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

十四　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考释

陈寅恪先生的著述，经过学者们的悉心搜集和整理，基本上已收入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陈寅恪文集》和近年出版的《陈寅恪集》中¹，但零星的佚文仍有发现。2003年9月，笔者在友人胡文辉君的帮助下，在孔夫子旧书网购得一册20世纪30年代陈先生在清华授课时所用之讲义——《敦煌小说选读》，其中即含陈氏佚文一篇。现将讲义及佚文情况稍作考释，以求教于方家。

一

此册《敦煌小说选读》（见图一），高28.5厘米，阔16.5厘米，铅印直排，每页12行，每行36字，版心上镌“敦煌小说选读”，中镌各篇标题，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没有具体的印制时间。全书共辑录讲义12篇，各篇页数自为起讫，共计41页，以两根纸绳扭合成册，外添红色封面。这册讲义为清华大学毕树棠的旧藏，封面上贴有毕树棠毛笔题签“敦煌小说选读”；内页另有毕氏钢笔手迹两处，均题作“陈寅恪先生讲义”（见图二）。²

图一

图二

《敦煌小说选读》共收讲义12篇，前9篇系陈寅恪授课时印发给学生的原始材料（其中《目连救母变文》分为两篇），后3篇则为陈氏自撰论文。现根据原书中各篇讲义装订的前后顺序依次简介如下：

1.《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光九四号》，9页。

2.《巴黎国民图书馆敦煌写本部伯希和收藏第二九二六号》，2页。

3.《诸经杂缘喻因由记　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腾二十九》，2页。

4.《舍利佛起精舍因缘　上虞罗氏藏敦煌石室本》，2页。

5.《维摩诘经押座文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6.《慧远外传　伦敦博物馆敦煌写本》，2页。

7.《目连救母变文》：（一）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二）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成字九十四号，两种共3页。

8.《目连救母变文》：（三）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丽字八十五号，（四）北平图书馆敦煌写本霜字八十九号，（五）伦敦博物院藏敦煌写本，三种共7页。

按：上述两篇讲义所引《目连救母变文》，合北平、伦敦两地5种写本，始成一足本，各本均不全，述同一事者，而文字有异同。然首尾相连，脉络尚清晰。

9.《太公家教》，4页。

10.《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11.《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下署“陈寅恪”（铅印），4页。

12.《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下署“陈寅恪”（铅印），2页。

讲义所收三篇陈氏自撰文字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最初发表于《清华学报》第7卷第1期（1932年1月），现已收入《寒柳堂集》；《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最初发表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4分册（1932年），同年又以《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为题，刊于王静如《西夏研究》第一辑（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八），现已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此二篇之正文均与三联版大同小异，但部分文字或可正误，或堪比照，同样也有其价值。限于篇幅，择要列举如下：

1.三联版陈集所收《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诘慧可爱”一句，讲义作“黠慧可爱”；“亦应依比公式作七种”一句，讲义作“亦应依此公式作七种”；“自身自理”一句，讲义作“自身自埋”³；“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夫”一句，讲义作“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失”。⁴

2.三联版陈集所收《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一文中“据论者考定为明万历以后之作”一句，讲义作“据胡君适跋文，考定为明万历以后之作”；“李氏仍藏有《西夏实录》之原本或译本”一句，讲义作“李氏仍藏有《西夏实录》”；“敢请国内外此学之专家，试一参究”一句，讲义作“敢请国内外治此学之专家试一参究”。

至于讲义所收《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则既未见陈寅恪生前曾予刊布，也不见后世学者将其收入陈氏文集或全集之中，应该是一篇佚文，值得专门研究。

二

兹将陈寅恪佚文《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见图三）照录如下：

图三

《敦煌本太公家教》一卷，王靜安先生國維為之跋。極詳審。（見《觀堂集林》卷二十二及《鳴沙石室佚書》附刊提要。）靜安先生引王明清《玉照新志》三云：

太公者猶曾高祖之類，非渭濱之師臣明矣。

靜安先生復識其後云：

卷中有云：“太公未遇。釣魚水。（原注水上奪渭字。）相如未達。賣卜於市。□（此处原文为方框“□”）天居山。魯連海水。孔鳴盤桓。候時而起。”書中所使古人事止此。或後人因是取太公二字冠其書。未必如王仲言曾高祖之說也。

寅恪案。卷中使古人事者實不止太公一條。在太公條前者，有“只欲揚□（此处原文为方框“□”）後代。復無晏嬰之機。”及“唐虞雖聖。不能化其明君。徽子雖賢。不能諫其暗君。比干雖惠。不能自免其身。”在太公條後者，有“孟母三移。為子擇鄰。”等條。皆使古人事者。假如靜安先生之說。後人何故獨取其中太公一條之首二字冠其書。此理未喻。又靜安先生意謂此書名之太公實指太公望言。《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七《子部·雜家類》一《顏氏家訓》條云：

陳振孫《書錄解題》云“古今家訓以此為祖”。（見《陳氏書》卷十雜家類）然李翱所稱《太公家教》雖屬偽書。至杜預《家誡》在前久矣。特之推所撰卷帙較多耳。

據此，可推知館臣之意雖與靜安先生不同。而以太公為太公望，則無二致。且列舉此書與《家誡》、《家訓》並論。是以“家教”二字為一名詞。而讀作“太公之家教”也。然此書乃刺取舊籍，聯綴成文。實一格言熟語之彙集。其中偶有涉及齊家之語。不過就教育男女，分別立言而已。絕非垂訓子孫之專書也。“家教”之名，雖亦可通。按諸內容。究嫌不切。疑其命名取義，尚有不止於是者。考唐義淨譯《根本說一切有部苾蒭尼毘奈耶》卷五云：

云何十種私通？謂十人所護。父護，母護，兄護，弟護，姊妹護，太公護，太家護，親護種護，族護，王法護。

攝頌曰：十種謂父母，兄弟及姊妹，太公與太家，親種族王法。

（上略）云何太公護？若女人父母宗親並皆亡歿。其夫疾患，或復顛狂，流移散失。依太公住。太公告曰。新婦！汝可歡懷於我邊住！我憐汝，念汝。如觀己子。太公即便如法守護。是名太公護。太家護亦然。

宋贊寧《高僧傳》卷一《義淨傳》載其卒於唐玄宗先天二年。（西曆七一四年。）年七十九。是其生年為太宗貞觀九年。（西曆六三五年。）李習之《答朱載言書》既引《太公家教》為喻。則其書於唐之中葉必已流行。據此推其著作年代。當不能後於唐初。義淨所生之時適與相值。其譯佛經。蓋兼采當時習用之語。此書標名之義。即可藉以印證。不必廣徵不同時代之語言。以相比傅。轉致糾紛迷惑。無所折衷。然則當時呼夫之父母為太公太家。當亦為老翁老嫗之通稱。“《太公家教》”者或亦可釋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即“老生常談”之謂。若依此為解。然後此書題名與其內容始相符合。並可見王仲言所說雖頗近似。仍有未諦。而諸家俱以“家教”二字為聯語。疑皆不得此“家”字之義者也。故舉義淨譯經之文。以資參證。固未必即為典據。要足為讀是書者備一別解。或者“太公”二字可依義淨譯作語老翁之解。而“家教”二字則仍聯讀。書名標題之意即篇首所謂“為書一卷，助幼童兒”者。殆與“蒙求”、“幼學”之名同類歟？此書自來館閣私家均未著錄。其命名取義，亦解說紛歧。茲竝列異說。以俟博雅君子論定焉。

按：此处所录陈文，遵从陈寅恪生前愿望，以繁体加粗排印。原文未予纠正的错漏⁵，均仍其旧，以存原貌。

关于陈氏此文的写作时间，或在1932年前后。众所周知，清华国学研究院于1925年9月开学，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于1929年秋提前结束”⁶。陈寅恪自1926年7月到校后，一直与研究院相始终。1926年暑假后开课，陈寅恪开设题为“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的“普通演讲”，⁷并指导研究生。研究院结束后，陈寅恪改任历史、中文两系合聘教授，不久又为哲学系所聘。开设的课程有“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佛经翻译文学”、“高僧传之研究”、“唐诗校释”、“唐代诗人与政治关系之研究”、“中国文学中佛教故事之研究”、“佛典校读”、“中国中世纪哲学史”等。⁸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陈寅恪“授课之余，精研群籍，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多所涉及。所特好者，用力尤勤”⁹，开始了他学术生涯中着力研究敦煌学的第一个主要阶段。所以，集中研究敦煌小说并且给学生开设这方面的课程，应该是在清华国学院结束以后的事情。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1930年9月11日《国立清华大学校刊》曾刊登消息，介绍中国文学系新设6门科目，其中就包括了“敦煌小说选读”。¹⁰授课教师应该就是陈寅恪。¹¹此课程可能从1930年下学期增开，到1934年《国立清华大学一览（1934—1935年度）》公布中文系学程时，已经看不到该科目了。¹²联系到《敦煌小说选读》中《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及《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二文的首次发表时间均为1932年，由此推测，《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也极有可能撰写于同一时期，即1932年前后。

退而言之，似乎可将该文撰作的时间上限定于1930年¹³，而其下限似可定于陈寅恪携家逃离故都的1937年¹⁴。

三

在《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中，陈寅恪提出了“太公及太家之教言”一说，这种见解即使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从历来各家对此问题的研究和探讨中即可见其学术价值。

最早对“太公”二字提出释义的，是宋人王明清（字仲言）。他认为此书“当是有唐村落间老校书为之”，“太公”二字，“犹曾高祖之类”，而非姜太公。¹⁵王国维却认为《太公家教》之命名依循了古人摘字名篇的惯例，因此，“太公”正是“钓鱼渭水”的姜尚，而未必指曾高祖。¹⁶余嘉锡则以《太公家教》卷首自序为据，同时又指出王国维摘字名篇之说的失误，认定“名书之意，仍当以王明清说为是”。¹⁷

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余嘉锡诸家（包括陈寅恪）所依据的《太公家教》写本，都来源于1913年罗振玉辑录出版的《鸣沙石室佚书》¹⁸。而对于英、法博物馆收藏的其他写本，各家都只能望洋兴叹。此种局限，一直到了王重民才有所突破。王氏以海外亲眼所见原本《六韬》为证据，论定《太公家教》源于《六韬》，“是专取的太公对文王说的话”；而太公对武王说的话，则“别纂成一部《武王家教》”。¹⁹

周凤五则不同意“《太公家教》出于《六韬》”的含糊说法。他认为《太公家教》实有先后二本：先出者为问答体，后出者为叙述体。叙述体本无标题，始则与问答体合抄，共用《太公家教》标题，但因为说理切合时代、文字浅显明白，竟夺《太公家教》之名而专之；问答体遂改题《武王家教》，且日渐式微，终于湮没不传。因此，《武王家教》才是《太公家教》的原本，是真正的《太公家教》，“《太公家教》的得名是由原本书中周武王与姜太公而来，太公是书中的主人翁，书名冠以太公正为此故”。²⁰

郑阿财、朱凤玉却对《武王家教》是原本《太公家教》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先后两本《太公家教》的命名取义“实无相同的必然性”，不能混为一谈。他们集众家之长，认为“《太公家教》一书当是唐代村塾教者，以家庭长者的口吻教喻儿童的格言谚语式通俗读物”。“‘太公’一词，清赵翼《陔馀丛考》以为年老之通称，其引证详，则《太公家教》之太公，当如王明清所说，指的是‘曾高祖之类’的家庭长辈。”²¹

众所周知，最早提出“敦煌学”这一名称，并且预言敦煌学将成为“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的学者正是陈寅恪。²²令人费解的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不同时代的研究者论及《太公家教》时，却从未提及陈寅恪《敦煌本〈太公家教〉书后》一文。答案应该只有一个，那就是此文从未公开发表，而只是在清华大学的课堂上作为讲义使用过。

陈氏此文专为考订《太公家教》“命名取义”而作。在他看来，此书“实一格言熟语之汇集”，而“绝非垂训子孙之专书”，“‘家教’之名，虽亦可通，按诸内容，究嫌不切”。针对王国维的“太公之家教”一说，陈寅恪从推导成书年代入手，断定“其著作年代，当不能后于唐初”。继而以同时代僧人义净（635—713）翻译佛经“兼采当时习用之语”的做法为印证，认定书名中“太公家”三字应与义净译文一样，作“太公、太家”解，原本用于当时称呼“夫之父母”，“当亦为老翁、老妪之通称”。因此，《太公家教》“或亦可释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即‘老生常谈’之谓”。

虽然陈寅恪相信“若依此为解，然后此书题名与其内容始相符合”，但他又认为仍有如下之可能：“或者‘太公’二字可依义净译作语‘老翁’之解，而‘家教’二字则仍联读，书名标题之意即篇首所谓‘为书一卷，助幼童儿’者，殆与‘蒙求’、‘幼学’之名同类欤？”

客观地说，陈寅恪此文在推证的思路、过程及结果上，与后来者颇多契合相通之处。如对《太公家教》内容性质的鉴定就十分准确，对成书年代的考证也比较接近²³；再如对于王国维之说的匡正，足以使后来者折服；又如独具匠心地将“太公”视为“当时习用之语”而加以分析²⁴，同样活跃了后来者的思维，指引了一条新思路。概而言之，陈寅恪此文虽然短小，却与王国维的跋记一样，堪称《太公家教》研究的先导。

但衡之以后来全面而细致的研究，陈寅恪将“太公家教”释为“太公及太家之教言”这一“别解”确实很难再令人信服。导致陈寅恪失误的原因，可能主要还是限于当时的条件，只能以《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为底本，无法与庋藏在海内外的其他写本进行校勘，而该写本没有后跋²⁵，前序又缺失5字²⁶，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考证者的思路。或许正是基于谨慎从事的考虑，陈寅恪才会说：“举义净译经之文，以资参证，固未必即为典据”，并在文尾留下这样的结语：“并列异说，以俟博雅君子论定。”推而论之，此文后来未收入陈氏文集，或许也可借此寻觅蛛丝马迹。²⁷

注释：

1　上海古籍版《陈寅恪文集》（蒋天枢整理）出版于1980年、1982年，三联版《陈寅恪集》（陈美延整理）出版于2001年至2002年。后者对前者既有承继，复多补益。为方便起见，本文主要以三联版陈集作为参照。又，陈集在台湾、香港地区另有数种版本，本文不予涉及。

2　毕树棠（1900—1983），原名毕庶滋，号树棠，后以号行。1920年（一说1921年）至清华学堂图书馆任职员，抗战期间留平。抗战胜利后，复任清华大学图书馆职员。1953年调清华大学建筑系图书资料室工作，1973年退休。（据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13—114页；吴学昭整理《吴宓日记》第4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66页。按：《吴宓日记》该页之注释，误作“毕庶澄”）据毕树棠自述，他与陈寅恪相识、交往，一方面是因为吴宓的关系，另一方面是因为业务的关系——陈寅恪讲课所用的一些中外书籍和参考文献，几乎全是清华图书馆没有入藏的，必须临时置备供应，他负责协助顾子刚、浦江清完成此项工作。对于陈寅恪治学之精神、方法与成绩，毕树棠深表钦敬，甚至认为：“陈先生之文章亦绝不枯燥，然亦不华丽，似另有一种语言的句法组织，而又与我国考据传统之文章息息相通，似乎颇有些科学性，令人有耐读而不易学之慨。”（毕树棠《忆陈寅恪先生》，原载《散文世界》1985年第6期，此据倪文尖编《文人旧话》，上海：文汇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页。可参阅吴宓1926年7月7日、10日、12日日记）另据卞僧慧回忆，陈寅恪晚岁搜集旧著时，力有不及，或托诸友生。如《狐臭与胡臭》一文，曾刊在清华中文系一刊物上。1964年秋，周一良因事来穗，陈以搜寻此文相托。“当时清华图书馆毕树棠先生，从二十年代即专司本馆中外杂志之管理，竟遍觅不得。此文刊出值卢沟变起前夕，曾否入藏，毕先生已难追忆。周先生转而他求，最后从出版时在系中任教之余冠英先生处得之。今收入《寒柳堂集》中。”（卞僧慧《未继承父业者即不能整理遗著欤？》，载《中华读书报》1998年10月21日。按：《狐臭与胡臭》最早刊于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编《语言与文学》，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6月出版）从各家回忆来看，毕树棠不但与陈寅恪有过交往，而且十分钦佩陈先生的学行，所以才会悉心保存陈氏旧文。

3　讲义所收《诸经杂缘喻因由记》亦作“自身自埋”。又，三联版《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较讲义多出《附注》。

4　2012年2月10日按：“诘”、“比”、“理”、“夫”等四字，三联书店2009年9月第2版《陈寅恪集·寒柳堂集》已径改。

5　如《观堂集林》“卷二十二”，应为“卷二十一”；“徽子”，应为“微子”；“唐玄宗先天二年”，当西历七一三年，而非“七一四年”；“助幼童儿”，当作“助诱童儿”等。

6　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282页。按：该书又引述1929年6月21日毕业典礼上罗家伦之致辞：“国学研究院的（九位）同学，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视为“正式宣布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结束”（第330—331页）。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3页）亦将研究院结束时间定为1929年“6月底”。蒋天枢则将这一时间系于1930年，详见《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74页。

7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39页；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第296页。按：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称所开课程为“佛经翻译文学”，似不尽准确。详蒋著，第61页。

8　据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7、85、87、88、119等页综合而来。

9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75页。

10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97页。

11　毕树棠《忆陈寅恪先生》有云：“先生在学校讲课，多由口授，学生笔记，写成零篇散稿多发表于各学报，成单本的有系统著作不多见；都有待于后学之整理与审定。如在清华所讲的《敦煌小说选读》一课，即由北京图书馆和伦敦博物馆等处所藏的敦煌写本中选用若干篇，就原文加以考订与解释，即成精辟之论述是也。”（见倪文尖编《文人旧话》，第3页）据此推断，《敦煌小说选读》的授课教师正是陈寅恪。

12　齐家莹编撰《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第145—146页。

13　1928年8月17日，清华学校始易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敦煌小说选读》各页版心下镌“国立清华大学讲义”而非“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讲义”，据此亦可推断各篇讲义并非印发于国学研究院期间。

14　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七年”条：“先生料理父亲丧事，于满‘七七’后，携家仓皇逃离北平。”见蒋著，第113页。

15　王明清著《玉照新志》卷三，《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

16　王国维《唐写本太公家教跋》，《观堂集林》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014页。

17　余嘉锡著《四库提要辨证》第2册，卷十四《子部五》，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3—854页。

18　周凤五曾以《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作为底本，参酌他本，撰有《敦煌写本〈太公家教〉校勘记》，成《太公家教》之校勘本。详周凤五著《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台北：明文书局1986年版，第10—27页。又，周著后附《鸣沙石室佚书》写本之影印件，可资参验。

19　王重民著《敦煌古籍叙录》，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1—222页。

20　周凤五《〈太公家教〉研究》，载《古典文学》第6集（1984年12月）。

21　郑阿财、朱凤玉合著《敦煌蒙书研究》，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56—357页。

22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按：此文最初发表于《学衡》第74期（1930年3月），题为《陈垣编〈敦煌劫馀录〉序》。

23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其成书的年代当在安史之乱以后，李翱之前”。见郑阿财、朱凤玉合著《敦煌蒙书研究》，第359—360页。

24　陈寅恪不取赵翼《陔馀丛考》为据，而举义净译文为证，可能与他这一时期对于唐代文学及佛经嗜好尤深、用力尤勤的特殊背景有关。又，周凤五以为，“广泛使用‘太公’一词以尊称男性老者，似乎是宋以后的风气”，“南宋王明清《玉照新志》之所以力持太公为‘曾高祖之类’，恐怕正是受到时代的影响”。见周凤五著《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86页。可参酌。

25　《太公家教》（校勘本）之后跋：“余之志也，四海为宅，五常为家；不骄身体，不慕荣华；食不重味，衣不丝麻；唯贪此书一卷，不用黄金千车；集之数韵，未辨疵瑕；本不呈于君子，意欲教于童儿。”见周凤五著《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27页。

26　《太公家教》（校勘本）之前序：“余乃生逢乱代，长值危时，亡乡失土，波迸流离；只欲隐山学道，不能忍冻受饥；只欲扬名后世，复无晏婴之机；才轻德薄，不堪人师，徒消人食，浪费人衣；随缘信业，且逐时之宜，辄以讨论坟典，简择诗书，依经傍史，约礼时宜，为书一卷，助诱童儿，流传万代，幸愿思之。”见周凤五著《敦煌写本太公家教研究》，第10页。按：《鸣沙石室佚书》写本卷首缺“余乃生逢乱”5字。

27　2004年2月21日承陈美延女士见告，乃翁因旧作难称其意而删汰者不乏其例。该文未能收入文集，或亦一例。2012年2月6日按：蒋天枢撰《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一九三五年”条之“编年文”，于“《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题下有按语：“师云此文应删去不存。”（见蒋著，第97页）《陈寅恪先生论著编年目录》“乙亥一九三五年”条，于此题下复有按语：“《清华学报》十卷三期，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按：此文遵师嘱未编入文集。师云文中有误处。”（同前，第196页）2012年4月9日再按：卞僧慧纂、卞学洛整理《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一九三五年”条有云：“十一月二十二日，在刘、元、白诗课堂上，先生以《元微之〈遣悲怀〉诗之原题及其次序》（民国二十四年七月《清华学报》单行本）及《元白诗中俸料钱问题》（同年十月《清华学报》单行本）分发听课同学。先生谓此二文，前文有误处，后文即为补正前文而用。及编集时，遂不收前文。”（见卞著，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70—171页）蒋天枢、卞僧慧皆为陈门弟子，二人所述正可与陈美延之回忆相印证。

（原刊于《历史研究》，200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