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地方的当前局势

格里那凡很想一点不耽搁就沿着海岸向奥克兰前进。但是从早晨起，天上就堆满了大块的乌云，下了木筏之后，快十一点钟的时候，水汽凝成了急雨。因此，上路是不可能的，得找个地方躲避一下。

正好，威尔逊在岸边的那些雪花岩里找到一个被海水冲刷成的石洞。旅客们带着武器和食粮都钻进去了。里面有大堆的干海藻，都是以前海浪打进来的。这是一种天然的床铺，大家都将就地躺下去了。洞口还堆着几块木材，烧着了，大家尽可能把衣服烤烤干。

约翰原以为这种洪水般的大雨下得越急，停得也越快，可是不然，好几个钟头过去了，天气还没有好转。风向南刮，一阵紧似一阵。天时这样恶作剧，再能忍耐的人也会急躁起来。但是有什么办法呢？没有交通工具而在这样的暴风雨里跑，不是发疯吗？而且到奥克兰不过几天的路程，只要土人不来，迟个一天半日也没有多大关系。

在这被迫休息的时候，大家谈起了当前正在新西兰进行的战事。但是为着了解并正确估计麦加利号遇难者所面临的局势的严重性，必须先知道这次北岛上流血斗争的经过。

威尔逊找到一个雪花岩石洞。

从1642年12月16日塔斯曼到达库克海峡以来，新西兰人虽然常和欧洲船只来往，却始终是在他们的独立的岛屿上自由地生活着。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想到占领这些分布在太平洋上的群岛。有些传教士，特别是英国的传教士，引诱新西兰酋长们伸着脖子接受英帝国的枷锁。这些受了骗还不知道的酋长，签署了一封信，给维多利亚女王，要求她的保护。但是眼光看得清楚的酋长感觉到这种做法不妙，其中有一个，在信上签了他的记号之后，就预言说：“我们丢掉我们的土地了；从此，这地方不是我们的了；不久，外国人就要来占领它，我们就要变成他们的奴隶。”

果然，1840年1月29日，军舰先驱号开到了依卡那马威岛北部的群岛湾。霍伯逊舰长下船到了科罗拉勒卡村。全体村民被唤到耶稣教堂里开大会，会上宣读了霍伯逊舰长从英国女王那里得来的委令。

次年1月5日，新西兰一些主要的酋长都被叫到派亚村英国外交人员的住宅里来。霍伯逊舰长想使他们降服，对他们说女王已经派军队和兵舰来保护他们，说他们的权利依然是受到保障的，他们的自由还是完整的。不过他们的土地应该属于英王，必须卖给她。

大部分的酋长觉得这种保护所要的代价太大了，不肯接受。但是霍伯逊的花言巧语和赠送礼物对于这些头脑简单的人，效力太大了，比他说的那派冠冕堂皇的话效力大得多。占领就这样被承认了。从1840这年起，到邓肯号离开克莱德湾那天止，这中间经过的情形，巴加内尔是没有一点不知道的，没有一点他不准备说给旅伴们听。

“夫人，”他回答着海伦夫人所提的问題说，“我曾经顺便提到过，我现在还要重述一遍，新西兰人是一个勇敢的民族，他让步了一个短时期之后，就步步为营地抵抗着英国的侵略。毛利族各部落的组织就和苏格兰古代的氏族一样。每个部落是一个大家族，拥戴着一个酋长，酋长都十分注意地做到使全族人绝对尊崇他。这个种族的人都豪迈勇敢；有的身材高大，头发平滑，像马耳他岛的人或巴格达的犹太人；有的矮点，粗点，像黑白人种的混血儿，但都骁勇善战。他们曾经有过一个著名的酋长，叫作奚昔，赛过法兰西古代的魏森杰托利^[1]。战争在依卡那马威岛上一直打得没完没了，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现在岛上还有隈卡陀那个著名的部落，由威廉·桑普逊率领着作保卫乡土的斗争啊。”

“英国人不是已经控制住新西兰的各主要据点了吗？”约翰·孟格尔问。

“自然是控制住了，我亲爱的约翰。”巴加内尔回答，“自霍伯逊舰长实行占领以后，他就做了岛上的总督，从1840到1862年之间，九个殖民区，在条件最好的位置上逐渐建立起来了。九个殖民区就变成了九个省；四个在北岛，即奥克兰省、塔腊纳基省、惠灵顿省和霍克湾省；五个在南岛，即纳尔逊省、马尔巴勒省、坎特伯雷省、奥塔戈省和索斯兰省。总人口据1864年6月30日统计，是十八万零三百四十六人。许多重要的商业城市在各地方出现了。我们到了奥克兰，就不能不毫无保留地羡慕那座南半球科林斯^[2]所占据的地位，它控制着那狭长的地峡，就和守在太平洋上的一座桥梁一般；现在那城里的居民已经有一万二千人了。西边的新普利茅斯，东边的阿呼昔利，南边的惠灵顿，都已经是繁荣的、常有船舶往来的城市了。在南岛上，有号称新西兰的花园、赛过法国蒙彼利埃的纳尔逊，有库克海峡上的皮克敦，有克赖斯特彻奇、英佛加尔给尔、都内丁，后三个城都在全世界采金人汇聚的那个富庶的奥塔戈省。所有这些城市都各有其特点，使你无法评判优劣。而且你们要注意，这些城市都不是几个茅草棚凑成的，也不是土人的村落，却都是不折不扣的城市，有码头，有大教堂，有银行，有船坞，有植物园，有博物馆，有风土研究会，有报馆，有医院，有慈善社团，有哲学院，有帮会组织，有俱乐部，有合唱队，有剧院，有万国展览馆，不多不少，正如在伦敦或在巴黎一样！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就是1865年，今年，全世界的工业品都要送到这吃人的国度里来展览，也许此刻我说这话的时候展览会已经开幕了！”

“怎么！跟土人打仗的时候还开展览会？”海伦夫人问。

“夫人，英国人才不在乎战争呢！”巴加内尔回答说，“他们一面打仗，一面开展览会。打仗并不叫他们起恐慌。他们甚至还在新西兰人枪口底下筑铁路呢。奥克兰省的德鲁里铁道和米尔米尔铁道就是要经过土人占领的许多主要据点的。我保证铁路上的工人是经常从火车头上开枪的。”

“这个打不完的仗现在怎么样了？”约翰·孟格尔问。

“我们离开欧洲足足有六个月了，”巴加内尔回答，“因此我不能知道我们出发以后的事，我只在穿过澳大利亚时从马丽巴勒和塞木尔报纸上读到过一点消息。不过我相信，在这时候，北岛上一定打得很激烈。”

“这战争是从什么时候打起的呢？”玛丽·格兰特问。

“你是问从什么时候‘再打起’的吧，我亲爱的小姐，”巴加内尔回答说，“因为土人第一次起义已经是早在1845年的事了。这次再打起来是在1863年年底；但是在这以前，毛利人早就准备摆脱英国人统治的枷锁了。土人的民族党一向积极宣传，要选出一个毛利族的人做领袖。它要把那个老巴塔陀捧出来做国王，把他在隈卡陀江和隈帕河之间住的村子改为新王国的京城，那巴塔陀不过是一个刁猾而胆子并不大的老头子，但是他手下的那个首相，却是精明强干的。在外国未占领新西兰之前，奥克兰地峡上原住着爱提哈华部落，这首相就是那个部落的后裔。他的名字叫威廉·桑普逊，他已经成为这场战争的灵魂了。他很能干地把毛利人的军队组成了。在他的指使下，一个塔腊纳基省的酋长把许多零散的部落在一个口号下集合起来了；另一个隈卡陀的酋长组织了一个‘土地大同盟’，这是一个真正保障公众利益的组织，目的在阻止土人把土地卖给英国政府。这一切组织好了，就大摆筵席，就和在文明国家里革命的前夕一般。英国的报纸一揭载这些令人惊慌的消息，政府就对‘土地大同盟’的活动表示十分忧虑。总之，土人的觉悟提高了，战争像地雷一样随时可以爆炸，只是少一根导火线罢了，换句话说，只等双方利害冲突起来，就一触即发。”

“怎样触发的呢？……”格里那凡问。

“那是1860年的事，”巴加内尔说，“发生在北岛的西南岸塔腊纳基境内。有一个土人在新普利茅斯邻近的地方有六百英亩地。他把这块地卖给英国政府了。但是当丈量人来丈量的时候，酋长金吉却提出抗议，并且在3月里就在那六百英亩地的上面扎了一座营，四周用高栅栏保卫着。几天后，高尔德上校带兵把那座营占领了，就在这天，这场民族自卫的战火就燃烧起来了。”

“毛利人数目很多吧？”约翰·孟格尔问。

“近百年来，毛利族的人口大大地减少了。”那地理学家回答，“1769年，库克估计有四十万人。1845年，《土人保护国》的调查结果，把这数字减为十万零九千人。文明人的屠杀、疾病、烈性酒等，使这一族的人口大大减少了。现在两个岛合起来还有九万个土人，其中有三万名战士，还够和欧洲军队周旋一个很长的时期呢。”

“他们这样抵抗，到今天为止，成功了没有呢？”海伦夫人问。

“成功了，夫人，英国人自己都常常要佩服新西兰人的勇敢。新西兰人打的是游击战，到处窜扰，专扑小部队，专抢移民的财产。卡莫龙将军在那些乡野里，要在所有的丛莽中搜索，是很感棘手的。1863年，毛利人经过一番长期的、残酷的斗争，居然占领了隈卡陀江上游的一座大要塞，这要塞建筑在一带峻峭的丘陵尽头，外面有三道防线保卫着。毛利族的许多预言家都号召毛利人保卫乡土，并且预言将来一定可以消灭那些‘白皑卡’——就是那些白种人。卡莫龙将军手下有三千士兵，个个是杀气腾腾，特别自斯卜伦团长被惨杀之后，英国兵逮着毛利人一个也不饶。因此惨烈的战争展开了。有几次战役接连打到十二小时，毛利人在欧洲军队的炮口前绝不退却。独立军的核心是威廉·桑普逊率领的那些顽强的隈卡陀部落构成的。这位土人将军原只指挥二千五百名战士，后来增加到八千了。商吉和霍基两酋长手下的土人都来帮他的忙。在这神圣的战争中，妇女也参加了最艰苦的工作。不过，为正义而战的军队常常是没有优良的装备的。卡莫龙将军经过几次惨酷的战役，终于占领了隈卡陀县，但是占领时已经是一片焦土了，因为毛利人从四方八面都逃出了他的包围。在战争的过程中，可歌可泣的事迹是很多的，有一次有四百个毛利人守在俄拉干堡垒里，被卡来将军带着一千兵围困住了，堡里的人既无粮食，又无水喝，但是绝不投降。忽然有一天，在大白天正午的时间，他们竟从第四十团的阵地上冲开了一条血路，把第四十团杀得个落花流水，然后逃到沼泽地带去了。”

“占领了隈卡陀县，”约翰·孟格尔问，“是不是就结束了这场血战呢？”

“没有啊，我的朋友，”巴加内尔回答，“英国人曾决定向塔腊纳基省进军，并且包围威廉·桑普逊的堡垒马太塔瓦。但是这堡垒，他们不付出重大的代价是占领不了的。这一次我离开巴黎的时候，听说总督和将军接受了塔兰伽各部落的投诚，允许他们保留四分之三的土地。又传说起义部队的主要领袖威廉·桑普逊也想投降；但是澳大利亚的报纸并没有证实这个传说；事实上正相反。因此，很可能此刻那抗敌战争又在更强烈地组织起来了。”

“照你的看法，巴加内尔，”格里那凡问，“这场战争将要在塔腊纳基省和奥克兰省展开了？”

“我想是的。”

“这不就是麦加利号失事把我们送到的这一个省份里吗？”

“正是呀。我们上陆的地方正在科依亚海港上几英里，科依亚还一定高悬着毛利人的国旗呢。”

“那么，我们还是向北走稳当些。”格里那凡说。

“可不是吗，稳当多了。”巴加内尔回答，“新西兰人恨欧洲人恨极了，特别是恨英国人。因此，我们要避免落到他们手里。”

“也许我们可以遇到欧洲军队吧？”海伦夫人说，“如果能遇到的话，那就幸运极了。”

“也许，夫人，”那地理学家回答，“但是我并不希望遇到。乡下最小的树丛，哪怕是很小的一蓬草里也会藏着一个灵巧的游击队员，小队的兵是不敢单独到乡下来搜索的。因此我并不指望那第四十团的兵来护送我们。但是，我们要沿着走的这条西海岸上有些教堂，我们很容易走一站歇一站，一直走到奥克兰。我甚至于还想走上郝支特脱先生沿着隈卡陀江所走的那条路呢。”

“他也是个旅行家吗，巴加内尔先生？”罗伯尔·格兰特问。

“是的，我的孩子，是一个科学委员会的会员，他在1858年做环球旅行时乘着奥地利兵舰诺伐拉号到这里来的。”

“巴加内尔先生，”罗伯尔又说，他一想到伟大的探险旅行，眼睛里格外发出光来，“新西兰也有和柏克、斯图亚特在澳洲一样著名的旅行家吗？”

“也有几个，我的孩子，比方，像胡克博士，像白利萨尔教授，像博物学家狄芬巴和哈斯特。虽然他们中间也有几个人把性命牺牲在冒险热情上了，但是毕竟他们没有澳洲和非洲的旅行家们那样闻名……”

“您知道他们的历史吗？”小格兰特又问。

“还用问吗，我的孩子！我看你心痒痒地要知道得和我一样多，我就说给你听听吧。”

“谢谢您，巴加内尔先生。我好好地听着。”

“我们也要听您讲呀，”海伦夫人说，“坏天气逼着您给我们讲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讲给我们大家听吧，巴加内尔先生。”

“遵命，夫人。”那地理学家回答，“不过我的故事不很长。这儿不像在澳洲，那些和牛首人身的庞大怪物斗争的英雄探险家是没有的。新西兰太不够大了，它无力阻止人们的探索。所以我此刻所讲的人物，严格地说，不是旅行家，只是些游览者，他们虽然牺牲了，也只是在最无谓的事故中送了命。”

“这些人是……”海伦夫人问。

“是几何学家卫公伯和霍维特，这霍维特，就是我们在维买拉河岸上逗留时我对你们讲的在那次著名的探险中找到柏克遗骸的那个人。卫公伯和霍维特都在这南岛上分别领导过两次探险旅行。两个人都是1863年上半年从克赖斯特彻奇出发的，他们要穿过坎特伯雷省北部的那带高山。霍维特在省北的边界线上越过了那条山脉，来到白伦纳湖上建立了他的大本营。卫公伯则相反，他在拉卡亚河谷里找到了一条通道，直抵亭达尔山的东面。卫公伯还有个旅伴叫作鲁卜，他曾在《里特尔顿时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叙述这次探险与出事的经过。据我所能记得的，那是1863年4月22日，这两个探险家到了拉卡亚河发源的那座冰山的脚下。他们直爬到山顶，决心找出过山的新途径。第二天，卫公伯和鲁卜又累又冷，不能再前进了，他们就在海拔四千英尺高的厚厚的雪地上宿了营。他们在山里转了七天，在山谷底下找着了路，有些山谷的四周都是峭壁，根本没有一个出口；他们常常没有火烤，有时还没有东西吃，他们带的糖都化成了膏子；饼干都化成了淀粉团子，衣被都淋着雨水，他们被虫子咬得浑身是伤，一天最多只走三英里，少则勉强走两百码。最后，4月29日，他们遇到一座毛利人的草棚子，在菜园里弄到几把马铃薯。这就是那两个朋友分了吃的最后一顿饭。晚上，他们到了海边，靠近塔拉马考河入海的地方。只有渡到河的右岸，才能向北走到格来河。那塔拉马考河又深又宽。鲁卜找了一个钟头，找到了两只破划子，他就把这两只破划子尽可能地修了一修，并把它们连在一块。傍晚时两个人就上船了。但是仅仅到了河中心，划子就充满了水。卫公伯赶快跳下了河，又游回了左岸。鲁卜不会游水，只好扒住划子不放。这样倒是救了他，但是也经过了许多折磨才逃出性命来。那不幸的人被波浪直向暗礁冲去。一浪把他打沉下去，又一浪把他打浮上来。他触到了许多岩石。最阴森的黑夜降临了。雨下得和山洪一般。鲁卜满身是血，被海水泡得肿胀不堪，就这样被颠来扑去地滚了几个钟头。最后划子触到陆地了，那个受难的人被冲到河岸旁边，已经失去了知觉。第二天，天一亮，他就向一条泉水那边爬，他认得出急流把他冲到的地方离原来渡河的地方只有一英里。他爬起来，沿岸走去，不久就发现那不幸的卫公伯头和身子都陷在烂泥里。他已经死了。鲁卜用手在沙中心扒了一个坑，把他的旅伴的尸体埋起来。两天后，他自己也饿得要死，幸而被一些好客的毛利人收留了——毛利人中间也有些好客的。5月4日他回到白伦纳湖上，到达了霍维特的营篷，这霍维特过了六星期也和那不幸的卫公伯一样地死掉了。”

“是啊！”约翰·孟格尔说，“这真是祸不单行，就好像有条命运的绳索把旅行家们拴在一块，绳子一断，他们都死了。”

鲁卜不会游水，只好扒住划子不放。

“你说得对，约翰朋友，”巴加内尔回答，“我也常常在想这一点。有一个什么样的连带性的规律使霍维特也要在几乎同样的环境中死掉呢？谁也说不上来。霍维特是受了政府的工程局主任卫德的请托，要从胡奴尼平原到塔拉马考河口探出一条可以供骑马通行的路线。他是1863年元旦出发的，带了五个人。他以无比的智慧执行他的任务，四十英里长的一段路已经钻通了，一直钻到塔拉马考河边再也走不过去了。于是，霍维特又回到了克赖斯特彻奇，虽然快要到寒冬了，他还要求继续他的工作。卫德同意了。霍维德又出发到他原来宿营的地方，带去许多食粮和用品以便在那里过冬。他收容鲁卜就是在这个时候。6月27日，霍维特又带着他手下的两个人李特耳和缪利斯离开了营地。他们去渡过白伦纳湖，从此以后，他们就无影无踪了。他们所乘的那只单薄的低舷小艇倒是找到了，它搁了浅丢在湖边。但是找了九个星期都找不到他们的下落，这几个不幸者都是不会游水的，很明显，他们都在湖里淹死了。”

“为什么不能假定他们还是安全无恙地待在某一个新西兰部落里面呢？”海伦夫人说，“至少我们还可以说他们是生死不明哪。”

“唉！夫人，不能这样说，”巴加内尔回答，“因为直到1864年8月，出事一年之后，他们都还没有影儿呢……在新西兰这个地方，一年没有消息，”他又低声自言自语地说，“那就是没有希望了，完事了！”

【注释】

[1]公元前一世纪初叶率领法兰克人抵抗罗马侵略的法国名将。

[2]古希腊名城，这里借来比喻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