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的魅力

汉字的魅力

让刚刚诞生的文字具备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不是当年居住在渭河流域的大地湾人和半坡人，将他们对世界万物的印象以一种象形图案刻画在陶器上的最初愿望。然而，恰巧是原始人类对文字和世界那种朦朦胧胧的意识，催生出中国汉字朴拙迷人的线条，让人们至今对大地湾人和半坡人留在陶器上的那些刻画符号所呈现的审美情趣沉迷不已。

大体是由于汉字自它们伴随渭河古老涛声诞生的那一刻，就在承担记事功能的同时，已经具备了一种形神兼备的审美趋势的缘故吧。汉字在它发展成熟之后，便立即从单一的记事符号中脱身而出，上升为一种供人欣赏、品读、把玩的艺术。

甲骨文诞生的时候，渭河已经将在自己浇灌下经大地湾人、半坡人和后来仓颉一手哺育的汉字种子，传播到了中原。在那里，这些沾染着黄土芳香的文字被刻写在龟甲或兽骨上，用以记述殷商时期的重大事件。但那些承袭了渭河流域最早诞生汉字的基本形态的记录者，在有更多的文字可以记录更多、更复杂的事物的同时，由于刻写工具和刻写材料状况不同，让大地湾人、半坡人创造的那种似是而非的汉字书写形态，朝着书写艺术的境界大大前行了一步。

当初，那些俯身在零碎龟甲兽骨上刻写后来被称为甲骨文的书写者，还没有意识到发源于渭河中上游的汉字在他们手里完成族群演化之后，即将上升为一种独立的审美艺术。因为那时的甲骨文，仅仅是书法艺术诞生的萌芽时代。它的成熟与发展，还需要更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土壤，需要更多的人在不同质地的书写材料上以更加多样的方式进行书写，这样我们才能看到汉字艺术更加真实的艺术魅力。

就这样，当转身朝诞生过中国最早汉字的渭河流域遥望的时候，我看见了周原和渭河平原上甲骨文之后的金文、石刻文所绽放的让人眼花缭乱的艺术光芒。那种文字的光芒下面，更多的文字被书写者内心的激情唤醒。那些俯身文字的书写者，也被他们刻写在青铜器物、石碑、石头上或者后来书写在竹简、纸张上汉字的迷人风采深深陶醉。

公元7世纪到10世纪，渭河和她的其他七条支流环绕着长安城。商业、文化和艺术的高度文明，已经将长安城打造成当时的世界艺术中心。大唐初年，长安城即将诞生像后来的柳公权、颜真卿这样的书法大家。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当埋藏在宝鸡市凤翔县三畴地下一千多年的十个形状如鼓的古代石刻作品被发现的时候，还是在已经书法名家高手林立的长安城引起极大震动。后来，杜甫、韦应物、韩愈都对一千年前生活在渭河之滨的书写者和石刻工匠联手创造的这十个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的大篆石刻艺术精品赞不绝口。直到这时，人们才惊喜地发现：原来中国书法艺术的根源，在大唐都城附近的渭河两岸！

宝鸡市渭滨区的石鼓山就是发现曾经对中国书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石鼓文的地方。

这十个形状如鼓的石刻作品，就是后来被称为中国石刻之祖的石鼓文。现在，如果沿渭河顺流而下，或者从西安经咸阳溯渭河而上，矗立在宝鸡城区渭河南岸的石鼓博物馆，就是后人为怀恋这十个将中国汉字上升到精美绝伦的书法艺术的石鼓而建造的。博物馆附近的渭河岸上，还有一个叫石鼓镇的地方。

宝鸡市渭滨区的石鼓山就是曾经发现对中国书法史产生重大影响的石鼓文的地方。

石鼓文诞生的时候，那时叫作陈仓的宝鸡渭河南岸不是一片荒芜，就是淹没在渭河下面的渭河河道。因为那时是距盛唐一千三百多年，距现在二千七百多年的春秋时期。

公元前761年，为从西戎手里收复岐山、沣水一带的土地而阵亡的父亲秦襄公守了三年孝的秦文公，带领七百士卒，佯装狩猎的样子，从渭河上游天水境内来到渭河中游宝鸡，探听占据在这里的戎族虚实，踏勘迁都地点。从现有史料可以看出，秦文公此行最大的收获，是确定了将秦国都城从天水境内的西垂宫迁移至陈仓。如果没有石鼓文的出现，我们自然不会知道以游猎为名，即将对盘踞在岐沣之地的西戎实施复仇性进攻的秦文公还曾经在这一带游山玩水、赋诗题词，并在不经意间为后世留下了中国最早的石刻艺术作品。

这十个以籀文，即我们所说的大篆记述秦国国君游猎之趣的石刻作品的诞生时代，至今存有争议。其实，石鼓文到底诞生于周宣王、秦襄公时期，还是诞生于秦文公时代并不重要。对于在渭河两岸孕育数千年，已经从甲骨文和金文中脱胎换骨，彻底幻化为一种书法艺术的石鼓文来说，它那从刻画文字符号中涅槃的书写方式和结构形态，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的审美情趣表明，渭河的古老神韵，让中国汉字在它的故土获得了艺术上的重生。

如果要从源头梳理汉字上升到书法艺术的过程，我们还必须从诞生于西周、盛行于秦代的石鼓文上出现的籀书——大篆，再往回走，在弥漫在渭河北岸的周人所创造的青铜之光那笔笔入里的青铜铭文里，寻找书法艺术最初的呼吸。

那么多绽放着黝黑凝重幽光的青铜器物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一种神秘和悠远的情绪就会悄然袭来。但当俯身还残留着岁月绿锈残迹的青铜铸造的礼器、祭祀器和生活用器上，端详那铭刻在青铜器内侧、底部的一笔一画，我们所看到的，不仅仅是那些正在成长中的汉字所记述的三千多年前，生活在渭北周原上的西周王室、贵族和庶民百姓多姿多彩的生活场景，还有这些青铜铭文的书写者和镌刻工匠，面对中国汉字所激发的那种让人着迷的激情与创造才华。

我此生见到的最多的青铜器铭文，是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

甲骨文在殷商出现的时候，其功用仅仅局限于占卜问卦。后来虽然出现了青铜器，但商代可以从龟甲兽骨上转刻到青铜器上的铭文寥寥无几，书写风格也还笼罩在甲骨文的阴影里。直到生活在渭河北岸台地上的周人，将一度东移中原的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再度扭转到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之后，一个全新的时代让甲骨文脱胎换骨。以周原为中心纷纷诞生的青铜器铭文——钟鼎文的出现，预示着中国书法艺术迅速成长时代的来临。

西周时期的金文或曰钟鼎文，是由书写者和青铜器、青铜铭文制作者共同完成的书法艺术。身为王室贵族或者青铜铭文的书写者，将文字用书写工具（应该也可能是毛笔吧！因为在距今五千多年的渭河岸上的陕西临潼姜寨遗址，我们已经发现了人类绘制彩陶纹饰的毛笔痕迹）书写在青铜器软坯上，然后由工匠用只有他们熟悉的特殊工艺，按照书写者的笔法、线条，显示在青铜器上，或以阴文，或以阳文镌刻到泥胎上，最后连同青铜制品一起放到窑窖中高温烧制。一件件青铜器烧制出窑，那些刻写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就与一件件青铜器一起出现在了遥远的西周时代。

这种在青铜器底部和壁部镌刻或雄浑典丽，或严谨端庄的金文的过程，我们现在只能凭想象去复原。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三千多年前包括《毛公鼎》《大盂鼎》《散氏盘》在内的钟鼎文书法精品，竟都是在西周王朝雄踞关中渭河之滨的周王朝昌盛期诞生的。

在宝鸡境内琳琅满目的青铜铭文绽放的金石艺术光芒，在中国大地四面八方弥漫的时候，石鼓文出现了。

公元前770年，周王室被迫东迁洛阳后，周天子将管辖渭河流域的权利赏赐给了还生活在渭河上游天水一带的秦人。进入关中之后，秦人的抱负和愿望，已经远远不是统领一条渭河上下的子民，更宏伟的理想在不远的前方呼唤着他们。除了战略上的征伐，秦人还需要文化上的占领。石鼓文匀称的笔画、圆整的笔势、工整的线条都告诉我们，一种比青铜铭文钟鼎文更趋于完整和完美的汉字大篆，已经在秦人的成长过程中诞生并走向成熟。

刻在青铜器上的钟鼎文，在整个青铜时代还将延续。但石鼓文出现后，中国汉字成为一种独立于书写工具之上的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凸显，中国书法艺术走向更为广阔天地的大门从此被打开。接下来，秦文公的后裔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又一次与当年仓颉收集整理文字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文字改革运动，在秦始皇倡导下，将由丞相李斯完成。

秦始皇时代的文字改革运动，就是我们所熟知的“书同文”。

那时候，大篆繁复难认，书写难度大，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李斯在收集整理并甄别六国文字优劣差异时发现，齐国和鲁国使用的蝌蚪文结构简单，笔画俭省，便以当时流行于秦国的大篆为基础，将大篆笔画予以删减，吸取蝌蚪文优点，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字——小篆，作为统一通用的规范文字，在全国推广。

秦始皇创建大秦帝国，本身就是一次史无前例的革新和创新。秦朝建立之初，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罕有的革故鼎新的时代。所以，李斯改造的又叫秦篆的小篆成为全国通用文字的时候，还有人在琢磨用另一种形态结构的中国汉字。这个人是个囚犯，叫程邈。

程邈是秦朝县衙里的一位抄写吏，不知道犯了什么事，被关进监狱。那时小篆已经推行，作为天天抄写公文的小吏，蹲监狱的日子过于寂寞，于是他便琢磨如何将小篆改造为另外一种更便于书写、又美观大方的文字。就这样，被关在渭河支流泾河流经的陕西淳化县云阳监狱的程邈，用十年工夫，创造出一种书写更为简便、美观大方的文字——隶变，也就是我们现在使用的隶书。

由于创造了隶书，程邈不仅被秦始皇释放，还任命他为御史。这种彻底打破古汉字书写规范的隶书，从笔画结构等方面也为楷书诞生奠定了基础。虽然程邈创造的隶书在一开始只限于劳改犯人和狱卒一类的下层官吏使用，但到了汉代，这种以蚕头雁尾、一波三折、庄重大方见长的书体，已经从渭河流域开始，流传至全国。到现在，我们从中国大地林立的碑石和摩崖石刻上看到的汉魏隶书精品，几乎都在渭河流域。

与岐山相邻的麟游，在渭北黄土丘陵上。境内纵横交织的沟壑间有不少大小不一的河流，它们虽然同属渭河流域，但一条自西南进入麟游的千山山脉支脉页岭山，却让麟游南北的河流分别流入北面的泾河和南面的渭河。不过，无论进入泾河的流水流多远，它们每一滴奔跑的水珠，最终还是要汇入渭河。隋唐时期，麟游是大隋和盛唐的皇家避暑胜地。成天劳于案牍，或烦心于你争我斗的宫廷斗争的皇室成员来到这块清凉的高地，也就有了远绝尘世的逍遥与自在。于是笙歌艳舞之余，赋诗题碑，成了皇室贵胄以及尾随而来的文人雅士消耗悠闲时光的必修功课。在唐高宗李治留下《万年宫铭》之前，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碑》已经屹立在那里了。

《九成宫醴泉铭碑》出现的时候，大篆、小篆和隶书已经成熟，草书、行书、楷书已经出现，中国书法艺术还在等待一个大家林立、精品迭出的集大成时代。矗立在渭河北岸的天下第一楷书出现后，这个时代也就伴随着大唐盛世的到来翩翩而至。

盛唐的中国大地，是中国历史上文风最为鼎盛的时代。各地为官的官宦、四处漫游的文人雅士、隐居寺庙的修行者，几乎都是盛唐文化之风积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这种文化之风的源泉，在渭河环绕的都城长安。以我们现有的笔墨，已经无法再现大唐盛世长安城文风蔚然、中国书法艺术登峰造极的壮观景象。但当我们在记忆深处与欧阳询、张旭、颜真卿、柳公权这样的书法大家相遇的时候，我们只能说，盛唐时期流经关中大地的渭河，几乎一半是流水，另外一半则是那些为后世留下众多精美绝伦碑帖的书法大家临池书写之际留下来的醉人墨香。

如果有人要身临其境地理解大唐盛世中国书法艺术的独矗高峰，还有一个方式，那就是从诞生过石鼓文的宝鸡开始，自西向东，沿渭河，顺掩映在山水之间的山间寺庙、古城街坊之间行走寻觅。当然，如果到了西安碑林，你就可以从那里珍藏的众多石碑中，探寻到滔滔渭河让古老的中国汉字充满迷人魅力的所有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