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

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八字方针，对北大进行全面改造，北大学术风气为之一变。蔡元培这一方针，名满天下，不论新党旧党，还是中西派，都交口称赞，称道不已。

首先，他从各方面“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以下几人:第一个是陈独秀。蔡校长1月4日到北大视事，11日即致函教育部请批陈独秀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教育部13日批复同意。15日即在校内发布告，称部令派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在黎元洪颁发委任状的当天，蔡元培获知陈独秀来京为亚东及群益书社筹集资金，即到陈下榻的旅馆走访。陈白天四处接洽，晚间看戏，晚睡晚起。蔡元培则坐在小板凳上，在房门口静候。若论资排辈，蔡是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民国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而陈是秀才出身，如此礼贤下士，令陈独秀大为感动。另一个是胡适。胡适是陈独秀引荐的。10月10日，27岁的胡适从美国留学归来，任文科教授。这样形成日后北大的“铁三角”。此外，还延聘曾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刘师培为文科教授，主讲中国文学门(系)《中国中古文学史》。另一位无大学学历、24岁的梁漱溟被聘为讲师，开设印度哲学课程。秋，还聘擅长制曲、谱曲、唱曲的吴梅来校讲授戏曲。此外，还进来周作人、章士钊、马衡、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等等，都相继聘为文科教授。

蔡元培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北大原有教师进行甄别，视其学术造诣的高低，分别予以留聘或解聘。继续应聘的，有陈汉章、黄侃、康宝忠、朱希祖、沈尹默、沈兼士、张相文、黄节，还有一位北大顶顶古怪能多国语言的辜鸿铭。蔡元培对汉章先生以礼相待，十分尊敬。每有汉学外宾，必请汉章先生作陪，外宾有什么问题，陈先生当场随问随答，不假思索。对于汉章先生的惊人记忆和广博的知识，外宾十分惊异，特别令日本学者震惊和钦佩，给了他一个雅号:“两脚书库”。外国汉学家称汉章先生“学问湛深，实中国大师也”。

蔡元培曾说过:“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家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未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也听他们自由发展。例如陈君介石、陈君汉章一派的文史，与沈尹默一派不同；黄君季刚一派的文学，与胡君适之的一派不同，那时候各行其是，并不相妨。对于外国语，也力矫偏重英语的旧习，增设法德俄诸国文学系，即世界语方列为选科。”

解聘过程中，还引起外交风波，特别是外籍教员，但蔡校长顶住了诉讼威胁和外国公使的压力。

正由于蔡校长广纳人才，一时北大人才济济，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开创我国高校自由研究的学术风气。陈独秀悼念蔡元培时说:

一般地说来，蔡先生乃是一位无可不可的老好人；然有时有大关节的事或他已下决心的事，都倔强地坚持着，不能通融，虽然态度还很温和；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一点。自戊戌政变以来，蔡先生自己常常倾向于新的进步运动，然而他在北大任校长时，对于守旧的陈汉章、黄侃，甚至主张清帝复辟的辜鸿铭，参与洪宪运动的刘师培，都因为他们学问可为人师而尊重学术思想自由的卓见，在习于专制的好同恶异的东方人中实属罕见；这是他老先生令人佩服的第二点。

蔡校长聘刘申叔和辜鸿铭，确实引起一些人的不理解。蔡校长回答是:因刘申叔讲的中国古代文学史，他认为“刘申叔学问渊深，通知今古，前为宵人所误，陷入樊笼”。而辜鸿铭教的是英语。这位穿着黄缎马褂和紫红缎子的皮袍、留着长辫子、获得多国博士学位的老先生，其英、德、法等外语水平之高，在当时可称独步文坛。事实证明，蔡校长的做法是对的。在北大，中国古代文化对后人影响最大的是陈汉章、黄侃和刘师培先生。正如蒋梦麟在《苦难与风流》一文中写的:“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并坐讨论，同席笑谈。”而作为学生辈的新潮社的罗家伦在《蔡元培先生与北京大学》一文中回忆说:“经学教授中，有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帝制。英文教授中的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来不曾讲过一声复辟。”另一骨干杨振声回忆说:“可能有一些学生正埋头阅读《文选》中李善那些字体极小的评注，而窗外另一些学生却在大声地朗读拜伦的诗歌。在房间的某个角落，一些学生可能因古典桐城派的优美散文不住地点头称道；而在另一个角落，其他几个学生则可能正在讨论娜拉离家后会怎样生活。”

正是北大这种自由环境，给了汉章先生一个广阔的教学和学术研究空间。汉章先生在北大开出十六门课，而门门撰有讲义，还写出多种著作。

蔡先生和汉章先生对于北大始于何时，持有不同意见。

1918年北京大学出版了《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原名京师大学堂。成立于1898年，民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到1917年，北大一些学生搞起纪念册，也得到校方的默认、支持。纪念册附有汉章先生写的长文《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这篇文章是应学生要求而写，先在《北京大学日刊》上陆续发表。

中国大学始于何时?陈氏从虞夏殷周、孔门、秦汉、魏晋、南北朝、唐、宋、辽、金、元到明清十个方面加以考证。文章认为虞、夏、殷时，中国已有大学。五帝时，名大学为成均，虞则以上庠为大学，下庠为小学，夏以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殷以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到了周代，周天子为世子及贵族弟子建立了大学，名为辟雍，而诸侯为世子及贵族弟子设立的学校为泮宫，即小学。而孔门时的大学，即国之国学。秦汉时的太学为大学。晋武帝在太学外，别起国子学，隋唐沿之。南朝立四学(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外，后又立国子学。北朝立太学，后又立国子学——中书学——国学。北齐立国子寺，隋场帝改国子寺为国子监，直到清朝。洋洋洒洒一万二千多字的长文，对我国的大学沿革、发展作了详尽的考证。按照陈氏考证，我国大学建立至今有四千多年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历史最长的大学了。可以说，这是我们见到的对我国大学学制最早，也是完备的考证文章。

不过，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则认为北大应从京师大学堂成立时算起。他不同意汉章先生的说法。他在《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中说:

吾我自虞夏时已有大学之制，见教授陈汉章所作《中国历代大学学制述》。然往昔太学国学，其性质范围，均与北京大学不可同年而语。然则往昔之太学国学，直当以高曾祖称视之。而北京大学本体，则不得不认为二十岁之青年也。

蔡元培之所以提出北大不能从“往昔太学国学”算起，除了因为两者“其性质范围”不同外，应该还因为两者没有继承被继承的关系。1948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也撰文《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他虽主张北大应从汉的太学算起，不过还是遵循北大传统，“都是承认戊戌年是创立之年”。同意汉太学算起的还有冯友兰、季羡林。而萧超然则认为北大历史应从国子学(或称国子监)算起。看来学者们与两位北大校长的看法并不一致。

1918年1月19日，蔡元培校长发起组织“进德会”，汉章先生也响应参加。会员分甲、乙、丙三种，教员和学生分开。

教员部:

甲种会员有陈汉章、胡适、朱希祖、马寅初、马叙伦、刘师培、李大钊、辜鸿铭等19人。

乙种会员有钱玄同、周作人、崔适等9人。

丙种会员只有梁漱溟一人。

职员部:

甲种会员有陈独秀等人。

乙种会员有蔡元培、范文澜等人。

丙种会员无。

学生部也分甲、乙、丙三种。时年17岁的汉章先生小儿子陈庆粹从北京公立中学肄业，入北大法学预科读书，参加甲种会员。

“入会诸君均须填愿书，以昭郑重”——入进德会还有证书。

进德会经过选举，蔡元培为会长，汉章先生、李大钊等为评议员、纠察员，共八人。入会的几乎都是北大著名教授和学生骨干。

蔡校长组织进德会，显然是为整顿校纪校风的一条措施之一。当时北大嫖赌风气甚浓，有什么“探艳团”、“某公寓之赌窟”之类名目，一些师生打牌听戏捧坤角，致使学校成为“浮艳剧评花丛趣事之策源地”。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众浊独清之士，亦且踽踽独行，不敢集团志以矫末俗，洵千古未有之现象”。(蔡元培:《北大进德会旨趣书》，见《蔡元培全集》第3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6页)

1922年6月26日、29日，蔡元培校长先后通知汉章先生等人讨论整理历史博物馆内阁档案。第一次参加的人为:胡适之教务长、谭仲逵总务长、李守常图书馆主任、沈士远庶务主任、朱曷先、单不庵、何柏臣、陈伯弢、马叔平、沈兼士、杨适夷、马幼渔、黎稚鹤、胡文玉、黄仲良共十五人。第二次参加的人为:朱曷先、胡适之、刘叔雅、马幼渔、陈伯弢、杨适夷、钱玄同、沈尹默、沈兼士、马叔平、何柏臣、沈士远、单不庵、李革痴共十四人。明清内阁档案主要由史学系一些教授和学生参与，直到1924年，对档案的分类、编号、摘录事由等一些初步整理工作才基本结束。

汉章先生学问渊博，时为北大师生所共知，故蔡校长把别人请他审阅的学术著作转交给汉章先生审阅。据现有资料可知计两部。一部是通州雷介盦曾生雷蔗民所作《竹书纪年义证》四十卷，蔡先生请汉章先生校之。汉章先生校订之后，共写了两篇文章，一文是《竹书纪年义证跋》，为该书校订三十多处，一一列出。另一篇是《竹书纪年义证序》，称赞该书有四善:即“一曰复古，二曰明经，三曰订史，四曰释地”。

第二部是《孟子钩玄》，蔡校长请汉章先生“批判之”。汉章先生“批判已竟”，写了一篇跋文。对曲解《孟子》原意提出批评:一是指出权利、义务与孟子黜利、崇义不同；二是对所谓孟子运动革命，提出批评。

最后引用蔡元培1928年为象山西山汉章先生的大姐夫妇写的墓志铭，作为本文结束语。蔡元培所写墓志铭未收入《蔡元培全集》，可惜我手头所藏并非全文。其文云:

浙江省委，议甄拔贤，后以清吏治及榜后发给证书许剑华，余固疑为先生后人，然国事倥偬，未遑问也。及今剑华自缙云解组来京，以示先生行状见示，与昔年所同殆略闻，而余更喜先生之后也。亟为志之俾，世俗知为善之必有报也。先生夫人氏陈，同邑付翁南屏先生之孟女，即举人倬云，吏部字裘之女兄，知书通大义，每见古今节义事，必娓娓举以劝人，至忘寝食。初不谐于姑，卒得姑惜叔祖，姑潘大孺人，穷志以苦节著，孺人事之尤谨。先生病革时，适建新居，遗孤剑华才十岁，画获丸熊，辛勤备至，迭有横逆，每泣而告曰:“汝苟能自立，能无以人所施于我者，施诸人足矣!”后虽乳疾缠绵累年，犹完昔新居，拮据万分，卒不与人一言也。先生卒于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未时，享年五十有一；孺人卒于民国十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申时，享年五十有九，子一。乃准即剑华浙江省政府考取荐任职署理缙云县县长，女二，长适缙云县政府科员方宗岳，季节前徐大总统题褒已故在室孝女碧霞，亦同附阡葬于邑西山庄右之纱帽岭西麓，孙祖望、孙女三均幼云。

民国十七年冬月告日

文中提及的南屏即汉章先生的父亲，举人倬云，即汉章先生，吏部字裘，即汉章先生之胞弟陈畬，曾在清朝吏部工作。汉章先生大姐嫁于同邑西山国学生许韵琛，逝世于1900年。许剑华为许韵琛之子、汉章先生的外甥，好诗文、擅书法。1928年朱家骅(早年与许剑华求读于浙江政法学校)为浙江省省长，许剑华应县长试，考后分配至缙云当县长，很有口碑，但在任上仅八个月时间。其间除暴安民，立有首功。因痛恨宦官污浊，弃官还乡，两袖清风，曾获孙中山临时大总统题褒“为政清正”匾一方。1942年，与象山县县长苏本善一起创办“定象联中”(两县抗战时联合办初中补习学校，简称定象联中)，任校务委员会主席，兼校务主任，主持学校工作，激励学子刻苦求知，救亡图存。1943年先生积劳成疾。卒于1949年。蔡元培为他父母写墓志铭，是否通过汉章先生不清楚。

另外，陈畬主纂《新昌县志》时，也写过序。前已提及。

蔡元培与马叙伦1927年1月曾因避难到过象山，蔡、马还到过象山东门岛，蔡亲笔题词“出其东门，界尔照明”八字。避难是因为遭到孙传芳的追捕，后又匆匆离开象山到了福州。此时避难于石浦纪子庚家，后来子庚的长子经典，由马、蔡两先生推荐，当上南田县县长。1933年，子庚病卒，蔡元培为之书写墓石碑，马叙伦则撰写了近二千字的墓志铭，这都是题外话，因汉章先生为象山人就顺便提及。因来去匆忙，且是避难，更不宜与熟人相见，以免受牵累，他们那次来象看来并未与汉章先生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