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羽毛

民国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尊重知识和文化的时代。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都可不畏强权，嬉笑怒骂，以笔为刀，以济苍生。那一身铮铮铁骨，让史书卷帙因之风生水起，活色生香。

胡适给最高当局的蒋介石写信，劝他：“明定自己的职权，不得越权侵官。”傅斯年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不亢不卑，慢条斯理地大发见解。叶公超与蒋介石争得面红耳赤，还不依不饶，当面抢白他：“别的您懂，外交您比不上我懂！”而最牛的当数刘文典，他与蒋介石拍桌对骂，斥骂蒋介石是“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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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国民党肆无忌惮的一党专政，终于激怒了“不谈政治”的胡适博士，他不再沉默，在《新月》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严厉批评中国社会缺乏人权和法治。他举例说，安徽大学一位校长因顶撞蒋介石而被拘禁，家属只能四处奔走求情，却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这就是人治。胡适文中提及的这位安徽大学校长就是与辜鸿铭齐名的刘文典。

1928年11月23日，安徽学界爆发了一场大规模学潮，恰逢新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视察安庆。当时，安庆是安徽省会，安徽大学所在地。蒋介石一向反感学生游行，这会儿他挟北伐之功，新官上任，又刚刚“中美”联姻，抱得美人归，正志得意满，这场学潮，让他恼怒无比。他认为安徽学风不正、学潮嚣张是共产党活动猖獗的反映。他决心杀鸡骇猴，便急传代理校长刘文典见面训话。刘文典一向自视甚高，根本没把蒋介石放在眼里：“我刘叔雅非贩夫走卒，即是高官也不应对我呼之而来，大学不是衙门，蒋介石一介武夫耳，其奈我何！”他倒想见识见识，蒋介石能把他怎么样。

刘文典戴礼帽，着长衫，昂首阔步，直抵蒋介石办公室。盛气凌人的蒋介石本想先给刘文典一个下马威，谁料一照面，刘文典不卑不亢地称呼他为“蒋先生”，这让蒋主席更加怒不可遏，他脸拉得老长，既不起座，也不让座，冲口问道：“你是刘文典吗？”蒋介石的傲慢无礼把刘文典强忍的怒气一下子点燃了，他冷冷地回道：“本人字叔雅，文典只是父母长辈叫的，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叫的。”蒋介石恼羞成怒，大声呵斥刘文典，要他交出学潮中闹事的共产党员名单，并要严惩罢课学生。刘文典毫不客气地回敬道：“我不知道谁是共产党。你是总司令，只管带好你的兵。我是大学校长，学校的事由我来管。”两人唇枪舌剑，说到激烈处，互相拍桌大骂，一个骂“你是学阀”，一个骂“你是新军阀”。互不相让的结果是，蒋介石给刘文典定了个“治学不严”的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并扬言要解散安徽大学。强权之下，一个文弱书生的无畏无惧，立即把一个泼妇骂街似的情节打造成一个意气风发、扣人心弦、回肠荡气的动人故事。

在很多人看来，一介书生敢去顶撞国家最高领袖，无异于鸡蛋碰石头，刘文典太过于迂阔，不似胡适、朱家骅等人圆滑通透。但这迂阔，其外含硬，其内含正，透着民国文人的张扬和胆识，透着品性纯正的人格光辉。

刘文典入狱后，全国呼吁声一片，各地声援不断。迫于舆论压力，加上蔡元培、蒋梦麟和胡适等学界名流出面力保，在“即日离皖”的条件下，刘文典被释放出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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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痛骂蒋介石时曾说：“老子当年在东京跟孙先生干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里混呢！”这话并非信口开河。他是辛亥老将，更是“五四”功臣，他参加了新文化运动全过程，并出过大力气，他完全有理由吹这个牛。也许，这也是他敢于顶撞蒋介石的底气和资本吧。

近代，安徽名家辈出。李鸿章、段祺瑞都是炙手可热的一代权臣，陈独秀、胡适更是引领一时风骚。刘文典是地道的安徽人，早年入安徽公学读书，师从陈独秀和刘师培，在思想和治学上深受熏染，颇得两位老师赏识。1907年，刘文典加入同盟会，两年后，他又东渡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同时随章太炎研习经学，成为章氏得意弟子。武昌起义成功后，刘文典火速回国，在上海同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创办《民立报》，用笔名“刘天明”为革命摇旗呐喊。宋教仁被暗杀后，刘文典也被“打黑枪”，所幸只是手臂中弹，尚无大碍。“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刘文典也再渡扶桑，参加了中华革命党，并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袁世凯倒台后，军阀混战，张勋复辟，毁弃国会，一幕幕政治闹剧不断上演，即便是孙中山也有心无力了。参加革命已十个年头了，却还是一事无成，刘文典感到苦闷、彷徨和失望，他决定离开政治这个大染缸，离开是非纷杂的“革命界”。二十七岁那年，刘文典从日本回国后，由陈独秀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并成为《新青年》主要撰稿人和新文化运动骨干。刘文典通晓英、德、日等多国语言，这期间他翻译叔本华、富兰克林等人论著，传播新文学、新思想。1926年，刘文典应邀筹建安徽大学，故土情深，他不遗余力，多方奔走，费尽心思。安徽大学成立后，他被推举为文学院筹备主任，并代行校长职务，主持校务。

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学生，刘文典虽不是章太炎最得意的学术传人，但却是其最得意的个性传人。他最敬佩老师身上那股文人的傲气，常自称“章氏门徒”。像章太炎藐视袁世凯那样，刘文典强烈鄙视蒋介石。当年，章太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被软禁，但他宁死不屈，用七尺宣纸篆书“速死”两个大字贴在墙上，以示决心，还托人买坟地，自题五字碑文，以死相抗。直至袁世凯病死，章太炎才被释放。刘文典被蒋介石拘押出狱后不久，即前往苏州拜访恩师，章太炎抱病接见。临别时，章太炎欣然命笔，为刘文典题写一联：“养生未羡嵇中散，疾恶真推祢正平。”章太炎把刘文典比作“裸衣骂曹操”的祢衡，真是一番狂赞啊。诚然，“五四”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知识分子中，刘文典的狷狂是出了名的。没有充足底气的狂傲，最多也只能是不自量力的无知和肤浅，终将沦为世人笑柄，而刘文典的狷狂，却透着一股凛然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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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淡出政治“江湖”后，选择教书育人、著书立说的学者生涯。当时正好清华大学校长罗家伦发来邀请，刘文典便北上落户清华园，担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同时兼课北京大学。在中国最顶尖的两所高等学府任教，刘文典意气风发，名噪一时，他讲授的课程，从先秦到两汉，从唐宋元明清到近现代，从希腊、印度、德国到日本，古今中外，无所不包。他尤其擅长古典校勘。早在1923年，刘文典就出版专著《淮南鸿烈集解》，在遍览前人注释的基础上，集解道家名著《淮南子》。那时，学界已倡导白话文，但为了表示对这部书的尊重，刘文典仍沿用了文言。胡适亲自作序，并给予高度评价。得到胡适首肯，刘文典校勘诸子百家典籍的信心更足了，他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

刘文典迷恋上一个男人，一个叫庄子的男人。庄子放逐了自我，于是逍遥，得以与老子齐名；刘文典远离政治，于是狷介，成了庄子研究大家。他口出“狂言”：“别人不识的字，我识；别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们不论来问什么问题，我都会予以解答。”作为《庄子》研究大家，刘文典曾在课堂上自信满满地说：“古今真懂《庄子》者，两个半人而已。第一个是庄子本人，第二个是我刘文典，其余半个是冯友兰。”言下之意，真正懂《庄子》的，只有他一人而已。在给胡适的信中，他透露准备校勘《庄子》的宏大计划：“《庄子》这部书，注的人虽然很多，且有集释、集解之类，但是以弟所知，好像没人用王氏父子的方法校过。弟因校《淮南子》，对于《庄子》也很有点发明，引起很深兴味，现在很想用这种方法去办一下，也无须‘集’别人的东西。只仿照《读书杂志》的样儿，一条条地记下来就行了，有多少算多少，也无所谓完事，做到哪里算哪里。这样做法，你要赞成，弟预备等书债偿清之后就着手了。”主张“多谈问题、少谈主义”的胡适当然举双手赞成。

庄子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骨气的文人，他超尘出世，拒绝丞相高位，“宁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一生系于陋室，任思绪逍遥四海。刘文典特别崇拜庄子，他研究庄子，痴迷庄子，为人处世上也模仿庄子。校勘《庄子》绝不轻松，刘文典埋头其中，一干就是十多年。除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外，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研究庄子上，特别是长子刘成章因病早逝后，为转移悲伤，他投入更多精力点校“齐彭殇等生死”的《庄子》。“一字之微，征及万卷”是刘文典的治学格言，校勘古籍不仅字字讲究来历，就连校对他也从不假人之手。“生怕脱去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删；多出一字，后人说我是妄增；错了一字，后人说我是妄改。”他特别强调查证原文，以免以讹传讹灾梨祸枣。不久，抗日战争爆发，刘文典什么都没带，只将《庄子补正》等尚未完成的书稿塞进一个蓝色包袱，只身到了云南。

十数年青灯黄卷夜勘书，在西南联大，刘文典终于完成了十卷本的《庄子补正》书稿。煌煌一部“冥思研索”的巨著，是刘文典一生用力最多的校勘著作，亦最被世人所看重。大师陈寅恪平生阅人无数、读书无数，从不轻易夸赞别人的学术成就，但对刘文典的《庄子补正》却另眼相看，褒奖有加。1939年11月，颠沛流离中的陈寅恪欣然为《庄子补正》作序，他感叹：“先生之作，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然则先生此书之刊布，盖为一匡当世之学风，而示人以准则，岂仅供治庄子者之所必读而已哉！”纵览陈寅恪一生的学术交往，能赢得他如此赞誉的，不过陈垣、杨树达等有限几人而已，而他竟对刘文典的著作做出“可谓天下之至慎矣”的评价，并认为其“将一匡当世之学风”，足见《庄子补正》带给他的惊喜，也足见这套大部头的分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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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文典在上课

刘文典学问精深，却其貌不扬，不修边幅，邋遢随意，一个典型的老夫子形象。20世纪30年代初，张中行在北京大学读书，听过刘文典主讲的六朝文学课。张中行回忆说：“他偏于消瘦，面黑，一点没有出头露角的神气。上课坐着，讲书，眼很少睁大，总像是沉思，自言自语。”听刘文典讲课，如刘姥姥进大观园。他上课不喜照本宣科，往往结合自己的学术研究心得，循循善诱。对学生不得要领地乱用参考书，他半诙谐半调侃地说：“去神庙烧香拜佛，烛光闪闪，烟雾袅袅，神佛真容常常模模糊糊、影影绰绰，只有拨开云雾，才能看清庐山真面目。”在西南联大任教期间，刘文典上课前先由校役沏一壶普洱茶，外带一根两尺来长的竹制旱烟枪。讲到得意处，他就一边吸旱烟，一边解说文中精义，下课铃响也毫不理会。每逢讲授诗歌，刘文典常常摇头晃脑、浅吟低唱，每到激昂处则慷慨悲歌。他不仅自己吟诵，还要求学生模仿。有学生不遵命，他虽不悦，但也不苛责，只是打比方点拨：“诗不吟，怎知其味？欣赏梅先生（梅兰芳）的戏，如果只是看看听听而不出声吟唱，怎么能体会其韵味呢？”

1956年，刘文典在云南大学寓所

他的清华大学同事吴宓，学贯中西，是清华国学院创办人之一，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哈佛三杰”。他对刘文典十分敬重，常拿自己的诗作请他润色，还喜欢听他讲课。刘文典也不介意，他讲课时喜欢闭目，讲到自以为独到处，会忽然抬头看向坐在后排的吴宓，然后问：“雨僧兄以为如何？”每当这时，吴宓照例起身，恭恭敬敬一面点头一面说：“高见甚是，高见甚是。”惹得学生们一阵窃笑。在云南大学任教期间，刘文典年事渐高，校方为让他集中精力研究学术，一度没排他的课。但他坚持要上课，说：“教授怎能不教书？不教书就是失职！”

刘文典眼高于顶，恃才傲物，能入他法眼的文人学者不多，但却并非目中无人，他对同辈学问家陈寅恪低首下心，极其恭敬。在西南联大时，刘文典公开承认，他的学问不及陈寅恪的万分之一，还告诉学生：“我对陈先生的人格、学问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万分敬佩。”他曾宣称西南联大总共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一个，冯友兰一个，他和唐兰各算半个。

晚年，刘文典自我评价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骄傲自大，但是并不是在任何人面前都骄傲自大。诚如其言，他就非常尊重自己的老师。陈独秀、刘师培、章太炎三位老师对他一生影响深远。特别是早年，他是刘师培的得意门生，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读，奠定了他扎实的经学基础。他敬佩刘师培的学问，后来，无论刘的政治立场如何多变、思想如何怪异，他都恭敬如初。刘师培早年坚持革命，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甚至将自己的名字改成“光汉”，他与妻子何震被上海革命党人比作“普鲁东和索菲亚”。但人生吊诡，刘师培中途变节，面献晚清重臣端方“弭乱之策十条”，背叛革命，后又充当袁世凯称帝鼓吹手。对这位晚年孤独落寞的师长，刘文典仍郑重地行弟子礼，刘师培死后，扶柩送他回故乡的也是刘文典。后来，刘文典还苦心搜集刘师培遗作，并整理印行，始有后来的《刘申叔先生遗书》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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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子是中国最早的自由知识分子代表，他离生活很远，但离灵魂很近。庄子的气节深深打动了刘文典。在《〈庄子补正〉自序》里，他写道：“士能视生死如昼夜，以利禄为尘垢者，必能以名节显。是固将振叔世之民，救天下之敝，非徒以违世，陆沉名高者也。苟世之君子，善读其书，修内圣外王之业，明六通四辟之道，使人纪民彝复存于天壤，是则余董理此书之微意也。”在当时炮火连天、举国动荡的环境下，刘文典想凭借自己对于《庄子》的重新整理，凸显学人名节的重要。他自己更看重珍惜名节，如同鸟雀珍惜自己的羽毛。

乱世的熔炉，更能考验出“真金白银”。刘文典常以“国家民族是大节，马虎不得，读书人要爱惜自己的羽毛”告诫自己。1937年北平沦陷后，刘文典未能及时南下，日本人通过周作人多次劝诱，请他出山任教、任伪职，都被他断然拒绝。刘文典的不合作态度让日本人很不高兴，他们两次搜查刘文典北平寓所。面对日本人的搜查，刘文典横眉冷对。他本擅长日语，但却以发夷声为耻，在日本宪兵面前一言不发。后在友人帮助下，刘文典一路辗转来到西南联大。在昆明，他四处向人打听周作人近况，得知周作人以家中还有老小为托词未逃出来且担任了伪职，刘文典咬牙切齿地说：“连我这个吸鸦片的都来了，他读过不少的书，怎么那样不爱惜羽毛呀！”他的四弟刘管廷本与他同居一寓，后来在冀东伪政府谋到一份差事，刘文典十分气愤，先以有病为由，不与刘管廷同餐，后又说“新贵往来杂沓不利于著书”，遂让弟弟搬出去。

新中国成立前夕，胡适打算把刘文典带到美国，为他联系好了学校，还为他一家办好签证，买好机票。人生的十字路口，刘文典婉拒了友人的好意：“我是中国人，我为什么要离开我的祖国？”刘文典和他崇拜的陈寅恪一样，选择了留下。

韩愈读荀子时曾感慨道：“荀与扬，大醇而小疵。”刘文典也是大醇小疵，并非完人。他吸食鸦片，到云南后，又特别嗜好云南烟土和火腿，被戏称“二云居士”。特别是西南联大时，教授们普遍生活困顿，刘文典因吸食鸦片，生活更加困难，常炊中无米，上顿不接下顿。为了赚钱救急，他到云南墨黑为大盐商的母亲撰写墓志铭，离开了西南联大一段时间。刘文典的墨黑之行，确实给自己的人生“抹黑”，受到联大同仁们鄙弃，也因此被联大中文系拒聘。这大概也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吧。

“寿则多辱”，语出《庄子》，周作人曾引以自况。刘文典深谙其中的真味，他没敢多活，1958年即驾鹤西去。倘若多活几年，恐怕他的脾性再收敛，也在劫难逃。好在，上天垂怜，他踏踏实实地躲过了那场浩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