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映自铸的铜像和铭文

醉：对繁华家族逝去的哀婉和鼎盛故国灭亡的无奈

高映生在云南历史上显赫数百年的高氏家族。今存高氏的谱牒，追溯其祖先，认定高定元为一世祖。但是，明代的族谱则从中原的观念，认定高氏祖先是跟随诸葛亮征讨南中地区，立下汗马功劳，留守大理地区的将领。且不论是否可靠，但证于史籍，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有高氏，其后成为屡见于史册的“南中大姓”之一。到宋代大理国时期，高氏才崭露头角，成为位高权重、出将入相的豪门大族。高方（辅）辅佐段思平夺得政权，被封为岳侯。一百多年后，第二十九世高智升承袭岳侯，官至大布燮。段思廉出游，猝遇狂风，坐骑受惊，段思廉将坠，危急之际，高智升挺身扶住，控扼惊马，化险为夷。思廉感智升救助之情，赐以宫女及珠玉。其后，智升晋升为统兵。

宋仁宗嘉八年（1063年）姚州杨允贤叛乱。段思廉命高智升进讨。智升平定杨允贤之乱。段思廉赐给高智升白崖和甸地，不久又晋封为鄯阐侯，子孙世袭。接着赐爵匡国总事岳侯。至正四年（1344年）所立《启建华亭寺碑》称“鄯阐匡侯高智升”，也就是封于鄯阐而加匡国侯的称号。

宋神宗元丰三年（1089年）杨义贞起兵弑段廉义篡立。高智升命长子，清平官高癉泰“起东方兵讨灭之”。诛杨义贞，立廉义之侄段寿辉。段寿辉以靖难之功，加智升太保，封德侯。其子癉泰继为善阐侯，代智升为相。高智升辅政，掌握国柄，高癉泰则继智升统兵镇摄东方。至此，高智升可谓大理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重臣。

高癉泰，亦作癉太、升泰。自诛杨义贞，继袭善阐侯，官至国相掌握了实权。大理国主段寿辉逼于高氏，不自安，以“灾异迭兴”为由，“禅位于思廉之孙正明”。段正明“为君不振，人心归高氏”，便于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禅位为僧”。国中臣民皆曰：“杨义贞之篡，段氏亡矣，国固高氏之国也。今段氏微，君已委蜕而去，非高氏为主，人心其安归乎！”遂共相拥戴癉泰为君主。癉泰亦不推辞，改国号为“大中国”，改元上治。

高癉泰在位二年，临终时，谓其子泰明曰：“段氏不振，国人推我，我不得已而从之。今其弟已长，可还其故物，尔后人勿效尤也”。癉泰死。泰明遵父遗命，奉段正明之弟段正淳而立为国君。文果《洱海丛谈》说：“雪君（高映）即癉太之嫡派”。这对于我们认识高映的人生十分要紧。

以高氏“大中国”为分界，“大中国”之前，称为“前理国”；“大中国”之后，称为“后理国”。“前理国”和“后理国”虽同为“大理国”但其间体制已多有变革。

段正淳“复位”后，被认为是段氏复兴，建立“新朝”。传世有“文安开国”铜镜，“文安”为段正淳年号，“文安开国”的铜镜显然是新朝建立时的纪念品，是段氏复辟中兴的实物证据。

高氏还位于段氏之后，“段正淳，宋哲宗丙子绍圣三年，复得国，即位，号后理国。以高泰明为相国，执政柄”^[2]。高氏还位段氏，段氏中兴。高癉泰的“大中国”之名号亦当废止，但实际上仍在使用，今存楚雄“德运碑”有“中国途路如蹳毛”。姚安《兴宝寺碑》有：“乃中国成行”。祥云“渊公碑”有“中国蒙其害”。凡此中国，并指大理国，时高氏为相国，称“中国公”，即用高升泰之国号。可见，高氏虽还位段氏，但仍掌实权，政令皆出其门，国人称之为“高国主”，正所谓“高氏专政，段氏拥虚位而已”^[3]。

由于大理国长期处于相对独立的状况，白族作为大理国的统治民族，白族统治者将势力扩张到云南各地，并向云南各地移民。早在南诏时期，南诏统治者就开始从洱海地区向外移民。大理国前期在其统治范围（比今天云南稍大）设首府（今大理地区）、二都督、七节度为大府；大理国后期，首府之外，废都督、节度，设置八府、四郡、四镇。大理国前期以军事统治为主，大理国后期以政治统治为主。无论前期后期，所有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段氏派出的白族大姓担任。大理国后期，“高国主”将高氏的子弟派往大理国八府、四郡、四镇任首长。如高明量在威楚，高明清在姚州，高隆政在姚安，高泰运在腾冲，高泰贤在永昌，高泰慧在北胜，高慧球在鹤庆，高癉祥在善阐，高明之在晋宁，高明兴在嵩明，高义胜在禄丰，高连庆在罗茨，高祥坚在易门，高护军在交水。大理的政区有八府。高氏为巩固其国主地位，每个府都委派高氏子孙世守。从首府大理、东都善阐到各个府、郡全由高氏控制。随着高氏世守八府，洱海地区的白族也走向云南各地。以高氏为代表的白族各个大姓在统治区域成为世袭领主。整个大理国几乎“白族化”了。元代初年，中庆、威楚、大理、永昌等地都是“人。”^[4]

蒙古宪宗三年（1253年），忽必烈率部南征，攻取大理国都城。第二年，忽必烈还朝，留大将兀良合台戍守云南，继续平定云南各部。经两年多征战，“平大理五城、八府、四郡，洎乌白等蛮三十七部”^[5]。兀良合台还镇大理。至元十年（1273年）以平章政事赛典赤行省云南。至元十一年元朝正式建立云南行省，以中庆路（今昆明市）为省会。同时封信苴日（段实）为大理总管，委之以大理地区的行政事务。云南行省的建立及相应的措施，中断了大理国时期云南“白族化”的进程。同时，高氏在云南的显赫繁盛，也自此中断。在云南各地的高氏势力逐渐衰微。不少高氏就从贵族变为了平民。只是在鹤庆、姚州的高氏还保持世袭的土职，但是他们不再拥有昔日的辉煌与荣耀。

元兵平定大理，利用段氏，协助讨平诸郡之未附者，攻降交趾、抵御入侵缅国军队，战功显赫，任命为大理路总管，兼摄宣慰使都元帅，且参与行省职务，以致段功为行省平章政事，成为云南的强权实力人物。有元一代，大理段氏保持着贵族的身份与地位。与段氏兴衰相连的高氏，也得以继续保有一方田土，成为一方大姓贵族。

明王朝果断地以武力粉碎了段氏延续“大理总管”割据洱海地区的梦想。紧接着以“卫所军屯”的方式从中土大量移民到云南。随着屯田的发展、扩大、深入、稳固，明代初年的汉族移民很快就土著化，成为云南居民的多数，而原来的统治云南的白族，却成了少数民族。昆明、曲靖、楚雄、大姚、姚安、永昌、腾冲的白族贵胄，在改土归流的浪潮中，在中原文化迅速传播的疾风中，很快就淹没到华夏浩荡汪洋之中。所以，谢肇膌《滇略》卷四说：“高皇帝既定滇中，尽迁江左良家闾右以实之，及有罪窜戍者，咸尽室以行，故其人土著者少，寄籍者多。衣冠礼法，言语习尚，大率类建业。二百年来，薰陶渐染，彬彬文献，与中州埒矣”^[6]。

高映八岁时曾随父亲觐见永历皇帝，备受永历帝赞赏。这曾是当时光宗耀祖的佳话。可是，永历皇帝逃往缅甸后，被吴三桂追擒回昆明逼死于五华山西侧。以前受永历帝恩宠的佳话，变成了不堪提及的耻辱。

父亲祝发为僧，当时高映年仅12岁。他虽年幼，却“能识天心，权时势，献土归诚，遂奉朝命”^[11]。得到当朝的准许，承袭姚安土知府，由母亲木氏夫人代掌印信。吴三桂坐镇云南，“请准土司世袭，悉给印札”，恢复各地土司世职，承认土司各种特权，笼络各地土司。康熙十二年（1673年）高映奉准从母亲手中接过姚安土知府印信，正式承袭姚安抚土同知世职。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十二日，吴三桂宣布反清复明，发动叛乱。此时，高映应召出任四川按察使，分巡川东。清廷平定三藩之乱后，高映“托疾挂冠”，返回家乡。“即以世职，传其子映厚，辟别馆于结瞞山，远避尘俗，日事丹铅”^[12]。

张萃撰《先生三十二岁寿序》说：“高使者，以英俊之年，而际艰危之日；以光明之志，而置秽浊之身。迹已吴而早殄吴于适馆之后；形未清而功已清于授餐之先。迫胁于巴江，而倾心于滇水。挂冠监泉而披参藩，其卓鸿猷，敦与之亦哉！”

明进士蜀人龚懋勋撰《先生三十三岁寿序》说：“我朝底定，方十四年，昆明池涌浪焉。方是时，刀锯在前，逃之不可。雪瓮曰：‘今不行权，民涂炭矣，家鼎镬矣。且以吾君吾父如报称何？’吁，观察川东，此大不得已之所为。众人固不识也。”

高映的门人李铭撰《先生五十岁寿序》说：“昔甲寅乙卯间，夫子以威逼，秉宪川东。铭以迫胁出守叙府。未几，而吾夫子托疾挂冠。至辛酉年，天戈复滇，我夫子只身单骑，殄大逆，制溃军。天子鉴其忠悃，特予参政。”

高映冢孙高厚德撰《先生行状》说：“方逆藩吴三桂叛乱，其伪将胡国柱沸涌于金江；伪国公马宝猖獗于楚雄。使两军相接，事之溃败，几难问矣。吾祖兴屯聚，以分其势，行间谍以疑其心。令马在楚雄孤而无助，胡渡金江，不攻自溃。又以单骑，会伪怀忠海将军，而解其兵。说伪将刘汉章、杨开远、李发美、赵永宁投诚归顺。缴姚安府、姚州、大姚县、白井提举、经历、司府，县两学伪印七枚。以公议序，授布政使司参政道。”

面对四家所说，甘孟贤不敢妄断是非得失，只好把四说抄录下来供世人判断。

从以上四位的撰述，我们可以肯定，高映在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动乱中，参与了其事，“秉宪川东”。只不过不是自觉自愿的，因为有刀锯在前，在威权的逼迫之下，“不得已之所为”。所谓“众人固不识也”，说明当时已经有人对高映的行为提出质疑、甚至指责。他们为高映辩解，认为他是“以光明之志，而置秽浊之身”，他在评定吴三桂的反叛中还是建功立业，受到朝廷的嘉奖，“授布政使参政道”。

其实，高映参加到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大军中，受到吴三桂的任用，并不完全是吴三桂的逼迫。“反清复明”是一面极具号召力的旗帜。作为明朝遗民的高氏，他们既然可以“弃家”为明王朝效命，当有人举起大旗要恢复明王朝的天下时，他们为什么不起而响应？高映的儿子高曦燕（高映厚的弟弟）的妻子是吴三桂死党陈相思的女儿。^[13]可见高映与吴三桂的关系非同一般。

高映的父亲，是忠于明王朝的土司，当元谋土司吾必奎反叛时，他挺身而出，协助黔国公沐天波镇压吾必奎之乱；当沙定洲叛乱时，他“弃家从黔国公守楚雄”；当永历王朝到云南苦苦支撑，所谓国难当头，他出任永历王朝的四品朝臣。永历皇帝从昆明败退时，他忠心耿耿地跟着护驾西奔，直到腾越，见大势已去，才返回家乡。高一方面不愿为新建的清王朝效命，另一方面也坚守自己在永历王朝勤王的忠诚，于是祝发为僧，遁入空门。更名悟祯，法号友山。表明他将以山为友，在深山古刹，参悟人生与社会的真理。早在黔国公沐天波在沙定洲治乱出奔永昌之时，他就得以忠臣的职责高呼“明运既终，臣子宁有家哉！”表示要为明王朝殉道。高映在编写《鸡足山志》的时候，特别为自己的父亲“悟祯”和尚作传，用春秋笔法，书写父亲始终恪守土司对明王朝的职责，忠心不二，弃家为国，坚决不向异族王朝屈服的士大夫气节。所以，陈垣先生的《明季滇黔佛教考》将悟祯和尚编入卷五《遗民之逃禅第十四》，实在是再恰当不过了。

高映的“醉”是什么呢？他在酒中沉醉，在沉醉中充满对在云南辉煌数百年的高氏家族衰微的哀叹与无奈，他在为父子两代为之奔走呼号、弃家效命的明王朝终于灭亡而悲悼与太息。他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他无心为新朝廷效命，他无意为王事操心，他只有饮酒狂歌，在醉的世界寻求自己理想的天堂。所谓“眉上不挂一丝丝烦恼，胸中无半点烦嚣”，不正是满腔忧国忧民情思的别样表露？

醒：对国家一统的认同感与葵藿心

吴三桂的叛乱被平定，大清王朝的统治日趋稳固，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作为明王朝“遗民”的高映，逐步摆脱对覆灭的明王朝的眷恋与哀婉，开始正视新兴的清王朝的合理性。

高映引用屈原的话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屈原的清醒就是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对人民安危的焦虑，对社会发展的追求。这也就是高映的“清醒”所在。

高映精心撰著的《鸡足山志》可以说是他“清醒”的一部重要著作。我们可以透过《鸡足山志》看高映的“清醒”之处。

高映在《鸡足山志》的序言中说：“能秘天下之真气，不少费而常盈者，老氏之术也；资究竟而不接天下之用其真，常契悟不匮者，释迦之法也。”“强本以节用，家给人足之而已矣。其用之也无为，一若乎清静淡泊，与世无所遘涉，而治道者恒用效之。”“思一鸡足山之创始至今，而以清静无扰守之；思鸡足山以思天下，理一也。”“轴之一王之风会，辇以三教之异同，载清风无扰之大经，还攻苦去甘之俭俗，涤民嗜计然白圭之所为，其讽之寓之，莫不于山志见之。殆庶几乎其有当于孔子之云尔。今天下武戡大定，文守方新，葑人之言，其尽在是拜嘉命矣。”

高映通过撰著《鸡足山志》来叙述地方历史，他通过历史的书写，表达自己对南诏大理国的“故国之情”。蒙古人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摧毁大理国后，毫不留情地销毁了南诏大理的档案、文书、史籍、典册。到明代《白国因由》《六诏纪闻》《记古滇说》《古通记》《绎年运志》《滇载记》《南诏野史》等等地方史书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用历史顽强地保存本土族类的集体记忆。高映的《鸡足山志》用宗教的神话与传说，以本土的叙事方式，诉说南诏、大理辉煌的历史，也通过自己祖先高泰明的传记、亲生父亲悟祯的传记，记录自己家族的历史，保存家族的记忆，吟唱高氏家族由繁华走向式微的挽歌

高映修《鸡足山志》，不仅仅是为了记录鸡足山的形势、名胜、建置、人物、风俗、物产、艺文、诗词之类，更重要的是，“思鸡足山以思天下”。他所说的天下就是新兴的大清王朝。通过撰著《鸡足山志》将自己的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讽之寓之”。他希望世人通过读《鸡足山志》明白他的纯化民风的志向，治理天下的方略。首先高映认为必须坚持“天下一统”的纲纪。这是国家的“轴心”，不能有任何动摇。他认为治理国家要注意儒、道、释“三教”所谓异同，择取三教的优长，教化民心，端正风俗。在三教之中，他比较推崇道、释。他强调“鸡足山之创始至今，而以清静无扰守之”，希望天下也同样能够坚持“清风无扰之大经”，提倡“攻苦去甘之俭俗”，主张涤除计然、白圭急功近利的做法。

值得注意的是，高映在《鸡足山志》中为他的祖先高泰明立传。在这篇传记中，通过高癉泰临终遗嘱，说明“吾家中国贤人裔，今著望族于此，世济者忠孝，所修者名节。以段氏不振，国人推我，不得已而从之。吾已访段正淳因杨义贞篡位时，避祸潜保山僧寺，思欲归还位。今病笃莫能自为，当永诀，诚汝如真孝，则遵命，迎正淳归，还其故物，子孙切勿以我为效尤。”高癉泰逝世后，高泰明遵父亲遗命，派族弟熙畅及学士李象元等，到保山寻访到段正淳，请他返回都城，将皇位还给他。改国号为“后理”。高泰明于后理国开明五年（1101年）二月“欲思出蜀归宋，诣鸡足山朝礼石门”。托病滞留鸡足山直到八月才返回大理国都，但人留在石云寺。直到十月，才重返朝廷“总国政”。第二年高泰明在鸡足山兴建慧光寺。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得知高明泰还帝位的事，大加赞赏，赠以“让国公”称号。并在大理府城西建立“让公祠”。其后汝南王重修树碑，碑文说：“遵父尽孝，让国全忠，秉节还豫，卓矣高风。”本来修《鸡足山志》不一定要写这段史事。高映认为“思还位敦大义，权大让也，遵训承至信，完至孝也。”所以一定要加上这一篇传记。他借杨慎的话说：“如天下之为臣者，具有癉泰之心；天下为子者，足如泰明遵训之心，孰不获以义为始终哉！”可见，高映清醒地认识到他必须彰显祖先的忠、信、诚、孝的美德，不要误解先辈的良苦用心。他在《鸡足山志》中寄托自己的人生理想和道德追求，申明先辈的德行，无异也在表白自己的心迹。

在《鸡足山志》的十则《志例》中，高映进一步阐述了他这些思想。开宗明义第一条就说：“志乘均之为继史而作也。微情侧论，必关世道，必系人心，俾读者鉴有戒心，然后寄题生文，因文见理，辞去《鲁史》译作《春秋》志也。虽也，志敢违圣人正世道教人心之义乎！”高映非常明确地向世人宣告：他做《鸡足山志》就是为了“正世道，教人心”。他自己撰著《鸡足山志》“藻思柔翰，笔笔心血流丹；制品裁体，则则眼光吐碧”。希望读者“幸推原《鸡山志》言外之义，赐采草，择葑菲。”他说在编撰“人物志”时，“轮风俗之异同，审风会之自来，以知政治之大，故书尽言，言尽意，意其果尽乎源流。”他认为云南虽然远在“天末”，但是始终在大一统的天下之内，所谓政治之大，就是“政治如何一并于王化。当如何而兴行理学，以完后世之人心，其中必有大故。庙廊当于暇时急讲焉。夫何为而急于此一偏土。曰：道否则乱机潜入，道泰则思乱易萌，甲申之变，张献忠死于蜀，四帅流毒于滇。故滇后天下而始定，此道否潜入验也。天下既已大定，不谓癸丑首祸又自滇起，此道泰而萌乱征也。由此知滇非能自乱，其势必有以致之者，可不于此而熟讲乎？草野分非，谋国其如葵藿之念。何均之于山老寓焉。”

高映在《鸡足山志·沿革》中写道：“故纪实则先帝德而后佛传；编年则专中国而后六诏。微言默契，雅鉴前心。”高映崇奉佛教，潜心编写佛教名山的志书，但是并非佛教至上，在他的心目中国家比佛教更重要，天下比地方更重要，天下一统，国家兴盛是头等大事。所谓“先帝德而后佛传”就是国家在佛教之上，没有国家的强大，何来佛教的昌盛？所谓“专中国而后六诏”就是云南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天下的一统，何来云南的繁荣？

高映虽远在边远的云南，但是他念念不忘的是“政治如何一并于王化”，就是国家统一，天下一体。为保证大一统的整体，他希望朝廷要在云南大讲理学，这是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他以大西军四将军入滇抗拒清军统一天下，使云南后天下而定十数年；当天下已定，吴三桂又以云南为据点发动叛乱，两个例子说明云南是一个“思乱易萌”的地方。为天下的统一和国家的稳定，必须及早将理学在云南普及，使之深入人心，使边远的云南人如葵藿向阳一样，心向统一。

高映撰著《鸡足山志》是在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这时天下一统，社会安定，这是一个被当时的缙绅与后来史家称之为盛世的时代，即使在这样一个时代，高映透过《鸡足山志》发出了“盛世危言”，向当局敲起了“太平警钟”。他以对国家安危的担忧，对天下一统的诚挚，对边疆王化的急迫，在《鸡足山志》里大声疾呼。这就是一个在繁华盛世众人皆沉醉于灯红酒绿、轻歌曼舞之时的“独醒者”忠于家国、忠于历史的葵藿之心！

醉醒之间：高映的学问人生

高映的人生除了在吴三桂发动“反清复明”是短暂的从政岁月外，他的一生就是读书、教书、著书。这就是他在醉醒之间的学问人生。

高映的父亲，在鼎革之际，追随永历皇帝，与永历小王朝同生共死，义不仕清，愤然祝发为僧，遁入空门，在深山古刹保持着贵胄的气节与品性。

高映自己在吴三桂举起“反清复明”旗帜时，误入歧途。清军迅速平定三藩之乱，在云南建立稳固的统治。高映没有像父亲一样削发为僧，而是结馆于深山茂林，开始了读书、教书、著书的学问生涯。

高映在《鸡足山志》写他的父亲悟祯和尚“生平坐立无欹，言笑不苟，喜怒不形，语非规即述人之善。日必鸡鸣起，盥洗毕，坐榻上诵《大悲》《楞严》十二诸小咒，方往礼佛百拜。晨餐竟，书《华严经》二纸毕，则默诵《金刚》《华严》《三品》等。经停，午又礼佛，此外则泛览三教书，趋暇即念佛，日以三万声为恒。”“每岁施衣数百领，修合诸药，凡有利于人者，奋志为之。”

高映“自幼承父训，嗜书成癖，无论昼夜酷暑，皆读书。倦则静坐默诵。诵已又读，博涉经史百家。凡宋元以来，先儒伦说，与夫诗古文词，及近代制艺，皆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晚年，尤究心内典，深有得于‘明心见性’之旨。著书七十九种，皆刊版行世”^[14]。

高映在读书著书同时，设馆教书。“喜成就后学，及门之士，成进士者二十二人，登乡举者四十七人，游庠者百三十五人”^[15]。

高映在《鸡足山志》的《志例》第十则说：“映除趋庭训，十事名师，啮砨尝熊，至今头白，终为蠹死，岁月厄人，濡毫磨耗，其所著撰，几盈二百卷，芟陋就文，料亦不下数十卷。”他是云南历史上少有的著述丰硕的学者，堪与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并肩媲美。

高映在大姚昙华山上的石头上刻写了一首诗：“柴门虽设未尝关，静看幽禽自往还。尺璧易成千丈岩，黄金难买一身闲。雪消晓嶂闻寒瀑，叶落秋林现远山。古柏烟消清昼水，是非不到白云间。”高映在醉醒之间，以千金难买的悠闲，处于是非不到的白云深处，在古柏寒瀑中徘徊逍遥，漫步于清泉秋林，体悟人生、探究心性，著书立说，成为一代宗师。

读书、教书、著书，成了高映人生的全部意义。他通过教书和著书来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高映通过读书、教书、著书，成为高氏宗族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立言”的大师。在高氏的族谱上多的是达官贵人，缺的是文人雅士。历史中断了高映的仕途，在高氏族谱中少了一个可有可无的官员；历史成就了高映的学问，在高氏族谱中有了一位不可多得的学者！

鼎新革故的大动荡，改朝换代的大厮杀，家衰族落的大变故，使高映未能延续高氏家族在政治宦途上的辉煌与荣耀，却成就了他在学问人生上的辉煌与荣耀。

在高氏千年的历史上，高方、高智升、高泰明等叱咤风云，以“立功”闻名于世，到高映的时代，“立功”的历史机遇已经一去不复返，从他8岁朝见末代天子，到“秉宪川东”，他曾经想在风云际会之时，秉承祖先的血脉，成就一番“立功”的事业，但是时代给他当头棒喝。他沉醉于祖先的丰功伟业，他迷惘于社会的动荡不安，他苦读于寒窗孤灯，他优游于山林清泉，他清醒于天下一统，在醉醒之间，他终于以“立言”成为高氏家族中名留青史的唯一学者。

历史大潮奔涌向前，高氏家族的丰功伟业，都已经成为如烟往事。高映在醉醒之间，捕捉往事的烟云，将家族的记忆写入青史。他不能改变历史，但他苦苦追寻历史的印迹，希望通过自己的笔将历史保存下来，传之后世。

高氏家族在云南古代历史上，以“立功”登上政治舞台，以“立言”的高映写下了最后也是最灿烂的文化篇章。

（本文系在高映学术研讨会上的主题发言，载于《云南文史》2006年4期）

【注释】

[2]木芹：《〈南诏野史〉会证》，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页。

[3]同上书，第268页。

[4]李京：《云南志略》，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3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页。

[5]《元史·兀良合台传》，载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2卷，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6页。

[6]方国瑜主编《云南史料丛刊》第6卷，云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99页。

[7]由云龙：《民国姚安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440页。

[9]由云龙《民国姚安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1440页。

[10]陈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卷5《高》。

[11]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

[12]同上。

[13]倪蜕：《滇云历年传》卷11，康熙三十一年巡抚王继文奏，李埏校点本，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49页。

[14]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

[15]甘孟贤：《高雪君先生家传》。

[16]倪蜕著，李埏点校：《滇云历年传》，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578－5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