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阿瑛（1310—1369），名德辉（图1-9），又名瑛，字仲瑛，号金粟道人，昆山人。据顾阿瑛自撰《金粟道人顾君墓志铭》言，其出身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祖籍苏州，先祖在宋时为官；入元后，祖父顾闻传曾任卫辉、怀孟路（今属河南）总管，始迁家昆山，成为当地豪族。父亲顾伯寿号玉山处士，以经商为业，家室殷富。顾阿瑛“幼喜读书”，“善记诵”，年十六佐父理家事，走上经商之路，遂废学；经济上有所积累后，三十岁又开始认真读书，并构筑玉山草堂，故倪瓒称其“能扩先世之业，昌大其门闾，逍遥户庭，名闻京师”[5]。明杨循吉《苏谈·顾阿瑛豪侈》也有描述：
图1-9 顾阿瑛像
顾阿瑛在元末为昆山大家，其亭馆盖有三十六处，每处皆有春帖一对，阿瑛手题也。记必名公，诗必才士，虽篆隶二三字，亦必选当代之笔。当时如杨廉夫、郑明德、张伯雨、倪元镇皆其往还客也。尤密者为秦约、于立、释良琦。[6]
顾阿瑛少轻财结客，以声伎广交四方宾客，经商从文后，曾授会稽教谕，不就，后又三次辞官。其才性高旷，精于音律，擅长吹、拉、弹、唱，是昆曲“昆山腔”的创始人之一。又喜购古书名画、彝鼎、秘玩，能自辨瑕瑜，以会海内文士为乐，与吴门活动的文人几乎皆有交往，其中包括吴轈、杨维桢、柯九思（至顺二年去职，流寓苏州）、郑元佑、张雨、袁华、王冕、倪瓒、郭翼……四十岁后在昆山西郊扩建玉山草堂，弃商从儒，专心于文艺之事，不避世俗，多次举办玉山雅集，吸引了江南一带名流雅士前来切磋诗文书画，持续十多年，留下诗文近三千首而成《草堂雅集》，对中国的诗词、书法、绘画，以及戏曲、园艺等诸多方面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明代王世贞《艺苑卮言》写道：
吾昆山顾阿瑛，无锡倪元镇，俱以猗卓之资，更挟才藻，风流豪赏，为东南之冠。[7]
图1-10 顾阿瑛自用印
在篆刻方面，顾阿瑛更是前“吴门印派”之关键人物，因为他而聚的“玉山雅集”，使更多的元代文人对印学越来越感兴趣；也因为他的褒奖与推荐，起初为刻碑工匠身份的朱皀由于刻印精绝而逐步跻身于文人艺术圈，成为自篆自刻的先行代表人物（图1-10）。
图1-11 张渥自用印
朱伯盛（皀）好考古篆籀之学，与同郡钱翼之父子及陆友仁、吴孟思、卢功武讲论甚博。[8]
其他如顾阿瑛、吴志淳、王冕、周伯琦、郑晔、陶宗仪等亦曾在吴门从事过有关印学活动。又据记载，陈基曾写信给其友钱逵“求一图书及两扁图书，乞分付卢小山家一刻”；还有倪瓒在一封信札中说：
篆至三印文甚佳，但“幻霞”文差大，不欲横写，如“开元”“绍兴”竖写，再烦篆惠也。[9]
鉴于玉山雅集的规模与频率，顾阿瑛身边肯定会聚集几位懂行的帮手，朱皀应是其中的代表。朱皀是刻碑能手，兼刻其他，所辑《名迹录》中就有不少是为顾阿瑛刻的，同时他多次有机会参加雅集，也结识了不少文人并受到他们的指点（师从吾丘衍的弟子吴轈就是一例），逐步成长为刻印高手，被称为“吴中绝艺”，标为“方寸铁”，相关的《方寸铁志》及其多位文人题咏（下文详述），形成了元代文人在吴门开展印学活动之群体性的标识。这与朱皀在玉山雅集的人脉关系是分不开的，当然这还是要归功于顾阿瑛客观上为他创造的机遇。
另外，元末常熟有位缪贞（生卒年不详）亦能治印。缪贞字仲素，号乌目山樵。隐居不仕。博学嗜古，喜购藏三代汉唐器物，曾得宋绍兴年间邵谔所进述古图砚并宝用，故名其居曰述古堂。善篆、隶、真、行书。论者谓其摹印实践“以正为变，以变为正，极乎精微，夺乎天造”。今人庞士龙《常熟印人录》搜集到部分有关缪贞的资料，言所见缪贞编纂《六书明辨》，并摘录林大同为该书所作后序之关键内容，云缪氏“得乎文敏赵（孟
）公、邵庵虞（集）公不传之妙”[10]，经查邵松年《海虞文徵》，存有此文，知缪贞编纂有二卷，宗旨是明字之义，辨字之舛，且关注到“摹印之谬”。时人张著、李还、倪瓒（图1-12）等为之撰序。林大同序还称：
图1-12 倪瓒自用印
其义不可以不明，其舛不可以不辨也……偏旁点画，各有定分，截乎不可乱矣。……又加以摹印之谬，故承舛之失，不可枚举。[11]
缪氏活动的年代大约在元末，与杨维桢、顾阿瑛等有交往。元末明初王行为撰《缪仲素真赞》云：
于其容，已见其天质之美；于其言，而知其读书之功。其守可尚，足表其所嗜之淡；其行可嘉，足验其所学之充。是所谓粹然之善士，可视为馰然之素翁耶。[12]
明汪珂玉撰《珊瑚网》，上册“书录”记载了《张贞居与袁子英诗手稿》跋语，其中一则与缪贞有关：
至正壬寅秋八月十八日，海虞缪贞、吴郡余大亨、昆山顾元臣同观，弟子萧灯拜题。[13]
明陈继儒《妮古录》卷之一也有关于缪贞的记载：
缪贞字仲素，善篆隶真行书，虞山碑刻多贞手迹。尤嗜古，凡三代汉唐器物，悉能购藏，尝得宋内藏绍兴丁巳邵谔所进述古砚，因以述古名堂，黄晋卿为之记。子侃字叔正，亦好文。[14]
当然，元代吴门早期印学群体性活动的形成还有其他原因。
其一，吴门篆刻艺术的渐速发展，与文人对古玺印的赏玩和借鉴分不开，元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较宋人更加浓厚，因此宋代文人的鉴藏印和书画款印的渐变，发展到元代成为突变。如张绅（图1-13）在《书朱伯盛印谱后》中叙述元代：
图1-13 张绅自用印
馆阁诸公，无不喜用名印。虽草庐吴公所尚质朴，亦所不免，唯揭文安公（溪斯）绝不用其制。[15]
从存世元代书画上的钤印来看，少则数方，多则十数方，说明当时文人用印已极其普遍。另外，元代文人对印章的兴趣还表现在对古代印章的收藏。如元代集古印谱的编辑工作有较大的发展，主要采用钩摹和翻刻等手段，如钱选的《钱氏印谱》、申屠志远的《集古印章》、赵孟
的《印史》、吾丘衍的《古印式》、吴轈的《汉晋印章图谱》、杨遵的《杨氏集古印谱》，以及陶宗仪的《古人印式》等。此外，元代诗人元好问《学东坡移居八首》中有诗句曰：“故书堆满堂，故物贮满箱，浑浑商宝鬲，累累汉铜章。”可见当时许多文人都有收藏古印的癖好。
其二，元代吴门文人印学群体性活动还表现在共同鉴赏之风。如吴中文人陆友（字友仁）曾得到一方印文为“卫青”的古玉印，有考证说是汉代名将卫青的印章，于是陆氏专门为此撰写了《印史》，并邀请了当时著名的文人如虞集、吴莱、揭溪斯、张雨、泰不华等为其题咏，其中一首写道：可谓一人得古印，大家乐融融！又如，元末昆山人朱皀刻印名擅当时，文人书法家张雨称其刻刀为“方寸铁”，著名学者杨维桢还专为朱皀作《方寸铁志》，一时文人纷纷为其赋诗撰文，总计题咏者多达近二十人（下文详述）。此外如陆友仁得古铜印“陆定之印”以名其子的故事也非孤例。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当时文人的闲情逸致，而且表现了他们的审美取向和创作欲望。这种印学活动群体性的倾向，可以看成是明代“吴门印派”形成和发展的先兆。
白玉蟠螭小篆文，姓名识得卫将军。卫将军，今安在？白草茫茫古时塞。将军功业汉山河，江南陆郎古意多。[16]
其三，从社会因素看，元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并导致战乱四起，社会不得安宁。张士诚割据势力僭位以苏州为都城后，曾兴修水利、奖励农商，并招贤纳士，幕下集有一批文士、书画家（张士诚兄弟癖好书画）如王蒙、饶介、陈汝言、杨基、赵原、宋克、周砥等，使吴门在元末的战乱中能够处于相对安定繁荣的环境之中，一时寓居苏州为躲避战乱的文人也渐多（图1-14）。如《明史·顾德辉传》云：
图1-14 元代文人自用印
士诚之据吴也，颇收召知名士，东南士避兵于吴者依焉。[17]
这一环境为当时诗文书画、杂剧戏曲等文艺活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从而使吴门早期印学的群体性活动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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