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家金毓黻

金毓黻(1887—1962)，在北大时，黻用绂，原名毓玺，一名玉甫，字谨庵，别号千华山民，斋名静晤室，辽宁辽阳城北后八家子村人。他于1913年秋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1916年夏毕业。他入学时，陈汉章先生刚毕业留校任教。那时史学门未招生，汉章先生在预科、哲学门、国文门任教。在国文门教的是文字音韵、《尔雅》、《说文》、中国通史上古史。金毓黻自然成了他的学生。金对音韵极感兴趣，也颇有研究，至今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向汉章先生所提的九个问题(包括又问)，其中七个有问有答，两个有问不见答。鉴于资料珍贵，也是首次露面，不妨照录如下:

音韵学疑问学生金毓黻

1.《广韵》于四声中分别轻清、重浊，可以正周氏上去声之阴阳之失，就先生轻清、重浊法，即阴、阳二象法之言推之，即上去声之轻清者为阳，上去声之重浊者为阴也。再推言之，上平、下平皆互转轻清、重浊之分，亦即皆有阴阳之分也。

金毓黻

然周德清氏谓阴属下平声，阳属上平声，似尚未辨及上下乎声各有轻清、重浊之分，而先生独取是说，以证上去声合阴、阳者，其故岂别有在乎?孙氏《假借考》末段，《说文》，自为“经义概从”其正之语，王菉友以“思初始”等语驳之，恐非孙君之意。孙氏所谓“经义概从”其正者，指下文酉增诸字而言，非指所以祭也，益也、诸字两言也。王氏所引“惟初太始”一条，皆所以祭也、益也之类，而非酉增之类，不然一字下说解言多假借及无假借，不可以成文之理，孙氏岂不知之?必待王氏之辨而始明哉。《说文》中近于酉增之类者，皆用正字，独此数处同假借言，故孙氏举之耳。是否当?尚望先生以指正学生金毓黻谨问

2.先生就沙门斗神珙五音图，徐景安乐□谱，证明五音四声并非法歧而傅会，然《梦溪笔谈》谓切韵家以唇齿喉舌为宫、商、角、徵、羽，是三十六字母分配音也。今按江氏《四声切韵表》，每字母中皆有上下去入之分，四声是纵说，五言是横说，何以先生谓四声并非法歧而附会，其说必别有在，请指示之(此问如能另详讲义中，则此刻不必示及)。

3.金毓黻君问:《说文》声，读若耿，古音读占如玷，在端母，耿在见母。而段氏谓占耿双声，其说是否?

又问:蛭至声，与至音近。《尔雅·释虫》:“蛭蝚，至掌。”主掌双声字，即蛭字之转音，其说是否?

答:此说于郝氏《义疏》外，可自立一帜。再能解通蝚虮二字，更佳。

4.君问:郑樵《六书略》，谓会意字有二母三体，母与体有何分别?

答:夹漈《说文》有子母，一子一母为谐声，二母合为会意。谐声一体义，一体声；会意二体俱义；二母有三体之合者，非常道也。故另为二母之合，三体之合，其论子母也。谓《说文》眼学，以母统子；《广韵》耳学，以子该母。五百四十类，为字之母，其论子母所自也。谓乌与鸟同体，乌同而鸟独，鸟为母而乌为子；易与豸同体，豸同而易独，豸为母而易为子。然则夹漈所谓体者，字之形体为统词，所谓母者，字之部首，为专词。

答:学术无穷，圣教无隐；详说始能反约，温故可以知新。拙撰讲义，意在博取前辈诸说，俟善学者择善而从。谓莽字为会意正例者，黄元同先生；谓莽字为会意变例者，王菉友先生。异人之说，自不能合同，讲义以两说皆通，故未加驳正。初非前后不照，似不足相难。

又问:吏字不可言从史一，以《易象》泽上于天《夬》喻之，是言外可言从一史矣。此言与合两字为意并峙言之之例相背否?

答:王菉友以《易象》上天下泽《履》，拟并峙之会意，故演绎其意，谓《履》卦不可倒作《夬》，以正吏之从史从一，不可倒作从一史，谓此喻言外意与并峙之意背，似属误会。还请好学深思者，心知其意。

6.金毓黻又问:先生前言之类隔双声，是否与章太炎喉牙足以衍百音一语同意?如与章先生语同意，则类隔双声，以喉牙为主，而与齿舌唇诸音相衍矣。否则不以喉牙为主，而诸音皆可相衍，是否?请指示。

答:类隔音和始见《广韵》切音法，古音本无所谓类隔，后人以音纽不同，别为之名耳。《音韵学讲义》，已详言之矣。

7.又问:《尔雅》螾入耳，(螾皆喻母。入耳今音皆日母，古音皆泥母，从章氏说。)入耳为类隔双声字，以喻母喉音字，可与泥母舌音字相衍也。(《说文》能从声，喻母字，能泥母字，古音相谐，正与此同。)由是可证蛭蝚与至掌。(至由蛭生，掌与蛭为双声。)亦为双声。(蝚在今日母，古泥母。钱辛楣谓古时齿舌。有时旁转，故蛭蝚亦双声字。章太炎谓古舌头正齿，大较不别。)而至掌二字，亦不至难解矣。此说是否?

答:以蛭蝚二字为双声，与至掌二字例同，亦可。但说双声不必拘泥字母，字母后起者也。(《陈汉章全集》第十八册上，第90—92页)

以上一、二题未见答疑，可能写在《音韵学讲义》中，其余几个问题先生均保留金毓黻所写的提问字条。

金毓黻学术观念前后不一，早些时候他反对博而不精。如他在《静晤室日记》中写道:“往世人多务博知，语云:‘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不知古籍充栋有江海，一人之腹岂能尽受?况自海通以后，西籍东来，学术复日新而月异，分门专攻且不能精，并骛兼营大圣犹病，故用心如何之嫥，而力终有不逮也。尝谓学问之道，只宜求精，不宜贪多，究一名物，研一理道，务必穷原意委，以求真知。其与于此事者，虽一无所知，无害也。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此即千古为学之准。积知日久，自能贯穿百家，博虽未可骤语，通则庶几近之。故学者只宜求精、求通，不可求博，博则贪多而不能精，学不精则终无通之一日，不可不戒。”(金毓黻:《静晤室日记》，辽沈书社1993年版，第985—986页)但后来，金毓黻学术观念开始转变，从原来的主张求精，反对务博，转而提出:“博而不能精，则不免博而寡要之讥。然未有不博而能精者，博而能精，则专门名家矣。”(《静晤室日记》第4779页)金毓黻这一学术观念转变，体现在对汉章先生的评判上最为明显。他在日记中说:

曩岁陈先生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通史，繁称博引，累数百翻而不能终其物。叙上古史喜用《路史》《绎史》，多为荒邈无稽之说，而先生不加简载，遂为执业诸子所不满。然蕲春黄先生尝谓陈先生读书之多，称引之富，一时无两，难能可贵，自刘申叔以外为推重之一人，诚为服善之笃，亦见持论之公矣。今细译先生此作，则于探赜索引之中，时著平实可信之语，博综约取，允为传作，以视曩日判若天渊，岂非以年念高而学愈进，学愈进而心愈下欤?”(《静晤室日记》第4046页)

金氏对汉章先生著作前后评介判若两人，从以前认为汉章先生著作“不满”，而后却“以视曩日判若天渊”，这时他才认识到做学问要由博反约，博而后才能精。故他后读汉章先生历史就与先前完全不一样了。可有趣的是，汉章先生在答金毓黻音韵问答时，他就提出:“详说始能反约，温故可以知前辈诸说，俟善学者择善而从。”

金毓黻后来不是成为语言学家，而是对史学发生兴趣，并从事史学研究与教学。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九一八”事变，金遭拘禁，解禁令后，借故去日本东洋文库、静嘉堂文库查阅资料之名，于7月从日本逃至南京，入中央大学史学系任教。此时中央大学校长为罗家伦，史学系主任为朱希祖。朱希祖在北京大学国文门当过系主任，教中国文学史(二年)，金听过他的课，两人也是师生关系。金于1938年春担任中央大学史学系主任。金在中央大学史学系教中国史学史，写了一本《中国史学史》，于1941年由商务印书馆在重庆出版，该书在当时影响极大，是教育部部定大学用书。除此他还有《东北史志》、《东北通史》、《奉天通志》、《宋辽金史》，以及手定本文溯阁《四库全书提要》、《太平天国史料》等。现有《金毓黻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