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陀的脚步

佛陀的脚步

在渭河上游，你能看到的渭河流域第一座佛教石窟寺，是甘肃武山县境内渭河支流榜沙河对岸山岭上的木梯寺。

榜沙河算不上渭河支流里最大的河流，但对于现在从甘肃渭源县发源后流经陇西，水流已经几近干涸的渭河来说，这条从秦岭深处流出的清澈而水量丰沛的河流，却让高山雄矗的峡谷建起了水电站，让渭河在进入天水境内的时候再一次掀起一堆堆飞溅的浪花飞奔向前，并滋润出一百多公里绵延不断的蔬菜种植园。

从木梯寺开始，一座座规模大大小小的石窟，出现在渭河及其支流南北两侧的山崖上。这些可以开凿出供来自西方的佛祖安神的石窟佛龛的山峦，在几十万年或者几百万年前，还浸泡在渭河滚滚波浪下。后来，渭河河水越退越远，越落越低，由积淀在河底的粗粒土堆积而成的砂砾岩就露出水面。它们岩面粗糙，被风和水侵蚀成各式各样的造型，山体呈赭色、红色或者黄色，只要有极少雨水和泥土，这种石质的山体，就有松柏在山顶或者裂开的石缝间扎根生长。一年四季，随着季节不同，不断调整叶子颜色深浅度的松柏与赭色山岩之间，一个个洞窟开掘出来了，一尊尊泥塑佛像就被供奉在既可免遭风雨侵蚀，又高高在上，与凡界俗世保持一定距离的洞窟里，悠然而安静地在那里安家，以一种近乎悲悯的目光，注视着四周风云变幻的人间和跪拜者茫然的神情。

从木梯寺往北进入渭河谷地，往东进入天水境内的渭河沿岸，规模较大的石窟有水帘洞石窟、拉稍寺石窟、千佛洞石窟、大象山石窟、法镜寺石窟、麦积山石窟、仙人崖石窟等，这还不算那些隐匿在偏远山沟里，仅有三五个石窟、一座寺庙的小石窟。如果将那些规模较小，当地志书上不屑记载的石窟都计算在内，仅天水境内渭河两岸，那种开凿于佛教从西域走向关中、中原路途上的大小石窟寺，不下百座。这些依山开凿的石窟或紧临渭河，或隐匿于渭河南北大小支流深处群山密林之间，形成一条中国大地上蔚为壮观，佛教石窟寺密布的石窟走廊，一直将佛祖的呼吸送到关中大地。

武山水帘洞石窟——在渭河上游，有这样时间和风雨雕刻成的妙趣天成的石山。

佛祖向东行走的渭河谷地，是古丝绸之路南线。

历史上有文字可查佛教传入中国的记载，是在公元前2年西汉时期。汉哀帝元寿元年，游牧于河西走廊的大月氏使臣伊存出使西汉，来到长安，并向西汉博士弟子景卢口授《浮屠经》。

这是佛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录。

伊存传授《浮屠经》的时候，张骞开拓的丝绸之路已经敞开。最初的佛教徒要进入大汉帝国的心脏长安，只有两条路可供行走。一条是从河西经兰州，沿渭河经临洮、渭源、陇西、天水，经宝鸡进入关中的丝绸之路南线，另一条是从兰州往东，翻越六盘山进入陇东，沿渭河支流泾河经平凉、乾县、礼泉，进入咸阳的丝绸之路北线。

这一带，是中国大地佛教石窟寺最集中的地方。

甘谷大象山的这尊巨佛见证了盛唐以来渭河经历沧桑的每一个细节。

进入渭河流域之前，诞生于印度的佛教已经在河西走廊和西域地区等待了很久。在那里，我们从敦煌莫高窟和武威天梯寺、张掖大佛寺看到的佛像，还是希腊和印度式的佛陀。但进入渭河流域后，弥漫在渭河谷地的人间烟火，毗邻汉唐都城长安的天水本土文化的呼吸，迫使高居人间之上的佛陀不得不俯下身来，接受中国式人间气息的熏染。早年应该是矗立在渭河南岸水波之上的甘谷大象山石窟，一尊高达32.3米的巨佛凌空端坐，俯瞰渭河。让人惊奇的是，这尊大佛竟然长有两簇黑色胡须！

最初的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在它渐次东进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与中国传统宗教、传统文化不断融合，并在渭河放开步子畅流的关中，完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过程。

甘肃境内的渭河及其支流两岸众多红色砂砾岩构成的丹霞地貌，石质绵软，是建造石窟的绝佳地方。应该是往来于丝绸之路上的西域商人和僧侣，为了抚慰自己背井离乡之际孤寂的精神，最早将自己心目中神圣的佛祖，安放在了渭河岸边这些悬崖峭壁上，供自己祈祷膜拜。随着佛教信仰之风日渐盛行，深陷苦海的庶民百姓、精神和情感布满伤痕的皇宫贵族、渴望灵魂解脱的达官贵人，为了来世的幸福或消除前世罪孽，纷纷出资出劳，在已经有了石窟佛像的山崖上，一代又一代凿窟塑像。

这大概是漫漫丝绸之路石窟寺兴起的最初原因。

麦积山石窟应该是中国所有石窟寺里最适宜于面向山林、静心参佛的僻静之地。这座仍然由通体透红的砂砾岩构成的形如麦垛的山体上，密布着近二百个洞窟。它的四周是莽莽林海和起伏跌宕，如巨浪般翻滚着奔往关中及渭河入黄河的函谷关附近的秦岭。山脚下众多清流汇聚到一起之后，从丛林群山之间蹚开一条路，将一河清流送入渭河。

有一出新编秦腔剧，说西魏文帝元宝炬被迫与柔然公主结婚，将皇后乙弗氏贬到麦积山削发为尼。乙弗氏死后，在秦州任刺史的儿子将她葬在了麦积山。这就是麦积山石窟第四十四窟造像讲述的麦积山石窟每尊佛像、每个洞窟背后众多人间悲情故事中的一个。

那时候的天水，水路有渭河连接，陆路有翻越关山进入关中的关陇大道相通，是长安近邻。来自西域的珠宝象牙大量涌入关中、走向中原之际，天水境内的渭河两岸，是佛教徒和佛祖共同稍事休息，朝拜让他们仰慕已久的汉唐皇帝的安乐梦乡。已经在与汉唐帝国丝绸贸易中赚钱的商人，在与西域贸易中获得巨额利润的官宦，以及渴望从佛经里获得灵魂解脱的士绅，在来自西域的佛教徒鼓动下，让繁华一时的渭河河谷两岸已经有佛祖安家的山崖变得更加热闹而丰富多彩。

渭河上游德砂粒岩地貌让麦积山石窟拥有了如此巧夺天工的造型。

从十六国开始，渭河两岸色彩绚丽的砂砾岩堆积的造型别致的山体上，开凿石窟的敲击声和隐身洞窟之间复活他心目中佛祖形象的泥塑工匠，一直没有停息过。在塔利班将阿富汗巴米扬巨佛炸毁之后，渭河北岸武山拉稍寺那尊建造于北魏时期的高达42.3米的摩崖浮雕造像，就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摩崖佛像了。

这些绵延在渭河干流及支流之间的石窟寺，与沿丝绸之路北线随泾河流域蜿蜒南下的庆阳北石窟寺、泾川南石窟寺、彬县大佛寺，共同承载着佛教徒虔诚的信仰和佛祖的脚步，在渭河涛声的陪伴下，一步一步地走向汉唐都城长安。

让印度佛教在中国土地上生根发芽，并生长出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中国式佛教的，除了渭河沿岸星罗棋布的佛教石窟寺，还有两个人至关重要。他们分别是西域高僧鸠摩罗什和盛唐高僧玄奘法师。

渭河及其支流泾河进入宝鸡和咸阳之后，挣脱了高山峡谷，舒缓而自在地在渭河造就的渭河平原上肆意流淌。这里是帝王立都、生长五谷杂粮的好地方，却没有突兀但并不高峻的砂砾岩构造的山体可供开凿石窟。但跟随着渭河来到关中的佛教，在这里却寻找到了让佛教蓬勃生长成一棵参天大树的肥沃土壤。于是，佛教寺院出现了。

现在，法门寺附近已经没有较大的河流。那里的灌溉水源，是从宝鸡市凤翔县冯家山水库引来的渭河支流千河水。

关中最早的佛教寺院，是位于西安市端履门内柏树林街开通巷的卧龙寺，始建于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期，但现在在国内外影响最大的关中寺院，是扶风法门寺。法门寺最初是为珍藏释迦牟尼佛骨舍利所建造的舍利塔。释迦牟尼佛灭度后，火化后遗骨生成的珠状宝石样生成物，名曰舍利。公元前3世纪，印度阿育王统一后为弘扬佛法，将佛的舍利分成八万四千份，分送世界各国建塔供奉。当时印度送到中国建塔珍藏的佛骨舍利有十九处，法门寺为第五处。所以法门寺因塔建寺之后，又叫阿育王寺。

法门寺佛塔

历史上，围绕法门寺佛骨发生的故事太多了，但最有影响力的，莫过于唐代发生在唐宪宗和大文豪韩愈之间的迎请佛骨的事件。

迎请佛骨在唐代是举国关注的一件盛事。释迦牟尼佛骨自从供奉在法门寺后，就一直被密藏在阿育王塔下的地宫，一般人不可观瞻。到了唐代，据说将佛骨“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于是每隔三十年，将佛骨从法门寺迎接到都城长安供奉一段时间，已经是上升到事关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国家大事。每次迎请佛骨，从法门寺到长安二百多里路上旌旗蔽日，鼓乐鼎沸，御林军开道，文武大臣护卫，名僧和尚拥奉，善男信女虔诚膜拜。长安城内，皇帝顶礼拜迎，文武百官、满城百姓争相拜见。其庄严隆重之状，举国关注。唐宪宗本来对佛教沉湎得近乎痴迷，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三十年一遇的迎请佛骨盛典即将临近，迎请佛骨活动在紧锣密鼓地筹备。不识时务的韩愈却偏偏与唐宪宗唱对台戏，上了一份《谏迎佛骨表》，旗帜鲜明、义正词严地反对迎请佛骨。韩愈在这篇著名的驳论文中说，佛法之事，中国古代是没有的，只有在汉明帝以来，才从西域传入。历史上凡是信佛的王朝，寿命都不长，可见佛是不可信的。韩愈的言辞激怒了唐宪宗，韩愈几乎命丧黄泉，最后在众同僚再三求情下，才免一死，被发配潮州。

比唐宪宗更尊崇佛教的，还有前秦皇帝苻坚。这位出生在天水境内渭河之滨，死后葬在泾河流经的彬县水口塬的前秦皇帝，为了争夺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甚至不惜派大将吕光带兵赶往西域，向龟兹国发动一场战争。虽然苻坚没有能够等到与他所仰慕的西域高僧谋面，就被叛将刺杀，但鸠摩罗什滞留河西十六年到达长安后，后秦皇帝姚兴对他的尊重与仰慕，丝毫不亚于苻坚。姚兴甚至将长安附近临近终南山主峰圭峰下面，供自己和皇室成员休闲享乐的逍遥园划拨出一部分，为鸠摩罗什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国立经书翻译场院，并派僧侣三千，协助鸠摩罗什工作。后来，又在那里建起了草堂寺。

草堂寺在沣河上游，自古游仙隐士络绎不绝。巍峨的圭峰矗立面前，辽阔的渭河平原风光最为迷人的部分，就集中在这一带。

整整十二年时间，鸠摩罗什沉浸在佛国世界，在濒临沣河的草堂寺先后翻译佛经九十四部四百二十五卷，三百多万字。在鸠摩罗什之前，中国流行的汉译佛教经典，词不达意，艰涩难懂。从龟兹到凉州耽搁的十六年间，鸠摩罗什的汉文修养已经达到极高境界。他翻译的佛经，让晦涩深奥的佛教教义，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和浸润着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语言文字，走向了中国社会，接近了普通民众。因此，草堂寺和鸠摩罗什也就成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一个起点和标志。

鸠摩罗什圆寂后，就葬在能够远眺渭河的草堂寺内。

鸠摩罗什之后，又一个沿渭河连接西域的丝绸之路远赴印度，回国后又在日日夜夜都能听到渭水涛声的长安城里，让中国佛教文化大树根深叶茂、雄健挺拔的，是玄奘法师。

玄奘出行的时候，伴随渭河来到关中的佛教，已经将佛陀的身影传送到了大江南北。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佛教，还在孕育之中。

公元645年，满载而归的玄奘法师回到长安的时候，一个吸引了世界目光的大唐帝国已经巍然挺立。渭河环绕的长安城，挤满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使臣、留学生和慕名而来的学者、僧侣。为了存放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唐高宗不仅建造了大雁塔，还斥资为玄奘成立国立译经院，由朝廷出资供养，召集全国各地寺庙高僧聚集长安，协助玄奘翻译佛经，并封玄奘为“三藏法师”。从此，玄奘住在大慈恩寺内，带领弟子，夜以继日地翻译他从印度带回的一千三百三十五卷佛教经典。玄奘法师所翻译的佛经，在对印度佛教全面梳理、系统诠释的基础之上，高度融合了中国本土的文化精神，使独树一帜的中国佛学体系脱颖而出。

来源于印度的佛教，终于在渭河之滨的大唐都城长安实现了一次精神上的蜕变。从“一片白云遮不住，满山红叶尽为僧”诗句所描写的盛况可以看出，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佛教已经普及。紧接着，佛教三论宗、唯识宗、净土宗、律宗、华严宗、密宗祖庭在渭河及其支流流经的关中大地纷纷诞生，一座座受皇家敕封的佛教寺院在秦岭渭河之间建起。一种有别于印度佛教且浸淫着光彩夺目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崭新宗教——中国佛教破土而出，成为世界宗教史上一枝独一无二的文化奇葩。长安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佛学文化中心，迎来众多来自日本、朝鲜等地的佛学爱好者苦心研习中国佛教。

每一个早晨和黄昏，唐代都城长安响起神圣庄严的诵经声的时候，围绕渭河开凿的石窟寺和众多大小不一的寺院里，供奉佛祖的香火也在信徒们虔诚的跪拜下相继点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