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时间的推移，吴门印派自晚明以来已走过了流金岁月，到清代中后期已趋于不振，虽有余风，但终究抵挡不了印坛“曰徽、曰浙”之大势。尤其是嘉、道年间的浙派篆刻如日中天，形成了以黄易、陈豫钟、陈鸿寿、赵之琛等西泠诸子为代表的艺术圈，大有席卷江南之势。或许由于江浙之地缘关系，吴门印人则更多地关注并效仿新兴的、充满着金石艺术韵味的那种“寓圆于方、切刀涩进、结构简朴、挺拔苍劲”的浙派印风。但其中部分有识之士没有忘记吴门地域篆刻文化的优良传统，如长洲王芑孙、吴江郭鮕、太仓王应绶等，习浙派有成，可是印里印外又流露出吴门印派的信息，可谓善于汲取外来印风之长。尤其是杨遚，身居吴中，长期受吴门印派的熏染，创作初期师法求精尚雅一路，其边款中多有“仿文三桥法”“仿塔影园主人（顾苓）法”等心迹描述。随着浙风渐苏，杨遚已不满足于株守一隅，开始尝试浙派的切刀法创作，并做了长期的探索与尝试，力求两派之长，最终形成冲切相兼，吴、浙融会的自家面目，将吴门印派的书卷气与浙派篆刻的金石气有机地融为一体，从而在借鉴中出新。
图4-31 王芑孙篆刻
下面具体分析几位将吴门印派与外来印风相融会的代表性吴门文人篆刻家。
1．王芑孙（1755—1818），字念丰，一字沤波，号铁夫，更号惕甫，又号楞伽山人，晚号老铁等，长洲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召试举人，曾任华亭（今上海松江）教谕。精诗文、善书法，兼擅篆刻，有“浙派”之风，蕴“吴门印派”之意。与桂馥、徐年、沈复等友善。汪启淑晚年居泖上，二人往来友好，著有《楞伽山房集》《渊雅堂集》等。
芑孙生当乾嘉之际，当时学界尊汉学、尚考据之风甚炽，但芑孙不趋于时，对汉学利弊，观之甚晰。其诗文有成，出语雄壮，格调高古。钦仰桐城古文之学，然其为文取经却又异趣，论文又与阳湖文派相较。可见其标新立异之才。诗文而外，书艺亦其所长，喜临古碑名帖，更追摹其师刘墉。篆刻应为其余事，印作存世不多，传吴门衣钵，具“浙派”风范（图4-31）。这与其诗文风格一致，亦当与其从浙人游有关。在其《渊雅堂编年诗稿》卷一有《吴锡康（晋元）属题印谱》一篇，涉及对清代初中期吴门文人流派篆刻之勾画：
吾乡文、沈有代绪，小顾（顾苓云美）突出亦似骅骝行地，一洗凡马空。阳山（陈炳虎文）、凌雪（徐夔龙友）后起竞苍秀，袁（繜尊）、蒋（桂功）僵汗思争雄。眼中惜无镂冰手，与论流别明初终。[29]
芑孙居乡时之好友朱克柔（字文刚，号研渔）工篆刻，曾几次为王芑孙夫妇刻印，深得好评。《渊雅堂编年诗稿》卷五之《岁暮怀人绝句二十四首》有题为“朱文刚（克柔）”：
一度濡毫一忆君，砚砖亲割歙溪云。更烦煮石镌新印，玉箸金钗考说文。
（原注曰：出门时，文刚手琢歙砚一枚赠行，今余更号惕甫，又往求文刚刻印）[30]
另，《王惕甫夫妇真迹》第四首云：
文刚大兄为内子刻印，并以新临《砖塔铭》见惠，因以此册奉酬，即求指示。时乾隆己酉夏四月望前三日。第五首云：所欲刻董司农印章，原为三月中生辰起见，今已逾期，可以不刻，不必□矣。内子书一册附呈清览。第六首云：西樵到京，得书并印泥之惠，适副所乏，其盒亦甚精，快慰殆不可言喻。所刻内人印章，非不工妙，但嫌太大，渠至今不能作大字，徒虚嘉贶。或有暇更作一二小印章（或方寸，七八分足矣），然不急急也。[31]
2．郭鮕（1767—1831），字祥伯，号频伽，别号复庵、白眉生（因右眉全白）、蘧庵居士，苎萝长者。其先人于明中叶自（浙江）秀水移家吴江之芦墟村，遂为吴江人。郭鮕晚年又迁居浙江嘉善。诸生。少游姚鼐之门，尤为阮元所赏识。工诗、古文，与黄仲则、吴彝人齐名。书法黄庭坚，又好金石，兼擅篆刻，所作多仿汉铸印，受“浙派”印风影响较大，但不失吴门印派“尚雅”的根本。他在陈鸿寿《种榆仙馆印谱引》中说：
篆刻虽小，亦笔墨之别子也，余于并世，最服膺黄小松司马、蒋山堂处士。[32]
另有《题张老姜（谬）印谱》，颇能见其对丁敬、黄易及陈鸿寿的见解。文曰：
吾赵久不作，文何亦云亡。老程强
（穆倩），钝丁穷微茫（敬身）。眼中所及见，无过双井黄（小松）。蟠胸蝌蚪活，奋臂龙文扛。时得向外意，亦复棱中藏。……余友有曼生，余伎千夫降。偶然雕虫鱼，腐肉齿适芒。丰容入坚瘦，姿媚仍老苍。[33]
由郭鮕诗集可知，其与西泠印家如蒋仁、黄易、陈豫钟、陈鸿寿等交游频繁，曾为蒋仁作诗多首，其中《蒋山堂（仁）挽诗》曰：
西湖众峰还，孤山乃孤起。夷然意不屑，有似世外士。所以百年来，地多隐君子。得气山水中，孤冷入骨髓。丁（敬）金（农）蹈高踪，西林（吴颖芳）接其轨。呜呼眼中人，蒋生庶可比。……曾摹缪篆文，刻印方有咫。诗成钤红泥，或尚能识此。倦倦有孤怀，恻恻不能已。耆旧谁为传，写此持送似。[34]
又有《饯春日兰雪曼生何梦华（元锡）同集西泠舟中遇雨留宿葛林园得诗二首》《题梦华葛林园吟社图并寄小松》，还有为曼生、奚冈绘画题诗以及《曼生嘱题三家画卷（王学浩、方熏、奚冈）各得一首》等。
诗词之余，郭鮕亦擅篆刻（图4-32），初习吴门印派，后与西泠名家交游，服膺浙派，复有己意。道光元年（1821）辑有《灵芬馆印存》。张鸣珂跋语曰：
图4-32 郭鮕篆刻
夫治印一道，自雍、乾以来，吾浙则推丁、蒋、奚、黄。频伽辈行稍后……中有频伽自制两印，亦复远于流俗，可见文人艺事，无所不能。[35]
3．从现有资料看，在吴门印派与外来印风融会中，唯杨遚篆刻成就最高，且独辟新腔而影响他人及后世。
图4-33 杨龙石篆刻
杨遚（1781—1850），初名海，四十岁后改遚，字龙石，号竹唐，别号聋石、聋子、聋道人、野航逸民、石公山人等。吴江人。早岁篆刻习吴门、宗浙派，后着重追踪秦汉印，对宋元朱文印有心得。故其初作印章基本上是“两条腿走路”，一是浙派印风面目为主体，二是宋元朱文印式。笔者曾见其印稿三册，无一边款，首尾亦无序跋，只是部分印蜕之下标有印材如铜、象牙、银、香檀等，有的印蜕旁还以毛笔画有“△”符号，不知何意，窃以为这可能是杨氏刻印所留的底稿。从该稿可见，史载其善刻牙印、又刻竹，所证不讹。此外，杨遚作正书、隶书边款，得汉魏六朝碑刻遗意，辑有印谱《聋石道人甲申年之作》，近人吴隐辑其刻印成《杨龙石印存》。
杨龙石登上印坛的道光年间，正是浙派篆刻盛行之时，尤其是当时以陈鸿寿、赵之琛为代表的西泠印风影响深远，效法者众多。但由于浙派自丁敬开山以后，历经百年，已逐步出现程序化的趋势，至赵之琛时，此风更为明显，章法走向定式与雷同，刀法则形如锯齿，习气日深，为印坛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杨龙石对此有着清醒的意识，他不仅受西泠印风影响，而且从吴门印派，尤其从古玺、秦汉印中吸纳养料，并印外取法，从汉魏六朝碑刻中借鉴变通，拓宽了自己的印学取向，自辟蹊径，从而成为学浙派、融会吴门印派而自出新腔的印坛奇才。这与上文所述偶事篆刻的王芑孙、郭鮕等文人学浙派有所不同，也比屠倬、王应绶、程庭鹭等学浙派的艺术成就高出数筹，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晚清篆刻大家赵之谦在自刻“坦甫”印款中曰：“篆不易配，但求其稳，杨龙石法也。”[36]杨聋石一生刻印逾万，在“砚池笔架小江山”印款中言其童年即好操刀，忽忽五十余年矣（图4-33），可谓职业篆刻家。吴江钱太初先生（寓苏州）在《聋石先生印存摹本》中说杨氏：
图4-34 杨龙石篆刻
平生治印甚夥，曩在云间处见印稿八厚册，页数十章，凡万余印，率多中年之作，犹非全豹。呜呼！先生用力之专且勤可谓至矣。[37]
图4-35 杨龙石篆刻
图4-36 杨龙石篆刻
图4-37 杨龙石篆刻
杨龙石也是位学者型的印人，其书法以楷、隶传世，亦善刻竹，形神俱佳，并且精于考证之学，如其《汉四皓石刻题跋集录》，乃双钩汉碑，摘录古今诸跋有赵氏《金石录》、黄氏《东观余论》等，间有聋石按语，末又有自跋论此碑字之源流。龙石对入印文字亦讲究源流，如其“此道茫然”印款：“茫字篆隶皆从芒，古无点水，茫、芒悉通一字。”（图4-34）正是这些综合优势，使他的篆刻在骨子里有股高古儒雅的书卷之气，显示了独特的功力和深厚的造诣，这是很难达到的一种境界。故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叶铭称赞杨龙石为“江南第一名手”。
杨龙石早期篆刻的刀笔胎息西泠，亦习吴门印派顾苓等名家。如“兆燕私印”，全仿浙派，运刀劲健、线条淳厚，但在篆法上已露变化之端倪，章法上也较生动（图4-35）；而“雪肠云气铁骨冰心”边款则直指“仿塔影园主人（顾苓）法”（图4-36）。杨龙石晚年的印风趋于秦汉而能自出己意，刀法苍逸遒劲，章法稳健灵动，风格淳厚浑朴，在整体审美上追求一种简静冲淡，以内在的气韵意境取胜（图4-37）。因此，吴隐在印谱序中称其“篆刻为江南第一”。其边款亦精致典雅，金石气十分浓郁，有汉魏六朝碑刻遗韵。特别是后期篆刻的小印，章法严谨而不板滞，刀法精致而不纤巧，为印林所重。
杨龙石生性淡泊，甘于平静，疏于名利，“孙懋勋印”边款跋文有其平凡一生的简要写照。（图4-38）再加上他长期居于江南小城，印稿外传不多，故当时声名并不显赫，但这并不影响他在晚清印坛的地位。杭州西泠印社的仰贤亭，就为杨龙石立了一块刻有他晚年肖像的石碑，王馥生在像下题诗曰：“烟月垂虹处士家，蕊书芝检艳黾醱。乡邦顾（云美）沈（乘时）传灯在，玉卷凭教览十花。”与西泠八家、邓石如、赵之谦等27位篆刻名家一起至今受到供奉。（图4-39）
图4-38 杨龙石刻印 “孙懋勋印”（附边款）
图4-39 杨龙石肖像印
据《松陵文录》与《中国篆刻大辞典》，龙石之父杨刚及龙石之子杨庆麟皆喜金石篆刻。杨刚，字鹤街，一字柔之，号毅堂。吴江沈曰富（道光己亥举人）《杨毅堂先生传》曰：
杨毅堂先生者，余同年生杨炳春子慎之父也。讳刚，字鹤街，毅堂其号。其先由浙之秀水来迁吴江，遂占籍。祖浚，雍正五年进士，官广西兴业县知县；父凤啸，邑诸生。先生少孤而贫，事母雷氏，以孝闻。……性好学，尤喜金石文字，与嘉定钱少詹大昕、歙鲍聘君廷博游，著有《墨沈存余》若干卷。……嘉庆□年卒，以孙庆麟贵赠庶吉士，长子遚封庶吉士，亦喜金石。[38]
笔者曾见无名氏《印存》，钤印本，其中有“杨刚之印、鹤街、毅堂、杨刚、杨刚字柔之号毅堂、刚顿首曰”等杨刚自用印多枚，又有杨刚之少子“杨炳春印”朱、白文各一，以及“杨子慎一字漱芸”“漱芸翰墨”等印。从印风看，不像是杨龙石所刻；从印文内容看，应是杨刚所为。（图4-40）关于杨庆麟，《中国篆刻大辞典》载：
图4-40 杨刚篆刻（俟考）
杨庆麟，近代篆刻家。字振甫，江苏吴江（今属苏州）人，杨遚子。道光三十年（1850）进士，官广东布政使。善画，山水师王原祁、沈周、吴镇，亦善花卉。治印克承家学。家有“瓶麓斋”，收藏书画甚富。[39]
吴江钱太初先生在《聋石先生印存摹本》前言中也说：
振甫名庆麟，聋翁嗣子，官至广东布政使。工画善刻，藏法书名画尤富。邵氏《古缘墨萃》中名迹率为振甫旧藏。[40]
图4-41 谢庸篆刻
杨龙石的高足谢庸（1832—1900），一作谢镛，字梅石，号瑞卿，别署梅石庵，吴县人。工篆刻，尤善镌碑，为吴中第一手。光绪十五年（1889），辑自刻印成《梅石庵印鉴》；光绪十九年（1893）辑摹刻印成《梅石临百二古铜印谱》。（图4-41）
此外，曾寓居吴门并与吴门文人有诸多交往的释达受以及太仓王应绶、吴县吴树萱等篆刻亦颇能将吴门印派融于“浙风”之中。
4．达受（1791—1858），字六舟、秋楫，号南屏退叟等，海昌（今浙江海宁）人。俗姓姚，9岁舍俗为佛弟子，曾主湖州荻
镇演教寺、南屏净慈寺，后住持苏州沧浪亭大云庵有年，丙申年（1836）其刻“一日清闲一日仙”印款曰：“余作沧浪已二岁，光阴过客，又到春回，作此以志鸿爪。丙申，六舟。”二十八九岁时，往吴门访名胜，若寒山寺、虎丘山、天平山、范文正公墓等。六舟十五岁始学篆刻，嘉庆十五年（20岁），邑人朱舟之（瀚），喜收藏，过访六舟，嘱刻印章并赠《六书通》，如六舟获枕中鸿宝，受益良多。（图4-42）又长于鉴别碑帖，尤精摹拓古器全角，阴阳虚实无不逼真，堪称绝技。阮元以“金石僧”呼之。工篆隶，擅山水、花卉，得青藤老人纵逸之风。曾筑磨砖作镜室及墨王楼以储古物，所藏唐代怀素《小字千文》真迹及米海岳老人《星赋》，为稀世珍宝。因追慕怀素以蕉叶代纸练字而名所居曰“小绿天庵”，乃自号“小绿天庵僧”。与何绍基、戴熙交往甚密。著有《六书广通》六卷，《两浙金石志补遗》四册不分卷，皆毁于寇火；存著有《小绿天庵吟草》《宝素室金石书画编年录》《山野纪事诗》等。笔者曾见《小绿天庵遗诗序》曰：
图4-42 释达受篆刻
《小绿天庵诗》二卷，海宁释六舟著。六舟名达受，生嘉庆、道光间，尝主南屏净慈寺。博学能诗，工书画、篆刻，尤嗜金石文字，一时贤士大夫咸从之游。……而六舟所与游，若阮文达、吴荷屋、刘燕庭、钱警石、陈寿卿诸君子，又皆弘达好古，搜讨不厌。[41]
图4-43 王应绶篆刻
5．王应绶（1788—1841），一名曰申，字佩章，号子若，又号若亭。太仓人，王原祁玄孙。少孤力学，长补诸生，即以才艺游吴楚闽越间。一生清贫，鬻画于吴门。精铁笔，摹秦汉铜印，古茂浑成，能得神韵，篆刻创作受浙派影响较大。又兼工书画擅篆隶，山水苍劲浑厚，得王氏家传，与王学浩齐名，曾为郡守万承纪缩摹汉碑整本百种刻于砚背，墨拓成谱，名《百汉碑砚》，又为宿迁相摹刻高凤翰《砚史》，未竟而卒。著有《耳画室诗稿》。（图4-43）
6．吴树萱（生卒年不详）。在汪启淑《续印人传》中有小传：
少甫吴太史，江苏吴县人。初名杰，更名树萱。……自幼颖异即能读等身书，目数行下，过即成诵。……余技工篆隶，摹印师承秦汉，尤爱顾云美《塔影园谱》，苍秀古雅，洵足珍赏。然于少甫则为剩事也。[42]
图4-44 吴树萱篆刻
笔者观其白文印，更有浙派风，故列于此。（图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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