真心诚意地排除和克服自己内心对意大利人的论述可能产生的种种反感。因为不可否认,他心中确实怀有许多反感,既有在这之前遗留下来的、一直存在的,也有从眼前的情况里新产生的,还有由他上山以后那些未曾言说的切身体验所造成的。
人是什么,他的良心怎么如此容易欺骗自己!他怎么能从恪尽职责的呼声中,听出放纵感情的许诺!出于责任感,也为了公平合理,保持平衡,汉斯·卡斯托普认真地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谈话,善意地思考他关于理性、共和国和美好的风格的高谈阔论,准备着从中接受影响。唯其如此,在这之后他就认为更可以在另一个相反的方向上自由驰骋自己的思想和幻想——是的,要是我们将全部的怀疑或者观察所得都和盘托出,那么,他之所以倾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高谈阔论,说到底只为一个目的,就是从自己的良心获得它本来不愿给予他的自由行动的特许。可是,汉斯·卡斯托普自认为又可以自由思想和行动的另一个方面,一个与爱国主义、人类尊严和文学相对立的方面,它又是以什么或什么人为体现呢?那就是……克拉芙迪娅·舒舍;她那么懒散拖沓,体内烂了许多蜂窝眼儿,还长着一双吉尔吉斯人的眼睛。汉斯·卡斯托普一想起她——用“想起”这个词儿说明他内心对她的向往之情,显得太拘谨了——就仿佛又坐在荷尔斯坦湖上的那只小船上,正使迷茫恍惚的眼睛离开西边湖岸上明晰的白昼,回过头去眺望东边天空中雾气朦胧的月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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