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大学堂的老师们

汉章先生被聘入京师大学堂，大约在1909年，但真正入读京师大学应在1910年3月。其证据一，大学堂开学是在1910年3月25日(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宣统二年二月十五日)奉旨“知道了”。学部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内称:“京师分科大学……规模粗具……现在中外各科教员均已到堂，应行升学各生，业经详加考验，分别录取。兹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开学礼……”这个日期与汉章先生《周礼札记》上的日期吻合。故可以看作第二个证据。那时是三年制，到1913年5月15日毕业，约三年多些。这是北京大学自1898年创办以来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

另一情况要说明的是:陈先生入京师大学堂，先入经科的周礼门。后入史学门。

从以上两点来讲，汉章先生入读时的老师我们已知名单如下:经科教习刘廷琛、姚仲实、姚永概、马其昶、柯劭忞、胡玉缙、陈衍、饶叔先、章梫、何仁俊等。

刘廷琛是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任职在1907年至1910年9月，只知道汉章先生是由他请去当教习，而先生却偏偏要当学生，他就加以鼓励。他来上课，点名汉章先生时，还特地站起来颔首，互相致礼。其他情况不明。

刘延琛

陈衍

还有一位饶叔先，名义上是经学教习，实际讲授史学课程，讲“通鉴辑览”。汉章先生有这方面的札记。何仁俊在汉章先生的著作中夹有三篇有关文字学的文章，大约教文字学。其他几位约略介绍如下:

陈衍(石遗)在京师大学堂名义上是经学教习，而实际上他教的课程是“通鉴纪事本末”。他看了汉章先生的课业后，评为“乾嘉诸老畏友，无愧色也”(详见陈氏《石遗室文》四集，《文学名词诠释·序》)。这个评价确实很高了。1927年底，汉章先生入中央大学，任史学系主任，陈衍托陈先生谋职，彼此有书信往来。现引汉章先生的两封复信。

汉章飞遁不高，复为冯妇。顷由文学系汪君辟疆转示吾师手谕，雒诵数过，敬颂三山耆硕，矍铄迈恒，曷胜翘跂。赖君文学，定是人师。恨校中史学为社会科学院一附属品，不如文学、哲学院之独立，史地诸教职员已超过预算金额，当事方有减薪之说，疑难添人，容与汪君谋向文学主任汪旭初加一位置，汪君当有以报，命肃复。(陈汉章:《复陈石遗先生》，《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94页)

这里提及由汪辟疆向文学系主任汪旭初说加一位置，所以汉章先生给汪辟疆写了一封信，请汪辟疆向汪旭初去说，因为他们属同一系(信详见本书《同学兼同事汪辟疆》)。不过，陈石遗后来未到中央大学任教，不明何种原因，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先生对老师的深情厚谊。

1926年，汉章先生即将离开北大时，曾给时在南京东南大学的吴瞿安信中说:“弟自仲实、石遗二先生去校后，即切切寡欢，加以先生暨孟劬、季刚二君天各一方，先后分离，举目无亲，唯晤对古人而已。”(陈汉章:《复吴瞿安》，《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64页)

马其昶、姚永朴和姚永概均为桐城派。桐城派是清代影响最大的古文流派，代表人物是方苞(望溪)、刘大槐和姚鼐(姬传)，他们三人均是安徽桐城人。此派主张“义理”、“考据”、“词章”三者为一，认为要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文。而能集义理、考证、词章于一身者，姚鼐也。马、姚(兄弟)三人，继承其乡先辈古文辞之遗绪。笔者在《国学大师陈汉章》一书说过:“严复的散文也被归为桐城派，他与桐城派主要代表人物吴汝伦关系十分密切。而吴在光绪二十八年，也曾是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过未到任，即死去。严复当校长后，聘请桐城姚永概当教务长，姚永概又延聘了其兄姚永朴、其姐夫马其昶、林纾等桐城派或同调者，北大文科一时成为桐城派的阵地。”他们三人，与陈先生可谓亦师亦友。蔡元培也误把汉章先生归为桐城派。姚氏兄弟执教大学堂时，“讲解毕，每询先生然否，一时传为学府佳话”。

马其昶

马其昶，字通伯。清季学部主事。张舜徽在《清人文集别录》卷二十三中对其评价是:“早有文名，承其乡先辈古文辞遗绪，复游于吴汝伦、张裕之门，所学益进，论者目为桐城派古文之殿军。晚居京师，治群经、诸子。”又说:“然朴学非其所长，而文章堪称能手。名既大盛，世之谋不朽其先、及假一言以自重者，争辐辏其门。故是集文字，以碑传、志状之作为最多，亦以此类为最佳。属辞峻诘而有义法，惟边幅稍窘耳。至其平生论学，以义理为宗，犹桐城先正遗风也。”与桐城派先辈姚鼐相交，继承了义理、词章，而“朴学”即考证非其所长。他的不少著作，如《周易费氏学》、《诗毛氏学》、《老子故》、《庄子故》中都有引用陈汉章先生的著作，这在汉章先生给别人的信件中已提到。1923年出版《抱润轩文集》(二十二卷)精刻本。

马氏又有《中庸谊诂》一书，请汉章先生校订，并再三命作序(见《复姚仲实先生书》)，汉章先生就写了跋文，赞扬“通伯先生审谛本经之义，定为八章，其一、二、五、七、八章，如饶双峰；三、四、六章，又如李榕村，文理秩然，非复许白云、吴草庐诸家所可及”。又对子思子之作此篇，说“宋元以来，说此篇者，或骛远好高为虚空玄眇之言，甚至泛滥于佛老。先生惟句解字释朴实，说理务明道，教性之体用。”还对各章作出点评，而“全书脉络贯通，言外寄无穷感慨”。(陈汉章:《中庸谊诂跋》，《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79页)

1930年马通伯逝世，汉章先生的挽词:

易则费氏，诗则毛氏，尚书则伏氏，绍大儒盛业独抱遗经，生平岳负海涵，学者获宗汉家法；

文如望溪，行如安溪，艺事如覃溪，综盖代前修明显德，一旦山颓木坏，岿然痛失鲁灵光。(《陈汉章全集》第二十册第278页)

姚永朴，字仲实，光绪二十年举人，候选训导，清史馆纂修。他的大父莹，“为姚鼐高第弟子，以古文鸣于嘉道间。父濬昌，尤有诗名。永朴濡染家学，复问业于同邑方宗诚、吴汝纶、萧穆，与迁安郑杲、姊夫马其昶以学问文章相切劘。故其诗文，悉驯雅有法度。一生友教四方，北至旅顺，居京师尤久。”他自己也说过:“光绪癸巳、甲午间来京师，获交迁安郑东甫，每见必举所疑以相质。东甫为答于简端，字若蝇头，动辄累纸。予由知治经之法在笃信传记，徒凭臆测无当也。”这是在光绪十九年(1893)、二十年(1894)他来京与郑杲相交的情况。接着又说他与汉章先生相交之情况:“其后归里数年，而东甫亡。自是读书有获，而商度者稀，盖伥伥然如瞽之无相焉。及宣统中，重游京师，乃复遇象山陈君伯弢，接其貌温然而恭，与之语渊博无涯涘。其少也，尝师德清俞荫甫，而其学多得之于己。予有所询，君必即所知以告，或不自信，则搜讨遗籍，不获不已。以东甫较之，君涂辙不必同，而与人之忠，殆无以异。予窃喜岁晚，将因君稍增炳烛之明也。”(姚永朴:《论语征知录·序》)姚永朴在汉章先生入京师大学读书的1910年(宣统二年)正月在京师大学堂当教习，他就学问上的问题确曾多次请教汉章先生。如以说文、音韵之类问题，汉章先生曾有一次即席草《文字学概论》七千言与之，惜今不见此文。此外，我们见到陈先生答姚永朴有关八病的信，今存。又有《答桐城姚仲实先生问声转韵转书》，均作于1911年期间。

姚永朴

姚永朴曾在1920年十月为陈先生的《论语征知录》作序。他说:

今年夏，予读《论语》，君出所撰《激知录》见示，其精当处不减刘端临，而措词笃雅，无毛大可、戴东原辈门户之习，则且过之。我朝自顺治、康熙以来，魁儒硕彦并生挺出，乾隆嘉庆间其盛极矣。光绪后，士震于新说，于是举昔所珍重服习者，弃之如土苴。迩年浮浅之徒，争言废经，下上百余年，人心趋向之变若此。不知天将举吾国而被发左衽耶，抑将晦其道于一时，乃更光大于其后耶!以予之衰老，势不能去故就新，君之齿少于予，藏身人海中，抱孔氏遗书，服之无，味之弥甘，庶几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爰录副藏之，而述其梗概。世有览兹编者，其亦将因吾言而有感欤?

《论语征知录》原名《论语徼知录》，姚永朴读后，对汉章先生说:“‘徼知之名不雅，当改之。’因改从《荀子》书曰‘征知录’，以明语必有征，而唯恐抄人知以为己知，则犹守其初心不变云。汉章谨识。”此书写于光绪九年(1883)，时汉章先生年仅二十岁，非有人推算的1920年，详见汉章先生《缀学堂初稿》卷四《序〈论语徼知录〉》一文。

姚永朴对《论语征知录》之评价不少感慨，其原因，不妨先引一段梁启超曾讲述过桐城派与戴震交恶的话，说他们“又好述欧阳修‘因文见道’之言，以孔、孟、韩、欧、程、朱以来之道统自任，而与当时所谓汉学者互相轻”。又说:“范从子鼐，欲从学戴震。震因不好为人师，谢之……由是诸方诸姚颇不平。鼐屡文诋汉学破碎，而方东树著《汉学商兑》，遍诋阎、胡、惠、戴所学，不遗余力。自是两派始交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57页)梁所说两派(古文派、今文派)交恶，似桐城派所挑起。不过，姚永朴在《蜕私轩读经记序》中说:“夫治经之法，不越二家；守汉儒之训诂名物，而无取专己守残；宗儒之义理，而力戒武断。”所以张舜徽说:“可知其理董群经，汉宋兼采，力破门户之见，仍方、姚以来矩矱也。永朴为文，谨厚沉挚，然儒者之言。”(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86页)而陈先生兼容古今文学派，汉宋并治，自然不会有“毛大可、戴东原辈门户之习”。

又作为来自桐城，颇有“桐城家法”的姚鼐后代姚永朴，特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被称为所谓“桐城谬种”、“选学妖孽”，遭受到新文化倡导者的猛烈攻击。那时桐城派早已式微，林琴南孤掌难鸣，挽救不了颓势，皖派也成为历史，而陈先生此时仍出示自己早年的著作，虽已身在民国但还称“我朝”的姚永朴，自然感慨良多。

汉章先生于1926年6月请长假归里，他与姚仲实仍有书信往来。他在《复姚仲实先生书》中说:“汉章前本向北大辞职，当事不许，乃请假，即欲回南旋。”又谈到给姚叔节的祭文，“但诉前情，格律文句并不合法，尚希笔削。蒙谕叔节先生世兄暨孙世兄，并能继传家学，曷胜抃贺。通伯先生近改修《尚书谊诂》，再三命汉章作序，固辞不获已，呈上书，幸蒙先生斧藻，稍成体裁。”(陈汉章:《复姚仲实先生书》，《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65页)姚的来信还问及陈先生二儿及有关学术上事宜。

其著作有《蜕私轩集》五卷，1921年秋浦周氏精刻本。

姚永概，字叔节。“光绪十四年举人。与兄永朴齐名，而俊逸之才，实迈其兄。清末罢科举，兴学校，历任安徽高等学堂教务长、师范学堂监督。辛亥革命后，应北京大学之聘，为文科学长。清史馆开，与其兄同入馆为纂修。永概治学植品，一如其兄。承乡先辈遗规，兼治义理、词章。一日之内，父子兄弟，自为师友。而同邑马其昶，通州范当世，皆其姐夫，尤有切磋之益。既游京师，获与王树枬、柯劭忞、陈三立讲论商榷，而学与文俱进，一时推为作者。”(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86页)姐夫范当世，初名无错，号肯堂。诸生。其著有《范伯子文集》十二卷，1929年铅印本。“其诗尤出名，陈三立弥叹其功力之深，姚永概至颂为有清第一。有诗集十九卷，远近争传诵之。”(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第587页)

姚永概

汉章先生曾请姚永概写墓表。1932年汉章先生写信给朱颂棠说:“弟前请桐城姚叔节先生表家大夫墓，已刻入其所撰《慎宜轩文集》第八卷中。先生之文，为桐城古文家宗传。”(陈汉章:《与朱颂棠》，《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648页)这是请姚氏为汉章先生父写墓表。此表六百六十三字，上篆额“陈玉几先生墓表”七字。汉章先生父亲晚年自号玉几山樵。此墓表估计写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姚在文中谈及汉章父亲“好读书，于经则《易》、《诗》、《书》；史则《资治通鉴》、宋儒；言则小学、《近思录》”，“尤喜读《正谊堂全集》”。此外，还罗列种种善事，说他们父子“博约”，“真孔子之徒也。”

姚永概逝世后，汉章先生写了《祭姚叔节先生文》，先生说:

呜呼!邦国殄瘁，哲人其萎；斯文将丧，天不慭遗；昔岁戊子，乡饮祭酒；孙卿少年，褎然举首；贱子同岁，滥厕贤书；雪泥判隔，一龙一猪；皖北浙东，未获良觌；冥行擿埴，穷年家居；续编经解，先生手校；时见姓名，私衷窃好；

接着说汉章先生入京师大学堂时从师姚叔节的情况:

被取入都，就学成均；晋谒学长，乃遇天人；长身玉立，声如洪钟；美须毫眉，玉局苏翁；三载毕业，刮目相待；新知既启，旧名不改；(旧名汉章，改名焯。是岁，以有革命者同姓，即请复旧，先生许之。)时有校长，聘讲史事；先生加之，令说文字；后长成达，更给笔札；撰誊讲义，手胝口沫；编书都门，草创讨论；亦步亦趋，目击道存；一日掀髯，纵言六艺；谓今中国，经自放废；西人慕化，治经日新；舟车所至，将见尊亲；哀我学人，必向西笑；四海回澜，始知其妙；人云亦云，乃尊孔子；已落人后，晦盲至此；大乱不息，孰明军礼；军礼苟明，残杀或止；斯言绝痛，在耳不忘；如何一病，竟归帝乡……(陈汉章:《祭姚叔节先生文》，《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818—819页)

此文约写于1926年，汉章先生已南归，祭文有“讣来京寓，适滞南方”。可能是姚叔节逝世后的第二年。给姚仲实的信件中，汉章先生说“祭文但诉前情，格律文句并不合法”。

柯劭忞，别号凤荪，曾任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监督，又一度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大学堂分科是由大学堂总监督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1908年10月28日)向学部提出，到宣统元年闰二月十三日(1909年4月15日)学部具奏分科大学监督折，奉旨“依议”。八科分任名单如下:经科大学监督柯劭忞，法政科大学监督林棨，文科大学监督孙雄，医科大学监督屈永秋，格致科大学监督汪凤藻，农科大学监督罗振玉，工科大学监督何燏时，商科大学监督权量。经科下设三门(系):尚书门、三礼门、春秋左传门；文科下设中国文学门、中国史学门。汉章先生先入三礼门，也有称周礼门，后入中国史学门。当时仅提出，但还没有设中国史学门，中国史学门成立于1910年3月。而那时文科又提出分九门。刘廷琛1910年8月卸任后，由柯劭忞接任大学堂总监督。柯接任也不过一年多。1924年柯劭忞又到北京大学史学系担任元史研究指导这门课程。此时柯就成了汉章先生的同事。

柯劭忞

汉章先生有两部著作与柯劭忞有关，即《新旧元史史目表》和《新旧元史异同表》。1922年柯劭忞出版了《新元史》，二百五十七卷，这是一部巨著。晚清研究元史，曾成为一种时尚。明洪武元年宋景濂之奉敕撰《元史》，二月开局，八月成书，两次重修，亦仅六个月，仓促成书，尚缺西征、北征的内容。乾隆间自《永乐大典》中发现《元秘史》及《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记皆元开国及太祖的事，两书一出，引起“元史学”的革命，一时间治元史者著作迭出，而柯劭忞之《新元史》是较突出的一部。

汉章先生的《新旧元史史目表》，据首页注:“戊戌旧稿，再易本。”戊戌岁即光绪二十四年(1898)，汉章先生为三十五岁。又据其自序，此书为“乙亥岁九月二十七日霜降节录壬戌岁旧稿成”，也就是说乙亥岁即民国二十四年(1935)节录，壬戌岁即民国十一年(1922)“再易”。而“再易”之年，即柯著《新元史》出版之年。这样，我们可以肯定在柯著《新元史》出版前，此书未包含《新元史》的内容，仅是《元史史目表》，而后增加《新元史》的内容，就称“新旧元史史目表”。之所以把两者合在一起，是受钱大昕的启发。他说:“向读嘉定钱氏《廿二史考异》至卷四十一，详考新旧《唐书》分合异同，诚足与沈氏合抄，赵氏互证，胥有益于学者，非仅便于检阅也。”又说:“今思《二十四史》中《元史》止二百卷，自膠州柯先生《新元史》出二百五十七卷，其事与文皆视旧史加多，而分合异同，更较两《唐书》猝难寻究，况蒙古色目人同名者杂出，于纪、表、志、传间而译音不一，彼此前后各不相侔，虽有汪氏辑录，读史者谅亦苦之。爰仿洪氏《史目表》例，参以钱氏考异法”，撰成此书。该书“为表二卷，表以新史为主，列上格，次以旧史列下格，为省篇幅计，更以一幅中分作二表，而附案语于表下，此不过便于检阅已耳”。

另一部《新旧元史异同表》，初成于1922年，柯著问世后，又改写而成。此书写法上，也仿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

1926年上半年，汉章先生向北大辞职不允，就请假归里。此时时局混乱，于是他写信给柯劭忞，信说:

今年始获北大脱离，一俟道路清静，即南旋故里。先生前年许入清史馆，今亦不复希冀，惟近日居乡大不易，上有军吏，下有土匪，其势非上游有人知其名字不可，不足以安居乐业，闭门著书。敝省目下隶属南京，孙督与先生同乡，如蒙惠照，为之发书，孙督为贱名，庶不至为军匪骚扰，不胜钦感。曷有涯既，异日当来告辞，先此上禀。(陈汉章:《上柯先生书》，《陈汉章全集》第十九册第563页)

此信大约写于1926年1月，汉章先生是于1926年6月17日离开京都，告别待了26年的北大。柯劭忞是清史馆馆长，故信中有“先生前年许入清史馆”之句。而孙督大约是指孙传芳。柯接信后是否为汉章先生向孙督说项，不得而知。不过汉章先生此次挈妇携儿女一行，包括6万册书，倒是安全抵象。

章梫【1861(一作1860)—1949】名正耀，字立光，号一三(亦作弌山)，晚号抱冬，浙江宁海人。章梫父母均出书香门第，父培思严于家教，母知书达理。6岁入私塾，9岁学八股文，16岁入宁海县城从龚先生学。18岁应府试中秀才，同年即赴杭入诂经精舍，从朴学大师俞曲园学，住书院十余年，于三十岁结婚。期间应试举人，屡屡不中。直至光绪二十三年(1897)，赴杭考取副贡(考举人的资格考试)。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上海澄衷中学校长。同年赴杭乡试中举。章梫中举人，要比汉章先生晚十几年，汉章先生乡试中举是光绪十四年(18888)。光绪三十年(1904)章梫四十四岁，赴京会试，考取贡士，然后经殿试考取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此后，历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提调、监督(相当于外语学院教务长、院长)，翰林院国史馆协修(编辑)、纂修(主编)、功臣馆总纂(总编)、德宗实录馆纂修、邮传部丞参上行走。又兼京师大学堂经科、文科提调(相当于文学院教务长)。此时汉章先生正在京师大学堂经科周礼门读书。章梫看了汉章先生札记，写信给总监督(校长)柯劭忞“似可悬牌奖励”。他还曾任邮传部、交通部传习所监督(相当于北京邮电大学、北方交通大学校长，且是两校创办者)，北京女子师范学校(北师大前身)校长等职。1914年辑成《德宗实录》后回上海，同年受聘青岛孔德大学任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侵占青岛，章梫寓居上海，受聘商务印书馆。又参与续修《浙江通志》。1948年秋，迁杭州颐养天年。1949年1月，天津解放，长孙章文晋(后任驻美大使、外交部副部长等职)夫妇共赴天津，且添曾孙，他欣喜若狂，赋诗庆贺。同年2月17日，病逝于杭州勾山里，享年89岁。

章梫著述:《康熙政要》24卷，《一三经说》2卷，《一三文存》8卷，《一三杂文》1卷，《一三诗选》、《一三诗存》11卷，《旅纶金鉴》6卷；校订辑刊《逊志斋纂》、《学校教授法管理法纳要》(日译)等。章梫一部分书稿、诗文、笔记(百数十册)、手书对联、屏条、扇面以及收藏的许多名家书画、手札，均毁于“文革”。现浙江图书馆及浙江博物馆收藏的《逊志斋集》、明清两朝书记一大箱，碑帖四大箱及西安碑林全套拓片50余包，字画十件，文集木刻版全套，是由他儿子章以昊于1950年分赠两馆。捐赠北京图书馆的有《康熙政要》抄稿一部及沈曾植诸名家题跋手书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