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23 宋克自用印
图1-24 姚广孝自用印
元末吴门部分参与篆刻艺事者如文人卢熊、印人朱皀等，至明初仍然健在，其印学应有余音，但明初印学史料极少，或许因为当时政治气候之影响（如明太祖朱元璋实行重典高压的统治政策、迫害敌对势力的杰出人才，洪武年间吴门富室被迫大规模迁徙外地，如顾阿瑛被强行迁至安徽凤阳等），文人雅集的行踪稍有延续后亦难寻觅，我们只能从部分吴门传世的书画、信札钤印中，寻找出一些文人用印的艺术迹象。如明初闻名于书坛的书法家“三宋二沈”之宋克（1327—1387，长洲人）的自用印“宋克私印”（图1-23），“东吴生”，明初第一奇人、高僧姚广孝（1335—1418，长洲人）的自用印“太子少师姚广孝图书”（图1-24），著名画家夏昶（1388—1470，昆山人）的自用印“夏氏仲昭印”“二十八宿中人”（图1-25）等，可知其时文人篆刻，基本上沿袭元代文人印风，以圆朱文和仿汉印章两大格局为主，其中朱文印几乎是元代的翻版。故明代朱简《印经》称：“国初尚沿故习。”此外，开吴门画派先声的杜琼（1396—1474）之“笔随人老”“用嘉”两方自用印（图1-26），以及开吴门书派先声的徐有贞（1407—1472）之“染翰余闲”“大学士章”等印（图1-27），又在元代印风的基础上有所变化，白文有垂露文篆法的痕迹，朱文吸收了汉烂铜印的特点并有反白为朱之意。总体上虽未脱汉印与元朱之窠臼，但篆法富有笔意，似汉非汉，章法布局有了一些变化，带有一定的创新意象，具有较高的艺术水准。至正德、嘉靖前期，吴门文人、书画家等对印学的兴趣较明初更大、自用印更多，而且对用印的艺术追求更高，并逐渐形成前吴门印派的早期特点。以吴门画派、吴门书派的代表文人为例即可窥视这一点。据上海博物馆编辑、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12月出版的《中国书画家印鉴款识》统计，绘画之“吴门四家”、书法之吴门代表人物自用印数量如下表：
图1-25 夏昶自用印
图1-26 杜琼自用印
图1-27 徐有贞自用印
图1-28a 沈周自用印
此书也录出同时期其他文人书画家的自用印，亦较明初有增多的现象。其中著名者对篆刻艺术的追求在其自用印中也有反映，如同一印文内容的刻了好几方，而且有的只是微变（图1-28）。其他如刘珏、周臣、徐霖、杨循吉、王守、蔡羽、张灵等文人、书画家等自用印亦有不少可圈可点之作。
另外，一些文献资料也记载了这一时期文人对印学及篆刻艺术有更高追求的史实。如吴宽（1435—1504，字原博，号匏庵，晚号匏翁，长洲人），见到元末明初朱皀的《方寸铁卷》，在题跋中写道：
余尝见故元时吴人印章，刻画古雅，疑其多出吾子行之手，而不知有朱伯盛者。今观杨铁崖、顾玉山辈《方寸铁志》并诗，始知伯盛名皀。[28]
图1-28b 文徵明自用印
跋文中有“刻画古雅”的标准，查阅吴宽的自用印，也能表明这一点（图1-29）。明徐官《古今印史》中有一则可说明吴宽对印学篆文的重视：
吴文定公名宽，字原博。在朝时，乡人有浦姓者，善刻图书记而不知篆法，尝刻“原博”二字奉寄。文定见而笑曰：“‘博’字当从‘十’，不当从‘心’。”因复寄还。[29]
图1-29 吴宽自用印
又如吴门书派的领袖人物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别署枝指生，长洲人），周应愿《印说》称：这表明祝允明对用印亦颇有艺术讲究（图1-30）。
吾吴祝京兆允明、王贡士宠，书名冠天下，然不以篆行。祝有“吴下阿明”朱文印，空远有韵。[30]
图1-30a 祝允明自用印
图1-30b 祝允明自用印
至于文徵明与唐寅，则更表现出了对于印学的浓厚兴趣，并且已初步涉足篆刻实践，直接启发和影响了文彭这一辈文人以及后人的篆刻艺术实践。
文徵明（1470—1559），初名壁，后以字行，更字徵仲，号衡山居士。长洲人，世称“文待诏”或“文太史”，著有《甫田集》。书法承李应祯指授，致力于古碑帖临摹，又学文于吴宽，学画于沈周，与同时代文人、书画家祝允明、徐祯卿、唐寅等相互切磋，成就斐然，后来被推为“明四家”之一、吴门书画的领袖。文氏不仅在诗文书画方面取得了极高的艺术成就，而且在印学方面，亦有所造诣。据载，文徵明曾有这样一句话：“我之书屋多于印上起造。”这不仅描写出他本人的实况，也充分反映了当时文人对印章艺术的癖好。韩天衡《中国印学年表》中辑录了弘治十四年（1501）文徵明篆“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象牙印一事（图1-31），此印见于近人丁仁等所辑《丁丑劫余印存》卷一及葛昌楹、胡鴄所编《明清名人刻印精品汇存》。其他如“玉磬山房”“玉兰堂印”“悟言室印”“梅溪精舍”“翠竹斋”等可能大多为文氏起造于印上，只用于钤盖书画作品（图1-32）。而其“停云馆”书屋则真实不虚（“停云”斋号印有多枚，也是文氏较多使用的印鉴之一），正德、嘉靖年间，吴门文人尤其是文门弟子经常雅集于此，探讨、交流、传习。著名的《停云馆法帖》，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构想并实施的，它由文徵明编辑、指授，其子文彭、文嘉摹勒自晋唐至明代法书名迹，付刻于碑石，连同文徵明卒后增刻的文氏小楷《黄庭经》及行书《西苑诗十首》共计十二卷，其上多有印迹摹刻，前后耗时二十三年。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至文徵明时代，由于印章与书画结合更加紧密、印人增多等原因，印风与明初就有所不同了。周应愿《印说》云：
图1-31 文徵明篆印（传）
图1-32 文徵明自用印
至文待诏（徵明）父子始辟印源，白登秦汉，朱压宋元……文运开于李北地，印学开于文茂苑。[31]
图1-33 唐寅自用印
唐寅（1470—1524），字伯虎，一字子畏，晚皈佛乘，号六如居士，别署桃花庵主、逃禅仙吏等。吴县人。少绝颖，数岁能文；然性疏朗，任逸不羁，放浪行迹。明弘治十一年（1498）应天府乡试第一名，有自用印曰“南京第一解元”；翌年赴京会试，因科场案所牵连，遂绝意仕进，隐于苏州阊门内桃花坞，以卖画为生。工诗文，与祝允明、文徵明、徐祯卿称“吴中四才子”，书法赵孟
，画师周臣、沈周，尤擅仕女。2014年年底，苏州博物馆举办唐寅书画作品特展，我们得以亲眼看见其更多传世书画作品上的钤印，有“唐寅私印”“唐伯虎”“唐子畏图书”“六如居士”“南京解元”“禅仙”“学圃堂”“梦墨亭”“龙虎榜中第一名，烟花队里醉千场”等，篆刻形式多样（图1-33），印文内容丰富，印风亦以雅正为本。史料显示，唐寅本人亦篆印或刻印，据其同时人阎秀卿《吴郡二科志》言：
（唐寅）曰：“大丈夫虽不成名，要当慷慨，何乃效楚囚？”因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32]
图1-34 沈贞吉篆刻石章
由于唐寅出身于商贾之家，自幼“参杂与隶屠贩之中”，受市井文化影响较大，加之其个性、才华及生活处境，可以分析推测阎氏所言不虚。
关于文、唐时代使用石章的可能，亦有其他资料可作旁证。如先师徐无闻曾拓有明代沈贞吉署名的成化十八年（1482）石章“悠然见南山”并边款（图1-34），原印石当时藏于著名印学家易均室处。这是明代早于文彭使用石章的重要物证。沈贞吉（1400—1483后），一名贞，是绘画“吴门四家”领袖沈周的伯父，诗文绘画皆能，擅作山水，他会篆刻应有可能。
与文、唐同时代且涉足篆刻的还有徐霖、吴罐等。
徐霖（1462—1538），字子仁、子元，号九峰道人，别署髯仙、髯翁、快园叟等。祖籍吴县，后徙居南京，但经常往来吴中，与沈周友善，谊在师友之间。少弃举业，富才情，精音律，诗文皆工，尤以散曲著名。书学欧颜，后喜赵孟v，笔力遒劲；尤精小篆，旁及篆刻。明人姜绍书云：
徐髯仙、许高阳、周公瑕皆系书家，旁及篆体，印文章法，心画精奇。[33]
万历年间印学家周应愿说：
徐霖，所谓髯仙者，豪荡自喜。无论其他，篆似出元周伯琦上。[34]
天启年间印人周应麟亦称：
入吾昭代，有许初、丰坊、李东阳、乔宇、徐霖、文彭诸君子，后先继起，狎主齐盟，为休明鼓吹。[35]
徐霖的印迹所见不多，但从其自用印窥其一二，朱文印精雅有致而飘逸灵动，如“髯仙”；白文印布局安详而似汉非汉，如“徐氏子仁”等（图1-35）。从史料记载看，其涉足篆刻仍多止于“篆”，有自刻与否？尚无定论。
吴罐（生卒年不详），字次明，题沈周《怀萱图》自称雁村吴罐。吴县人。以县学生贡入国子监。工诗文，与唐寅、文徵明、王宠等友善，与文徵明、吴奕、蔡羽、钱同爱、陈淳、汤珍、王守、王宠、张灵结为“东庄十友”（皆为长洲人）。善鉴古器物、书画，书法宗颜真卿，尤精篆刻。《吴县志》有载。
此外，长洲沈津（生卒年不详）还于正德年间编纂过一部《欣赏编》，其中一卷为宋王厚之的《汉晋印章图谱》，其后又增加了元人吴轈摹刻及自己摹刻的古印（后世称为《沈润卿刻谱》），首次从艺术的角度将印章列入“欣赏”，颇耐人寻味。
又据王彝《王宗常集》记载，大约在元末明初时，苏州地区有“吴人李明善刻印章，必本古制考古书，余嘉其好古也”。另有史料记载吴江朱应辰（生卒年不详）“篆籀颇类古，洪武初，尝命书符印”、长洲王宾（生卒年不详）亦善篆刻（叶铭《广印人传》）等。
图1-35 徐霖自用印
另据周新月先生考证，明代中期，吴门出现了一位较为典型的“自篆自刻”并且是以石章治印的文人篆刻家——陈助，以前学者很少关注过。陈助（1408—1463），字贤佐。昆山人。有清才，与里中刘溥、沈愚、郑文康等号为“十铎（方言，意痴）”。工诗，下笔俊健。书法欧阳询，又能篆隶行书，与其姊夫张翔相为师友。亦能画，间作乔柯竹石，颇多雅趣。明正统元年（1436）以荐授浙江桐庐县丞，擢江西金溪知县，后坐事落职。他又善篆刻，在郑文康为其所撰墓志铭中记载道：
遇美石为知己，镌刻图书，甚有古法度。[36]
由此可见，前文彭时代，吴门篆刻在元末明初群体性活动的基础上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文人、书画家不仅用印普遍而且对篆刻艺术有较高要求，同时石质印章的出现亦有案可稽，并非孤例。况且，文徵明、唐寅等吴门文人的先期篆刻实践，在吴门地区起到了范例的影响，对于明清文人篆刻流派的形成亦有着直接的启迪作用，这无疑为文彭篆刻时代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本章所及“吴门印派”的孕育阶段可以追溯到元代后期。当时在赵孟
、吾丘衍等“复古”印学理论的倡导下，受王冕以“花药石”治印的影响，尤其是吴轈寓居昆山将印学直接传授于邑人朱皀，以及顾阿瑛开创并主导的“玉山雅集”，使苏州地区的印学活动较为活跃，且具有群体性倾向。许多文人如陆友、钱良佑、钱逵、卢熊、朱皀、顾阿瑛等，对印学都产生了一定的兴趣。朱皀亦匠亦文的社会身份并自篆自刻印章，为吴门篆刻的早期发展摒弃了旧观念，使篆和刻成为一个完整的艺术创作过程。
由于吴门书画艺术在明代初、中期的发展，文人及书画家如沈周、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等对自用印的数量及艺术水准有了较多、较高的要求，这促进了篆刻艺术的进一步发展，而且吴门文人躬身篆刻实践者也渐有增加，同时他们求精尚雅的理念也自然而然地渗透到印章制作中（如明初吴宽跋朱皀《方寸铁志》及其赞词长卷，字里行间均体现了吴门文人开始崇尚篆刻的“古雅”），使元代发展起来的圆朱文、汉白文两大主要印式日臻完善，并有一定的变化和发展趋势。因此，前吴门印派之苏州的文人印学活动已具有一定的声名和先导作用。
【注释】
[1]（元）张绅，《印文集考跋》，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8。
[2]（元）夏溥，《〈学古编〉序》，张海鹏辑《学津讨原》第16册艺术类，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0年，页692。
[3]（明）刘绩，《霏雪录》，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六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671。
[4]个中原因，可参见拙文《论明代文人篆刻兴盛的文化背景》，《书法研究》，2004年02期。
[5]（元）倪瓒，《金粟道人小像赞》，朱皀《名迹录》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0。
[6]（明）杨循吉，《苏谈》，陈其弟点校《吴中小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页35。
[7]（明）王世贞，《新刻增补艺苑卮言》卷七，《续修四库全书》第169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页515。
[8]（元）张绅，《印文集考跋》，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9。
[9]转引自周新月《元代篆刻史论》，《西泠印社国际印学研讨会论文集》，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8年，页115。
[10]庞士龙，《常熟印人录增订稿》，抄本，页一，归之春先生藏。
[11]（明）林大同，《缪仲素〈六书明辨〉序》，邵松年《海虞文徵》卷三，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鸿文书局石印本。
[12]（明）王行，《半轩集》卷一“缪仲素真赞”，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三一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298。
[13]（明）汪珂玉，《珊瑚网》卷十一，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页275。
[14]（明）陈继儒，《妮古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5。
[15]（元）张绅，《书朱伯盛印谱后》，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9。
[16]（元）揭溪斯，《题姑苏陆友仁藏卫青玉印》，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页806。
[17]《明史·卷二百八十五·列传第一百七十三·文苑一》，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页7326。
[18]朱皀生卒年，据周新月《有关元代篆刻家朱皀的研究》一文的考证与推测，中国书画报、西泠印社等编《全国首届“篆刻学”暨篆刻发展战略研讨会论文集》，津新出图字（97）第002172号，1997年，页150。
[19]（元）顾阿瑛云“予偶得未央故瓦于古泥中，伯盛为刻金粟道人私印”，明·汪柯玉《珊瑚网》卷十一，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页282。
[20]（元）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4。
[21]（元）吴昭，《元故云涛处士濮阳吴君圹志》，朱皀《名迹录》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61。
[22]（元）王冕，《竹斋集》卷上，“挽吴孟思”，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三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26。
[23]（元）杨维桢，《方寸铁志》，汪柯玉《珊瑚网》卷十一，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页281。
[24]（清）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25。
[25]（明）卢熊，《印文集考序》，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7。
[26]（明）陈继儒，《妮古录》，印晓峰点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页24。
[27]（元）倪瓒，《朱伯盛甫小像赞》，朱皀《名迹录》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六八三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87。
[28]（明）吴宽，《〈方寸铁志〉跋》，汪珂玉《珊瑚网》卷十一，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5年，页285。
[29]（明）徐官，《古今印史·前辈知书法》，《篆学丛书》，北京：中国书店，1984年。
[30]（明）周应愿，《印说·成文第四》，明万历刻本，常熟图书馆藏。
[31]（明）周应愿，《印说·得力第十》，明万历刻本，常熟图书馆藏。
[32]（明）阎秀卿，《吴郡二科志·唐寅传》，上海国学扶轮社，清宣统三年（1911）石印本。
[33]（明）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国朝印章》，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七二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102。
[34]（明）周应愿，《印说·成文第四》，明万历刻本，常熟图书馆藏。
[35]（明）周应麟，《〈印问〉自序》，韩天衡《历代印学论文选》，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1999年第二版，页484。
[36]（明）郑文康，《平桥稿》卷十四，《前金豁知县陈君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四六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页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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