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高三十班

宜良一中1965级高中三十班同学聚会（2008年6月12日）

我有18年的教学经历，教过的班级很多，却只有高三十班是教得最随心纵意的；教过的学生很多，结下师生情谊最深，也最长远的，还是与高三十班的学生。虽然细说起来，我担任三十班的班主任的时间尚不足一周年，一切教学活动就因“文革”中断了。在漫长的“文革”和“文革”之后的改革开放年代，我与我的学生们历尽曲折，彼此关照，互相协力，走过了人生的道路。在我最感困惑的时候，给我支持最多的是我的学生，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最先聚集在我周围的，也是我的学生。人一生要经历许多事，有的一旦成为过去，便会在记忆中淡忘；人一生要交往许多朋友，大多数一旦离开，就彼此相忘了。而我与高三十班的学生之间，不离不弃数十年，这应该是缘于我们之间有过一段共同的青春年华的原因吧。这是一段应该记起的岁月，不应，也不可能相忘。

初为人师

1964年9月，我经17年（小学因病读了7年）寒窗，终于大学毕业，获得了中学教师的任职资格。总算熬到了每月能领54元工资、30斤粮食供应的日子，彻底告别了衣食之忧的岁月，迎来了成就事业的时机。才一拿到分配通知，我立即买了第二天的公共汽车票，赶到学校赴任。当时宜良县属于曲靖地区管辖，我们师院的毕业生，先统一分配到曲靖，再由曲靖地区文教局分配到各县。与我一起分配到宜良的还有余国添老师，他是印尼归侨，行李多，不似我，行李极其简单，只需将衣服被褥扎成一个背包，洗漱用品和书籍放在一个网兜里，提在手上就可以上路。班车到宜良车站时，请了一位拉板车的老头拉了行李，先到宜良县文教科报到。

宜良县文教科在县城的北门城楼上，科长是何成枢老师。何科长一看我们的工作介绍信就说，宜良一中教师的分配和调动是由曲靖地区文教局直接管理的，不必经过县文教科，请我们直接到宜良一中报到就行。后来才知道宜良一中的行政级别是县处级，比县文教科还高一级，宜良一中的教学活动都是由曲靖地区文教局直接管理的。拉板车的老头就又拉了我们的行李去宜良一中，他领我们在宜良县城转来转去，走了好一阵子才进了宜良一中的大门，开口索要搬运费3元。当年一个普通职工的月工资也才30元左右，3元就不是小数目了。我俩觉得老头也很辛苦，就照付了。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抬头一看，北门城楼就紧挨着宜良一中，并有一道后门相通着，拉板车老头昨天是故意拉着我俩的行李在城里转圈子。老头欺生，我俩是被他宰了。才一落脚就尝到了宜良人的厉害。

宜良是曲靖地区最富裕的县，素有“滇中粮仓”之称。又是滇越铁路的过境地，周围师宗、罗平、陆良、泸西等县的外销商品都要到宜良来搭火车，或北上昆明，或南下开远、河口，所以宜良又有“旱码头”之称，商业很繁茂。不仅经济水平在曲靖地区排行第一，还因一贯重视教育，促使宜良人的文化素质也较高，不仅会来事，也能成事。

宜良一中（宜良文庙）的文明坊

云南省宜良一中（简称宜良一中），创办时间为1926年（民国十五年）。新中国建立之初，在宜良设过宜良专员公署，宜良一中办成了全专区唯一的一所完全中学。宜良专署撤销后，宜良并入曲靖地区，宜良一中归曲靖地区管理。新中国建立后，每年招收高中一至二个班，到1965年招收的高中班排号为高二十九班和高三十班，生源来自宜良和路南（今石林县）两县。“文革”后一切要从头另来，班号也从一开始。本文所称的高三十班，是从新中国建立以后顺序排列的。第二年便是“文革”，所以高三十班就成了新中国建立后宜良一中高中班的末曲绝唱了。曲起“文革”之前，曲绝“文革”之中。它既生在一个特殊的历史年代，就注定了这班学生的求学之路和成才之路的曲曲折折，与其他年代学生的时代特征，大不相同。

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加之优良的耕读文化传统，宜良一中自开办后就以较高的教学质量享誉滇中了。20世纪50年代，高考的升学率一度仅次于昆明师院附中，并出过多位名师。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整个曲靖地区的完全中学里，能与宜良一中一较高下的，也仅有曲靖一中和陆良一中。当年常组织教学研究，每逢假期，曲靖地区都要举行教学研究活动，宜良一中各科教师常常被聘请担任主讲。以物理科为例，首席是曲靖师专的杨欧全老师，她是从昆明工学院调来的讲师（当时尚未评定职称），第二席是陆良一中的李执老师，他是从北京煤炭学院下放的讲师，二位原来都是大学老师。第三席就是我了，只有我是来自宜良一中的中学老师。于此也可见当年宜良一中师资水平的一斑。

我到宜良一中时，发现宜良一中的教师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有东北来的、北京来的、南京来的、上海来的、湖北来的、四川来的，还有一位海外归来的华侨老师。特别是高中教师中，个个学有所专，学有所成。几位外语教师之间，平时交谈时，使用的都是英语。就是本省籍的教师，也是来自省内各地，而宜良本地人只占少数。不同来源地的教师不仅成长环境各异，更是师承有别，学术主张和教法教态各有千秋，学术气氛十分活跃。学校又重视开展教学研究活动，一堂公开课下来，讲评时常能各抒己见，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说得头头是道，让人耳目一新。对于宜良一中的教师而言，要讲授的内容一般都没有自己还搞不明白的，他们讨论的仅只是如何可以轻而易举地让学生学得更加明白，如何让学生能够举一反三，理解得更加透彻。我虽读书17年，遇到的名师也不少，但做学生时听老师授课，只是从接受的角度去考虑问题，现在换了角度，要从讲授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对教学活动的理解才更加深刻起来。读书时曾遇到过讲不清楚明白的老师，还以为他们仅只是茶壶煮饺子，肚中有货，但是倒不出来。参加教研活动多了，方才明白那是假象，讲不清楚道不明白的教师，大多是对教学内容未充分理解的人，或者是不能从学生的接受角度去施教的人。教也有技，名师并非是只要肚里有学问就成得了的，在中学教育中更是这样。于是我利用一切机会去听老教师的课，不仅听物理课，还听化学课、数学课，比较他们的讲法，推敲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讲而不那样讲，各种不同的讲法各有何长短。经过分析比较后我得到的结论是，教学活动是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中心的双向活动。能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师教学效果一定好，而以教师自我为中心的教师教学效果一定差。最笨的办法便是“揉法”。反反复复地训练，让学生“枪法再不好，打得多了，也会命中”。“题海战术”是古已有之的。

我当年初出茅庐，血气方刚，满腔抱负，也就有了一点雄心壮志，决心取众家之长，独创出一种教学流派来。只是好景不长，未能如愿，只写出了一点心得体会来，便结束了教学生涯。

在宜良一中教学之初，我接手的是初中三年级4个班的物理课。我想，我高中毕业时，就曾被学校留校辅导过高中毕业班，以为教初中，不过是小菜一碟，心中便有些轻视。老教师却告诫说，初中教学，重在课堂管理，如果课堂秩序都掌控不好，教学就难以进行。而这届初三学生中就有一个“大闹包”，不但不好好学习，而且还在课堂上捣乱，有一次气得老师罢了教。他还专给老师使坏，连用虱子咬老师的法子他都想得出来。纯属烂船烂划，什么纪律处分都整不下来。

宜良一中1965级高中三十班同学聚会（2014年7月28日）

宜良一中是寄宿制学校。除家在城区的少数学生走读外，学生的食宿都在学校。学校的管理又极其严格，从起床、早操一直到晚上熄灯睡觉，都管理极严。当时社会上正提倡干部下乡要与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学校领导来了灵感，要求所有单身老师都搬到学生宿舍与学生同住。然而，这一举措并不受学生欢迎。学生白天所有的活动都置于教师的监督之下，唯一剩下的自由天地就只有宿舍了。熄灯前，被严管的学生一进宿舍，难免要打打闹闹，讲讲私房话。老师一住进来，“自由天地”就被生掐了。学生都私下议论，要赶老师走。老师是校领导派来的，硬赶肯定不行。“大闹包”就想出了一个让老师自己走的妙招——用虱子咬。他的主意一出，全体男生一齐响应。于是抢在熄灯之前，个个男生都脱下内衣内裤，翻找起虱子来。那年头卫生条件差，长虱子是普遍现象，身上内衣内裤里最不缺的就是虱子。众人将找出来的虱子尽数撒在老师床上的被子里、枕头下，灯一息就都静悄悄地躺下了。老师在学生下晚自习后都还要备课和批改作业，常常是在熄灯后很久才能入宿舍休息。这天这位教师抓宿舍纪律，才一熄灯就摸进了宿舍，宿舍异常地安静，连讲小话的都没有。累了一天了，他轻手轻脚地摸进被子，才躺下就很快入睡了，突然感到全身奇痒难耐，爬起来用手电筒一照，啊!浑身上下，枕边被里爬满的都是虱子！这一惊非同小可，吓得他抓了衣服裤子就奔回他的宿舍里去。他前脚出门，后边就哄堂大笑起来。原来全宿舍的人都没有入睡，他们等的就是老师被虱子咬后奔逃的那一刻！

第二天，全校的学生中都传开了虱子咬跑老师的笑话。“大闹包”更是成了足智多谋的英雄豪杰。有同学的拥戴，他更是不可一世了。

我读书多年，同学中顽劣分子也见过不少，但一般都是哑闹，和老师公开对上劲的见得不多。我一登讲台，就发现此公果然名不虚传。上课他都来，不迟到不早退，唯独不好好听课，要么讲小话，要么就和同学动手动脚，没人理他时，就伏在桌子上睡大觉。有时老师在课堂上讲课，他在下面对嘴。有一天，我正讲得入神，他突然爬起来大叫：“吹老牛皮！”许多同学也哄笑起来，课堂教学根本进行不下去了。

教育理论中有一条铁律：任何失败的教学，都起因于学生内心对教师的抗拒，而老师对学生成见、歧视和惩戒，只会加剧学生的抗拒，对改善师生关系毫无帮助。懂得解死结，是一个优秀教师的能力体现。我于是对“大闹包”的行为原因进行了解。他是铁路工人的子女，上小学时成绩并不差，所以才考取了一中。但是生性好动，经常给老师惹麻烦，常常挨批评，有几次并不是他的错，老师总认为是他搞的鬼，批评越多他越反感，从课外闹到了课堂上，才成了“大闹包”。初二期末时，数、理、化三门都不及格，只因是初三了，才没有开除回家。于是我找他来个别谈话，直白地告诉他说，我和他应该没有任何成见，我是老师，他是学生，学与不学是他的事，教与不教是我的事，我们本可以互不相干。如果他闹我的课堂，就是要砸我的饭碗了，这是逼我与他成仇，他这是何苦呢？最终我俩达成了一条“君子协定”：在我的课堂上，只要他不起哄就行。他想看书就看书，想睡觉就睡觉，实在坐不住了，到教室外面去玩我也给他包着，不算他缺席早退。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物理学是一门实验科学，初中物理的教学内容都是在生产生活中直接可以接触到的现象的规律，很容易用实验演示出来。每一节课我都精心地准备好演示实验，课堂上先做实验再讲授，使教学很活跃。每当要上物理课时，学生都争着到实验室帮我搬实验仪器。为了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兴趣，我还让学生在课外活动时间到实验室来和我一道准备实验。有两次“大闹包”还来了。初三物理讲的是电学部分，与前面知识的基础关系并不十分大，基础差一些的也能学懂。“大闹包”不闹之后，慢慢地还听出了兴趣，初三上学期考试时，他的物理成绩居然还及了格，名次还排在全班排名的中间，这让他高兴得不得了。“大闹包”不再闹课堂。这在教师中传为佳话，有教师在私下里议论说：“终究是科班出身，有些能耐。”我听了倒不以为然，心中明白，良好的教学效果，是以正确的教育方法为前提的，“经师易求，人师难寻”，优秀的教师，是人师而非经师。为人师，才是我的追求目标。与“大闹包”的“君子协定”，不过是无法可想时的权宜之计而已，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如今回想，当初少年气盛，心也太大了。

“大闹包”终归因为成绩太差，未能考上高中。初中毕业后就没有再见到他，也不知他去了何方。“文革”中的一天，我因有事要乘火车到昆明去办理，车票太紧张，只好乘坐鲜货车。鲜货车就是客货混装车。车厢里又是货物又是乘客。我的两脚被夹在货框的中间，上身被挤得向前躬着，转动一下身子都很困难。正在难受之时，发觉背后慢慢地松开了，我回头一望，背后站着一位威武的人民解放军战士，他平举了双臂，全身死死地顶住了后边的人，为我挤出了一点空间来。他对我一笑，亲切地叫了一声：“冯老师，您好！”我打开记忆的闸门，却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有一位解放军样的学生。他见我疑惑，又说：“忘了我们的‘君子协定’了，我是‘大闹包’呀！”几年不见，昔日一个顽童，如今已长成了一个帅气的军人。他告诉我说，初中毕业后他就去参了军，已经由义务兵转成志愿兵了，这次是回家探亲来的，回去之后就提升排长。我真为他高兴。

在化学家的眼里，世界上没有废物。在教育家的心中，没有不能培养成才的人。学校中有学不好的学生，但没有不愿学好的学生，教师的天职，就是帮一切想学好的学生学好，当然，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接手之初

1965年秋，我送走了初中毕业班之后，学校领导就让我担任高三十班的班主任，并承担高一两个班的物理课程。当时我是宜良一中教师中的“小字号”，老师们都习惯叫我“小冯”。将高中班的班主任交给资历最浅的我，这既是信任，也是重托。才教了一年书就挑如此重担，这在宜良一中历史上尚无先例。我口中不说，心里明白，我实现我的教育理想，实践我的教育理念和完善我的教育方法的良机来了。暗暗下定决心，苦干3年，一定要将高三十班带成全校最优秀的班级。为此，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融入到全体学生和他们的家庭之中去。我访遍了高三十班全体学生的家庭和他们所毕业的学校，我知道家庭、学校和社会是人成长的三所“学校”，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了解学生的家庭之后，才能将家庭与学校的教育接续起来，做到因材施教，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

宜良一中（宜良文庙）的大同门

20世纪60年代，路南县还没有完全中学，路南、宜良两县只有宜良一中一所完中。1965年，路南中学有两个初中毕业班，路南的圭山中学毕业一个班，宜良二中毕业两个班，宜良一中毕业四个班，一共九个初中毕业班的学生中升入宜良一中读高中的只有两个班，计百名左右学生。不难预料，两个县精选出来的百十来名学生，个个就不凡了。不仅学业基础好，智力也较高，还都怀有远大的志向，应都是人间俊杰。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乃人生幸事。一轮家访下来，我已是信心满满了。宜良一中是两县的最高学府，学生家长对学校充分信任，访问中家长表达的对学校和老师的托付之情，让我甚为感动。当年高中的办学目的是十分清楚的，就是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家长送孩子进一中的“大同门”，目标也很清楚，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穿越“大同门”，进入高等教育的殿堂。为了孩子，他们不顾自身的辛劳艰苦。许多学生的家庭其实很贫困，却无一位家长在我的面前诉说过家里的困苦，为了孩子能有出息，他们都心甘情愿地肩负一切辛劳。有这样好的家长做后盾，我还有何可担忧的呢？

赵琨老师被安排为高三十班的副班主任，我和赵琨老师先从校访入手，走访了宜良二中、路南中学和圭山中学，去见学校的领导和学生原来的老师，了解学生初中时的学业情况和品德表现。在宜良二中见了叶南臣校长和两位毕业班的原班主任苗稔老师和方玉彪老师。路南中学的校长原来是宜良一中的副校长，曾和赵琨老师同过事，对我们接待热情周到，请了原来的班主任，详细地对路南一中的11名学生情况一一作了介绍。3所学校的老师都很出色，不仅熟知每个学生的学业和品德表现，还熟知他们的家庭背景。确实未出所料，考入宜良一中的学生，个个在校时都品学兼优，家庭管教也极严格。圭山中学那年考入宜良一中并分在高三十班的只有戴自强和张元兰两个学生，都是山村农家子弟。我们都到了他们的家。戴自强的父亲自那次家访认识我以后，和我成了朋友，我和他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情，许多细节，我已写入《放不下的牵挂》一文。

当年交通不便，要到学生的家里，都要靠双脚，翻山越岭，走村过寨。这对两个“书生”而言，辛苦是必定的。然而有苦有乐，苦中带乐，如今回味，真是其乐无穷，不忍忘怀，仅挑出其中的几件来，与读者共享其中的乐趣。

在一个周末，我在几位路南学生的陪同下，去了路南县城。白天走访几户务农的学生家庭，晚饭后安排的是走访赵永清同学家。赵永清家单门独户，家门当街，进门就是堂屋。堂屋的右侧紧靠门边有一个“地垄”，所谓“地垄”就是在地上开一个条形坑状的地灶。“地垄”中长年生火，相当于农村的火塘，只是“地垄”低于地面，更易保持屋内的清洁。“地垄”靠门的墙边有一条矮凳。赵永清让我在矮凳上坐下后，就忙着给我在“地垄”上烧水沏茶。我忙了一天，也有些累了，就将身子斜靠在门边上休息。赵永清的母亲已经去世，家里只有父亲和一个姐姐，他父亲因事还未赶回家来。天已将晚，赵永清的姐姐忙出忙进地往家里收晒在屋外的东西，我就有些碍了她的手脚。进门时赵永清只顾忙着招呼我，忘了向她姐姐介绍我的身份，我也缺乏经验，未在一进门时就向他姐姐自报身份。突然间他姐姐粗声粗气地斥责赵永清说：“也不会叫你这个同学坐朝里面一点！”赵永清一听急了，说：“什么同学，是我们的老师！”他姐姐应该只比他大一两岁，尚未出阁。当时已近黄昏，他姐姐忙出忙进地只大体看清我的背影，我身形瘦小，从背面看，和赵永清差不了许多。赵永清的姐姐哪里会想到闷声不出气地来了一位老师呢，顿时惊得呆立在我的面前，一位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唰地一下红了脸。急急转身吩咐了一句：“还不赶快给老师泡茶！”就低头冲进了自己的房间。从此以后，在我离开之前，她都没有再露过面。我比赵永清大五岁左右，就会是高中教师，这是大出他姐姐的意料的。

没过多久，赵永清的父亲就赶回家来了，一进门就连声说：“怠慢了!怠慢了！”赵永清的父亲是路南城里小有名气的中医，年龄不过四十开外，却有中医的儒雅气质。才一见面，就对我大谈特谈起医道和医术来。说他刚才是去抢救一位危重病人，又说药服下去之后，要观察患者的气色和脉象变化，借此判断药量和药效，因此才误了时间，现患者已转危为安。他为自己的妙手回春兴奋不已。一吹就是个多小时，中间我连插嘴的机会都找不到。我第一次领略了中医的口才，只可惜他的口才没有遗传给他的儿子，赵永清在高三十班学生中，属笨嘴拙舌的学生之一。幼年时就听人说名中医都是四分医术六分口才吹出来的，医术中的术，就包含着能说会道在内。从诊断到用药，总讲得分分有据，句句在理，让患者不信也得信。有了患者的信任，施治才会有效。是药三分毒，医生治病，无论采用何药何法，都不过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过程，施药治病的同时，患者要忍受相应的痛苦，医患之间的沟通，是顺利施治的前提。赵永清的父亲向我讲述的是医道，我所感悟到的是师道。读书求学是天下第一苦事，要让学生耐受寒窗之苦，师生之间的理解信任是必不可少的，唯有师生同心协力，学生才能苦熬得过十几年的板凳岁月，最终成才。

另一次去家访，访的是路南三板桥的李培义同学家，同行的是付启中老师。经过向当地人询问，最佳的路径是由路南县城出发，沿巴江南下，经板桥至三板桥。访完之后不必返回路南县城，只要从三板桥经大叠水瀑布，沿巴江到宜良的禄丰村，赶上下午从开远来的火车，乘火车就可以到宜良，路程虽远，时间是来得及的。我俩就起了一个大早，按预定路线前行。开始一切都顺利，李培义家是普通农民，家事也很单纯，所用时间也就不多。预料之外的事情是，我俩未能预先计算好吃饭的地点，只顾赶路，把中午吃饭的时间给错过了，误了饭点。路过前边的村子时，还不到农民吃饭的时间，赶到下一个村子时，农民吃饭的时间已过。乡下村落稀少，一旦错过，就无处可吃了。当年城里干部下乡，都是在村干部家或是村干部指定的农户家搭伙，农户家吃啥下乡干部就吃啥，吃完了交半斤粮票和五毛钱走人，村干部不陪不送，也没有为下乡干部另做的规矩。赶上了就吃，错过了饭点就麻烦。有经验的干部下乡，都是算好了饭点才行路的。我俩路途不熟，就把饭点错过了。教师平日在校是一日三餐，打铃吃饭，多的吃不下，到时间就会饿。我俩又都没有经过忍耐饥饿强行军的锻炼，肚中一空，脚下就乏力了，步子越来越慢。路边的沟中有水却不敢喝，山上树枝上有野果因不认识也不敢摘了食，田里庄稼都已收尽，无任何可以果腹的东西。从禄丰村经过的开远车是很准点的，只好忍住饥渴挣扎前行。晴空万里，烈日当头，我俩大汗淋漓，热汗渐渐成了虚汗，用手一抹额头，竟是颗颗细细的盐粒，汗干了，只剩下盐分。

好不容易爬上一道山梁，往下一望，在江边的一片河滩地里，长着甘蔗。许多社员正在砍甘蔗，将砍好的甘蔗堆在一个老旧的榨糖棚中，就地将甘蔗榨了熬成红糖。一头牛拉着木榨机在转圈子，砍甘蔗和榨汁熬糖的人各忙各的，说的说，哼的哼，欢声笑语一片，糖锅中糖汁的香甜气味飘到了山梁上来。我俩大喜过望，急忙奔了过去，向社员讲明来意，并求购几棵甘蔗充饥。社员对我们这两位远方来客热情极了，三下五除二就削了几根甘蔗递到我们手上，我俩便大嚼起来。甘蔗汁又甜又凉，来劲还快得出奇，几根下去，就饥渴顿消，四肢又恢复了力量。当我们提出要付钱时，社员却很不理解了，说在砍甘蔗的地里吃几根甘蔗，从古以来都是不兴付钱的。豆地里吃豆，果园里吃果，农民都认为是友好的喜事，不能谈钱。这是我省农村的古俗，想不到成立人民公社这么多年了，这古时的习俗还在小山村中保留着。我们坚持要付，一位像是领头的人说，他们收了钱，也不知往哪里交，是给他们添麻烦。临别时，又有社员拣最好的甘蔗砍了两根递过来，说是路上可以当拐棍，渴了还可以再吃。

大叠水是巴江上的瀑布。路南、宜良以大叠水为界，瀑布上是路南，水落下来就是宜良了。时至深秋，洪水期已过，清澈的水飞流而下，注入瀑下的深潭中，声震天外，飞散的水珠弥漫四野形成了淡淡的薄雾，四周奇秀的青山绿树就像披上了轻纱，似有似无，犹如人间仙境。我俩在岩头上小坐，饱吸了一阵负氧离子。景色再美，也留不住赶路人，丢下大自然的美景，我们顺着江边的山间小道，急急地就往禄丰村车站赶。奔到禄丰村火车站时，早已车过人散，我俩又来迟了。经禄丰村过宜良的火车只有一趟，我们便被甩在了禄丰村。

禄丰村是宜良竹山公社的所在地。巴江从路南过来，在这里与南盘江汇合后继续南流，两江隔三县，宜良、路南、华宁在此交界。竹山是周边地区最高的山，山高江低，造就了竹山公社山坡陡峭，平地不多的特点，是宜良县内最贫困的山区。禄丰村虽是交通要冲，还有铁路经过，但因经济落后，工商业也不发达，街子一散，在禄丰村从事商业活动的就也只有一个供销合作社了。供销社除经营日用百货外，还附设一个小食堂，是唯一的饭店。小食堂的小楼上有一间客房，是唯一的旅店了。后来我才知道，公社里办有食堂，还设有两间接待室，但凡县里下乡去的干部，公社对食宿都有周到的安排。当时我俩不知还有这些讲究，以为既是过客，便只有住店了。在小食堂中饱餐一顿之后，我们便买票住店。卖住宿票的女服务员当时眼光就有些怪异，我们也没在意，每张住宿票是3毛钱，我们付过钱就上了小楼。推门一望，一共4张木床，床上的被褥脏得用手一摸都会黏手，室内一股劣质烟草的气味冲得人可以窒息。这如何歇息得下，于是下楼来到街上去转了两圈，夜色渐近，街上行人稀少，家家关门闭户，看看再无去处了，只好又转回来。

服务员已在屋里点了一盏小油灯。经历了一天的奔波，又无其他去处，只得和衣躺下了，为的只是舒展一下四肢。没有聊上几句，眼皮就重了起来，昏昏然地也就睡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少时间，睡梦中的我感到浑身上下火烧一样地刺痛起来，付老师也被惊醒了，我俩急忙掌灯一看，床铺上、墙壁上爬满的都是壁虱（臭虫），还有从板壁缝中几乎是列队爬出来的，有如窝边的蚂蚁，正往被我俩捂热了的床边奔袭而来。我的天！这小屋原来是壁虱的天下。我俩急忙逃出屋子，冲到院子当中。院子里静静的，既不见人影也听不到人声。我们便赶快将全身脱得精光，从内衣内裤到外衣，一件一件拼命地抖。好在壁虱沾不住衣服，经我们一件件清理，从内到外，抖清一件穿上一件，才去除了吸血的祸根。

小时候就听赶马帮的马锅头讲过壁虱在荒村野店里专吸过往客商的血生存的故事。说壁虱吸一次人血之后，就可以一年不吃也饿不死，在一些壁虱窝的古店里，壁虱都成了精了，比人还厉害，因此遇到这种店，是只能坐息片刻，避避风雨，是万万不能睡下去的，要不然壁虱一感到人的热气，就会出来吸血，防不胜防。还说，有一位能人就是不信邪，要和壁虱斗智，他以为壁虱不像蚊子会飞，不如跳蚤会跳，还不会游水，只要堵住它的路，就能安然而卧了。于是，他白天就用开水把床板和板凳缝中的壁虱尽数烫死，再在板凳脚下支了八只大海碗，碗中都注满了水，壁虱爬过来，都将尽数淹死。于是此公安然躺下了。殊不知才过半夜，照样被壁虱咬了。原来壁虱被水阻了以后，就改换了路径，都爬到屋梁上去，对准人的热气从天而降，落在人的身上之后照样吸血。但是壁虱再厉害也斗不过人，有时为了避风雨，壁虱窝照样得住，这就要下功夫了。简单的是火燎法，复杂的是水帐子。人先进屋去放热气，壁虱闻到人的热气就会爬出来，将壁虱引出来后，就用草把引火，顺墙顺柱将壁虱燎死。草把的火只燎木板的皮，不会引燃木板，所以是安全的。只要反复三五次，即使杀不尽壁虱，也就无大害了。如果要绝对把稳，就得使用水帐。其方法是在那位能人的基础上，再加一笼帐子，将帐子的四边都泡在水槽中，这样，空降的壁虱也过不了水，进不了帐子，咬不了人。既可防壁虱，又可防蚊子和跳蚤。不过，只有大老板才玩得起这种格，一般的赶马人是消受不起的。

古人虽有良法，但我俩哪有智斗壁虱的功夫。只好枯坐在院中的石阶上，等待天明吧。此时一轮明月当空，我俩顿时来了灵感，相比枯坐待旦，何不趁着月色，来一个月下夜行呢？于是提了白天剩下的两根甘蔗，就大步地上了路。

滇越铁路过宜良后，就一直沿着南盘江的江岸南下，我们只要沿着铁路往北走，就不会迷路。有一顿饱餐在腹，又经几小时的歇息，虽经壁虱折腾，体力仍很充沛，步履自是轻捷。一边是竹山的山坡石壁，一边是滔滔的南盘江水，头顶一轮皓月，迎面扑来的是秋夜的凉风，浑身上下的痛痒早已忘怀。南盘江水冲刷在江中的巨石上，发出阵阵涛声。我一时兴起，脱口便吟起了苏东坡的《赤壁怀古》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未曾想“小乔初嫁了”才一出口，就被付老师大笑着给打断了：“大乔都还未进门，你就念起小乔来，也太想入非非了吧？”我和付老师都还未婚，尚是一对童子，两条光棍。

付老师是学艺术的，专攻水彩画，当时就已是中国美术家协会的会员，又多才多艺，在宜良一中一个人兼了美术和音乐两门课程。当时宜良一中的音乐、体育、美术和物理、化学是一个大教研组，我们都爱文学艺术，故相处甚洽，经常谈诗论文。此时被我一引，付老师就不仅诗兴大发，还歌兴大发起来，我俩一路行来一路歌。两个年轻汉子的歌声在月夜中回荡，又与江中涛声伴合，歌声随风起伏抑扬，响彻山谷。月夜踏歌的惬意，我此生此世，也就体验过那一次。

途中，我们还赶上了两位巡道工，我们的夜行又增加了两个旅伴。他们是两个人一组，手提马灯，肩背工具，沿着铁轨，一左一右地检视每一颗道钉和每一根枕木，以确保列车安全。巡道工是分段负责，相向而行，在固定的地点汇合，又折返回去。两组巡道工在相遇时要对表交接，稍事休息后又启程，彻夜不断。我们向他们问候，并表示敬意。他们却说，天天如此，月月如此，年年如此，都成了习惯了，且是两人同行，并不孤寂。得知我俩是宜良一中的老师，为访问学生家庭而来的，其中一位就发了感慨，说将来他的儿子要是能考进一中，要是我们也来家访，他家中虽然简陋，他也一定要酒肉招待，与我们开怀畅饮。原本不过是一句空话，却讲得一身豪气，听得我胸中一股热气往上冲。

后半夜月色渐渐隐去，天突然下起雨来，雨越来越大，天越来越黑。从天而降的大雨被江风一托，撞到岩石上又弹回来，沿着地面盘旋，人完全被裹挟在风雨之中。大滴的雨水时前时后，时左时右，有时还会从裤脚管里往上冲，让人抵无法抵，挡也无法挡，此时任何雨具都成了多余的累赘，只能任风雨作弄了。不是有风浴、雨浴之说吗，我们索性收起雨具，任由风吹雨淋，只管放开步子，来一次夜间的风雨浴。奔到徐家渡火车站时，我俩已成了泥人、水人了。进站后付老师的近视眼镜，用水冲洗了几遍才恢复了透明。

车站的值班人员得知我俩的身份后，拿出他们的干净衣服让我们换上，将我们的湿衣服架到火炉上烘烤，又忙着帮我们联系回宜良的火车。按照铁路运输的有关规定，货运列车是不允许中途搭客的。值班员接通了昆明总站的调度电话，陈述了我俩的情况，终于获准让我们搭乘一趟从小龙潭开往昆明的运煤专列。列车在徐家渡车站停靠时，值班员向列车长转达了昆明调度室的决定，将我们交付给了列车长。押运货车的列车长单独乘坐在列车的最后一节押运车厢上，我们便被安置在了列车长的专座上。押运车的后边没有拖挂，车在行进中摇晃得很厉害，我俩在摇摇晃晃中时醒时睡，车到宜良火车站时已东方发白，到了黎明时分。

再一次印象深刻的家访，则是和赵琨老师同行，去走访路南海邑丫巴山村的学生张元兰家。海邑是撒尼人聚居区域。撒尼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但与省内其他彝族支系相比，不仅语言，在风俗习惯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海邑还是撒尼文化的核心区域，长篇叙事长诗《阿诗玛》就一直在海邑的撒尼人中传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这首歌，就是在撒尼民歌的基础上加工出来的云南民歌。这首歌不但中央电视台不断播出，而且还上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还有久跳不衰的“大三弦”舞，也是撒尼人的舞蹈。撒尼人能歌善舞，也以海邑为最。

到海邑做家访，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语言障碍。海邑的老年人，特别是老年妇女，能讲汉话的很少。这给我们问路就增加了许多周折，七转八转地才终于找到了丫巴山村。村头有一间磨坊，几位老年妇女正在磨玉米面。我和赵琨老师进了磨坊，想打听一下张元兰的家，也顺便讨口水喝。讲了半天，她们都只是笑笑，并不答话，她们之中无一人能听懂我们在讲什么。我四下观望，不见有盛水的容器，讨水的计划不成，只好作罢。屋角有一个火塘，火塘上还烤着玉米，熟玉米还冒着热气，发出十分诱人的香气。我就想，何不先来两包玉米再说。我想说的话是，“能不能卖两包烤玉米给我们吃吃？”但是讲了几次，老人们一点反应都没有。情急之下，我只好使用了肢体语言，我先用手指了指烤玉米，又指了指自己的嘴巴，又做出吃玉米的样子来。这一招还真灵，突然有一位叫了一声：“撒布玛！”马上就有人将烤熟的玉米送到我们手中。新鲜的烤玉米又香又甜，我俩便猛吃起来。在火塘上直接烤出来的玉米难免黄的黄、焦的焦，还粘着火灰。赵老师说火灰绝对无菌，可以放心吃。他是生物老师，说的绝不会错，我便不管灰土地咬了起来。吃完后要给钱，那就更说不清了，只得将五毛钱放在碾盘上，转身就走，背后传来的是撒尼老人的笑声一片。那笑声提醒我，我们必有可笑之处了，于是互相望了一眼，才发现刚才吃相太差，嘴角都染了黑灰，成了大花脸了。为了抢时间，只好随便抹了两下嘴角就进了村，想进村后找到年轻一点的人再打听也不迟。后来张元兰告诉我说，玉米，云南汉人叫苞谷，撒尼人叫“撒布玛”。“撒布玛”就是玉米，我从此才记住了。

丫巴山村有数十户人家，在海邑也算是比较大的村子了。住户比较分散，各家都是单门独户的。午后的村中静得出奇，我们转来转去也没有见人。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的，在我们的后边却跟来了许多条狗，群狗突然之间狂吠起来，围住我俩又跳又咬，来势很是凶猛。等明白过来时，发现我们已陷在狗群的包围之中了。它们一旦发起攻击，后果就很难预料了。也是情急生智，我俩赶快把手中的雨伞撑开来，用伞护住身体。幸而狗群不明白我们手中是何物件，要不然，伞是抵挡不住狗的攻击的。我俩将背紧紧地靠着，将身体慢慢地移向一个墙的拐角处，用墙护住后背，用伞挡在前身，与狗僵持着无法进退，处于无计可施的狼狈境地。

许久之后，不远处一家人家的门吱地打开了一条缝，门缝中伸出一颗小脑袋来，吱的一声，小脑袋又缩了回去，门又关上了。我想到大声喊叫“救命”，但人声哪里压得住狗群的狂吠声，喊也无益，只有静候了。不多时，那扇门又打开了，走出一位中年汉子来，他才对着狗群呼唤了几声，狗就都乖乖地散去了，我们才定下了惊魂，急忙上前向中年汉子讲明了来意。中年汉子不仅懂汉语，还是这个村的村干部，领了我们就往张元兰家走。一路上还解释说，他们撒尼人的劳动习惯是吃过早饭才下地劳动，要干到吃晚饭才回村子，所以，中午村子里是很少有青壮年人的。还对没有及时赶开狗群，让老师受了惊吓深深表示歉意。村里来了老师的消息传得真快，我们的后边很快就跟来了一群孩子，一边跑一边嚷：“西支多尼！西支多尼！”撒尼语中称老师为“西支”。“西支多尼”就是老师来了的意思。

那年月上学读书的人不多，老师特别是中学的老师是极少会到村子中来的。张元兰是那一带村子中唯一上高中的女孩子，早就是村子中的“知名人士”了。她的老师远远地到她家来家访（他们说是来做客），当然就成了村子里的大新闻，张元兰家也就成了村中众人注目的体面人家。我们才在她家坐下不久，就来了好几起看热闹的人，只是年轻人尚未归家，来的多是老年妇女，其中就有碾坊中见过面的那几位。只是都没有进门，聚在门外议论纷纷。他们讲的话是撒尼话，声音又轻，我一句也没听懂。只是从他们好奇的目光中猜测，她们必定奇怪，教高中的老师应该有大学问，怎么那样年纪轻轻。

丫巴山村因背靠的丫巴山而得名，丫巴山虽叫作山，其实只是圭山余脉下的一个大土山丘而已。山形很像双峰骆驼的驼峰，两头耸起，中间下凹。云南方言中将此形状称为丫巴，有如将脚趾缝称为脚丫巴，将树分杈处叫树丫巴一样。或许这就是丫巴山的来历了。不过丫巴是汉语，撒尼语中应作何称呼就不知道了。丫巴山的前边就是海邑的第二大湖泊——月湖。村子靠山邻水，不得不佩服撒尼的老祖宗真会选地方。虽已是深秋，山上却依旧浓荫茂密，山顶是高大的云南松，随山势下降丛林渐矮，山脚灌木居多。山坡的草地上有黄牛在悠闲地吃草，时而发出“哞！哞！”的呼唤声。山脚下的月湖边遍布水田，山坡上是坡地，田地中的庄稼都已收清。月湖边沿多是石岸，湖水清澈见底，不深，水草之间可见游鱼。许多鸭子栖息在岸边的石头上，鸡则一群一群地跑到地里去觅食。青山葱葱，湖水碧碧，鸟飞鱼跃。农家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每逢节日，乘着夜色撒尼年轻男女围着篝火歌舞达旦。这不就是桃花源么？今日的城里人开着汽车，大老远地窜到乡下的农家乐去，就为吃几口山茅野菜，一只土鸡，两块老腊肉，其实都是施了化肥，喂了配合饲料的歪货。当年的丫巴山的美景，必定不再了。

张元兰的家在村子的边上。父母都已过世，她和兄嫂一起生活，还没有侄儿、侄女。张元兰的哥哥在村里的打渔队，长年在月湖中打鱼，应算渔民，收入也比纯农户稍高。打渔是群体协作劳动，不便请假，就先由张元兰和她的嫂子接待我们。张元兰的嫂子应该只有20岁出头，在生产队做一般的农活。虽说张元兰家境在村里不算很差，但要供一个高中生读书，也不是容易的。哥嫂能供妹子上高中，其远见卓识不须多问，也就能明白并不一般了。这在汉族人家都很少做得到，何况是撒尼人家。撒尼妇女在当年一般都很少上学。

我们才一落座，张元兰就斟上两大碗“泡缸酒”来。“泡缸酒”就是农家自酿的带糟酒，与甜白酒的做法相似，做好后储存在大罐子中，饮用时舀出来兑水喝。“泡缸酒”酒度不高，还带甜味，十分清凉顺喉，饮多了，后劲也很足，常有被拿倒了的。以酒代茶招待客人，是撒尼人的习俗，通常要饮数碗方休。为了防止过量，我和赵琨只能慢慢来，因为酒碗一浅下去，主人就会立即过来添满。不能不饮，又不敢多饮，慢慢饮只是为了拖时间。

张元兰的嫂子见我和赵琨接饮了“泡缸酒”后，转身就冲到楼上去，提下一大块腊肉来。腊肉大得需要用一手提着，还得用另一只手托着。洗净之后，几刀切开，就放在挂在火塘上的煨锅里煮了起来。张元兰说，依照撒尼人的习俗，如果肉下锅了客人不吃就走，是很伤人的，这顿饭老师一定要吃了再走。知道老师还要赶路，所以她嫂子会抓紧做，铁定误不了老师的事。话已至此，只好客随主便了。又不能坐着等饭，我和赵老师只得到村外走走看看，才转了一圈回来，饭菜都摆在桌子上了，屋子里飘满了肉香。张元兰的嫂子将煮熟的腊肉从煨锅里拿出来，几刀切开了，盛在一个盆子中就端上桌来，说了声：“趁热吃！”就坐下陪我们一同进餐。肉肥瘦分明，还带着皮，瘦肉色深红，肥肉透亮，香气确实诱人，只是块头太大了。这应该就是传说中撒尼人待客的“巴掌肉”了吧。撒尼习俗，桌上的其他菜，客人可以随意，但“巴掌肉”是非吃不可的。俗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既是非吃不可，不如主动些为好，于是我从盆中夹了一块较小的放在自己碗里，表示谢意。哪知张元兰的嫂子更是眼尖手快，夹了一块大的压在我的碗上。农家人吃饭都是用大碗，也就是米线馆里卖米线的那种碗，压在我碗里的那块“巴掌肉”不仅盖住了碗，两头还伸出碗边来，忽闪忽闪地会抖动。其分量大得惊呆了我，这块肉要是切开了，如今的五口之家一餐也是享用不尽的，更何况我还自作聪明，先自己就抢了一块在碗里了。如果硬要把这两块“巴掌肉”撑下去，那是肯定要出大事的。我只好向张元兰求救了，请她向嫂子讲情，对我从宽处理。姑嫂二人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破例，由她嫂子亲手夹回了我碗中的两块“巴掌肉”放到盆中去，另选了一块较小一些的压在我的碗上。对赵老师也同样处理。张元兰并说，本来客人碗中的肉是不可以返回盆中去的，返回去那就坏了规矩。主人敬给客人的饭菜，客人必须吃完，吃不完也要兜着走的。兜着走的方法就是用衣服的下摆包了带回家去。因为不能让老师用衣服包了肉去路南，只好破了规矩。

接下来的节目，就是她姑嫂二人观看我和赵老师苦斗“巴掌肉”的惨状了。肉太大，又不好意思使手抓起来咬，只得托着碗去就嘴，才一嚼，油就从嘴角往外冒，又没有餐巾纸之类的物品，只好弯了腰任随油往下滴。肉在口中的那种腻味简直难于形容，好在桌上有一碗辣椒面，一碗花椒盐面，我就抹一点辣椒面，再抹一点花椒盐面，咬一口，又抹一点辣椒面，再抹一点花椒盐面，又咬一口。至今我也想不明白，那天我和赵老师是如何把那样大块的“巴掌肉”吃下去的。为了不违反撒尼人的礼节，为了不负家长的盛情，我俩应该是舍了命了。好在那时年轻，事后也未出大事，胃里再难过也都被我们挺过来了。只是之后的十几日内，我连肉都不敢沾。

在我们离开时，听到张元兰的嫂子用汉话对张元兰说：“你的老师真好！”这一对姑嫂，按她们的习俗整治了老师，却又说好。她们纯朴得让你有话想讲，却又找不出话来说。在率真和坦诚面前，有许多时候，话是不必讲的，这就叫心心相印。庄户农家看人自有他们的一套标准，她们最为看重的，是你的行为，她们需要的，是你做实事，而不是听你讲大道理。庄户农家对事物的态度，并不喜欢用语言表述，你从他们的行为中，就会感受出来。这就是我接手高三十班之后那一轮家访和校访的最大感悟。

故事太多，无必要都加叙说。

摸清了学生的底子后，一开学，我就提出了班干部和团干部的建议名单，在临时班委和团支委的带领下，正式开始了对高三十班的施教活动。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提名推荐，是得到同学拥护的。高三十班的开局很好。

我想，有的读者会问，花那么大的功夫去走访学生的家庭，真有必要吗？值吗？在“文革”之前，学校对走访学生的家庭是有硬性要求的，要求任课教师要配合班主任，每一个学年都要走访学生的家庭一轮。当年的学校极为重视与学生家庭的联系。我接手高三十班时的家访原本是照学校的要求办事，并无创新之处，我不过做得格外认真一些而已。家访在学校施教活动中的必要性，几十年来既未讨论过，也没有过取消的决定。事实的发展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在一年年地淡化。唯一没有变化的，只有要求家长每天必须在学生的作业本上签字认可这一项了。也开家长座谈会，但许多家长座谈会，实质是叫家长到学校接受学校领导和教师的训斥而已。我去参加过的家长座谈会，年级组长教训完了班主任教训，班主任教训累了还有科任老师教训。对学习成绩差的学生，家长还会被留下来“请单客”。如今有一些老师都太过自信和自负了，自负到了缺乏对家长的起码尊重的程度。这几年通信技术发达了，学校对家长的指令都用群发短信的方法进行，教师连家长的面都懒得见了。不能简单地判断这些问题是中国教育的进步还是倒退，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师生间感情日渐淡漠，家长对教师的信任感也日渐缺乏，家长冲击学校的事件时有发生，这在20世纪的6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现今为了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一些学校成立了治安保卫处，设置了专业的保安队伍，这在中国的教育史上，乃至世界的教育史上都属罕见。教学双方疏淡与对立到如此程度，绝不是什么好事情。作为一个老资格的教育工作者，我只感到悲哀，甚至是痛心疾首！一直在讲“教育者必须先受教育”，只是在实践中常常被狭隘地理解了，我们常常只把施教者局限于大人物身上，其实，比教师文化水平低的学生和家长，才是教师吸取精神食粮，产生施教灵感的最广泛来源。我真希望有志于教育事业的教师，能从“名校题集”中抽出身来，找空闲时间到学生家里走走，和学生家长坐坐，这或许能找到破解难题的出路。

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组织教育活动

20世纪的6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学校教育也从“劳动教学”“开门办学”折转回来，减少了学生的社会活动，减少了学生的生产劳动。学校的教学秩序恢复正常，学校以教学为中心，以课堂教学为主要形式，教学活动十分活跃，学生的学习成绩也提升得很快。高三十班就是在这种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发展的。师生合心合力，提高教学质量的风气很浓。

我国的教育制度，将中学教育分成了两段，即三年初中阶段，三年高中阶段。初中阶段安排的教学内容，大体都与平时的生产生活相关。自然科学科目具象性十分明显，理论要求不高，学生学习起来并不困难，只要肯努力，大都可以学好。而高中阶段却突然加深了对理论的要求，学习的内容与日常的生产生活距离拉开了，比较抽象起来。学生学习的思维方式就遇到了要求从具象到抽象的一道坎。过了这道坎的学生，便会如鱼得水，越学越有味；过不了这道坎的学生就会越来越吃力，学习成绩每况愈下。许多在小学和初中阶段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入高中后却走了下坡路，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未能及时地转变思维方式，在学习中没有将具象的思维方式转换到抽象的思维方式上来。高三十班就有一位女同学，学习十分刻苦努力，但是阶段测验的成绩起伏很大，时而满分，时而不及格。我观察了她的学习方法，发现她用了大量的时间在背例题和习题。考题是千变万化的，是背得过来的吗？撞上了得满分，撞不上就不及格。我找她谈话，指出她学习方法有误，应该把精力用在基本概念的理解和习题作答的基本思路上去。她改进方法之后，满分少了，不及格也少了，学习成绩终于在班上稳定在了中上水平。高中阶段，是从小学到大学整个学习期间，学生学习最感到吃力的时期，是学生最艰苦的时期，也是学生学习成绩最不稳定的时期，究其原因，便在于学习的内容突然由具象到抽象，学生未能及时适应和提升所至。这种情况在数、理、化等自然学科中特别明显，而物理学又首当其冲。不少学生索性把物理学戏称为“无理学”，学了三年，连物理理论的门都没有入过。在历年的高考中，我省考生成绩最差的第一是外语，第二就是物理了。物理学是一门发展比较充分，系统十分完善的科学，并不难学。高中学生学习物理课时的困难，是突然面对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而这个理论体系的建立，是靠创新思维，严格的逻辑关系构建起来的。要接受这个体系，学生必须具备必要的抽象思维能力。由初中升入高中之后，要将具象思维提升到抽象思维的新高度才行。

为了具体说明我的这种教学理念，我准备举一个例子。例子有些专业化，需要读者保持一定的耐心往下读。如果读者没有耐心，也可以跳过去。

高中物理学课本开宗明义第一章，是“运动学”，其实任何一种大学的物理教材，其力学部分，也都是由运动学开篇。运动学的第一个物理学概念是“速度”，就是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关于速度，初中物理中讲过，就是运动物体移动的路程除以运动的时间，即单位时间内物体移动的路程。路程的长短可以用尺子测量，所需的时间可以用计时器（如钟表等物）计量，是十分具象的，学生在日常生产生活中都能见到，很易理解。我就没有遇见过一位理解不了速度的初中学生，当然也有未好好学习，仍不知速度为何物的学生。一入高中，要精细深入地研究运动现象，便须指出初中所学的速度概念是很粗浅的，它只表征出物体在所测量的那段运行路程中的平均快慢程度，是一种平均速度。要精确地描述物体的运动快慢，就应该知道物体运动中在某一时刻或某一位置的快慢才行。如车辆的运动，起步时是由慢而快，停下时又是由快而慢。就是说物体运动的快慢是变化的，这就要引入“即时速度”的新概念。课本上对即时速度的定义非常明确：运动物体在某一位置或某一时刻运动的快慢程度。而位置就是几何上的点，它是没有大小的，而时刻，就是在时间记录上的某一时刻，是没有长短的，也就是说，即时速度不再有具象性，不能用尺子和钟表测量，它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要让学生理解这个抽象概念，必须引导学生的思维方式由具象到抽象提升才行。即时速度概念的教学目的，就不能只让学生记住它的定义，更在于提升学生的思维方式，如何由具象到抽象的转化。在设计教学方案时，我为即时速度的引入花了整整一个课时的时间，而不是像其他教师用几句话就说完。讲授由平均速度引入，平均速度概念十分具象，就是初中没有学好的学生也是一听就懂。接着提出问题：要想尽量准确地描述运动物体在某一位置（或某一时刻）的运动快慢程度，应该如何办呢？问题不难回答，就是尽量地缩短测量的路程的长度。测量的路程长度越短，所得到的速度值就越接近所要位置的物体运动的快慢程度。但是，我提示学生，再短的路程测量出来的速度本质上还是平均速度，而不是所要的那个位置上的即时速度。这是学生具象思维的末路了。接下来，他们需要进入抽象思维。我便提示学生说，如果我们想象，能将测量缩短到无穷的短，那个速度值不就是所要位置的即时速度了吗？学生追问，要短到多少？我回答说：“短到没有，短到零。”那当然就不是平均速度，而是即时速度了。我使用了数学上的极限概念，将物理概念的内涵由有讲到无，由具象讲到抽象，学生思路大开。

功夫没有白费，“即时速度”的概念一旦树立，整个运动学的教学就一马平川了。因为整个运动学研究的核心，就是即时速度和它的变化。由于我在课程内容的传授中同时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引导学生进入物理学的框架体系，我的教学效果是比较良好的。自傲一点说，大凡我教授的班级，物理课都不是难学的科目，就是在高考成绩上，一直也是正数的排位。其中的奥妙，就在于我注意培养学生的思维方式这一点上。对于人的能力，有多种的归纳和表述方式。在学生阶段，我以为最应该受到培养的是观察和分析能力。较强的观察能力让人能分辨出事物之间细微的差异来，可以区别对待；较强的分析能力，特别是抽象思维的分析能力，能让人知晓事物变动的趋势，采取正确的对策。学生在学习阶段，在接受知识的同时培养了这两方面的能力，将受益终身。

高中难读，除了理论要求突然提高之外，便是科目设置门类太多。12门主科，门门要求都高，这就难坏学生了。现代的学校教育体系，是一种半工业生产方式，学生有如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件，要接受完全相同的加工过程。这种教育方式虽然高效，却无视了人性，无视了人与人的差异性。人的先天秉性是有差异的，比如有的学生长于形象思维，机械记忆能力也强，他们在文科的学习中就极易胜任，学得轻松自如，但对理科知识往往就难懂了。而有的学生长于逻辑思维，但机械性记忆能力较差，对付数理化游刃有余，但文史地和外语就吃力多了。在我的阅历中，文理通吃尚能轻轻松松的学生是少之又少。绝大多数学生都是有强科有弱科，而现行的学校教育（当然是指中小学教育）对学生的要求都是规格化，一律化的。最集中的反映就是大学是按总分录取的。强科再强也不能加分，弱科一旦丢分，就与大学之门无缘了。在此情况下，学生们只好扬短抑长，在弱科上多花功夫和精力，其状可以说是苦不堪言。分明不喜欢，也很难学好的科目，却必须硬着头皮地去死拼，其中的苦楚，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的一位老同学的儿子终于混到大学毕业，老同学希望他能再继续深造，考考研究生。小伙子一听急了：“天下最难吃的是屎，读书比吃屎还难！屎只是闻过没有吃过，书是读过的！”这位小伙子我是看着长大的，上中学数理化拔尖，但是史地不行，记不住历史事件和年代，搞不清地名和人口数量之类要死记硬背的东西，考大学前就吃尽了苦头。每次见到我，只点个头就算打招呼了，一个人躲在小房间里念念有词的，一听是在反反复复地背历史年代，重遍重遍地有如和尚念经。那种经历，给他留下了对读书的恐惧感。学校生活，并非如一些文艺作品中描绘的那样青春飞扬。如果不是屈从于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可以肯定地说，愿意到学校中去坐冷板凳的人，必定要少得多。或许你不能同意我关于现代教育方式反人性的议论，或许你会笑话我的老同学儿子读书有如吃屎的话只是愤青的一时胡言，那就请你抽空到学校中去走走，再到饭店中去坐坐就行。把高中学生的精神状态与饭店中打工的同龄人相比较一下便会明白，什么人生活得更加愉快，更有活力，更加青春就可以了。

读高中苦，很苦，却又不苦不行。作为一个高中班的班主任，我必须做的事是减轻他们的痛苦，激励他们的斗志。其中最佳选择，是让他们展现才华和获取成功感。才华的展现可以增加学生的自信，成功的激励会鼓起他们努力奋斗的意志。这是中学生最需要，老师也不难做到的。

才华展示的空间在课堂内，更在课堂之外。课堂外空间很大，又没有约束，十分有利于学生施展才干。文艺体育活动，各类兴趣小组，都是学生展现才华的广阔天地。当时学校在晚饭前有一个多小时的课外活动时间，课外活动时间一到，我就去教室里赶学生，让他们去从事课外活动。段锦华很有表演天赋，陈岳玲能歌善舞，我就让她们带领对文艺有兴趣的同学去排演文艺节目，朱兆麒爱拉二胡就去给他们伴奏，登不了台的就做幕后工作。第一个学期学校开文艺晚会，高三十班的节目就拿了头筹，全班同学高兴极了。爱好体育的就去搞体育运动，班上成立了男女生的球队，利用课外活动时间训练，结果在班际篮球比赛中，高三十班的成绩也排列在前。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曹九高同学，他喜欢篮球运动，人也很机灵，但是当年个子没有长伸，占不了空中优势。技不如人的他就改当了裁判，经过考核，获得篮球裁判员的正式资格，成为宜良一中学生中有正式裁判资格的第一人。每有班级间的正式篮球比赛，他都穿戴整齐了，胸前挂一只裁判员专用的双音哨，每一个裁判姿势都做得有模有样的，规规范范。球一入篮，他就一声长哨，并举起右手，伸出两个手指向下一点，意思是“两分有效”。再偏头看记分员正确地翻转好记分牌，才又吹一声短哨，宣布重新发球开始。那架子摆得十足。在一次和宜良二中的校际篮球比赛中，出任裁判的正是曹九高。二中的学生不知这个小个子裁判是谁，旁边的人说：“一中高三十班的曹九高。”比赛结束时我上前去对他表示祝贺，他却当着老师的面不好意思起来，只对我笑了笑，低头就跑开了。其脚步的轻快，报告着他成功的喜悦。

每天晚自习前，照例有半小时的读报时间。学生要关心国家大事，报纸就不能不读。学生心中都想着功课，大多心不在焉，读报效果极差，实际上是在浪费学生的宝贵时间。我决定将它改了，改读报为讲报。每天下午报纸一到，我便翻阅一遍，勾出重要内容来。读报时间一到，我便去讲报，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将重要的内容综述了，其余时间就给学生讲故事。通过讲书上的故事来提高学生的阅读兴趣。我讲的书是《欧阳海之歌》，设计好了每晚一段。时间一到，我便“欲知后来如何，明天继续分解”，走出教室去，让学生安心自习。这一招还真灵，与其听老师慢慢讲，不如自己找来看。高三十班学生中到学校图书室借书的也就多起来了。高中学生了，应该培养起阅读的兴趣来。读书人的能耐，就是可以通过书接通古今中外，没有阅读的欲求和习惯，就枉为读书人。

人是需要激励的，高中学生更需要激励。最能激励高中学生的，是成功，哪怕是很微小的一点都行。老师在施教活动中，是最能够给学生提供成功机会的人。对学生的任何成功都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所产生的激励效果常常出乎预料的大。对学生批评也不可缺少，正确的、善意的批评能使学生警醒。然而批评的副作用很大，会让学生产生戒备心理，谨小慎微，甚至唯命是从，泯灭了学生的创造性。教师务必要慎用批评。虽然老师被赋予批评学生的权利，这种权利绝不能滥用。肯定和鼓励对学生的激励作用更大，善用正面激励的教师，是在寓教于不教之中。

学校对高三十班的教学是很重视的，配给了高三十班很强的教师班子。担任语文教学的是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王建华老师，王老师已有多年的高中语文教学资历；担任数学课的是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系的杨友兰老师；担任外语教学的是曾担任过美军翻译的余渭滨老师；担任政治课的是刚毕业于四川大学政治系的杜高龙老师，他是宜良一中唯一系统读过政治理论的正牌教师；担任化学教学的陈均玉老师是后来理化教研组的组长；教生物的是毕业于昆明师范学院生物系的赵琨老师，向来以讲课用语生动贴切著称，赵老师还担任了高三十班的副班主任；我任班主任和物理教学。

按理说，这样强的教师阵容，教学应该毫无问题了。实则不然，首先是学生对高中教学不适应，再就是学问大的老师，总是各有一套，又不会像初中和小学老师那样对学生亲切，才开学不久，学生的意见就反映到我这里来了。

第一位被学生强烈反映的是数学老师。说她上课不好好讲课，经常讽刺打击学生。有一天，一个学生上课才插了一句话，这位老师便发了脾气，指责学生说：“你真聪明，你是聪明绝了顶了！”学生很是接受不了。还说她会发神经，讲课中间会突然停住做莫名其妙的动作，有时不说话，只拿粉笔在黑板上不停地点。我和这位老师之前基本没有接触过，听说她是西南联大数学系的高材生，她为高三十班教的是“立体几何”，这门课在高中数学课中相对来说比较简单，她应该不会讲得不好。为了尊重这位老师，我不便直接到课堂上去，就悄悄地在教室外听了她的一节课。她的课讲得精彩极了，一节课是45分钟，她只用30分钟就够了，不仅思路清晰，而且重点突出，远比我上中学时的“立体几何”老师强多了。她讲完正课，就点评作业，或是让学生看书自习。学生反映的那些话应该是在点评作业时说的，基本可以定为题外话。为了增加对这位老师的了解，我以科任教师的身份主动地数次拜访了她。或许是她认为我尚且可教吧，便向我陈述了她的身世。她老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南联大数学系的，在联大读书时，不仅学业成绩优秀，还积极参与民主运动，和闻一多先生的长子是好友。闻一多先生遇害时，她是一直守灵的学生之一。因深感政治的黑暗，才远离了政治，到县上去当了一名中学教师，并终身未婚，一直孤身一人。她当年的学友，原本比她差的，都成了大数学家了。她十分感叹地说：“当了大学老师，就是大学水平，当了中学教师就是中学水平，当了小学教师就是小学水平。”她一肚子的委屈，怀才不遇，难免会有些牢骚，没有可发泄处，就只有偶尔拿了学生作出气筒。闻一多之死及与闻一多长子的分手，对她打击太大，经常会突发昏愦，一时间大脑会一片空白，往往要数分钟之后才能回转过来。有一天我们长谈到深夜，她说：“我孤灯独影，凄凉呀！”并坦诚地告诫我说：“你是胸怀大志的人，千万不要走我的路！”

对于这样一位老前辈，我们怎么可以苛求？于是我召开了支委、班干和小组长的座谈会，专门研究分析如何听好这位老师的课。我向学生简要介绍了这位老师的学识，又分析和评价了她的讲课特点，点名老师也是人，老师不可能都是完人，我们学生是向老师求知的，就不该太在意老师的那些题外话。老师是有病，在她发昏时，抓紧看书就是了。同学们认为我分析得对，应该耐心向老师学习知识。之后，同学们对这位老师的态度大有改善，学习效果也就有了提高。

再一位被反映强烈的，就是政治课老师了，说他的四川版普通话根本听不懂，还说他讲课时散扯，和课本对不起来，影响学习效果。这位老师读的是综合大学，并未学过教育理论。在给学生讲课时，满脑子都是大学里学的那一套，当然就会扯得较开较散。他和我是常在一起玩的朋友，我就可以直言相告了。我从教导处借来一本《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告诉他说，国家教育部对中学各科的教学内容是有明确规范的，这就是各科的教学大纲。课本的编写必须符合教学大纲的要求，教师的教学也要按教学大纲的要求进行，完成了大纲要求，就完成了教学任务。“超纲”和“偏纲”的教学都是违反教学规定的。“超纲”就是讲授超越了大纲要求的深度，那样出力不讨好。“偏纲”就是离开大纲要求的内容，添枝加叶，那会惹麻烦。自然科学问题还不大，讲社会科学就特别要注意了。政治理论的讲述，中学和大学完全不同。大学在讲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时，必定还要讲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还会讲它们之间的学术争论。但中学不同，中学只讲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回避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理论。具体说就是只讲唯物主义，不讲唯心主义，只讲辩证法，不讲形而上学。更不能将学术上的争论带到中学课堂上来，不然会让学生摸不着头脑，犯糊涂的。我还告诉他，教育部是有要老师在课堂上讲普通话的要求，但实际上在中学，除语文课是硬性规定之外，其他课程并没有硬性要求（那是当年的情况，现在是否这样不得而知）。讲课时可以使用自己熟悉、学生也容易听懂的语言。他平时讲的是四川成都话，对宜良学生而言，当然是成都话比四川版普通话好听懂了。

这位老师果然不知道教学还有教学大纲管着，他将《中学政治课教学大纲》认真研究了一段时间，在把大纲还给我时说：“原来中学政治课会是这样好讲。”以后他的讲课都照大纲来，同学们反映很好。

教学活动是师生配合的活动，师生互动得好，教学的效果就会好。第一学期结束时，高三十班的各科考试成绩就排在了全校的前列，师生大感欣慰，真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呀。

拓展学生的成长天地

学校的教育要以教学为主，教学活动要以课堂为中心，这是学校教育工作的基本方针。然而，仅靠课堂，是培养不出品学兼优的学生来的。学生总是要离开学校，走向社会的，如果学生在学校学习期间，没有足够的时间接触社会，对社会一无所知，一旦进入社会，必定会茫然若失，不知所措，甚至成为满腹经纶的大傻瓜。我国的老教育家早就提出过“生活即教育”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有过“开门办学”“劳动教学”等改革探索。学校对学生的教育固然要以教学为主，但不能理解为以教学为唯一，教学活动要以课堂为中心，也不能理解为以课堂为唯一。我在组织高三十班的教育活动时，在坚持以教学为主、抓好课堂为中心的同时，有意地创造了一些机会，让学生走出课堂，接触社会。实践证明，那些做法对学生的健康成长大有益处。若干年之后，高三十班的学生与我一起回忆起往昔的学校生活来，他们总还对那些活动念念不忘，都说对他们的成长很有益处。

要帮助学生认识社会，第一步，就是让他们知道工人是怎样做工，农民是怎样种田的。虽然高三十班的学生大都来自工农家庭，也见过工人做工、农民种田，但是都未曾从社会劳动的高度去思考其中的意义。进入高中之后，他们已开始设想自己的人生道路了。人都是社会的人，任何人的人生道路都只会是社会化的路，人只有选准了在社会中的位置，才会成为造福社会的有用之才。

我选准的让学生观察思考工人怎样做工的地点，是明良煤矿井下工人的劳动现场。

明良煤矿是宜良境内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职工多达三四千人，可见当年的生产规模之大。但是对这么一个规模宏大的企业，高三十班的同学对它的了解并不多，就是班上的几个明良煤矿的职工子弟，也没有人下过矿井，没有见过工人怎样开采煤炭，其他同学更是想都想不清楚了。要去参观明良煤矿，还要下到矿井下面，高三十班的同学当然兴奋不已。

明良煤矿的领导对学生的参观活动也很欢迎，一听说要来参观的是宜良一中的高中生，就对这次参观活动极为重视，事先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专门从生产科抽调了几位技术人员带队，负责引导参观路线和人身安全。下井前，让每一个同学都穿上劳保服，脚蹬高筒水鞋，头戴安全帽，安全帽上都配备了矿灯，全套装备和下井生产的工人一模一样，气派得很。才一装备起来，同学们就用头上的矿灯互相照来照去，嘻嘻哈哈，乐得合不拢嘴。请技术人员作了安全教育之后，全班人排成单列，就下了矿井。

开始下井时还听见一片欢声笑语，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声音，走着走着，讲话的人就越来越少了。我们被带进了一个黑暗的“地下世界”。洞壁和洞顶都并排地支撑着厢木（大圆木），潮湿的厢木散发着一股浓烈的霉味，头顶上有水滴甚至是小水柱不断地落下，水将脚下的煤和碎石混成了乌黑的泥浆，大水鞋踩下去噗噗作响，四周都被煤染得乌黑，头顶上的矿灯照在四壁上一点反光都没有，在地面上明晃晃的矿灯此时显得黯淡如烛火的余烬，沿巷道吹来的风又凉又湿。同学们一个紧跟一个，用头上的矿灯照着前面同学的后背，听着脚下的脚步声快步往前走，生怕一旦被拉下后就会被丢弃在这黑暗世界之中。云南的孩子是爬山下坡长大的，平时在光天化日之下走路都快步如飞，到了这井下，却谁都不敢逞能了。队伍行进得出奇的整齐。远处传来隆隆的响声，走在前面的技术员传下话来，要队伍靠边停下避让，同学们都赶快停下脚步，靠边站好了，让轨道车快速驶过。又行进了一公里左右才到作业面，为了安全，技术人员指挥同学们在50米开外的地方参观，凿岩机的响声震耳欲聋，工人们正将塃（煤矸石）和煤不停地装入运煤的轨道车内，装满一车，推开一车，装有塃和煤的轨道车分别挂成两列运往矿井外。为了不走回头路，技术人员领着我们从另外一条巷道走出了地面。参观生产现场约20来分钟，从下井到走出地面花了两个小时。

走出地面后，个个学生都出了一口长气，互相一望，都开怀大笑起来，个个同学除了眼白之外，通体都成了黑人了。凡是露在劳保服外面的皮肤，都沾有一层煤灰，安全帽上，劳保服上都是煤泥，脱下的高筒水鞋里，倒出来的都是乌黑的泥浆。我们被带进了澡堂子，擦洗了很久，又换上了自己的衣服，一个个才恢复了光鲜亮丽的神采。

参观回来之后召开了一次主题班会，班会的题目是“我在井下看到了什么？”同学们发言十分踊跃，有的讲看到了煤矿工人为社会主义劳动的辛苦，有的讲看到了煤矿工人默默劳动的伟大光荣，有的讲看到工人的分工协作，有的讲看到劳动纪律，还都联系实际，结合自己的学习，说自己的学习再苦再累，也没有井下工人苦，没有井下工人累，只要向井下工人学习，就可以攻下学习难关，等等。

我将组织高三十班学生到明良煤矿参观的过程向校长做了汇报，校长大为赞许，并在全校的班主任会上作了推荐。之后，学校就分批组织了全校学生到明良煤矿下井参观。只是在向校长汇报时，我隐去了一个细节，就是在主题班会上，都表示要向煤矿工人学习，却无一人说今后要到煤矿上去工作。煤矿工作确实是太辛苦太危险了，学生将来从事什么工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无论从事什么工作，都应该有正确的劳动态度。后来，高三十班的同学中有一位去明良煤矿工作了，他是张维鹬同学，搞的是管理。

当年学校办有农场，农忙时还组织学生下乡进行支农劳动。我认为这样的劳动虽然可以培养学生的劳动习惯，但是对学生认识农民和认识农业劳动的针对性不强，也缺乏连续性和自主性，决定在县城边为高三十班找一个农村为固定的联系点。

我选中的固定联系点是县城南门外的端家坡生产队。端家坡生产队在南城根脚下，从宜良一中出发，转过南门山就是端家坡，只需十来分钟的路程。全生产队30多户人家。云南的村落名，多以始祖的姓氏来命名，但在端家坡村，却未见有姓端或端木的人家，住户的姓氏很杂，想必大多数是在村落历史变迁中来的趱家户。村子中沾亲带故的也多，但看不出有明显的宗族大户来，似乎没有地主富农，大家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在生产队统一领导下进行生产活动。生产队以种植业为主，有旱地也有水田，旱地中还种有少量果树，多为石榴树。生产队有两辆马车，村子的不远处是国家的粮库和粮油加工厂，马车可以帮粮库拉运粮食，村民也可以帮着粮库翻晒粮食，此两项为生产队的副业，收入也还稳定。村子虽在城边，却没有公干家属之类的半边户。端家坡生产队是很典型的农业生产队，社员的收入比全县的平均水平稍高，过着衣食无忧的安定生活。

生产队队长一听说我想把端家坡生产队作为教育学生的长期联系点，很爽快地就同意了，并且说生产队倒是不差学生那点劳力，有高中生经常来，可以带带村中的那些娃娃，让他们好好读书，他们村中的娃娃还没有哪个读出书来的，村民中识字通文墨的太少了。

最先组织的教育活动是到村中去访贫问苦，请老贫农讲讲旧社会的苦，新社会的甜，叫“忆苦思甜”，这是当时很流行的一个阶级教育的方法。生产队长找了村中最苦大仇深的四户人家，我让学生每一个学习小组去一家，我也参加了。在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高三十班的学生就集队去了端家坡生产队，分组进了指定的农户家。接受我们访问的是一位老太婆，虽然才60多岁，但已经很显老了。我们请她讲讲旧社会地主是怎样剥削农民的，她说端家坡没有地主，地主是城里人，全村种的田多数都是地主的，农民只有自己开的荒地。每年谷子打下来，要先交了地主的租子，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她家的米不够吃，有一半是吃地里的苞谷。话头一开，她就越说越有劲了，说你们不是要听苦日子吗，最苦就是吃大伙食的时候了。全村人吃一个大食堂，社员白天黑夜地干活，饿了就去食堂打饭，开始说我们妇女得彻底解放了，不必围着灶台转了，还很高兴，可才吃了两个多月就吃不成了，饭越打越少，越打越稀，饿得她脚瘫手软的，还不如她在站工场打零工，工钱多少不说，两顿饭是管饱的。我越听越不对头，这不是在诉“大跃进”的苦吗，急忙打断她的话头，领着学生赶快出门，她急了，在后边喊：“不急呀，苦的还在后面呢！”我头也不敢回，要让她再说下去，我就惹上大麻烦了。事后收集情况，四户老贫农的诉苦中，有三户诉的都是类似的苦。自此我得了一个教训，带学生去听忆苦思甜，不能找太老的老贫农，他们中有些分不清新旧社会的本质差别，更不知如何正确地向青少年介绍过去的历史。

秋收了，学校放农忙假，我就利用农忙假期，将高三十班的全体学生集中三天，到端家坡生产队帮助收谷子。学校放假了，我们就自己开伙。生产队在村头建有五间公房，前两间是社员开会的会议室，后两间是放大农具和生产队的储备粮等杂物，中间一间有锅有灶，这恐怕就是前些年办大食堂的遗物了。有锅有灶，自己煮饭吃是很方便的。担任炊事主厨的是赵琼兰同学。赵琼兰，路南城里人，家中只有一位父亲和一个弟弟，上初中时，家里的家务事都是由她一人承担，对洗洗煮煮之类是熟手，大家就推举她当了伙食主理，其他同学轮流着给她打下手。学生们正是吃饭的年龄，又干的是体力活，饭菜又调配得当，每当开饭时间，50多个青年人聚在一起，吃起来分外香甜可口，菜做多做少都是一扫而空，盛况远胜于如今的聚大餐。

一干农活，农村学生就是城市学生的师傅了。农具都是社员提供的，镰刀要磨快了，锄头把都要斗紧了，用起来才顺手。挥刀舞锄，从站立的姿势到手握农具的松紧都大有讲究。当时打谷子已使用打谷机，同学们分工合作，有的割谷子，有的捆草，有的踩打谷机，有的将打好的谷子挑到公房前的场上去晾晒。打谷机被踩得呜呜地飞转，新收的谷子在晒场上堆成小山，稻田里到处是欢声笑语。社员们都夸奖，说真是一伙好学生。手嫩的就难免会起泡，晚上回学校时擦点红药水，第二天照样干。一个端家坡生产队的水稻，被高三十班的学生3天就收了一大半了。

生产队长提来几块腊肉，赵琼兰坚决不收，说我们是自带伙食来的，不吃生产队。队长找到了我，说是社员的心意，我只好决定收下了。后来蔬菜也有社员源源不断地送来，我们吃都吃不完。

端家坡生产队虽然就在县城的边上，社员却还没有点上电灯，仍然用煤油灯照明。学生下乡劳动不能只是晒太阳流热汗，高中学生是有知识的，就应该指导他们把科学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感悟知识的力量。我就主动和生产队商量，由高三十班的学生为每户都装上电灯。队长很高兴，将计划交社员一讨论，家家户户都支持。并表示钱由生产队出，学生只出工出力出技术。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宜良县懂得装电灯技术的还只有县供电所的二十来位电工，他们大多和我相识，也很支持，于是和他们商定了，进村的线路由供电所负责，学生只管各户的安装，所需的一切电工材料也可以由供电所代购。端家坡虽说只有三十来户人家，但是住房建得很分散，东一家西一家的，电路的走向如果不科学，尾巴上人家的供电状况就会很差。供电所的技术人员又凭他们的经验，帮助我们大体上确定了供电线路的走向和分支。一切准备工作停当后，为端家坡生产队装电灯的工作就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参加安装工程的学生一共八人，分为四个小组，每两人一组，我是技术的总指导。

电灯的电路图绘在纸上，是极其简单不过的，要实际地安装起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为了整齐划一和用电安全，电线必须顺梁顺柱地走，并用瓷夹和螺钉固定稳了，且电线要拉得横平竖直的，室内不许有横空跨越的现象发生。穿墙过户时要在墙上开孔，电线进户时要做出滴水的弯勾来，防止雨水顺电线流入室内。电线的接头和分支处要按接线的要求绞紧了，并用绝缘胶布包扎完整，在工程做完后请供电所的技术人员来验收时，都对做工的标准和精细点头称赞，说完全像专业人士做的活计。

在缺乏专用工具，全凭手力硬干的情况下，业余学手，能把活做到如专业人士做得一般，同学们真不容易。端家坡村的房屋均为土木结构，经多年的烟熏火燎，梁上柱上糊满了油灰污泥，学生操作时没有专用的折叠梯子，只好靠桌子凳子，攀梁上柱，在梁柱间爬过来爬过去地做活。穿墙打洞时用的是十字镐，搞得尘土飞扬。利用的是课余时间，每次干活回来，个个都是灰头土脸，一身污垢。总配电板由我亲自制作，电表、保险丝和闸刀排列得十分规范。总配电板就装在生产队会议室的山墙上。前前后后经过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工程终于竣工。正式通电那天，还准备了联欢晚会，供电所的几个朋友也应邀来参加了。正式通电时间是晚上七点整。时辰一到，我一声令下：“合闸！”生产队长亲自合上了总闸刀，全村顿时灯火通明，二十来户人家无一家的接线有误，一个端家坡村欢腾起来。

学生兴奋，村民高兴，联欢晚会上演的都是高三十班拿手的文艺节目。大家正看得入神，队长有些失落了，站起来大声说：“联欢，联欢，要联了才欢嘛，我们社员也要表演节目！”众人拍手欢迎。只是他们事先无准备，临时拉人，总有些扭捏，最后推上一个小伙子上台，说是要唱民歌，我记得他唱的是“螃蟹歌”，由于太紧张，腔调拿得不稳，总还是唱完了，这才了了队长“联欢”的心愿。

联了才欢，联了就欢。端家坡生产队长的话，是很有哲理的。

在与端家坡生产队接触的半年时间里，我曾萌生过一个念头，如能以端家坡生产队为案例，做一个深入的调查，从村子的历史源头挖掘起，全面系统地对生产队的社会现状做一个分析研究。用三年的时间追踪，做成一份农村研究报告，对学生的意义就更大了。可惜，才在研究方案的构思阶段，一切就因“文革”而中断了，至今回想起来，总觉得十分遗憾。

第一学期就要结束了，很快就要放春节假。高三十班的文艺水平已有相当的程度，何不让他们走出学校去，一展风采呢？于是我决定组织一支高三十班的文艺小分队，排演了一组节目，准备下乡。当时有一出湖南花鼓戏《补锅》很走红，又是农村题材，我就请文艺委员段锦华承头，将它移植为云南花灯戏。戏中只有三个角色，一个小炉匠，由保忠昆饰演，一个母亲，由王瑞华饰演，一个女儿，由段锦华饰演。有了花灯剧《补锅》压台，节目就足够了。为了凑热闹，我还为演出小分队谱写了一首队歌，让演出队打着红旗，唱着队歌去下乡。这事引起了学校领导的注意，黄承明校长表示要亲自带队，并确定演出地区就是竹山公社。黄校长曾下竹山劳动锻炼过，正好借机会去竹山看望昔日的父老乡亲。

演出从竹山顶上的桃树凹生产大队开场，一路逐村逐寨地演下山来，直到山脚下的公社所在地禄丰村。所到之处盛况空前，受社员欢迎的程度远在预料之外。演出大获成功之后，参加演出的同学却余兴未尽。路南籍的同学还邀宜良籍的同学，在年后共聚路南，同往石林风景区一游。

为了迎接宜良籍的同学，路南籍的同学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哪几位同学住在哪家，哪顿饭在哪家吃都安排妥当了。刚分散不久的同学又在路南的石林相聚了，那种欢畅，外人是难于体会得到的。在游石林时，相聚的同学留下了一张合影，照片被参与的同学珍藏至今。也许是摄影师的技术欠佳，也许是时间过得太久，照片的聚焦都处理得不好，前前后后的两大排学生高高低低，衣着也很随便。照片并非佳作，却极其珍贵。只是同学们的那种青春气息，就足以唤起许多思念和回想来。

美中不足的是临演出时，我因家中有事，未能参与演出活动，也没有共游石林。共同精心组织的活动，我却缺了席。活动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的，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和不测。高中一年级的学生就能自行组织如此规模的活动，这在今日，怕是不可能吧。

后来有人多次问我，一年不到的时间里，你就把高三十班搞得那样活跃，那样充满活力，高招何在？我翻来覆去地想过，找不出简明的表述来。有一天去吃烧鸭，大家都说如今的鸭子太肥，油多肉少，没有吃味，我也顿悟了。散养的鸭子自己觅食，才油少肉多，具有活力，关养的鸭子是人工填喂的，不必自己觅食，才油多肉少，没有活力。我当年施教高三十班，应该是用的放养的方法吧，让学生在自由的空间里成长，活力才会比较大。放养，大概就是我当年带高三十班的教育理念了。

高三十班的学生于1965年9月1日正式入学，1966年6月便奉命停课。他们接受正规高中教育的时间不足周年，求学之路就突然被切断了。

高三十班生不逢时，我的教育理想也就成了一场春梦。

卷入“文革”

1966年的6月，“文革”开始，我被卷入了十年动乱，高三十班的同学做了两年半的“红卫兵”，又被赶下乡去当了两三年的知识青年。我和我的学生都踏上了曲曲折折的人生路，一走就是数十年。

5月，下学期的期中考结束了，高三十班的考试成绩又有了进步。我召开了班委会和支委会，总结过去的学习心得，研究如何把学习搞得更好，在期末考试时再显一把身手。特别学习了雷锋精神，要像钉子扎木板似地苦学苦钻，同学之间如何才能更加团结互助，帮助学习还有困难的同学赶上大家。学生们信心满满，教学的局面更好了。

学校中的高三毕业考试已经结束，毕业班的同学在教师指导下用心地复习备考。学校里大同门的两边墙上，越来越多地张贴出了全国各地的高等学校寄来的招生宣传资料，多数都是精美的彩印，展示校园的美景和列出招生的专业。高三毕业班的同学们终日围在招生广告前议论纷纷，成绩优异的学生摩拳擦掌地挑选着自己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场景很是激动人心。高三十班的学生只能在外围观看，窃窃私语地憧憬着自己的未来。机会是向有准备的人设下的，好学校和好专业正在向高中学生招手。这是宜良一中校园中最激动人心的季节。班里的学习空气也特别地浓厚起来，晚自习时间我到班上去，学生都各自忙着看书和做作业，坐了53个学生的教室寂静无声，我自然地放轻了脚步。实在有事要通知和传达，也都尽量简短，不忍对学生多有打搅。

难预料的是，社会上文艺界突然异常地活跃起来，大报、大刊上接连发表了评《海瑞罢官》和批判《燕山夜话》的文章。用语十分横蛮，有一种不由分说的霸气。高中学生中，特别是平时喜欢文学的都在议论纷纷，有的还去找老师请教，很有些打抱不平的态度。资深的教师大多回避了，不肯多谈。异常的气氛引起了他们的警觉。“山雨欲来风满楼”，他们都还看不出事情的由头，但已敏锐地感到这绝不是简单的学术争论。我很好奇，却木然得很，还以为是在“百家争鸣”呢。

果然，中央接着就下发了“五·一六”通知，命令暂缓大学的入学考试，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学校接到上级指示，立即停了课，搞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来。最着急的是高三毕业班的学生，十年寒窗变一梦，这一“暂缓”不知“缓”到何时也无从知晓，大学梦遇到了大麻烦，学生们心中怎能不着急。最活跃的是初中学生，特别是初中低年级的学生。停课了，就不必再上课，不必再做作业，也可以不再受老师的管束，终日在校园中窜来窜去，放心大胆地玩耍开来了。

才进入7月，学校就接到通知，全体教师和高中毕业班的学生集中到地委所在地曲靖去参加“运动”，高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每班推选10人参加，其余的学生都放假回家。高三十班推出参加运动的有张丽华（团支书）、李卫全（班长）、郑祖荣、袁志明等九同学。运动由地委直接领导，各县分别在县的领导主持下进行。宜良县的运动领导人是县长那开贵同志，并配有数名从党政机关抽调出来的工作队员。运动的架势与历次政治运动相似。出发时，县公安局就随带了几大箱子材料，里面装的是历史问题较为复杂的教师的政治档案材料。运动一开始，地委负责抓运动的领导人在动员大会上讲：“有的人，运动一来就穿上运动衣，戴上运动帽，装起了老实，想蒙混过关。这次休想，再好的伪装都要扯下来，揪出来！”历史背景复杂的老师走路都低着头，不知这次运动又会是何种下场。

运动一开始，矛头就对准了学校领导，最先抓出来批斗的是校长黄承明、校团委书记严则睿、教导主任常虹。随后就把比较有学术造诣的老师也抓出来批斗，一中有美术老师付启中，他是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如果没有政治历史问题，那么就有资产阶级的学术问题了。二中抓出来批斗的有语文老师岳经和，他在书法和诗词、古文上造诣不浅。二中的校长叶南臣、副校长刘玉贞、教导主任蒋继祥都被抓了出来。被揪出来的人都各自带一个小凳子，一排地坐在礼堂（运动集中地是曲靖地委党校）的墙下，思考自己的问题，等着接受批斗，师生们戏称被揪出来的人是被“烤太阳”了。“烤太阳”的人越来越多，但凡有一官半职或学术上有些地位的人，个个人心惶惶，生怕自己哪一天也被“烤了太阳”，表现异常积极。

我无一官半职，也没有历史污点，更无任何学术成就，就被领导运动的工作组当成了积极分子，指定为宜良一中其中一个小组的组长，带着小组的师生批斗被揪出来的人。批斗的内容都是照工作组的指示办的。工作组每天都要召开小组长会议，指导批斗如何深入。我所在的小组的批斗对象有付启中老师。批付老师当然是从他的绘画下手，从画中找出他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来。组里有一位年轻的女教师特别积极，说她懂绘画，由她来主批，我却就此大开眼界。在付老师的画稿中有一方小品，远处是大片森林，近处是一片芳草地，草地上有一条曲折的小道，通往远处的森林中。这位女老师在批斗时指着画说：“坦白交代，这是不是你企图逃往国外的秘密小道？”付老师只是苦笑，低头不答。她又拿出付老师的一副宣传画稿来。画的正面是一群喜气洋洋的工农兵群众，背景是迎风招展的数面红旗。在我看来，画的主题是很正面向上的，可她居然也能找出问题来，说问题就在那数面招展的红旗上，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红旗都往右边飘，吹的是左边来的西风，这是明明白白地与“东风压倒西风”唱反调，是公开地反对毛主席的罪证！绘画不是地图，这位教师也积极得太过头了，这简直是在给读书人丢脸。在工作组召开的小组长会议上，我坦诚地说：“不能这样批。”那县长一听就火了：“作家不批他的作品，画家不批他的画，还批什么？”这次会上还有二中的报告说，岳经和老师极其反动顽固，在他的家里写了两幅条幅：“冷眼向阳看世界，热风吹雨洒江天”，连批了他三天他话都不说一句。我一听，这诗句有些耳熟，就想起来我在昆明的大学同学家里看见过毛主席诗词的手抄本，其中就有这两句，就好心地提醒说，这两句诗应该不是岳老师的作品，似乎是毛主席的诗词。当时主席诗词还未公开出版，读过的人不多，但曲靖一中的语文教师应该知道，应该去问问，不能乱批。这就引来了众怒：“毛主席会写如此阴暗的诗？”我毕竟手中无凭无据，也不敢多讲了。

第二天早上才一开会，就有一位高三的女生抢先说：“根据工作组的决定，今后小组会就由我主持了！”我至此被罢免了小组长，积极分子也当不成了。我心中万分委屈，后来也渐渐地坦然开来，不担任小组长，也就不必为那些胡说八道负责。接下来的批斗越来越离奇，调子越升越高。在另一个批斗小组会上，批斗团总支书记严则睿时，什么政治帽子都让别人抢先给戴完了，一个女教师来了灵感：“老实交代，你的狼子野心是不是想霸占全世界？”一个中学的团总支书记，一向谨小慎微，唯领导的指示和上级的意见是从的人，怎会有妄图霸占全世界的野心？更为奇特的是，这位总支书记也被批得滑了，什么帽子都认，公然接口说：“是的，是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运动，才知道那群人只为了整治人，是不讲道理的。我以为批判只能有理有据，是太书呆子了。但心中总有一个疑团不解，文化的命能如此地革吗？

地委组织过一次全地区的批斗大会，被批斗的对象是地区文教科的科长何锡科同志。我们都奉命参加了。批斗的核心内容是控诉他是“封资修”文化遗毒的保护伞，专门收集“四旧”，还极其用心。会上呈示了他所搜罗的许多“四旧”作为罪证。其中展示了一份大清皇帝的诏书，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亲见了皇帝诏书这种文物，只是坐得太远，未能看清诏书的细部。批斗人员当场点了一把火，就把这份诏书给烧了。何锡科科长不愧是一位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文化人，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还去尽心地搜集文物，连诏书这种珍品都被他征集起来，其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远见卓识，让人由衷敬佩。返回宜良后，县里组织烧书活动，要全体读书人交出旧书来，集中投入设在县电影院广场上的烧书火堆中。我将全部文史哲的书都清理出来如数交付出去，唯一留下的只有刘少奇同志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我认为是本好书，对我帮助很大，不愿交出去化为灰烬。为保险起见，我将书包了书皮，夹在自然科学的书籍当中。

8月，中央下发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常称为“十六条”），学校成立了宜良一中“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担任组长的是“四清”运动后，替换黄承明校长当了县委委员的一位女老师。学校的“文革”就在县工作组和校“文革”领导小组的共同领导下进行，起真正支配作用的，还是县工作组。不久，突然接到通知说，曲靖集中运动结束，各县回县上继续进行。后来才知道，“文革”升了级，北京的学生已经冲到曲靖来了，“文革”已经转了大弯。“文革”工作组被指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斗的矛头指向了工作组，那开贵县长被迫做了检查交代。变化快得让人转不过头脑来，刚才还领导着批斗别人的人，转眼间又变成了被别人批斗的对象。那县长在检讨中说，他不该派人去调查我，向我承认错误。我才万分庆幸，真是好险，曲靖运动再继续数日，我也就会被揪出来去“烤太阳”了。

那开贵同志是宜良县有名的“三草”干部，即戴草帽、穿草鞋、吸草烟。从农村基层一步步地提拔上来当了县长。“文革”前因为外事接待的要求，组织上为他制作了一套毛呢中山装，他穿在身上感到极不自在。“文革”中他成了被打倒的对象，“红卫兵”批判他的“奴隶主义”，他说他就是“奴隶主义”，上级叫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上级叫怎样干，他就怎样干。晚年时写有回忆录，较详细地记录了他的经历，其中不可避免地记述了参与的多项政治运动，对四清运动工作组如何逼死县委书记迟德亮的过程有较详细的记述。对“文革”开始时迫害教师的事也有检讨。对这样一位善良的农村干部，不应再加苛责。

自8月18日起，全国的红卫兵运动进一步展开，数千万大中学生一夜之间就都成了的“红色卫兵”，到处大闹起“革命”来，全国城乡顿时进入了一个动荡的时代。青年学生只要在左臂上将“红卫兵”的袖套一套，就成了无人能管、无人敢管的特殊人群，他们犯上作乱，胡作非为，做了许多荒唐事。学生的荒唐，并非都是自发的，他们只是有恃无恐，才会那样地大胆无畏。十几二十岁的青年学生，对政治能知多少？他们只是有政治热情而已，这种无知的热情，正好合乎了“文革”的需要。

在北京的接见共有8次，接受接见的群众和学生近1000万人之多。宜良县根据上面的安排，也派出了文教团体和师生代表赴京接受接见。时间是1966年10月18日，批次是第四批。高三十班选出的代表是张丽华和李卫全。张丽华就成了我家族中唯一见过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人物了。接受接见后，她到天安门广场拍了一张纪念照。照片上的她身体直立，挺胸昂头，“革命了”的喜悦让她意气风发。在翻阅老照片时，孩子们看到了，都说“妈妈年轻时候还真革命”。当年的青年学生，谁不革命？谁不争着革命？据她说，接见前才过半夜就集合起来，用汽车拉到长安街两侧排队等候，左等也不来，右等也不来，尿急了，屎急了也不敢离开，怕错过了机会。好不容易等到了下午三点左右，才听说“来了！”忙定睛一看，呈三角队形的摩托车开了过来，紧接着看见敞篷汽车上站立着红光满面的毛主席在挥手，后面的敞篷车上分别坐着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时间，人群激动起来，还来不及喊出一句“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也许是因为人群的激动，汽车就加快速度驶过去了。一部分打盹的同学睁开眼时，只看到车队的背影，后悔得直跺脚。

张丽华临行前来问过我，去北京见毛主席应该注意些什么。我要她到大学去看看，“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红卫兵”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有可能，帮我去北京的书店里买一份张毛主席手书的诗词回来。张丽华回来后，给我带来了一张毛主席手书的《长征》诗的印刷品，我急忙将它贴在了我宿舍的墙上。关于“文革”，她说，看不明白，大学里的大字报铺天盖地，看大字报的人山人海。还有许多佩了袖套的红卫兵横冲直闯，气势汹汹地在“破四旧”，给街道改名称。

有一天传来消息，说首都红卫兵要在昆明东风广场召开大会，批斗省委书记。我们几个青年教师急忙相约了，乘火车赶去看个究竟。省委书记被人押在了东风广场的检阅台上，主持人要他当众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制了“文化大革命”，并强迫他当众宣布释放造反头头刘荫农。一位堂堂的“封疆大吏”，被如此当众凌辱，不是公然谋反么？如果如此对待“朝廷命官”，在过去是要灭九族的呀！但是作案的主谋是从京城来的，当然大有来头。我们被惊得目瞪口呆，只是心中明白，出大事了，中国出大事了。

全国大串联开始后，我便参加了由宜良一中师生组成的一支步行串联队，取名“长征队”，开始步行串联。目的是出去走一走，看一看，并通过步行串联磨炼自己的意志。我相信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才会有所作为的道理，通过步行串联，可以与工农相接触。步行串联历时94天，行程1824公里。串联由宜良出发，先东进广西，再北上湖南，原计划是要直达首都北京的。才到达长沙，中央就下来了停止串联，回校就地闹革命的指示，所以我们的串联最终只抵达毛主席的故乡韶山冲就结束了，急忙乘车返回了学校。在从宜良出发到韶山冲的整个过程中，我没有搭乘过任何交通工具，1824公里的路程，是一步一步地走过来的。这对我意志力的磨炼，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串联期间，有一天大家商量，说要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搞一次连续行军。中间未曾长时间休息过，连续走了两天一夜。在即将到达目的地前，我已筋疲力尽，知道自己一旦坐下去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一旦躺下，也就爬不起来了。胜利就在前面，我绝不能功亏一篑。为了不倒下，我用双手抱住路边的树干、电杆等物，极力以手的力量分担一些腿脚的负荷。喘息片刻之后，瞄准前方三十来米的另一目标物，咬紧牙关一步一步地移过去，再抱住树身休息片刻，就这样将最后的路程一段一段地移完，才终于扶住了接待站大门的门框。事前乘车抵达的同伴赶来接下我的背包，扶我在位子上坐下，我已连端碗拿筷的力气都没有了，用口直接把饭菜吞进肚子里，许久之后，才有了将身子挪到床上去的力气，和衣躺下之后，沉沉地睡到了第二天。“坚持就是胜利”这句话人们常常在讲，我也会说，要真体悟出其中的深意来，还是那一次连续行军。人世间成就了事业的人，往往不是起步最先的人，也不是其中的高士能人，而是最艰难困苦的时候坚持下来的很一般的人。这常常让失败者很不服气，但它却常常是现实。我经历过倒下就爬不起来的磨炼，对我后来的成长帮助极大。从此后我做事才不走便道，总是脚踏实地地硬来，也才做成了一些事情。有朋友说我是脑子好使，其实他们错了，我下的笨功夫比同伴要多，这才是其中的奥妙。我确实不笨不傻，投机取巧的路子我都看得出来，却是从来不走。

我们步行串联的目的只是考察和磨炼，在整个串联中，就从未自以为是地介入过当地的“文革”。沿途尽量多地接触当地的农民和工人。到地里去和农民一起劳动，到工厂去和工人一块干活。在柳州的针织厂里，我们下车间去给缝纫工打下手，帮她们翻缝好的衣片的袖子。青年女工故意作弄我，越缝越快，搞得我手忙脚乱，她们却很开心。同行的师生中多有文艺表演的才能，我们就带了乐器，白天行军，住下来就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宣传毛泽东思想，歌唱“文化大革命”，还和当地的群众联欢。在云南和广西交界的一个叫“飞土”的寨子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多声部合唱的民歌，他们用壮语唱毛主席语录歌，和声之美妙，真是天籁之声，令人称奇。我们演出的节目也很受当地群众的欢迎，有一次张丽华演唱《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台下的群众被感动得泪流满面。在广西的一个小山村中，当地青年硬要留我们教他们演出节目。两天相处，离别时他们将我们送出二十多里地。基层的老百姓不仅勤劳朴实，还极为热情。中国的老百姓真好，你为他做一点很微小的事情，他就会与你真诚相待。

步行串联从11月18日出发，节令已进入冬季。北上湖南时，气温越来越低，寒意渐渐逼人了，天空中开始飘起了雪花。在奔赴韶山冲的那天，漫天飞雪，能见度不过数十米，行进中连周围的村庄都看不清楚，眼前只有一条不太宽的路。赶赴韶山冲的人成群结队，相拥着只管往前走。天越来越冷，我们的心中却越来越热，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就在我们的前面了。突然在大雪中的路边有一个木棚子，步行的人都围了上去。“欢迎来到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到了，终于到了，步行1824公里的目的地终于到了。我们都欢呼起来。接待人员给每一位来客送了一枚毛主席像章，像章只有拇指大，是我在“文革”中收集到的像章中最小的一枚，这枚小像章来得极其不容易，也极其珍贵，那是我历尽千辛万苦，步行了1824公里才拥有的。

进入广西之后，“文革”就离文化越来越远了，在大字报和呼叫的口号中，都已极少有涉及文化的内容。“文化革命”与文化毫无关系的本质越来越清楚起来，“文化”只是一个挂名而已了。所见的是一日胜似一日的揪斗闹剧，手法也越来越粗暴和原始。开始还只要被揪斗的人低头认罪，以后就玩出了“喷气式”，拳打脚踢也成了家常便饭。有一天，在湖南的一个县城里，我们见到了一张通告：“勒令×××、×××、×××（应该都是县里的主要领导吧）各人自备高帽和罪恶牌，于某年某月（就是次日）到人民广场接受批斗。”落款是某某无产阶级战斗司令部。来头不小，也很新奇，挨斗还要自备高帽和罪恶牌。我们第二天就按时去看热闹。整个批斗过程都是乱糟糟的，既未有人登台揭发罪行，也未有人上台进行批判。扩音机里传出的只有“打到”和“砸烂狗头”之类的叫喊。台上演出的只有扭手臂，按下跪、揪头发，以及拳打脚踢的全武打戏，这就是十足的当众表演流氓行为了。闹腾近一个小时，台上的人似乎累了，主持人宣布批斗会到此结束。并训斥被批斗者说：“收好了帽子和牌子，随叫随到！”被批斗者个个唯唯诺诺，一小队地从我们身边走过去。我好奇地细看了一眼，高帽子如何能做得这样高，原来中间是有篾架子的，在架子上糊了纸。他们真有经验。

这场景我是第一次见，心中却似曾相识。不就是多年前整土豪劣绅的一套手法吗？难怪被批斗者会那样有经验，将高帽子做得那样精良。只是他们想不到，原来是他们做给土豪劣绅戴的高帽，如今却戴在了自己的头上。离了文化，社会是不会进步的。

“革命群众”革命的动机显然与“红卫兵”不同。他们的“革命行动”只是在发泄心中的怨气，被批斗的基层领导人，只是做了他们的出气筒而已。“文革”给了他们机会，暴力还受到支持和鼓励，人身伤害以致杀戮的惨剧就愈演愈烈起来，这是包括我在内的普通老百姓未曾料到的。

在中央的指令下，外出串联的师生先后返回了学校，原先说返校“复课闹革命”，可是，课没有复成，革命却大闹开了。从外出师生返校开始，宜良一中进入了“红卫兵”运动的高潮。终归是后起，“红卫兵”运动很快就跳过了“破四旧”，揪“牛鬼蛇神”的阶段，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县上的领导，揭批他们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外出串联回来的“红卫兵”们在外地学到了许多，最深入人心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他们行动的引导力，都来自各种传单，特别是来自首都北京的传单。学校的领导“文革”一开始就靠边站了，学校的“文革”领导小组也被批倒而解散了，学生们自己组织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自发自为地闹起来。“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突然间冒了出来，名称愈来愈响，旗号愈来愈大。开始只称“战斗队”，后改称了“兵团”和“造反司令部”。宜良一中的“红卫兵”组织，最多时有数十个之多，而其中人数最少的“司令部”，仅有三五人，还自诩为“真理常常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势单必定力薄，响应者寥寥。到后来又走了合并的路，留下来并一直坚持活动的，仅有十多个，如“十·一八”战斗兵团、“五·四”兵团、“红一师”“卫东彪”“金猴”“井冈山”“顶风船”等，他们不仅在宜良一中，就是在宜良县的“红卫兵”运动中也是很有影响力的。经过多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当年的青年学生都较富有政治热情，他们关心国家大事，有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这本来是好事，只是热情一旦被过度地鼓动，就会膨胀为自大与狂妄了，当年的“红卫兵”中，唯我独“左”、唯我独革命的偏激情绪是普遍存在的，又被戴上“革命小将”的桂冠，天是王大，他们就是王二了。许多唐突和不理智的行为，让他们后来都付出了深重的代价。高三十班的同学也不例外，都以满腔的热情投入了“红卫兵”运动，没有一个人是逍遥派，虽然陷入的深度有别，革命的热情也不一致，一开始都积极地投入了，程度比其他班级要胜。在宜良造成了很大影响力的“红卫兵”组织中，“井冈山”和“顶风船”的骨干就是高三十班的学生，前者为首的人物是郑祖荣和朱兆麒，后者是周恩福和严志明。因此，陷入“红卫兵”运动很深，最后受伤最烈的，正是高三十班的学生，特别是为首的几位。

复课未成，教师中也自动组织起来，投入“文革”。只不过教师的群众组织都将精力集中于校内的“斗、批、改”，未曾与学生的“红卫兵”组织公开联合与挂钩。也未曾过多地介入社会上的“文革”，只是不可避免地对社会上的不同观点抱有倾向性见解。最后在宜良“文革”的大派组织中没有一位成为骨干。教师中成立的群众组织有3个，以理化组教师为主体的“长缨”战斗队，以数学组教师为主体的“飞鸣镝”战斗队和语文组教师为主的“愚公”战斗队。在当时不成文的通例中，领导就是当权派，而当权派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都未执行革命路线，对各级领导的揭批，就是捍卫革命路线，是革命的大方向。学校的教师群众组织，为了保持革命大方向，精力都集中在校长黄承明（又是校党支部书记）的头上，把他打成了“三反分子”。

我没有参与学生“红卫兵”的组织活动，并不认同他们的冲动和唐突，也没有介入县上的派系斗争。所以我也说不清宜良县“红卫兵”运动的细节。在整个宜良“红卫兵”运动中，紧紧围绕的一个核心争论，只是关于“夺权”和由夺权延续下来的纷争。争论由口诛到笔伐，由拳头棍棒到刀枪，最终是武力结束了一切争论。数十年来我一直找不到答案，“红卫兵”们争的到底是什么，何以会演化到刀兵相见的程度。思来想去，应该说他们争的只是一个名分而已。争一个谁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谁最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已。也就为争一个革命的名分，“红卫兵”们就为此做出了许多唐突和不理智的事来，最后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一开始抓的事，就是对“造反派”，特别是“红卫兵”的清算。高三十班绝大多数学生，在驻校军人的主持下，一个个地被清算。令人发指的是，某些人使用的是极不光明正大的手段，他们伪造事实，罗织了学生的许多“罪行”，并威迫和引诱高三十班的学生之间同窗相残，离间师生关系。好端端的一个学习群体被肢解，学友中彼此甚至成仇，昔日的同窗好友，不少自此不相往来。更有少数学生，一时犯了糊涂，做了伤害同窗的傻事，自此无颜与同学相见，自别于学友，自别于社会，孤孤独独地苦度残生。对高三十班学生的心灵的伤害，莫过于此。

受冲击最烈的，自然就是当年“红卫兵”的那几位首领了。细说起来，他们的共同之处，都仅是一伙文学青年而已。口诛笔伐之时，他们大展了文学才华，确实快意之极。笔杆子最终败给了枪杆子。书生意气，可叹可悲。他们在经受了批斗之后，又被关进了“牛棚”继续承受精神与肉体的折磨。在他们叱咤风云时曾大书过“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的豪言。人杰亦然无望，鬼雄就成了必然的选择。朱兆麒和郑祖荣都想过死，唯一要谋划的只是找一种体面一些的走法。只因监管太严，一直没有找到机会，既未能“自挂东南枝”，也未能“举身投清池”，步了老舍先生和李广田教授的后尘。拖着伤残的病体，熬到了上山下乡，被扫地出了门。

“文革”之后，官复原职的各级领导和劫后余生的大学问家们，又重新掌握了话语权，已成了弱势群体的“红卫兵”，一时间被指斥为“狗屎堆”。把对“文革”的仇恨都宣泄到当年的“红卫兵”头上。“红卫兵”在“文革”中只是当了某种“打鬼”的工具而已。“文革”让党和国家深受其害，其中受害最烈的，还当属中学生。他们学业荒废，青春虚度，被“文革”改变了人生道路。其他人的受损是一时一事，他们却是一生啊。

知青岁月

1969年1月20日上午，我奉命在宜良一中的内球场上支好了扩音设备，宜良一中革命委员会将在这里召开全校师生大会，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全校1200名左右的学生列队静立在球场上听候调派，教师们围在场边上为他们送行。“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学生，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都被定位为知识青年。家是农村户籍的一律回乡务农称回乡知青，家是城镇户籍的则安排到指定的农村称下乡知青。会议开始公布下乡名单，从初中一年级一个班一个班、一名学生一名学生地往下念，一直念到高中三年级。姓名之后是去落户的大队和生产队的名称，去的都是宜良县内较为边远的地方，离城近的坝区、条件好的生产队，留给将要到来的上海知青。自文庙改为中学后，就是一座欢声笑语的青春庙堂，只有这日，是那样的死寂，1000多人的内球场上，除了扩音机里传出的一声声姓名和地址之外，静得让人只感到背脊发凉。名单终于念毕了。就在名单读完的那一刻，突然爆发出一声尖厉地嚎哭：“我的命咋个会这样苦哇！”大放悲声的是一位高三女生，她的父亲是宜良县域内一个大型国有企业的领导，老革命。她家境良好，性格又极开朗活泼，常在校园中飞来飞去的，全校师生都知道她，若无“文革”变故，如今的她，已是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了。她政治学习条件都很优异，应能考进大学，还必定是国内的名牌大学。而现在宣布的，要她去的是全县最边缘和贫困的竹山公社的一个小生产队，只有20多户人家的小山村。她的一声嚎哭有如电闪雷鸣，引发出来万端思绪和无数悲声。有的叹息，有的顿足，有的在暗泣，大多都是沉默无语。曾几何时，他们都是振臂而起，臂系红袖套，腰扎宽皮带，胸佩红宝像的一代骄子“红卫兵”。就在这块内球场的墙上，贴满的都是他们写的大字报，今天高呼要打到这个，明天又声称要揪出那个。他们呼喊着：“试看今日之环球，究竟是何人之天下！”豪言壮语还声犹在耳，如今却被打发去修理地球了。生产大队来接他们的马车早已停在外球场上等候着，他们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了。

内球场上的人群渐渐散去，人去场空，只有一团团落叶在任寒风吹卷着满地翻转。一忽儿吹到墙脚，一忽儿吹到树梢，最后都滚入了场边的泥沟。我收拾了扩音设备，把它们一件一件地搬入库房，堆放在墙脚下面。自此，我一件一件亲自拼装起来的扩音设备就再也未响起来过，一切都不再必要，我也不再有那份热心肠了。

别过了，高三十班，别过了，我的学生。

学校没有了学生，教师继续搞“斗、批、改”，该斗的不该斗的（包括我在内）都拉出来斗了，该批的不该批的（也包括我在内）都批了，但是要改，却一时拿不出招数来。教师都识文断字，正好为县革委会的中心工作出力，宜良一中的教师便被抽调去帮助抓中心。后来还是抽调到了我，分配去的地方是竹山公社的桃树凹大队，任务简单明确，督促基层扩种增收，秋后多打粮食向新生政权献礼。竹山历来是下派锻炼干部的首选地。宜良一中的黄承明老校长就下放竹山去锻炼过，二中的刘玉珍副校长也被下放到竹山的团山小学去当过小学教师，派我去竹山桃树凹，当然也是去锻炼我了。

桃树凹生产大队是竹山海拔最高的生产大队。1965年春节高三十班的文艺宣传队下乡演出第一站到的就是桃树凹大队，这次奉命去桃树凹抓扩种增收，去的只是我只身一人，身份是县革委工作队的队员。

在上竹山当工作队员期间，心里总还放不下的，是我那些上山下乡的学生。趁工作机会的便利，我到了有知识青年的几乎所有的村落。在一个小山村里，我见到了4个知青学生，他们都是初中生，我不全认识他们，他们却全都认识我。见到我像见到久别的父兄，亲热极了。他们4个组成一个集体户，共同吃住，怀着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的决心，在小山村里艰苦地生活劳动着。虽说都是城里人的子弟，但对艰苦的劳动很快就适应了。4人住在生产队的羊厩楼上，楼板是用树枝条编起来的。山区寒冷，羊都要关在屋内。楼下关着羊，楼上就是他们的住房。人与羊共处一室，倒也暖和。学生们留我和他们共同吃了晚饭，又留我和他们同住。高山寒夜，农户家里都离不开昼夜不熄的火塘，才抵得住寒冷。知青屋里却不必要，有羊身上发出的热气，屋子里很暖和。劳累了一天的学生们，与我说着谈着，渐渐地话稀语疏，先后进入了梦乡。我却是无法入睡。腐败了的羊粪臭气，羊身上的膻气，被羊群身上发出来的热气带着冲上楼来，冲得我无法忍受，再加上他们的诉说，更使我不能入眠。他们告诉我说，生产队长就是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带头人，尽在私下干走资本主义的坏事，他们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斗争到底。他们说，队长将应该交售给国家的农副产品不全交售给国家，私自让社员驮到徐家渡卖黑市，具体说就是香椿和臭参。竹山生产一种紫椿，又肥又大，香气特浓；又生产臭参（俗称臭药），有温中健脾的功效，是药食两用的特产，市场上向来行情很好。每年出售香椿和臭药是竹山社员的重要农副业收入。香椿和臭药不是国家统购物资，一向是自产自销。近几年来砍资本主义的尾巴，才下了一律交给供销社的规定，收购价不及市场的一半，山区农民的收入大减。学生们还说，村里养羊，队里将羊毛私藏了大部分，不交给国家，而是从陆良请来赶毡子的师傅，赶成了毛毡，一家一床地私分了，还背着他们知青，也不分给知青，是怕他们走漏了消息。我想，农民出售并非国家统购统销的农副产品，留一点自产的羊毛自用，谈不上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生产队长不过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为社员多谋了一点利益而已，这点利益本来就是社员的劳动所得，但这些话我是不能讲的，思来想去，在第二天离别时，我对学生们说，你们下来是接受锻炼的，生产队里的事可不管的就不要去管，事关自己利益的事，该争的还是要争。比如羊毛毡子，你们和社员一样劳动，一样拿工分，是应该得的。学生们说听老师的，只要羊毛毡，我们捏着队长走资本主义的尾巴，他肯定不敢不给。至于什么是资本主义的尾巴，我也搞不清楚。低价卖给国家就是社会主义，拿到市场上得个合理收入就是资本主义，两种主义的分别，应该没有这样简单。

在禄丰村时，我又抽空去访问了一个知青点。在这个知青点中，就有1月20日大放悲声的那个高三女学生。她揹一个尖底大背篓，刚下地揹粪回来。在学校时，她常穿的一件红底白花的灯芯绒大衣，很是惹眼。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全校穿得起此种大衣的，还只有她这个大领导的千金小姐。那日，我就是从那件衣服上远远地辨认出她来的。只是两只衣袖都被齐根剪去了，大衣变成了一件长背心了。这不是太可惜了吗？她很淡然地说，带着两只袖子做活不方便，就被她剪去了，还是只有这件衣服厚实，正好用来垫着揹粪。一边说还一边嘻嘻地笑，向我炫耀她的创造性。才几个月不见，她已把自己改造成了一个粗脚大手的村姑了，走路也是噔噔噔的，一头秀发随意地扎在脑后。一边和我说话，一边麻利地生火做饭。说他们是轮流做饭，今天刚好轮到她，抽空早回来一会儿，并不影响当天的工分。她做起家务来也是麻利带快的，我想帮她一下都插不上手。年轻人的适应能力真强。昔日在学校中娇滴滴的大小姐，居然在小山村中顽强地生存下来，我无话找话地说：“适应吗？”她照样忙她的活，连头也未抬地说：“适应。不就是做活，吃饭，睡大觉吗？”之后，终于放下手里的活计，叹了口气，说：“只是没有广播，没有电影，也没有书。”最后站直了，直面着我说：“老师，当农民还要书吗？”只在这时，我又从她的双眼中看到了并未放弃的高远志向，两眼中慢慢地闪出了泪花来。我斩钉截铁地说：“你们什么苦都可以受，只有书千万不能丢。国家在等待着你们！”说完，转身就逃走了，借口说公社还要开会。我怕她又放声大哭起来，我怕动摇了她的意志。

高三十班的学生离校后，都去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们都由最基层做起，从事农业体力劳动，进行劳动锻炼。有的一辈子扎根农村，发挥文化特长，成长为技术管理人才，乡镇企业的领导骨干，有的在20世纪70年代知青招工后，从普通员工做起，一步一个脚印地成长起来，成就了一番事业。在全班学生中，仅有4位（李卫全、魏清通、李秀英、陈秀芬）被推荐当了工农兵大学生，一位（姜锦涛）被推荐上了卫校，得以继续学业。其余许多学生都是靠读函授或自学考试的方式最终达到了高等教育的水平。

最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高三十班的学生走出校门以后，虽处境艰难，道路曲折，却无一人走了邪路。他们的事业有大有小，却都是发挥了所能，尽心尽力地为社会做了贡献。

尾声

1969年1月20日，我在宜良一中送别了高三十班的学生之后，我与高三十班的教学关系便正式结束。宜良一中高三十班的历史就在宜良一中的教育史上画上了句号。但是高三十班的个人史、我和高三十班的师生史，还在继续。

1980年秋，我出任了宜良一中校长，在努力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教好当时的学生的同时，心中总怀念着过去的学生。1969年1月20日学生下乡时，只给每个学生发放过一张下乡证明，没有发过学历文书，我决定给当年离校的全体学生补发毕业证书，证明他们在宜良一中求学的经历。为了表示郑重，学校到县印刷厂印刷了标准式样的毕业证书，找出了云南省宜良第一中学的印鉴，请刊刻社的师傅刻制了我的姓名章，在每一张“云南省宜良第一中学毕业证书”上都加盖了公私印鉴。本来，这批学生的校长应该是老校长黄承明，只因黄校长已被重新启用，去当了曲靖地区文教局局长了，不便再劳烦他老人家来料理此事。证书既是补发，发证时我又在校长任上，在校长一栏加盖我的名章，只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人，并对补发证书负全责而已。

多数学生先后来补领了毕业证书。也有不少学生一直未来领取，高三十班的学生也有多人未来领取。我想或许是在宜良一中求学的岁月给他们留下了太多的伤痕吧，往事既不堪回首，一张纸又能说明什么，没有必要再去劳神费力了，不领也罢。

2009年1月20日，是宜良一中学生上山下乡40周年的纪念日。宜良一中的原部分师生相约在一座茶花园中相聚，纪念这个学生生活结束的时日。

时间是一剂漂白剂，它会漂白了人的记忆，只是有的人生记忆是无法被漂白的。40年弹指一挥间，同窗相见，竟已难相识相认了。昔日翩翩少男少女，如今竟都成了白头，相握相拥时，万绪潮涌，两眼泪花，不知是因悲因喜。我才步入会场，就被一个胖老太婆拉住了双手：“猜猜我是谁？”我一时懵了，她开言道：“我就是小铁梅呀！”一声提醒，让时空倒回去45年。在我刚进宜良一中担任初80班的副班主任时，为活跃班上的文娱活动，我将《革命自有后来人》抽出一幕，把京剧改为歌剧，让学生排演。在剧中饰演“李玉和”的是周恩福，饰演“小铁梅”的是陈汝英。这个陈汝英当初身材娇小玲珑，出身滇剧世家，是一个很有表演才华的天真活泼的少女，如今成了满头银发的胖老太婆，实在让我想象不到。还记得那天在学校晚会上演出大获成功后，“小铁梅”一个人静坐在学校礼堂外的石阶上，一直都未从表演中走出来，她舍不得卸妆，只是一个人默默地长时间地坐着。饰李玉和的周恩福手持的号志灯，是从宜良机务段借来的真家伙。为了演好节目，他还跑到火车站去观察扳道工发车时的姿态，在舞台上活现了一个地下共产党员的硬汉形象。陈汝英却把一个乖姑娘突然悟事的过程演的惟妙惟肖。四五十年过去了，他们的记忆还是那样深刻。人生中，美好的时刻和切肤的痛苦是一样难以忘怀的。

一别40年，同学不免三五一堆，四五一群地聚在一起，互道别后的经历，诉说同窗时的旧事，把一个茶花园吵嚷得翻了天，闹得园子的其他游客都识趣地离开了。王学智同学在聚会上朗读了他的一篇文章，文中感恩母校的培育，回顾离校后的人生经历。参加聚会的师生一致认为应该永远记住这个人生转折点的日子，公推郑祖荣执笔，写成一篇美文，并勒石立碑，以永远。聚会后郑祖荣不负众望，写成了一篇记述宜良一中知青下乡过程的文章，又刻了石碑，将石碑立在了狗街小山凹农家乐的园中。石碑至今犹在。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浓的会渐渐淡去，而已经淡去的又会被勾出来，并且还越来越浓烈起来。进入21世纪后，许多高三十班的学生又和我恢复了联系。从他们传来的消息中我得知，他们遍布全省全国，从事各种行业，个个都走了正道，无一人因作奸犯科而被绳之以法。个人成就有大有小，却都是部门和单位的骨干。点数多遍以后，竟无一人是大有成就的科学家，这让我万分遗憾。我的老师曾寄希望于我，要我成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我没有那个命，便将希望转移到我的学生身上，他们也一个都没有那个命。我自幼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是不相信命运之说的，一直以为只要拼命努力，就可以实现人生理想。近年来人老了，我也有些信起“命”来。一个人再努力，如果赶不上好年代，你就至多可以不随波逐流，不成坏人，不干坏事而已。

同窗之情、师生之情又浓烈起来后，相约相聚就越来越多。2009年，宜良一中新校址落成并投入使用，宜良一中搬离了老校址——文庙。这一年的9月9日教师节，姚辅民校长邀请历任校长和校友代表返校，与在校的教师一道庆祝迁校盛事，我也在受邀名单之中。庆典预定在下午举行，已担任了云南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的王学智，利用上午的空闲，以昔日学生的身份，专门陪了我和老校长黄承明重返一中旧址，作告别游览。王学智在宜良一中求学7年，老校长黄承明在宜良一中任职13年，我在宜良一中任教18年，旧地重游，感触良多，都无从说起。我们静坐在泮池边的石凳上，围着一张石桌，眼前的每一棵古柏，每一级石阶，都刻下了我们青春的记忆。曾经欢声笑语的校园，荒草掩去了园中的小径，微风轻轻吹动着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像在窃窃私语。曾经的教室、宿舍已是人去楼空。大花园中的一座孔子石雕像庄严肃穆，孤零零地站立着，似乎在向人们复述着这座“宜良最高学府”的辉煌与纷乱。这里曾是宜良教育的圣地，从这里走出去的学子，仅新中国建立以后就有三万多人。四周鸟啼虫鸣，但在我三人脑际回响的，却仍是朗朗的读书声。三人沿着石板路一路行来，将整个校园巡视了一圈。抬头看见高处的尊经阁，便想再登一次高楼，一览这古庙的全景，可惜门已上锁，一时也找不到开锁之人，只好作罢了。路过泮池的石拱桥时，王学智拿出相机为我们三人留了影。刚要走出校门离开文庙时，黄校长却停住了脚步。他在“文革”中被打成“三反分子”后，受过许多凌辱，还被发配到门房当了两年的门卫，每天24小时以门房为家，还要负责收发和打铃。在极其艰难困苦的岁月里，还坚持读马列著作和毛主席的书，坚持锻炼身体，每晚睡觉前都用冷水擦洗身子，以极坚强的意志挨过了动乱的岁月。我和王学智都静静地站在老校长的身后让他再一次与故地告别。

陪伴黄承明老校长作宜良一中（宜良文庙）告别游。前排左为校长夫人辛毓芬，右为黄承明校长。后排左起分别为周恩福、冯立学、王学智、郑祖荣。时间2009年9月9日上午

一座古庙，给宜良一中的校友烙下多少印迹。欢乐、上进、成就、折磨与痛苦一样也没有缺少过。它就是一部宜良的中学教育史，是轻易翻不过去的。在这里求过学的宜良人，有的已经是祖孙四代了。

会前，我和王学智商议，为了加强校友的联系，应该成立一个宜良一中校友会。于是我在座谈会上就提出了成立宜良一中校友会的动议。我说宜良一中校友分散在全国，甚至世界各地，他们都有感恩之心，通过校友会可增强校友的联络，相互帮助和支持；又能联合起来，为宜良一中的发扬光大尽心尽力。动议得到全体与会者的一致赞同。并推举我和谢俊义校长具体承头，组织热心人，立即着手校友会的筹备工作。筹备组的同仁不负使命，很快起草出了《宜良一中校友会章程（讨论稿）》，提名了校友会各部门负责人的候选名单，并决定立即着手校友会会刊的编辑工作。为纪念宜良一中的老校址——文庙，把校友会会刊的名称定为《黉学》，确定会刊的办刊宗旨是“回望一中，尊师重道”，会刊的内容为“一中人写一中事，写一中人”。读者范围以宜良一中校友为主，刊物性质是民间刊物，对校友免费赠阅。

2011年8月20日，在宜良一中新校址召开了宜良一中校友代表大会。大会审议通过了筹备组草拟的《宜良一中校友会章程》，和各部门负责人名单。筹备组还向代表大会呈献了已印刷好的《黉学》试刊号，受到代表们的一致赞赏。筹委会原提名王学智出任会长，后因中央有规定，省级领导人出任民间组织负责人要报中组部批准，只好请王学智改任了名誉会长。会上议定了宜良一中现任校长姚辅民出任校友会会长，历任校长出任顾问。同时代表会还选举了杨立华、罗国权、王建华、周恩福为副会长，袁思敏为秘书长，金燕为联络处主任。郑祖荣为会刊《黉学》的主编，我又被聘为《黉学》特别顾问。会上组建了《黉学》的编辑班子，继续做好《黉学》的编辑工作。代表大会之后，宜良一中校友会就开展了日常工作，运转一直正常。在这里应该顺带提及的是，王学智、郑祖荣、周恩福及编委中的朱兆麒，都是高三十班的学生。已经离校多年了，还心系母校，以义工的身份，为母校的繁荣发展尽心尽力，我这个高三十班的班主任，应该是没有白当。

至目前止，《黉学》已经出刊了7期，并由原先的年刊改为半年刊。校友来稿踊跃，会刊被争相传阅。稿源越来越多，会刊也就越办越厚，每期已曾至300页以上，成了大部头的书了。现已发表的文稿已超过了400万字。受经费的限制，《黉学》每期印数为1000册，仍远远不能满足校友们的需求，常常出现一册在手，数人传阅的情况。在纸媒阅读日渐被冷落，许多专业刊物都难以为继的情况下，一份校友会刊竟会如此兴旺，实在出乎预料。《黉学》还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昆明作家》曾辟出专栏，转载了《黉学》的六篇作品加以介绍。这虽出乎预料，但也在情理之中。《黉学》出自宜良最高学府的校友之手，有三万余校友为后盾，办出一份省内独领风骚的内刊来，应该不足为奇。其他名校，如能聚起校友之力，必能有远胜《黉学》的内刊出世。

或许是我的学生也都老了吧，老人都恋旧。近年常有陌生电话打到我的手机中来，原以为是骗子电话，接通一听，竟是我的学生，也时常让我惊喜，有时一讲就是半天，手机都发了热。高三十班的陈岳玲同学，毕业后去了父亲的老家湖南岳阳，和老同学见面很不容易。有一天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老同学都快想疯了。她头天晚上还做了一个梦，梦见她还在宜良一中上学，好不容易编了一个舞，教同学们排练，练得正高兴，突然同学都消失了，只留下她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块空地上，低头一看，四周都是悬崖峭壁，她大声呼救，没人回应，只有山谷中传来她的回声，她急得醒了过来。屋里很暗，只有窗外的月光照进屋里来，她思念千里之外的故人，泪水打湿了枕巾。陈岳玲祖籍不在宜良，但宜良却是她的衣胞之地，她生在宜良，长在宜良，一直到中学毕业。离开宜良后又遇到许多同事和乡邻，但都没有再遇到过在宜良时，与同学相处的那种亲热、那种相互间的纯朴和天真无邪，就哪怕是争争吵吵时的率直都没有了。末了，她要求我以班主任的身份组织一次同学聚会，她一定会赶来的。我拿着电话听她讲，真是言者娓娓，闻者戚戚。身隔千山万水，时隔半个世纪，都已年过六旬，当属铁石心肠的人了，还会对师生同窗之间的情谊牵挂得如此的浓烈，真让我感动不已。我把他的意思转告给了在宜良的高三十班同学，大家都有同感，议定了搞一次规模较大的高三十班同学集会。

2014年7月25、26日两日。高三十班的同学又再次聚会了，并邀请了副班主任赵琨和老校长王四维以及语文老师王建华老师参加。得到消息后，陈岳玲早早就带了她的女儿、外孙和也出生在宜良的妹妹来到聚会地，说要让她们也来看看她出生和成长的地方。陈景芬也从温州赶来了，还特意给每一位同学和老师带来一只手串作纪念。同学相见，虽已白发皓首，却都发了少年狂，相互间都以同学时的诨名相称，甚至还打闹起来，拉衣扯袖，推推搡搡，闹得不亦乐乎。按预定日程，要去游览九乡溶洞和路南石林，便分乘了六辆私家车，浩浩荡荡地上了路。多年未见的老同学相聚，个个都是心在情谊不在景，再好的景也没有心中的情美好，互相之间都是抓紧一切时间不断地倾诉，在九乡和石林时，竟无一人有游意。确实，旧话只能对旧人讲，千里奔来，只为寻找知音人。为了充分利用交流时间，车行进中都要停车换人，和这一伙谈过了，又加入另一伙中接着谈。白天说不完的，晚上又接着说。都说人老话多，只因平时找不到说话的对象，一旦倾吐，怎会不多。

按常规，老同学相聚的费用都是AA制，可这次却有了争议。段志仁说，希望给他一次机会，他是路南企业家，不差钱。沈鸿元也不相让，企业改制后，他成了大股东，一样地不差钱。最后只得由我来拍板了。王学智是高三十班走出的“大官”，王学智管在宜良的一顿饭，其余的按地域划分，在路南的一切费用由段志仁结账，在宜良的一切费用，尽归沈鸿元去刷银行卡。其余的众师生只管吃好、住好、玩好就行了。众人齐声附和说：“对，有钱人的钱，不花白不花！”沈鸿元稍加更正说：“应该是花了不白花。”大家又笑起来：“还是董事长有水平。”也真是的，与同窗情谊相比，钱算什么。

第二天下午返回宜良后，大家什么地方都不愿去了，师生落座在沈鸿元的花园小院中，继续品茗畅叙。一大群学生围在我这个白发老翁的周围，不停地给我倒茶、递水果。师生间问寒问暖，互致问候与祝愿。陈岳玲说她千里迢迢地赶来，就是要见见老同学，听听我的声音。沈鸿元说他最想的，是听我给他们讲故事，像上学时那样，每天利用读报时间给他们讲一段《欧阳海之歌》。陈岳玲又说：“冯老师，其实在全班人的心里，您就是我们的大哥，大哥哥！”我申诉说不敢当，众学生都喊起来：“说得对，就是大哥哥！”学生根本不由我分说，都说我就是他们的终身之师，就是他们众人的“大哥哥”了。并当场七嘴八舌地议定了，要在我80岁生日那天，邀约来尽可能多的同学，为我做八十大寿。再三嘱咐我一定要保重好身体，到时间接受他们的共同一拜。5年之后，我的学生也都是七十四五岁的老头、老太太了。

亲爱的读者，你此生遇到过这样的学生吗？有过这样深厚的师生感情吗？我是遇上了，也算三生有幸，祖宗积德。

这就是我与高三十班的故事，跨半个世纪的故事。

附：

高三十班同学姓名录（共53名）

圭山中学考入：戴自强　张元兰

路南中学考入：李卫全　黄家宝　袁志明　李培义　段志仁　姜锦涛

　　　　　　　赵永清　张维鹬　马云辉　陈秀芬　赵琼兰

宜良二中考入：魏清通　黄金平　张丽华　张桂芬　张常明　孙国丽

　　　　　　　马华聪　翟福超　李秀英　蒋福金　王秀英

宜良一中考入：郑祖荣　段锦华　保忠昆　周恩福　王学智　蔡学明

　　　　　　　冯建国　段木生　杨琼芬　蒋圆珠　陈岳玲　张玲仙

　　　　　　　王瑞华　陈景芬　王　可　张淑英　朱兆麒　沈鸿元

　　　　　　　曹九高　许伟金

　　　　　　　张家喜　李秋祖　赵玉华　张志华　董自芬　黄文德

　　　　　　　罗以云

由外地转学来：朱燕云

由高27班来复学：吴静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