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何以报国

1945年7月1日，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大腹便便的傅斯年等六位国民参政员，从重庆飞抵延安，与共产党商谈国共团结。

瓦窑堡陕甘宁边区政府低矮的窑洞里，毛泽东特意安排一个晚上和傅斯年单独交谈。谈话中，毛泽东称赞傅斯年在“五四”时期的贡献。傅斯年笑着回答说：“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毛泽东报以微笑，并未正面回答。临行前，毛泽东亲笔手书晚唐诗人章碣的《焚书坑》赠送傅斯年，书为条幅，笔走龙蛇，写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毛泽东用自谦来回应傅斯年，也借此豪迈地表达了自己要继续完成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未竟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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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出身山东聊城名门望族，七世祖傅以渐为清朝开国第一位状元，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衔，但到祖父一代家道衰微，不复往日辉煌。傅斯年幼时，父亲就英年早逝，家境困窘，靠朋友接济度日。十二岁那年，他被祖父的学生带到天津读书，二十岁考入北京大学。

因旧有的国学功底及对学术研究的偏好，傅斯年选择了当时北京大学文科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古文经学。他崇信章太炎学说，并得到国学大师刘师培、黄侃、陈汉章等人厚爱，他们欣赏傅斯年，盼望有朝一日他能继承太炎学派衣钵。傅斯年也不负厚望，对章氏极其景仰，读章氏诸书特别勤勉用功。北京大学校园里，傅斯年常身着大袍褂，手拿一把葵扇，一派儒雅气，被同学们戏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

蔡元培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北大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心。特别是胡适回国担任北大哲学系教授后，学风改易，学生思想言行亦随之变化，傅斯年的转变尤为突出。他大量接触西方书籍，并最终冲出“章氏的樊笼”，走向文学革命阵营。1918年的冬天，傅斯年和罗家伦等一批青年学生创办了《新潮》杂志，畅销于进步青年，颇受思想界青睐，成为《新青年》后又一本有影响力的刊物。尤其是傅斯年发出争做“夜猫”和寻找“超人”的呼喊，促成了他在“五四”时期的声名。傅斯年在回复鲁迅的信中说：“有人说我们是夜猫，其实当夜猫也是很好的；晚上别的叫声都沉静了，乐得有它叫叫，解解寂寞，况且夜猫可以叫醒了公鸡，公鸡可以叫明了天，天明就好了。”他大声疾呼，“疯子和狂人”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我们须得提着灯笼沿街寻“超人”。

1919年5月1日，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顿时舆论哗然，北大学生群情激奋。5月4日下午，三千余名学生举着标语，齐集天安门。学生们一番热烈演讲后，游行大幕拉开。傅斯年担任游行示威总指挥，扛着大旗，冲在最前面。喧嚣愤怒的声浪中，被激情与愤恨充斥着的莘莘学子，如决堤的海水一样，变得不可收拾，总指挥傅斯年完全无法控制局面，学生们火烧了赵家楼的“曹宅”。对傅斯年而言，“五四”游行示威总指挥，显然要比创办《新潮》杂志，更辉煌显赫。但傅斯年的彷徨也由此开始。游行示威的第二天，他就退出了方兴未艾的五四运动，表面原因是与一个学生争执打架，怄气发誓今后不再过问学生运动，其实，尽管傅斯年个性极强，但偶发的小事还不致闹成如此僵局。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傅斯年内心并不赞同学生们的激烈形式，这种群体性暴力并不是他想要的方式，他为学生们的鲁莽行为痛惜，却又无能为力，只好独自遗憾地离开。

1919年冬，傅斯年通过考试，以官费留学生身份赴英伦读书。出国前，他写文梳理思想，既眷恋那段冲冲杀杀的日子，但又流露出心中的忧虑，认为发泄太早太猛，或于将来无益有损。他主张厚蓄实力，切实求学，非到三十岁不在社会服务，并表示自己要以教书匠终其一生。带着这样的思想，傅斯年离开了祖国，离开了让他声威大震的思想革命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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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到达英国后，先入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实验心理学。三年后，转入德国柏林大学继续深造。当时的柏林大学是中国留学生最集中的地方，陈寅恪、俞大维、何思源、赵元任、金岳霖、徐志摩、周炳林等一批才俊都在同一时期留学于此。这些人中当数傅斯年与陈寅恪学习最刻苦，他俩被留学生戏称为“宁国府门前的一对石狮子”。在德国，傅斯年生活拮据，经常上顿不接下顿，他写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表达了这样的困境：“五月中旬连吃四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欧洲留学生涯对傅斯年影响深远，科学实证主义思想得到强化，并渗透到他的学术研究中来，特别是德国强势的民族国家意识，成为傅斯年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傅斯年书法

1926年隆冬，傅斯年踏上归国客轮，整整七年的留学生涯，傅斯年虽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却未取得任何文凭。好在那个时代，并不唯文凭论，凭借真才实学，他被聘任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蔡元培创办中央研究院后，傅斯年长期担任史语所所长。二十多年的所长生涯，傅斯年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他坚持史学就是史料学，重视考古材料，鼎力支持“田野考古”，摆脱故纸堆束缚，将语言学等观点方法用到历史研究中去。他参与并指导发掘安阳殷墟，整理大量档案，调查全国方言，取得了一个个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胡适眼中，傅斯年是人间一个最难得最稀有的天才。他既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功夫，又有最大胆最大刀阔斧的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又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的领袖人物。担任史语所所长时，傅斯年立下不少规矩，比如：专职研究员不能在外校兼课，专职研究员必须在所里办公，新来的年轻人三年内不允许发表文章，等等。为了让教授们安心研究，他有句名言：“政治你们不要管，我来管，你们只要专心读书就好。”傅斯年知道，培养一个专业史学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优秀的史学家既难得，又宝贵，好刀就得用在刀刃上。因此，他总是打破人情、地域观念，不讲背景，唯才是举，即使是蒋介石介绍的人，如有问题，他照样随时开除。他如守财奴守黄金般守住人才，以侍候一群有学问的人在身边放开手脚工作为己任。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从不求人的傅斯年，为了身处危难的梁思成、梁思永兄弟，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救助，留下一段佳话。

抗日战争期间，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一行，跋山涉水搬迁到四川偏僻的乡村李庄，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和次子梁思永均困守小山村，过着贫病交加的生活。梁思成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是民间学术团体，没正式编制，没经费来源。他的妻子兼工作助手林徽因身患严重肺结核，常年缠绵病榻，缺医少药。闻名遐迩的“太太客厅”的女主人，要协助丈夫编写巨著《中国建筑史》，又要照料两个孩子，处境艰难可想而知。考古学家梁思永也身患肺病，虽度过危险期，但虚弱不堪。身为所长的傅斯年忧心如焚，为替国家保护人才，他破例提笔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写信，专门谈及梁氏兄弟的身体生活状况，谈他们的家世和学问人品，担心倘无外边帮助，梁氏兄弟将要出事，请求政府拨款资助。信是这样写的：“思成之研究中国建筑，并世无匹，营造学社，即彼一人耳。营造学社历年之成绩为日本人羡妒不置，此亦发扬中国文物之一大科目也。其夫人，今之女学士，才学至少在谢冰心辈之上。思永为人，在敝所同事中最有公道心，安阳发掘，后来完全靠他，今日写报告亦靠他。忠于其职任，虽在此穷困中，一切先公后私。……今日徘徊思永、思成二人之处境，恐无外边帮助要出事，而此帮助似亦有其理由也。此事请兄谈及时千万勿说明是弟起意为感。”傅斯年的求助信起了作用，时隔不久，他收到了朱家骅寄来的专款，梁氏兄弟得以渡过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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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平生最钦佩的人是屈原和文天祥。他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文人”，因他有士大夫气节。民族存亡时刻，把民族利益放在首位，是知识分子最起码的气节。傅斯年视民族气节如命，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民族国家意识最为强烈的一个。抗日战争时期，傅斯年再次走出书斋，四处奔走，为抗日疾呼呐喊。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学者集会，谴责日军侵华罪行，傅斯年即席讲演，首倡“书生何以报国”的话题。当时，日本为寻找侵华借口，杜撰“满蒙”历史。傅斯年遂邀史学界同仁，挑灯夜战，撰写《东北史纲》，驳斥日本人指鹿为马的妄言胡说。当时，国民党高层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就连胡适也不主张对日宣战，但傅斯年却慷慨陈词：“寻求与日本的和平只是我们一厢情愿，除非我们答应日本的所有要求，才能得到‘和平’——那就只能是亡国灭种。”

当战火蔓延到平津外围时，有人发起建立北平文化城运动，想把北平变成“中立区”，以避战祸。傅斯年带头反对，他认为此举有损国民人格。当他读完胡适《保卫华北的重要》一文后，大动肝火，丝毫不顾及老师颜面，认为胡适附和政府的妥协政策，充当“应声虫”，他宣称要退出《独立评论》，与胡适割袍断交，后由丁文江调停才作罢。民族社稷大事上，傅斯年眼里容不得一粒沙子，哪怕是师长。后来连胡适也感慨说，傅斯年是他最好的诤友和保护人。

抗日战争期间，傅斯年反复强调，在日本人步步紧逼下，中国除坚决抵抗别无出路：“对倭只有一条路，即一切都无顾忌，人人当求必死。若是后边有退路，尚有可以商量之处，若是前面不止一条路，也还有选择之余地，今则后面是大海，两边有高墙，前面纵是猛虎，也只有拼上去。”中国要死里求生，生路是在死里求出来的。傅斯年断言大规模的抵抗可使国民受到严格训练，可借机消除中国的腐败。小抵抗有小结果，大抵抗有大结果，不抵抗没有结果。打个落花流水，中国人才有翻身之日。他给自己儿子取名傅仁轨，就是来自唐朝的刘仁轨，因为他是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将领。

日本天皇下诏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陪都重庆，傅斯年闻讯大喜，携酒一瓶至街上猛喝起来，又以手杖高举帽子狂舞，高呼国家出头了，直至精疲力竭才回家。第二天上午九点半前往国民参政会开会，他仍难以抑制喜悦之情，他在给夫人的家书中写道：“大家到秘书处庆祝……皆哈哈大笑，我现在方知旧戏中二人见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着、跳着、Kiss着，要想安静一下，谈如何游行，几乎办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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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其貌不扬，是个肥头肥脑的大块头，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副罗克式大眼镜，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翻领ABC衬衫，不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哔叽西装。那副容貌，就是不修边幅的典型，但也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句话，便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汗珠。傅斯年的脾气和他的块头成正比，脾气来了，绝对是一门宽口径的重型火炮，他是民国知识分子中唯一敢在蒋介石面前跷起二郎腿说话的人。傅斯年大胆放言：“谁都没有资格骂胡适，只有我可以骂，只有我才有资格骂。”但他骂得最凶的却是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和姐夫孔祥熙。“傅大炮”的名头也由此而来。

加入国民参政会后，傅斯年更是毫无顾忌地抨击政府失职不当和官员贪污腐败，十足的天不怕地不管的自由知识分子本色。他写信给蒋介石以反对孔祥熙，从才能、信望、用人、友邦观感等方面，条分缕析地论证孔祥熙不足以担任行政院长，他的信被胡适称为“打孔家店妙文”。孔祥熙是民国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他的“优点”是以领袖之意志为意志，一切唯蒋命是从，深得蒋介石欢心。蒋介石先委托亲信向傅斯年说情，但傅斯年不为所动。最后，蒋介石亲自出马，请傅斯年吃饭。席间，他问：“你信任我吗？”傅回答：“我绝对信任。”蒋说：“你既然信任我，那么就应该信任我所任用的人。”傅斯年一听就按捺不住地说：“委员长我是信任的，至于说因为信任你也就该信任你所任用的人，那么砍掉我的脑袋，我也不能这样说！”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傅斯年多次炮轰孔祥熙，屡败屡战。1945年，他抓住“黄金公债案”，要办贪污首先从最大的“老虎”开刀。铁证如山，八年“反孔”，一击而中，孔祥熙狼狈倒台。

继任者宋子文也栽倒在傅斯年手上。宋子文上台后，打着抗日救国的幌子，利用拥有的官僚企业进口许可证，大肆非法进口倒卖，最后酿成1947年以上海为中心的“黄金风潮”。傅斯年再次炮轰宋子文，发表了《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的雄文，他尖锐地指出：“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上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都垮了。当然有人欢迎他或孔祥熙在位，以便政府垮台。‘我们是救火的人，不是趁火打劫的人’，我们要求他快走。”在傅斯年的连番炮轰下，宋子文终于黯然下台，成就了傅斯年一生当中的又一个“神话”。

傅斯年与蒋介石

傅斯年参政而不从政，他一生都没加入国民党，始终同国民党保持着一种疏而不离、亲而不密的关系。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为改善国民政府的公共形象，要求傅斯年出任国府委员，但傅斯年坚辞不就。他不仅自己不入政府，还劝说胡适也不要加入。他怕一旦加入政府便失去自由独立，他信奉“与其入党，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他甚至认为蒋介石让胡适加入国民党政府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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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后，傅斯年出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要替性格温顺的胡适扫清障碍。他坚决辞退日伪时期北大的教职员工，要求教授必须在“礼义廉耻”四字下给学生做榜样。

1945年11月间，傅斯年乘飞机赴北平任职，训导长陈雪屏到机场迎接，刚下飞机，傅斯年就劈头盖脸地质问：“你和伪北大先生们有无交往？”陈雪屏回答说：“有，只是在一些必要的场合。”傅斯年立即怒吼：“汉贼势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弄得陈雪屏万分尴尬。

代理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傅斯年一再表示：凡做了伪北大的教员的，复原的北大一律不聘。否则下一代青年不知所取，今天负教育责任的人将成国家的罪人。他要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并强调这个话就是打死他也要说的。他还拍案大骂容庚是“文化汉奸”，一时成为学界热点新闻。对前来说情的人，傅斯年更是火冒三丈地说：如果这些人受不到谴责，那就太对不起那些跋山涉水到重庆和昆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为了民族大义而抛家别子去了大后方，吃不上喝不上的，容易吗？一句话把说情的人封得死死的。他的老师周作人也被他开除。傅斯年一点也不怕得罪人，他知道恨他的人一定很多，但他从不作乡愿。他自称是北京大学的“功狗”。当胡适自美返国后，他立刻辞职，毫不恋栈，也不接受蒋介石慰留，依旧回到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1948年12月，国内情势日益紧张，南京危在旦夕，老友陈布雷突然自戕。这年除夕夜，傅斯年和胡适是在南京过的，这里已失去了往日过年的喧闹，零星的鞭炮声衬托得气氛分外凄凉，给凌乱的心绪平添了几分哀婉，他俩借酒消愁，对酒当哭，含泪吟诵陶渊明的《拟古》诗：“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心中的悲痛，可想而知。

工作中的傅斯年

蒋介石赴台后，决定由傅斯年执掌台湾大学。在傅斯年带领下，他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立为台湾大学校训，尊重个人、注重人性、提倡正义。很快，台湾大学脱颖而出，成为以自由学术精神为原则的一所现代化大学，中国又一方学术重镇。1950年12月19日，一个寒风瑟瑟的冬夜，傅斯年和夫人俞大彩在书房中生炭火取暖，傅斯年穿着一件厚棉袍，伏案赶写文章，夫人坐在对面缝补旧衣，傅斯年急于拿到这笔稿费做一条过冬棉裤。他搁下笔对夫人说：“稿费到手后，你赶快去买几尺粗布，一捆棉花，为我缝一条棉裤，我的腿怕冷，西装裤太薄不足以御寒。”次日，傅斯年穿着一身单薄的西装，列席台湾省“参议会”，答复有关台湾大学的问题。他在台上高声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对有才能有智力的穷学生，绝对要扶植他们！”讲完后走下台来，倒地猝逝，年仅五十四岁。

傅斯年去世后，蒋介石亲自参加公祭，并题写了挽词“国失师表”。傅斯年的骨灰安葬在台大校园中，墓前立无字碑。园中树立一座纪念钟，镌刻傅斯年提出的“敦品、励学、爱国、爱人”八字校训。后来此处被称为“傅园”，此钟也被称为“傅钟”。“傅钟”特别的二十一响钟声，源自傅斯年的一句话：“一个人在一天二十四小时，要留下三小时作为沉思。”

傅斯年去世十多年后，在海峡对岸，他的山东老家，傅家祖坟因为他而被一群身着绿军装、戴红袖章的青年人刨了个底朝天，并曝尸骨于荒野。这个善于沉思的人，就算每天给他二十四小时来沉思，大概都想不到这些吧。摧伐一个桀骜不驯、刚直不阿的人的精神，刨祖坟显得多么怪诞又多么彻底，几千年前的流毒轻而易举地穿过漫漫时光，潜藏在看不见摸不着的基因里，仅凭一个阴冷的天气，便出来作祟。也罢，投石唾骂，总胜于淡漠遗忘，是非功过，原不是谁都可以说了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