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求真理的道路上挣扎

伟人都是命运多舛的，这似乎已经成为一个定式。托尔斯泰也不例外，他的思想中倾注了贵族的理念，但却又厌恶这不公平的制度。他是如何在矛盾中艰难前行的呢？

名师指导

反复强调，深刻地表现了托尔斯泰一定要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决心。

他好像是已经到了彼岸，获得了一个为他烦恼的心魂所能安息的庇护。

其实，他只是处于一种新的活动的开始。

在莫斯科过了一冬。（他对于家庭的义务迫使他必须跟随他的家族）1882年正月，他参加了调查人口的工作，真切地看到大都市的惨状。

“人们不能这样地过活！”他嚎号着说，“这绝不能存在！这绝不能存在！……”几个月之久，他又堕入悲痛的绝望中。信心让他不再烦恼，但他不能有伪君子般的信心，那种自得自满的信心。对于那些“为自己而不为别人的苦行者”，托尔斯泰屡次表示反感。他把他们与骄傲而愚昧的革命家放在同一类型内，“他们自命要施善于人，可还不知道他们自己需要什么……”托尔斯泰说：“我以同样的爱情爱这两种人，但我亦以同样的憎恨恨他们的主义。唯一的主义是激发一种永恒的活动，支配一种适应心魂企望的生活，而努力实现他人的幸福。基督的主义便是这样的，它既无宗教的安息情调，亦无那革命家般徒唱高调不知真正的幸福为何物的情境。”他的博爱和仁慈让他觉得他们的痛苦与堕落似乎是应由他负责的，他们是这个文明的牺牲品，而他自己便参与这个牺牲了千万生灵造就的优秀阶级，享有这个魔鬼阶级的特权。接受这种以罪恶换来的福利，无疑是共谋犯。

名师指导

充分地展现了托尔斯泰的悲伤和痛苦，让人震惊，令人感动。

他的狂乱让人难以想象。一幅奇妙的肖像，表明了他在这时代所感到的痛苦：他正面坐着，交叉着手臂，穿着农夫的衣服；他的神气颇为颓丧。他的头发还是黑的，他的髭须已经花白，长须与鬓毛已经全白了。双重的皱痕在美丽宽广的额角上画成和谐的线条。这巨大的犬鼻，这双直望着你的又坦白、又犀利、又悲哀的眼睛，多么温和善良啊！它们看得你那么透彻。它们不啻在为你怨叹、为你可惜。眼眶下画着深刻的线条的面孔，留着痛苦的痕迹。他曾哭泣过，但他很坚强，准备战斗。

他有他英雄式的逻辑：

“我时常听到下面这种议论，觉得非常诧异：‘是的，在理论上的确不错，但在实际上又将如何？’仿佛理论只是会话上必需的美丽的词句，可绝不是要让它适合实际的！……至于我，只要我懂得了我所思索的事情，我再不能不依了我所了解的情形而做。”

他开始以照相一般准确的手法，把他所见的情形描写下来。他不再相信可以用金钱来拯救这些不幸者，因为他们多少受着都市的毒害。于是，他勇敢地寻求灾祸的由来。一层进一层，渐渐地发现了连锁似的负责者。最初是富人，与富人们该诅咒的奢侈的享受，使人眩惑，以致堕落。继之是普遍的不劳而获的生活欲。其次是国家，为强项的人剥削其他部分的人类所造成的残忍的总体。教会更从旁助纣为虐，科学与艺术又是共谋犯……这一切罪恶的武器，怎样能把它们打倒呢？第一，要使自己不再成为造成罪恶的共犯；第二，不参加剥削人类的工作；第三，放弃金钱与田产，不为国家服务。

名师指导

托尔斯泰为了磨炼意志，付出了诸多行动，这都是他对追求真理的坚持。

但这还不够，更应当“不说谎”“不惧怕真理”。应当“忏悔”，排斥与教育同根的骄傲。末了，应当“用自己的手劳作”。“以你额上流着的汗来换取你的面包”，这是第一条最主要的戒条。托尔斯泰为预先答复特殊阶级的嘲笑起见，说肉体的劳作绝不会摧残灵智的力量，反而助它发展，是适应本性的正常的需要。健康只会因之更加增进，艺术也因之进步。而且，它更能促进人类的团结。

后来他对这些保持精神健康的方法加以补充。他殚精竭虑地筹思如何救治心魂，如何培养元气，同时又须排除麻醉意识的畸形的享乐和灭绝良知的残酷的享乐。1884年，他牺牲了他最根深蒂固的嗜好：行猎。他还实行持斋以锻炼意志。

这是托尔斯泰离开了宗教默想的平和，而卷入社会旋涡后所寻的艰难的途径的第一程。他从此开始了二十载的苦斗——这孤独的亚斯纳亚老人在一切党派之外（并指责他们），与文明的罪恶、谎言对抗着。

在他周围，托尔斯泰的精神革命并没博得多少同情，它使他的家庭非常难堪。托尔斯泰伯爵夫人不安地观察着她无法克服的病症的进展，她已因为自己的丈夫为了学校白费了那么多精神与时间，而觉得十分懊恼：“这启蒙读本，这初级算术，这文法，我对之极端轻视，我不能假装对之发生兴趣。”

当教育学研究之后继以宗教研究的时候，伯爵夫人觉得非常厌恶，以致托尔斯泰不得不请求宽恕：“当我说出上帝这名词时，你不要生气，如你有时会因之生气那样；我不能避免，因为他是我思想的基础。”

名师指导

虽然不理解丈夫，但是依然爱他、包容他的深情厚意。

无疑的，伯爵夫人是被感动了，她努力想隐藏她的烦躁的心情，但她不了解。列夫自己说他永远在工作。可怜！他只写着若干庸俗不足道的宗教论辩。他阅读书籍，冥想不已，只不过是为了要表明教会与福音书主义的不一致。这个问题在全俄国至多不过有十人会对之发生兴趣。

夫妇间的局势变得越来越难堪了。他们相爱，有相互的敬意，但他们不能互相了解。他们勉力，作相互的让步，但这相互的让步习惯会变成相互的痛苦。

他们不得不分离一段时间，为了互相感染的痛苦而互相道歉。他们永远相爱着！但当他们一朝相遇的时候，龃龉又更进一层。伯爵夫人不能赞成托尔斯泰的这种宗教热情和浪费精力去学希伯来文。

她虽为此苦闷，但更报以一个母亲看着她的半疯癫的孩子玩耍般的动情与嘲弄的微笑，再加上这几句话：不管孩子怎样玩，只要他不哭。

她想到他的善良而天真的眼睛会因为这嘲弄而发愁，故继而代之的是温情：“你具有那么乖、那么善、那么天真、那么执着的性格，而这一切更被那广博的同情的光彩与那副直透入人类心魂的目光灼热着……这一切是你所独具的。”

他们互相爱怜，互相折磨，以后又为了不能自禁地互相给予的痛苦而懊丧烦恼。这种无法解决的局面延宕了三十年之久，直到后来，这垂死的“李尔王”在精神迷乱的当儿突然逃往西伯利亚的时候才算终了。

人们尚未十分注意到《我们应当做什么？》的结尾有一段对于妇女的热烈的宣言……托尔斯泰对于现代的女权主义毫无好感。但对于他所称为“良母的女子”，对于一般认识人生真正意义的女子，他却表示虔诚的崇拜：他称颂她们的痛苦与欢乐，怀孕与母性，可怕的苦痛，毫无休息的岁月，和不期待任何人报酬的无形的劳苦的工作。他亦称颂，在痛苦完结，尽了自然规律的使命的时候，她们心魂上所洋溢着的完满的幸福。一个勇敢的妻子，对于丈夫该是成为一个助手而非阻碍的女子。

名师指导

表达了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挣扎已经到了让人哭笑不得的地步。

几年之后，希望的最后一道微光也熄灭了：“你不能想象我是多么孤独，真正的我是被我周围的一切人士蔑视到如何程度。”

最爱他的人，竟如此不认识他精神改革的伟大性，我们自然也不能期待别人对他有何了解与尊敬了。屠格涅夫，是托尔斯泰为了基督徒式的谦卑精神而不是由于感情发生变化才欲与之重归旧好的，但屠格列夫却幽默地说：“我为托尔斯泰可惜，但法国人说得好，各人各有扑灭虱蚤的方式。”几年之后，在屠格涅夫垂死的时候，请求“他的朋友，俄国的大作家”重新回到文学方面去。还有人借他穿农人衣服的肖像，婉转地讽劝他回到“人类心灵的园地”。

在《我的信仰的寄托》的结尾，托尔斯泰写道：

“我相信我的生命，我的理智，我的光明，只是为烛照人类而秉有的。我相信我对于真理的认识，是用以达到这目标的才能，这才能是一种火，但它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

但这光明，这“只有在燃烧的时候才是火”的火，使大半的艺术家为之不安。其中最聪明的也预料到他们的艺术将有被这火焰最先焚毁的危险。他们假装相信全部艺术受到威胁而惶乱，相信托尔斯泰会像普罗斯彼罗一样，永远折断他那根具有创造力的幻想的魔棒。

名师指导

突出了科学与艺术的重要性，引起读者的联想。

名师指导

排比的修辞手法，肯定了托尔斯泰所赞颂的人，加强了语势。

但这些都是错误的见解——我将表明托尔斯泰非但没有毁灭艺术，反而把艺术中一向静止的力量激动起来，而他的宗教信仰不仅没有灭绝他的艺术天才，反而把它革新了。

托尔斯泰在他最重要但常被人忽视的著作——《我们应当做什么？》中第一次攻击了科学与艺术：那些思想阶级，是“科学的宦官”“艺术的僭越者”，在打倒了或效忠了今昔的统治阶级（教会、国家、军队）之后，居然占据了他们的地位，不愿或不能为人类尽些微力，却借口说人家崇拜他们，并盲目地为他们效劳，如主义一般宣扬着一种无耻的信仰，说什么为科学的科学，为艺术的艺术——这是一种虚假的面具，借以遮掩他们个人的自私主义与他们的空虚。

“不要以为，”托尔斯泰又说，“我否定艺术与科学。我并非否定它们，而是以它们的名义驱逐那些出卖殿堂的人。”“科学与艺术和面包与水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真的科学是对于天职的认识，因此是对于人类的真正的福利的认识。真的艺术是认识天职的表白，是认识全人类的真福利的表白。”

他赞颂的人，是“表现他们对着欺罔的奋斗，表现他们在奋斗中所受的痛苦，表现他们希望善获得胜利，表现他们为了恶的胜利而绝望和为了未来而热情期待”的。

于是，他描画出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形象，他的词句中充满着痛苦的与神秘的热情：“科学与艺术的活动只有在不僭越任何权利而只认识义务的时候才有善果……那些以精神的劳作为他人服务的人，永远为了要完成这事业而受苦—因为唯有在痛苦与烦闷中方能产生精神的境界。牺牲与痛苦，便是思想家与艺术家的命运—因为他的目的是大众的福利。人是不幸的，他们受苦，他们死亡，我们没有时间去闲逛与作乐。思想家或艺术家从不会如一般人所相信的那样，留在奥林匹克山的高处，他们永远处于惶惑与激动中。他应当决定并说出何者能给予人类福利，何者能拯救万民于水火；他不决定，他不说出，明天也许太晚了，他自己也将死亡了……并非是在一所造成艺术家与博学者的机关中教养出来的人（且实在说来，在那里，人们只能造成科学与艺术的破坏者），亦非获得一纸文凭或享有俸给的人会成为一个思想家或艺术家；这是一个自愿不思索、不表白他的灵魂的蕴藉^[2]，但最后不能不表白的人，因为他是被两种无形的力量所驱使着：这是他的内在的需要与他对于人类的爱情。绝没有心宽体胖、自得自满的艺术家。”

这美妙的一页，在托尔斯泰的天才上不啻展开了悲剧的面目，它是在莫斯科惨状所给予他的痛苦的直接印象之下和在认为科学与艺术是造成现代一切社会的不平等与伪善的共同犯这一信念中写成的。但他和世界的初次悲惨接触后的印象慢慢地减弱了，创痕也渐次平复了。在他以后的著作中，我们一点也找不到像这部书中的痛苦的呻吟与报复式的愤怒，还有这种牺牲与痛苦的激动（说这是思想家的宿命），以及这种对于歌德式的艺术至上主义的痛恶。

这并不是说，他的带有教育意味的作品有时会变得冷酷。冷酷于他是不可能的：“如果人们不爱他的人群，即是最卑微的，也应当痛骂他们，痛骂到使上天也为之脸红耳赤，或嘲笑他们使他们的肚子也为之气破。”

在关于艺术的著作中，他便实践着自己的主张。

谩骂与讥讽——是那么激烈，以致艺术家们只看到他的谩骂与讥讽。他也过分猛烈地攻击他们的迷信与敏感，以致他们把他认作不独是他们的艺术之敌，而且是一切艺术之敌。但是，他从来不为破坏而破坏，而是为建设而破坏。且在他谦虚的性格中，他从不自命建立什么新的东西。他只是防卫艺术，不使一般假的艺术家去利用它，损害它的荣誉。

名师指导

平实的语言真实地表现出了托尔斯泰的思想和主张。

他说：“真的科学与真的艺术曾经存在，且将永远存在，这是不能且亦不用争议的。今日一切的罪恶是由于一般自命为文明人——他们旁边还有学者与艺术家——实际上都是如僧侣一样的特权阶级之故。这个阶级却具有一切阶级的缺点，它把社会上的原则降低来迁就它本身。在我们的世界上所称为科学与艺术的只是一场大骗局、一种大迷信，为我们脱离了教会的古旧迷信后会堕入的新迷信。要认清我们所应趋奔的道路，必得从头开始——必得把使我觉得温暖但遮掩我的视线的风帽推开。诱惑力是很大的。或是我们生下来便会受着诱惑的，或者我们一级一级爬上阶梯。于是我们处于享有特权的人群中，处于文明，或如德国人所说的文化的僧侣群中了。我们应当，好似对于婆罗门教或基督教教士一样，应当有极大的真诚与对于真理的热爱，才能把保障我们的特权的原则重新加以审核。但一个严正的人，在提出人生问题时，绝不能犹豫。为具有明察秋毫的目光起见，他应当摆脱他的迷信，虽然这迷信于他的地位是有利的。这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没有迷信。使自己处在一个儿童般的境地中，或如笛卡儿一样尊重理性……”

他用严厉的词句，揭发它的可笑、贫弱、虚伪、根本的堕落。这批评全部充满着调笑的气氛，但也含有许多偏狂的见解，这是战争。他往往攻击他其实应该加以维护的人物，比如易卜生或贝多芬。这是因为他过于激动了，在创作之前没有相当的时间去思索，也因为他的热情使他完全盲目，且也因为他的艺术修养不充分之故。

名师指导

这句话从侧面烘托出托尔斯泰的固执与自大。

名师指导

表达了托尔斯泰在思想上的自信与独特性。

在他关于文学书籍方面的浏览之外，他还能认识什么现代艺术？关于绘画，他完全是说些道听途说的话，毫无秩序地引述——他所认为颓废的，有皮维斯、马奈、莫奈、勃克林、施图克、克林格；他认为善良而有情操的，有布雷东、莱尔米特，但他蔑视米开朗琪罗，且在描写心灵的画家中，亦从未提及伦勃朗。关于音乐，他更能感觉，但亦并不认识。他把勃拉姆斯与理查·施特劳斯同样加以排斥，他竟教训贝多芬。关于文学的知识，当然较为丰富。但他竟避免去批判他认识最真切的俄国作家，而向外国诗人宣道，他们的思想和他自己的思想相差极远，他们的作品也只被他藐视地随便翻过一遍！

他的武断更随着年龄而增长。他甚至写了一整部的书以证明莎士比亚“不是一个艺术家”。

他不肯怀疑，也不肯讨论。他说：“《第九交响曲》是一件分离人群的作品。”他还说：“除了巴赫的著名的《小提琴调》与肖邦的《E调夜曲》，以及在海顿、莫扎特、舒伯特、贝多芬、肖邦等的作品中选出的十几件作品，其他的一切都应该排斥与蔑视，如对付分离人群的艺术一般。”

在他对于谎言的纠缠中，他感觉到到处有谎言——越是普遍地流行的思想，他越要加以攻击——他不相信，如谈到莎士比亚的声誉的时候，说：“这是人类永远会感受的一种传染病式的影响。中世纪的十字军，相信妖术，追求方士炼丹之术。人类只有在摆脱之后才能看到他们被影响时的疯狂。因报纸的发达，这些传染病更为猖獗。”他还举出了这种传染病最近的一个典型例子——德雷福斯事件。托尔斯泰，这一切不公平的仇敌，一切被压迫者的防卫者，讲起这大事件时竟带着一种轻蔑的淡漠之情。他矫枉过正的态度把他对于谎言的痛恨与指斥“精神传染病”的本能，一直推到极端的地步。他自己亦知道，可无法克制。人类道德的背面，不可思议的盲目，使这个洞察心魂的明眼人，这个热情的呼唤者，把《李尔王》当作“拙劣的作品”，把高傲的考狄利亚当作“毫无个性的人物”。

但也得承认他很清楚地看到莎士比亚的若干缺点，而这是为我们所不能真诚地说出的。例如，诗句的雕琢，笼统地应用于一切人物的热情的倾诉，英雄主义，乃至单纯质朴的事情。我们不能向一个创造的天才要求大公无私的批评。批判莎士比亚时，托尔斯泰并不使自己成为“客观”，他责备莎士比亚的客观的艺术（即“艺术应当是客观的，即应当在一切道德价值之外去表现故事”）。

因此，托尔斯泰是站在信仰的高峰宣布他的艺术批判。在他的批评中，不必寻觅任何个人的成见。他并不把自己作为一种模范——他对于自己的作品和对于别人的作品同样毫无怜惜。

那么，他愿望什么，他所提议的宗教理想对于艺术又有什么价值？

这理想是美妙的。“宗教艺术”这名词，在含义的广博上容易令人误会。其实，托尔斯泰并没限制艺术，只是把艺术扩大了：“艺术渗透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所称为艺术的—戏剧、音乐会、书籍、展览会，只是极微小的部分而已。我们的生活充满了各色各种的艺术表白，从儿童的游戏直至宗教仪式。艺术与言语是人类进步的两大机能。一是沟通心灵的，一是交换思想的。如果其中有一个误入歧途，社会便要发生病态。今日的艺术即已走入了歧途。”

富人和享有特权者，僭越了艺术的专利权——他们依了自己的欢喜，立下艺术的水准。在远离穷人的时候，艺术变得贫弱了。不靠工作而生活的人所感到的种种情操，较之工作的人所感到的情操要狭隘得多。现代社会的情操可以概括为三：骄傲、淫欲、厌世。这三种情操及其分支，差不多造成了富人阶级的全部艺术题材。它使世界腐化，使民众颓废，助长淫欲。它成为实现人类福利的最大障碍，而且它也没有真正的美，不自然、不真诚……是一种凭空想出的矫揉造作的艺术。

名师指导

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热爱真实、向往回归本真的艺术思想。

名师指导

从中可以看出托尔斯泰理想化的观念。

在这些美学者的谎言与富人的消遣品前面，让我们来建立起活的、人间的，联合人类、联合阶级、团结国家的艺术。在这方面，过去便有光荣的榜样：“我们所认为最崇高的艺术是永远为大多数的人类懂得并爱好的艺术，如创世纪的史诗、福音书的寓言、传说、童话、民间歌谣。”至于现实主义作品，过于真切的枝节会妨害作品，使它不能成为普遍的艺术。托尔斯泰毫不犹豫地批判他自己的天才的要素。对于他而言，把自己整个的为了未来而牺牲，使自己什么也不再存留，也是毫无关系的。

“艺术不是一种技艺，它是真实情操的流露。可是，艺术家唯有不孤独，唯有过着人类朴素自然生活的时候，才能感到真实的情操。所以脱离生活的人，在创造上，是处于最坏的环境中。”

在将来，“将是一切有天分的人成为艺术家”。“由于初级学校中便有音乐与绘画和文法的课程同时教授儿童”，使大家都有参与艺术活动的机会。而且，艺术更不用复杂的技巧，如现在这样，它将走上简洁、单纯、明白之路，这正是古典的、健全的、荷马式的艺术的要素。

“艺术应当铲除强暴，而且唯有它才能做到。它的使命是要使天国，即爱，来统治一切。”托尔斯泰多么理想与多么稚气的观念，却也是生动与丰富的！是的，我们的艺术，全部只是一个阶级的表白，在这一个国家与另一个国家的界域上，又分化为若干敌对的领土。在欧洲没有一个艺术家的心魂能实现各种党派、各个种族的团结。在我们的时代，最普遍的即是托尔斯泰的心魂。在他的心灵上，我们相爱了，一切阶级一切民族中的人都联合一致了。他，如我们一样，体味过了这伟大的爱，再不能以欧洲狭小团体的艺术所给予我们的人类伟大心魂的残余为满足了。

名师指导

领起下文对托尔斯泰这个期间的创作的介绍。

最美的理论只有在作品中表现出来时才有价值。对于托尔斯泰，理论与创作永远是相连的，有如信仰与行动一般。正当他构成他的艺术批评时，他同时拿出他所希求的新艺术的模型。他写成了下列几部杰作：《伊万·伊里奇之死》（1884—1886年）、《民间故事与童话》（1881—1886年）、《黑暗的力量》（1886年）、《克勒策奏鸣曲》（1889年）、《主与仆》（1895年）。在这个时间的终极与最高峰诞生了《复活》（1899年）。

这些作品在艺术性上和以前大不相同。艺术的目的、艺术的形式都改变了。它们大半都和他以前的作品抵触，主张“清楚、质朴、含蓄”，批驳仔细琢磨的写实主义，追求关于完美与节度的纯古典派的理想。在他的新作品中，即使这老人不能把他的分析天才与天生的狂野完全抹杀（在若干方面，这些天赋反而更明显），但线条变得更明显、更强烈，心魂蓄藏着更多的曲折，内心变化更为集中，宛如一头被囚的动物集中力量准备飞腾一般。更为普遍的感情从一种固有色彩的写实主义与细节描写中抒发出来，而且他的言语也更富形象、更有韵味，令人感到大地的气息——总之，他的艺术风格是深深地改变了。

他对于民众的热爱，长久以来已使他体味到通俗言语之美。童年时，他受过行乞说书者所讲的故事的熏陶。长大变为名作家之后，他在和乡人的谈话中感到一种艺术的乐趣：“这些人，是创造的名手。”“他们的言辞，为我们现代文学语言所遗忘……言语的天才存在于这等人身上……”

名师指导

反问加强了语言的气势，突出它们在艺术中的特殊作用。

他对于这种语言的感觉更为敏锐，尤其是因为他的思想没有被文学窒息。远离着城市，混在乡人中间生活，他思想的方式渐渐变得如农人一般：具有冗长的辩证法，理解力进行极缓，有时混杂着令人不知所以然的激动，总是重复说人尽皆知的事情，而且用了同样的语句。

但这些却是民间语言的缺陷而非长处。只是年深月久之后，他才领会到其中隐藏着的天才，如生动的形象，狂放的诗情，传说式的智慧。“民众的语言具有表现诗人所能说的一切的声音，它是诗歌上最好的调节器。即使人们要说什么过分或夸大的话，这种语言也不能容忍。不像我们的文学语言没有骨干，可以随心所欲地受人支配，完全是舞文弄墨的事情。”他不独在风格上采取民众语言的模型，他的许多感应亦是受它所赐。1877年，一个流浪的说书者到亚斯纳亚·波利亚纳来，托尔斯泰把他所讲的故事记录了很多。如几年之后托尔斯泰所发表的最美的《民间故事》中《人靠了什么生活？》与《三老人》两篇即是源于此。

这些是近代艺术中独一无二之作，比艺术更崇高的作品——在读它的时候，谁还想起文学这东西？福音书的精神，同胞一般的人类的贞洁的爱，更透视着民间智慧的微笑般的欢悦、单纯、质朴、明净，无可磨灭的心的慈悲，和有时那么自然地照耀着作品的超自然的光彩！这些故事，在诗的气氛中，几乎都含有福音书中的道德训诫，关于退让与宽恕的内容：

“不要报复得罪你的人。”

“不要抵抗损害你的人。”

“报复是属于我的。”上帝说。

无论何处，结论永远是爱。愿建立一种为一切人类的艺术而努力的托尔斯泰一下子获得了普遍性。在全世界，他的作品获得永无终止的成功——因为它从艺术的一切朽腐的原子中升华出来——在此只有永恒。

名师指导

语言简洁凝练，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征。

《黑暗的力量》一书，并不企求达到心灵净化这一庄严的高度，那是双刃剑的另一面。一面是神明的博爱之梦，另一面是残酷的现实。托尔斯泰在他大半的戏剧作品中是那么的笨拙，在此却达到了指挥自如的境界。人物性格与行动布置得颇为自然：刚愎自用的尼基塔，阿尼西娅的狂乱与纵欲的热情，老马特廖娜的无耻的纯朴，养成她儿子的奸情，老阿基姆的圣洁——不啻是一个外似可笑而内是神明的人。——接着是尼基塔的溃灭，一个并不凶恶的弱者，尽管自己努力要悬崖勒马，但最终被他的母亲与妻子诱入堕落与犯罪之途。

之后是谋害新生婴儿的可怕的一场。尼基塔不愿杀人，但阿尼西娅，为了他而谋害了她的丈夫，她的神经一直为了这件罪案而拗执着、痛苦着，她变得如野兽一般，发疯似的威吓着要告发他。她喊道：

“至少，我不再是孤独的了。他也将是一个杀人犯，让他知道什么叫作凶犯！”

尼基塔在两块木板中把孩子压死。在他犯罪的时候，他吓呆了，他威吓着要杀阿尼西娅与他的母亲，他嚎号，他哀求：

“我的好母亲，我不能再支持下去了！”

他似乎听见了被压死的孩子的叫喊。

“我逃到哪里去？”

这是莎士比亚式的场景……没有上一场那样的狂野，但更惨痛的，是小女孩与老仆的对话。他们在夜里听到，猜到在外面正展演的惨案。

名师指导

形象地刻画出尼基塔的悔过过程。

名师指导

很自然地从上文叙述的内容过渡到下文，衔接自然。

末了是自愿的惩罚。尼基塔，由他的父亲阿基姆陪着，赤着足，走入一个正在举行婚礼的人群中。他跪着，他向全体请求宽恕，他自己供认他的罪状。老人阿基姆用痛苦的目光注视着他、鼓励他：

“上帝！噢！他在这里，上帝！”

这部剧作之所以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韵味，更因为它采用了乡人的语言。

“我搜遍我的笔记本来完成《黑暗的力量》。”这些突兀的形象，完全是从俄国民众的讽刺与抒情的灵魂中涌现出来的，自有一种强烈鲜明的色彩，使一切文学形象都为之黯然失色。在艺术家身份上，作者以记录这些表白与思想为乐，可笑之处也没有逃过他的妙笔；而在热情的使徒身份上，他却在为了灵魂的黑暗而痛惜。

在观察着民众，从高处放一道光彩透破他们的黑夜的时候，托尔斯泰针对资产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更黑暗的长夜，又写了两部悲壮的小说。《伊万·伊里奇之死》与《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都是紧凑的、集中的内心悲剧。在《克勒策奏鸣曲》中，故事又是悲剧的主人公自己讲述的。

在《伊万·伊里奇之死》中，他以骇人的写实手法，描写这些中产阶级中的一个典型——一个尽职的公务员，没有宗教，没有理想，差不多也没有思想，埋没在他的职务中，过着机械般的生活，直到临死的时候方才凛然发觉自己虚度了一世。伊万·伊里奇是那个时代的欧洲中产阶级的代表，他们读着左拉的作品，听着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毫无信仰，甚至也不是非宗教者——因为他们既不愿费心去信仰，也不愿费心去不信仰……他们从来不想这些。

由于对人世，尤其对婚姻的暴烈的攻击与挖苦，《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一组新作品的开始，它是比《克勒策奏鸣曲》与《复活》更为深刻与惨痛的描写的预告。它描写这种人生（这种人生何止千万）的可怜的空虚，畸形的野心，狭隘的自满——“至多是每天晚上和他的妻子面对面坐着”——职业方面的烦恼，想象着真正的幸福不过是玩玩纸牌。直到他病了，才发现人生的虚伪、疾病的虚伪、只顾自己的强健的虚伪、医生的虚伪、为了疾病感到厌恶家庭的虚伪、妻子的虚伪（她只筹划着丈夫死后她将如何生活）。一切都是虚伪的，只有富有同情的仆人，对于垂死的人并不隐瞒他的病状而友爱地看护着他。他对自己感觉无穷的痛惜，为了自己的孤独与人类的自私而痛哭。他承受着极残酷的痛苦，直到有一天他发觉他过去的生活只是一场骗局，但这骗局，他还可以补救。在他去世的一小时之前，他不再想到他自己，他想着他的家族，他怜惜他们：他应当死，使他们摆脱他。

“痛苦，你在哪里？……没有死，只有光明。死不复存在了。”他自言自语。

在《克勒策奏鸣曲》中，简直没有这种光明的显露。这是一部攻击社会的残忍的作品，犹如一头受创的野兽，要向伤害它的人报复。我们不要忘记，这是杀了人，为忌妒的毒素侵蚀着的凶横的人类的忏悔录。托尔斯泰在他的人物后面隐避了。但无疑，我们可以在对于一般的伪善的攻击中找到他的思想、他的语气，他所深恶痛恨的是：女子教育、恋爱、婚姻——“这日常的卖淫”；社会、科学、医生——这些“罪恶的播种者”的虚伪。但书中的主人公驱使作者采用粗犷的言辞、强烈的肉感的描绘——画出一个淫逸的人的全部狂热——而且因为对照之故，更表示极端的禁欲与对于情欲的又恨又惧，并如受着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般诅咒人生。

写完书后，他自己也为之惊愕：想不到严密的逻辑会引他到现在所到达的地步，但他不得不接受。

他在凶犯波斯德尼舍夫口中说出攻击爱情与婚姻的激烈言论：

“一个人用肉感的眼光注视女人——尤其是他自己的妻子时，他已经对她犯了奸情。”

名师指导

写出伦理道德对托尔斯泰强烈的影响。

“当情欲绝灭的时候，人类将没有存在的理由，他已完成自然的律令，生灵的团结将可实现。”

“基督教的理想不是婚姻，无所谓基督教的婚姻，在基督教的观点中，婚姻不是一种进步，而是一种堕落，爱情与爱情前前后后所经历的程序是人类真正的理想的阻碍。”

但在这之前，这些思想从没有在他脑中显得这样明白确切。好似伟大的创造家一样，作品推进作家——艺术家走在思想家之前——可是艺术并未在其中有何损失。在效果的力量上，在热情的集中上，在视觉的鲜明与狂野上，在形式的丰富与成熟上，没有一部托尔斯泰的作品可和《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这部作品的题目是不确切的。音乐在此只有一种副作用，取消了奏鸣曲，什么也不会改变。作者认为音乐与恋爱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这是错误的。几乎没有人完全了解托尔斯泰对音乐的态度，要说他不爱音乐是绝对不可能的。一个人只怕他所爱的事物。他在《童年时代》中，尤其在《夫妇的幸福》中，描写爱情的周期，自春至秋，完全是在贝多芬的《月光奏鸣曲》的各个阶段中展演的。涅赫留多夫也在临终的前夜在内心听到美妙的交响曲。托尔斯泰所学的音乐或许并不高妙，但音乐的确把他感动得流泪，且在他一生的某几个时期，他也曾纵情于音乐。1858年，他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音乐社团，即以后莫斯科音乐院的前身。有人后来回忆道：

“他酷爱音乐。他能弹钢琴，极爱古典派大师……他被音乐所触动时，脸色微微显得苍白，而且有一种难于辨出的怪相，似乎是表现他的恐怖。”

名师指导

以别人的回忆表现托尔斯泰对音乐的喜爱，并为之所触动。

名师指导

简单的几句话，道出了托尔斯泰对音乐的喜爱。

名师指导

夸张的修辞手法写出尼古拉对音乐的陶醉。

这的确是和这震撼他心灵深处的无名的力接触后的恐怖！在这音乐的世界中，似乎他的意志、理性，一切人生的现实都溶解了。在《战争与和平》中尼古拉·罗斯托夫赌输了钱，绝望地回家，他听见他的妹妹娜塔莎在歌唱。他忘记了一切：

他不耐烦地等待着应该连续下去的一个音，一刹那世界上只有那段三拍子的节奏：Oh！mio crudele affetto！

“我们的生活真是无聊，”他想，“灾祸、金钱、恨、荣誉，这一切都是空的……瞧，这才是真实的！……娜塔莎，我的小鸽子！我们且看她能否唱出B调……她已唱出了，谢谢上帝！”

他，不知不觉地唱起来了，为增强这B调起见，他唱和着她的三度音程。

“喔！吾主，这多么美！是我给予她的吗？何等的幸福！”他想。而这三度音程的颤动，把他所有的精纯与善性一起唤醒了。在这超人的感觉旁边，他赌输的钱与他允诺的言语又算得了什么！……疯狂啊！一个人可以杀人、盗窃，而仍不失为幸福。事实上，尼古拉既不杀人也不偷盗，音乐于他亦只是暂时的激动，但娜塔莎已经到了完全迷失的顶点。这是在歌剧院某次夜会之后，“在这奇怪的、狂乱的艺术世界中，远离着现实，一切善与恶，诱惑与理性混和在一起的世界中”，她听到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答应他把她带走。

名师指导

生动地表现出了音乐对人的震撼力。

托尔斯泰年纪越大，越害怕音乐。他讲起音乐仿佛是一种颓废的享乐。“音乐是倾向于堕落的涡流。”但他极爱贝多芬，他最遥远的童年回忆是和《悲怆奏鸣曲》有关联的——在《复活》的终局，当涅赫留多夫听见奏着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他禁不住流下泪来——“他哀怜自己。”可是，在《艺术论》中，托尔斯泰论及“贝多芬的病态的作品”时，表现出何等激烈的怨恨。他努力要“摧毁贝多芬，使人怀疑他的天才”。《克勒策奏鸣曲》更使我们彻底看到这种狂热的不公平。托尔斯泰责备贝多芬的是什么呢？他的强力。他如歌德一样，听着C小调交响曲，为它所震撼，愤怒地对着这权威的大师表示反动。

但在这种反动之后，我们看到他为贝多芬的强力所屈服，而且他亦承认这力量令人兴起高尚与纯洁之情！在听这曲子时，波斯德尼舍夫堕入一种不可确定的无从分析的境地内，这种境地的意识使他快乐——忌妒匿迹了，女人也同样地被感化了。她在演奏的时候，有一种庄严的表情，接着浮现出微弱的、惹人怜爱的、幸福的笑容……在这一切之中，有何腐败堕落之处——只有精神被拘囚了，受着声音的、无名的、力量的支配。精神简直可以被它毁灭，如果它愿意。

这是真的。但托尔斯泰忘记了一点：听音乐或奏音乐的人，大半都是缺少生命或生命极庸俗的。音乐对于一般没有感觉的人是不会变得危险的。一般感觉麻木的群众，决不会被歌剧院中所表现的《莎乐美》的病态的情感所鼓动。必得要生活富足的人，如托尔斯泰般，方有为了这种情绪而受苦的可能——实际是，虽然他对贝多芬是那么不公平，但托尔斯泰比今日大半崇拜贝多芬的人更深切地感受到贝多芬的音乐。至少他是熟识充满在“耳聋的人”作品中的这些狂乱的热情，而这种狂野的强暴是为今日的演奏家与乐队所茫然不解的。如果贝多芬还活着，托尔斯泰对他的恨意比着别人对他的爱戴，或许更让他满意呢。

名师指导

托尔斯泰描绘人物淋漓尽致，并能挖掘出人性中可怕的兽性，艺术性极强。

《复活》与《克勒策奏鸣曲》相隔十年，十年之中，他日益专心于道德宣传。《复活》与这渴慕永恒的生命所期望着的终极也是相隔十年，可以说是他艺术上的一种遗嘱。它光耀着他的暮年，如《战争与和平》光耀着他的成熟时期一样。

托尔斯泰此时已经70岁。他注视着世界，他的生活、他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他圣洁的愤怒，他从高处注视一切。思想依旧是以前作品中的思想，对虚伪仍然持嫉恶如仇的态度。但艺术家的精神，如在《战争与和平》中一样，统治着作品。在《克勒策奏鸣曲》与《伊万·伊里奇之死》的骚动的精神与阴沉的讥讽之中，他又混入一种宗教式的静谧，这是在他内心反映着的世界中超脱出来的。我们可以说他有时竟成了基督徒式的歌德！

叙事的集中更为明显，几乎没有小故事的穿插。同样淋漓尽致的人物描绘，越来越明彻、坚实并且毫无顾忌的写实，使他在人性中看到兽性——“人类可怕顽强的兽性，而当这兽性没被发现，掩藏在所谓诗意的外表下面时更加可怕。”这些在沙龙中的谈话，只是以满足肉体的需要为目的：“在拨动口腔与舌头的筋肉时，可以帮助消化。”犀利的视觉，对于任何人都不稍假借，即使美丽的科尔夏金女郎也不能免，“肱骨的前突，大拇指甲的宽阔”，她裸裎袒裼^[3]的情态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耻与厌恶”，书中的女主人公玛斯洛娃也不能被视为例外，她沦落的样子丝毫不加隐匿，她的未老先衰，她猥亵卑下的谈吐，她诱人的微笑，她酒气熏人的气味，她满是火焰般红红的脸。枝节的描写有如自然派作家的狂野：女人踞坐在垃圾箱上讲话。诗意的想象与青春的气息完全消失了，只有初恋的回忆，还能在我们心中引起强烈的颤动，那复活节前的星期六晚上，白雾浓厚到“屋外五步之处，只看见一个黑块，其中隐现着一点灯火”，午夜时的鸡鸣，冰冻的河在剥裂作响，好似玻璃杯在破碎。一个青年在玻璃窗外偷窥一个看不见他的少女，她坐在桌子旁边，在黝暗的灯光之下，这是卡秋莎在沉思、微笑、幻想。

作者的抒情成分占着极少的成份。他的艺术面目变得更独立，更摆脱他自己的个人生活。他试图革新他的观察领域——犯罪与革命的领域。卑劣与德性，一切都以不宽不猛的态度，镇静的智慧与博爱的怜悯去观察……妇女们在牢狱里，画面十分凄惨！她们毫无互相矜怜之意，但艺术家是一个温良的上帝——他在每个女人心中看到隐在卑贱之内的苦痛，在无耻的面具下看到涕泪纵横的脸。纯洁的、惨白的微光，在玛斯洛娃那下贱的灵魂中渐渐地透露出来，终于变成一朵牺牲的火焰，鲜明地照耀着她的灵魂，这微光的动人的美，犹如照在伦勃朗微贱的画面上的几道阳光。作者毫不严厉的态度，即使对于刽子手们也无作用。“请宽恕他们，吾主，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做的事情”……最糟的是，他们明白自己所做的事，并且为之痛悔，但他们无法禁阻自己不做。书中特别表现出一种无可支撑的宿命的情调，这宿命压迫着受苦的人与使人受苦的人——例如这监狱官，充满着天然的慈善，对于这狱吏生活，和对于他的羸弱失神的女儿学习匈牙利狂想曲，同样地厌恶；这西伯利亚城的聪明善良的统治官，在所欲行的善与不得不作的恶之间发生了无可解决的争斗。于是，三十五年以来，他拼命喝酒，可是即使在酒醉的时候，仍不失他的自主力，仍不失他的庄重——更有这些人物对于家庭满怀着温情，但他们的职业迫使他们对于别人毫无心肝。在各种人物的性格中，缺乏客观真实性的，唯有主人公涅赫留多夫——由于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作者在主人公35岁的身体中，纳入一个格格不入的七十岁老翁的灵魂。他优柔寡断，家里颇富有，自己也受人尊重。他对于社会的舆论颇为顾虑，正要娶一位爱他而他亦并不讨厌的女子，却突然决意放弃一切财富、朋友和地位，而去娶一个娼妓，为的是要补赎他过去的一个错误。即使听到他所要娶为妻子的人继续她的放浪生活时，也不能使他气馁。当他知道了玛斯洛娃仍和一个男护士犯奸，他更坚决地要“牺牲他的自由以补赎这个女人的罪恶”——在此有一种圣洁。但他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和托尔斯泰式的错乱和灵魂的格格不入。福音书般的结论更不是人物自身发展的结果，而是作者的意志。托尔斯泰的信心越来越离开实证，而他的写实主义却逐渐鲜明而尖锐。他的艺术家的真理与他的信仰者的真理并没有完满的调和。

然而即使《复活》没有他早年作品的和谐与丰满，即使我个人更爱《战争与和平》，它仍不失为歌颂人类同情心的最美的诗，最真实的诗。也许，我在本书中比在他别的任何作品中更清楚地看到托尔斯泰清明的目光，淡灰色的、深沉的、“深入人的灵魂的目光”，他在每颗灵魂中都看到神的存在。

托尔斯泰永远不抛弃艺术，他可以不发表，但他不能不写作。他埋首于“宣道或笔战的工作与纯属幻想的事业”，把这几种工作作为调剂。当他完成了关于社会的论著，某篇《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时，他便再来写一部他想象了好久的美丽的故事——如他的《哈吉·穆拉特》，那部军队的史诗，歌咏高加索战争与山民抵抗沙皇的作品，便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艺术不失为他的乐趣，他的消遣。但他认为把艺术作为炫耀未免是虚荣了。他曾编了一部《每日必读文选》，其中收集了许多作家人生与真理的思想，可说是一部真正的关于世界观的文选，从东方的圣书到现代的艺术家无不包罗。但除了这本书以外，他在1900年起所写的作品几乎是没有印行的手写稿。

反之，他大胆地、热情地发表他关于社会论战的含有攻击性的与神秘的文字。在1900年至1910年间，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消耗在社会问题的论战中。俄罗斯经历着空前的恐慌，帝国的基础显得动摇了，到了快要分崩离析的地步。日俄战争，战败以后的损失，革命的骚乱，海陆军队的叛变、屠杀，农村的暴动，似乎是“世纪末”的征兆。大恐慌在1904年至1905年间达到了顶点。那时期，他发表了一部反响强烈的作品——《战争与革命》，他不加入任何党派，不倾向任何国家，脱离了教会，把他开除教籍。这扑灭谎言的老人继续勇敢地抨击一切宗教的与社会的迷信，一切偶像。古代的虐政、教会的横暴与皇室权贵，人们已经认识他们，他们并不可怕！而且，他们做自己的事，再也不能欺骗别人。他对权势毫无应有的恭顺，却充满着对人的温情。他称俄皇为“亲爱的兄弟”，他请他“原谅他，如果他在无意中使他不快”——他的署名是：“祝你有真正的幸福的兄弟”。

但托尔斯泰最不能原谅的，最刻毒地抨击的，是新的谎言，因为旧的谎言已经暴露了真面目。他痛恨的并非奴隶主义，而是自由的幻象。但在新偶像的崇拜者中间，我们不知托尔斯泰更恨哪一种人：社会主义者或“自由党人”。

他对于自由党人的反感已经是年深月久的事了。当他在塞瓦斯托波尔一役中当军官，和处在圣彼得堡的文人团体中的时候，他已开始反感了。这曾经是他和屠格涅夫不和的主要原因之一。这骄傲的贵族，世家出身的人物，不能忍受这些知识分子和他们的幻梦，不信依了他们的理想，可使国家获得真正的幸福。他对于自由党的新理论，如立宪思想，素来抱着轻蔑的态度，而他的两次欧洲旅行也更加强了他的信念。在第一次旅行回来时，他写道：“要避免自由主义的野心。”第二次旅行回来，他认为“特权社会”绝无权利可用它的方式去教育它所不认识的民众……

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他对于自由党人的蔑视表现得淋漓尽致。列文拒绝加入内地的民众教育与举办新政的事业。外省绅士的选举大会表现出种种欺罔的组织，使一个地方从旧的保守的行政中脱换到新的自由行政。什么也没有变，只是多了一桩欺骗，这种欺骗既不能被原谅也不值得为之而耗费几个世纪。

名师指导

运用反问的修辞方法，加强了文章的语势。

自由党人滥用“民众，民众的意志……”这些辞句，更增加了托尔斯泰的愤懑。唉！关于民众，他们知道些什么？民众是什么？

尤其在自由主义获得相当的成功，将促成第一次国会的召集的时候，托尔斯泰对于立宪思想表示激烈的反对：

“近期以来，基督教义的歪曲促成了一种新的欺诈的诞生，它使我们的民众更陷于奴仆的状态。有人用了一种繁复的议会选举制度，使我们的民众想象在直接选出他们的代表时，他们已参与了政权，而在服从他们的代表时，他们无异于服从自己的意志，他们是自由的。这是一种欺骗。民众不能表白他们的意志，即使以普选的方法也是不可能的：第一，因为在一个有数百万人口的国家中，集团意志是不存在的；第二，即使有这种意志的存在，大多数的选举票也不会是这种意志的表白。不必说被选举人的立法与行政不是为了公众的福利而是维护自己的政权，也不必说民众的堕落往往是由于选举的压迫与违法，这谎言尤其可以致人死命，因为服从这种制度的人会堕入一种沾沾自喜的奴隶状态……这些自由人不啻那些囚犯，因为可以选举执掌狱中的狱吏而自以为享受了自由……专制国家的人民可以完全自由，即使在暴政苛敛之时。但立宪国家的人民永远是奴隶，因为他承认对他施行的强暴是合法的……瞧，人们竟欲驱使俄国人民和其他的欧洲民众同样入于奴隶状态！”他加倍地蔑视社会主义，因为它集两种谎言于一身：自由与科学。

托尔斯泰对于科学的态度是非常严厉的。对这现代的迷信，“这些无用的问题：种族起源论，七色研究，镭的本质的探讨，数的理论，动物化石，与其他一切无益的辩论，为今日的人们如中世纪人对于圣母怀胎与物质的二元论般重视”。他讽刺、嘲弄“这些科学的奴仆，和教会的奴仆一般，自信并令人信他们是人类的教主，相信他们的颠扑不破性。但他们中间永远不能一致分成许多小派，和教会一样，这些派别变成鄙俗不知道德的主因，且使痛苦的人类不能早日解除痛苦，因为他们摒弃了唯一能团结人类的成分——宗教意识”。

名师指导

表达了在科学至上的年代，托尔斯泰思想的客观性与独立性。

当他看到这新的狂热的危险武器落在一些自称能促使人类再生的人手中时，他更加愤怒了。革命者采用强暴手段时，无异是一个革命的艺术家。然而革命的知识分子与理论家是他痛恨的——这是害人的迂腐、骄傲而僵化的灵魂，不爱人类而只爱自己思想的人。

思想，且还是卑下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的是要满足人类最低级的需求——物质的舒适。即使这目的，还不能以它所拟的方法达到。”实际上，他是没有爱的。他只痛恨压迫者，并“艳羡富人们的安定和甜蜜的生活，它们犹如簇拥在秽物周围的苍蝇”。当社会主义获得胜利时，世界的面目将变得异样可怕。

然而托尔斯泰这样向自由党人与社会主义者宣战，绝非为独裁政治张目。相反，他亦是相信革命的，但他的革命是如中世纪神秘的信徒一般的，期待圣灵来统治未来：

“我相信在这确定的时刻，大革命开始了，它在基督教的世界内已经酝酿了两千年，这革命将代替已经残破的基督教义和从其衍出的统治制度，这将是人类的平等与真正的自由的基础。平等与自由原是一切赋有理智的生灵所希冀的。”

在俄国最阴沉的时间，破灭与耻辱的时刻，托尔斯泰的信念让他在死灭中窥见再生的先机——在满洲的战祸中，在俄国军队的瓦解中，在可怕的无政府状态与流血的阶级斗争中，他的美梦的逻辑使他在日本的胜利中获得这奇特的结论，俄罗斯应当弃绝一切战争——因为非基督徒的民众，在战争中往往较“曾经经历奴仆阶级的”基督徒民众占优。——这是不是教他的民族退让？——不，这是至高的骄傲。俄国应当放弃一切战争，因为他应当完成“大革命”。

名师指导

形象地说明了1905年革命对俄国民众的重要作用。

这反对暴力的老人，于不知不觉中预言着共产主义革命了！“1905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强暴的压迫中解放出来的革命，应当从俄国开始……它开始了。”为什么俄罗斯要扮演这特选民族的角色？因为新的革命首先要补救“大罪恶”，这“大罪恶”就是少数富人的独占土地，数百万人民的奴隶生活，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尤其是因为俄罗斯民族是一切民族中最感染真正的基督教义的民族，而那时爆发的革命应当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团结与博爱的律令。这要依靠“无抵抗”那条律令——即俄罗斯民族从来不和当局争斗，也从来不参与政权，因此他们亦不能为政治玷污。他们认为参政是应当避免的一桩罪恶。有一个古代的传说，相传俄国人祈求瓦兰人来统治他们，大多数的俄国人素来宁愿忍受强暴的压榨而不加报复。

自愿的屈服与奴颜婢膝的服从是绝然不同的。“真正的基督徒能够屈服，而且他只能无抵抗地屈服于强暴，但他不能够服从，即不能承认强暴的合法。”

当托尔斯泰写这几行的时候，正因为他目睹了一个民族的无抵抗主义的最悲壮的榜样——这是1905年1月22日圣彼得堡的流血示威运动，一群手无寸铁的民众，由教士加蓬领导着，任人枪决，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有一个自卫的姿势。

长久以来，俄国的老信徒，为人们称作“皈依者”的，不顾一切压迫，顽强地对国家坚持着他们的和平抵抗，并不承认政府政权为合法。在日俄战争这场祸变以后，这种思想更迅速地传遍到乡间的民众中去。拒绝军役的事情一天一天地增多。他对于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实行他所宣传的主张的那些人，抱着很谦虚很严肃的态度。他对于这些人全没有教训的神气，因为“凡不能忍受任何考验的人，什么也不能教导正在忍受考验的人”。

他从来不鼓励一个人拒绝军役，这是由自己决定的。“多一个军人究竟比多一个伪善者或变节者要好一些，这伪善与变节是做力不胜任的事的人们所容易陷入的境界。”他怀疑那逃避军役者的决心，怕他们受了自尊心与虚荣心的驱使，而不是“为了爱慕上帝之故”。他请求一切受着虐待的人，“无论如何不要断绝了他们和虐待他们的人中间的感情”。即使对最残忍的古代希律王，也要爱他。

神明的纯洁，爱的热烈，终于连福音书上的“爱你的邻人如你自己一般”那句名言也不能使他满足了，因为这还是自私的变相！

有些人认为这爱太广泛了，把人类自私的情绪摆脱得那么干净之后，爱不将变空洞吗？——可是，还有谁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日最大的罪过，是人类抽象的爱，对于一个离得很远的人的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所永远遇不到的人，是多么容易的事！我们用不着牺牲什么。而同时我们已很自满！良心已经受到揶揄。不，应当要爱你的近邻，爱和你一起生活而又妨碍你的人。”

大部分研究托尔斯泰的著作的人都说他的哲学与他的信仰并非是独创的——这是对的。这些思想的美是永久的，决不能显得如一时代流行的风气那般……也有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是乌托邦式的，这亦不错——它们是乌托邦式的，如福音书一般。但一个预言家是一个理想者，他永恒的生活，在尘世即已开始。既然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既然我们看到这预言家中的最后一个，在艺术家中唯一的额上生有金光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比世界上多一个宗教多一派哲学更为特殊、更为重要。要是有人看不见这伟大的心灵的奇迹，看不见这疮痍满目的世界中的无边的博爱，真可说是盲人了！

阅读鉴赏

文中运用了大量的语言描写、人物刻画、蓄势铺垫等艺术手法，以客观的态度勾勒出了一个正直、坚强、矛盾而又痛苦的伟大的思想家的形象。

知识拓展

-《复活》-

小说写于1889—1899年，素材是检察官柯尼为他提供的一件真人真事：一个贵族青年引诱了他姑母的婢女。婢女怀孕后被赶出家门，后来当了妓女，因被指控偷钱而遭受审判。这个贵族以陪审员的身份出庭，见到从前被他引诱过的女人，深受良心的谴责。他向法官申请准许自己同她结婚，以赎罪过。托尔斯泰以这个故事为主线，用了10年时间，六易其稿，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的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