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人篆刻艺术之晨曦及其对苏州篆刻之影响

元代是中国篆刻发展史的重要阶段。其时虽为蒙古族人统治，但因安邦治国之需，汉文化仍占有重要地位，只是汉族文人多受民族歧视和打压排挤，出路维艰，于是便混迹于市井、出入佛道，与市民阶层贴近，兼从各种职业以糊口，尤其是寄情书画以寻求心理平衡和精神慰藉，或以隐士、隐君自居。由此，元代在艺术上反而有了更自由的广阔平台，从而书画印都有新的发展。就印学园地而言，文人篆刻露出了晨曦，印学理论也在此时萌发。可以说，元代是印章从实用真正走向艺术的分水岭和大转折期，而吴门在这个转折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元代文人参与篆刻艺事的三位重要代表是赵孟、吾丘衍和王冕，他们对元代的印学活动有开拓之功并有高屋建瓴的前瞻性，对苏州篆刻之影响不言而喻；而昆山顾阿瑛和朱皀则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他们传播印学并躬身篆刻实践，孕育了苏州篆刻在明代的发展，形成“前吴门印派”的历史阶段。

赵孟（1254—1322），字子昂，号松雪道人，别署水晶宫道人。湖州吴兴（今浙江湖州）人。赵氏博学多闻，是一位大诗人、大书画家，“文词高古”，“书画绝伦”，篆隶真草行书无不冠绝，山水、人物、兰竹、鞍马绘画悉造其微。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有着很高的社会声望，卒追封魏国公，谥文敏。他在精研诗书画的同时，提倡书画同源，对用印也极为讲究，曾自己勾摹古印，编成《印史》一卷，开前无古人之例。在《印史》序中，他提出了摹印要回归汉魏的“复古”思想，主张“改弦以求音，易辙以由道”，将刻印上升到艺术审美的高度。他自篆印章，将唐宋以来的朱文印篆法加以发展，突出玉箸笔意，并使之定型为“圆朱文”（图1-6），后世因为赵氏处于元代，所以又将此类风格的朱文印称为“元朱文”。由于赵孟的影响，元代悄然兴起了一股文人篆印的风气，“圆朱文”印也被许多印人效仿。正如元末张绅所言：

图1-6　赵孟自用印

至大、大德间，馆阁诸公名印皆以赵子昂为法，所用诸印皆阳文，皆以小篆填廓，巧拙相称，其大小繁简，俨然自成本朝制度，不与汉、唐、金、宋相同。^[1]

图1-7　吾丘衍自用印

余候先生好情思，多求诸人写私印，见先生即捉新笔，书甚快，写即自喜。余“夏溥”小印，先生写，证可也。^[2]

赵孟和吾丘衍之所以能开一代风气之先，除了元代初中期文人对印章的浓厚兴趣之外，他俩的博学多艺、远见卓识是重要因素。赵孟精书擅画，工诗能文，而且官位显赫，交游广泛，声名尤为显著；吾丘衍尤长篆学，兼通音律，开馆授徒，品行为人所慕。可以说，赵氏俨然艺文领袖，吾氏堪称后学导师。正是由于他俩对印学的积极提倡和躬身实践，并明确提出“古”和“质朴”等最初的印章审美观念，才使得元代文人篆刻的发展有了明确的方向，也为元末明初吴门篆刻艺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图1-8　王冕自用印

王冕（1287—1359），字元章，号煮石山农，别署会稽外史、梅花屋主、九里先生等。浙江诸暨人。王冕出身农家，幼年丧父，每天利用放牛的时间画荷花，晚至寺院长明灯下读书，以至学识深邃，能诗，擅墨梅。隐居九里山，以卖画为生。画梅以胭脂作梅花骨体，花密枝繁，别具风格，亦善写竹石。著有《竹斋集》《墨梅图题诗》等。王冕参与篆刻艺事的最大贡献是以花药石治印，著称于史册。明初刘绩在《霏雪录》中说道：

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始也。山农用汉制刻图书印，甚古，江右熊□巾笥所蓄颇夥，然文皆陋俗，见山农印大叹服，且曰“天马一出，万马皆喑”，于是尽弃所有。^[3]

可见王冕以石治印在当时的影响，而且也是“用汉制”（图1-8），应该是受到赵、吾丘印学思想的影响。后世有将王冕视为文人自篆自刻的创始者，然而，目前所见文献资料及印章实物图像尚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不过，王冕对印材革新的印学意义非同一般，至少对后世文人刻印的启示作用不可小觑。因为元代以前，商周至汉魏六朝官私印材皆以金属为主且多铸造，玉印少而珍贵；隋唐宋官印仍以金属为主，私印则有石、木、牙骨、犀角、琉璃、水晶、绿松石、陶泥等，但是少见。元代文人参与篆刻艺事，多篆而不刻，原因之一可能是金银牙角之类的印材质地坚硬，非铸凿雕琢不能成印，文人难以身体力行（当然还有“重文轻技”等社会观念的原因，见下文详述）。而石质印材（一般指性嫩的叶蜡石）易于受刀，为文人亲手镌刻创造了有利条件。王冕能大胆尝试，使印章从印工制作向文人篆刻转变成为可能，这是篆刻艺术发展史上值得重视的大事。

以上三位重要人物的印学成就代表了元代文人篆刻艺术之晨曦的主要方面，无论是赵孟关于篆刻“复古”思想的号召，还是吾丘衍的印学研究，以及王冕的篆刻实践，都为篆刻艺术开辟了新的境界，对当时及后世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苏州自然也不例外。而且生长于湖州的赵孟，或因地缘关系而曾多次往来吴门，吴江的张渊、昆山的朱旭和太仓的顾信，都曾从游于赵氏。苏州著名的《玄妙观重修三门记》便是赵氏于大德六年（1302）所篆额并书（现藏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为赵体楷书之最，至今被学者奉为圭臬；而且赵氏季子赵仲光晚居吴中，与昆山顾阿瑛交游，阿瑛称其风流文雅，有王孙风度，而无纨绮故习（陈继儒《妮古录》）。吾丘衍的弟子吴轈晚年寓居昆山，将印学传递于吴门朱皀；而王冕则直接参加过昆山顾阿瑛主持的“玉山雅集”。因此，概述前吴门印派时期的苏州篆刻必然少不了这三位重要人物。当然，元代参与篆刻艺事的还有其他文人，包括一些著名文人如柯九思、杨维桢、郑元佑、张雨、袁华、张绅、陈基、倪瓒、钱惟善等，他们的印学活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