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国民党

陈诚在台湾政坛中的稳固地位，得力于国民党的改造运动。由蒋介石一手主持、陈诚积极参加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退据台岛一隅的国民党当局来说，乃是一次“吐故纳新”，是关键的一着棋。

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蒋介石认识到“戡乱失败的最后一步，还是在党的失败，而党的失败主因，是在三民主义信仰的动摇”。惟其如此，他在后来向国民党七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从下野到复职的这一期间，经过了深长的考虑，最后决定一定要改造本党，认为这是改革政治和改造风气的动力。”[6]

早在1949年1月22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回到奉化溪口的第一天，即“对于本党改造方案，特加研讨”。据蒋经国日记披露，此时蒋介石已就未来国民党之组织、训练及重建等项，设计了大致的方针，即：“一切以组织为主，纪律为辅。故组织应在纪律之先。组织的对象：第一为人，第二为事与物（包括经费在内）。至于干部训练与重建之方针：必须陶冶旧干部，训练新干部。其基本原则：（一）以思想为结合；（二）以工作为训练；（三）以组织为黜陟。”[7]

6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成功地举行了渡江战役，席卷江南，先后解放杭州、武汉、上海大城市的形势下，蒋介石指定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设计改造方案。陈诚以蒋之嫡系将领、台省主席的特殊地位，参与改造方案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与厚望。尤有甚者，CC派代表人物陈立夫，本为蒋介石“改造”活动中需要削权的对象，现在之让他来召集，只不过是用以对付主要对手桂系的权宜之计。因此，陈诚在改造活动中之实际地位，当更显重要。

7月18日，由陈立夫、陈诚、蒋经国等共同设计之《本党改造案》，交国民党中常会第204次会议讨论，并依此相应通过了《改造纲要及实施程序》。9月20日，蒋介石在重庆发表《告全党同志书》，阐述国民党改造的意义，提出今后的“革命方针”，号召全体党员研讨改造方案，以求实现“新组织、新纲领、新风气”。

后来，随着整个大陆的解放，不仅国民党改造工作未能进行，即连原经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改造方案也需要重新修订。蒋介石在回顾筹备改造工作时说，1950年1月，“中正又约集中央同志若干人，就原案和各级党部及各地同志提出的意见，综合研究，另订方案，做为审订全案的参考”。6月以后，由于朝鲜战争爆发，美国重新为台湾提供保护伞，台海局势，相对缓和。于是，改造问题又成当务之急，被重提出来。所不同者，因桂系已经失势，无需再专作打击对象，CC派便成了改造运动的主要打击目标。

在此前后，蒋介石与CC派之间的矛盾，在陈诚与陈立夫的身上表现出来。围绕“行政院”授权问题，陈诚派与CC派之间曾闹得不可开交。在李宗仁任“代总统”时，蒋介石为使“行政院长”何应钦能抗衡李，曾授意CC派掌握的“立法院”授予“行政院”以行政命令代替“法律”的特权；李宗仁赴美后，“立法院”已将此权收回。1950年3月，陈诚“组阁”后，也希望“立法院”能再度授权“行政院”，使行政命令具有“法律”效力。这时的“立法院长”孙科未去台，其工作由CC系巨头“副院长”陈立夫主持。据《国民党在台湾》一书记载：

一日，陈诚当着蒋介石的面向陈立夫交涉此事，被陈立夫婉拒。陈诚不肯善罢甘休，随即以“行政院”名义致函“立法院”，要求代行许多本属“立法院”的职权。“立法院”接函后予以讨论，“立法委员”群起而攻，迅速将此案否决。陈诚得知授权案被否决的消息时，正在主持“行政院”院会，他当场大发雷霆，称授权案被否决是CC派反对所致，从此之后“行政院长”除了陈立夫无人能够胜任，本人决心马上辞职，“行政院”院会立即休会。这就在台湾政坛上掀起一场轩然大波。[8]

这场官司，由蒋介石出面，方予解决。蒋一面安抚陈诚，一面批准陈立夫离台。

陈立夫被迫率全家去美国新泽西州养鸡。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一书中，对于陈立夫的出走经过，有一段生动的描述。江南写道：

陈立夫最后一次在台湾公众场合露面的机会，为出席“中国工程师协会”的年会。蒋先生送他五万美金的程仪，被迫速装就道。行前，向蒋夫人辞行，夫人送他一本《圣经》，并说：“你在政治上负过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去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慰藉。”立夫的反应，颇出夫人的意外，指着墙上挂的蒋先生肖像，言语低沉地表示：“夫人，那活的上帝（指蒋像）都不信任我，我还希望得到耶稣的信任吗?”[9]

蒋介石成功地争取了在台中央执监委对于改造运动的支持；即使有部分执监委之表态，并非出自真心，但迫于咄咄逼人的压力，他们终究不得不作出表面拥护的姿态。7月12日，包括陈诚在内的在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1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中执委25人、候补中监委14人，共计215人，联合上书蒋介石，要求其“断然决策，彻底改造本党”，表示“全体同志谨当一致服众，率循努力”。中央常委更推出居正、于右任、邹鲁三位元老，向蒋进言：“党的改造为当今根本之图”。

在大造改造舆论的同时，陈诚积极参与了制订有关改造运动的各项文件。7月22日，《本党改造纲要》（修正案）及《本党改造之措施及其程序》经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讨论通过。《纲要》规定：“原有本党党员，对于党的主义、政纲、政策真诚信仰，并愿为党继续工作者，仍准保持党籍。”凡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将被视为“腐恶分子”而被淘汰：（1）有“叛国通敌”之行为者；（2）有“跨党变节”之行为者；（3）有“毁纪反党”之行为者；（4）有贪污渎职之行为者；（5）生活腐化，劣迹显著者；（6）放弃职守，不负责任者；（7）“信仰动摇”，工作废弛者；（8）作不正当经营，以取暴利为目的者。其制裁的方法为：（1）警告；（2）停止党籍；（3）开除党籍；（4）集体违犯党纪者，解散其组织。党的改造的主要措施有：（1）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暨中央监察委员会，均停止行使职权；（2）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行使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央监察委员会之职权，中央改造委员会名额为15—25人，由总裁遴选；（3）中央改造委员会下设各种工作部门或委员会，其人员由总裁遴选之；（4）设中央评议委员若干人，对党的改造负督导与监察之责，由总裁聘任之；（5）台湾省各级党部及海外各级党部之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与特别党部工作人员，暂均照常工作，承中央改造委员会之命，进行党的改造。[10]

在上述各项措施中，其关键之举，乃为剥夺中央执监委的权力。蒋介石自己也坦率地承认：“在实施本党改造方案的时候，我乃不顾一切反对，排除万难，这是毅然决定的，替国民革命打开了一条生路。”[11]

8月5日，陈诚等16名中央改造委员，于上午10时，在台北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宣誓典礼。陈诚等16人，均由蒋介石亲自监视，举臂宣誓日：

余誓以至诚，奉行总理遗教，遵从总裁领导，大公无私，竭智尽忠，团结全党忠贞同志，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改造任务，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如有违背誓言，愿受党纪严厉之制裁。谨誓。[12]

蒋介石于改造委员宣誓后，致训词，勉励全党，同心同德，完成改造任务。他说：

本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今天正式成立，我们的党和我们的国家，今天正遭遇着这样大的危机，本人自省不胜愧疚，并深感责任重大。中央改造委员会成立之后，希望负责改造同志，本党先进及中央委员诸同志，共同一致，同心同德，来完成改造的任务，负起救党救国家的责任。

……

回忆自民国十三年迄今，已历二十五年，在此期间，不知牺牲了多少的军民和革命同志，然而我们的革命事业，今天却遭遇了空前的失败。我个人固然要负很大的责任，现在痛定思痛，为亡羊补牢，希望大家今后依照总理的训示，就是牺牲个人的自由和贡献个人的能力，然后党才能有自由，有能力担负起革命的大事业，才能改造国家。时至今日，全党同志必须团结一致，同心合作，彻底改造本党，达成反共抗俄的任务。[13]

在蒋介石致训词以后，陈诚作为16名宣誓人的代表，满怀激动与惶恐，致答词，表示要服从蒋介石的领导，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并叫嚣与中共斗争到底。他说：

我们决遵守誓词，在总裁领导之下，并追随本党先进之后，竭智尽忠，努力完成党的改造任务，首先使我们的党成为一个坚强的组织；同时结合仁人志士，共同担负与苏俄帝国主义及其第五纵队中共匪党奋斗到底的重任……我们今天宣誓就职了，时艰事急，任重道远，我们兴奋，我们尤其戒慎恐惧……同志的合作，先进的鞭策，尤其是总裁的领导，使我们能够完成艰巨无比的任务，来迎接光明无限的前途! [14]

在这一天举行的中央改造委员会首次会议上，还通过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组织大纲》；经蒋介石提名，由张其昀、周宏涛分任中央改造委员会秘书长、副秘书长。下分7组：第一组掌管台湾各地方党部，陈雪屏、邓传楷分任正、副组长；第二组掌管产业、职业、学生、妇女等各类团体中的国民党特别党部，谷正纲任组长；第三组掌管海外各级组织，郑彦任组长；第四组掌管文化宣传事务，曾虚白、沈昌焕先后任组长；第五组掌管国民党在“国大”与“五院”中的党团，并与其他党派联络，袁守谦任组长；第六组掌管情报、治安，以及策划对大陆的破坏活动，唐纵任组长；第七组负责国民党党办企业和党员的经济生活，郭澄、陈汉平任正、副组长。7组之外，另设干部训练、纪律、财务、设计等委员会，蒋经国、李文范、俞鸿钧、陶希圣分任主任委员。台湾省改造委员会，由倪文亚任主任委员；台省各市改造委员会的负责人，则分由陈诚、蒋经国系统的人士担任。

8月3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了由蒋介石主持制定的《本党现阶段政治主张》，这是国民党改造运动中的纲领性文件。其要旨如下：（1）用决心和信念革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实现三民主义；（2）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团结一切力量，坚持“反共抗俄”战争；（3）实行民生主义经济措施，使各行各业有均衡发展之机会；（4）保障人民基本自由，建立“廉洁而有作为”的政治；（5）“反攻”时期严惩“元凶首恶”，实行军民分治，推行“地方自治”；（6）加强“全国军民同胞的团结”。[15]

9月29日，中央改造委员会通过《党员归队实施办法》，旋即在全台掀起“党员归队”热潮。通过“党员归队”，一方面将因战乱而脱离国民党组织的党员重新纳入组织，一方面藉以清除贪污腐化、“动摇”、“变节”分子。党员办理登记的时间规定在20日以内，不得延展；主办党部在登记结束后15日内，应将报到党员完全纳入组织；党员奉到通知后10日内，若有尚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在党员登记和“整肃”的过程中，一批老资格的国民党员宋庆龄、颜惠庆、邵力子、张治中、傅作义等，因留在大陆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而被开除党籍，成为国民党改造的一则笑柄。据统计，国民党在1948年时共有党员408万人，这部分党员中，“归队”者约10万人左右，占24%；连同改造时期发展的党员，到七全大会召开时止，登记党员总数为28.3万人。

陈诚积极参与的国民党改造工作，前后共经过两年多时间，至1952年10月召开国民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时，宣告完成。10月9日，即七全大会召开的前夕，在蒋介石亲自主持下，举行了中央改造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第420次会议，会议宣告了中央改造委员会工作的结束。10月10日，蒋介石在七全大会开幕词中，正式向全党宣布，“今日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集会之时，就是改造工作的结束”；并认为，“这回改造的成就，真是本党起死回生的辛酸历史最重要的一页”。[16]

10月18日，举行七全大会第10次会议，由陈诚担任大会主席。大会继续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大会秘书长张其昀宣布，经主席团一致决议，仍提请蒋介石为国民党总裁，并由王宠惠对该案作说明。王称：“我们处在这个危险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可以自救救人，这一条路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全党同志要坚决一致的精诚团结，一心一德，拥护继总理而领导我们一直到今天的蒋中正同志为总裁，继续领导我们贯彻本党的主义，早日完成反共抗俄的伟大使命，希望各位代表公决。”[17]

陈诚接着说：

刚才听到王宠惠先生的说明，使我们每位同志都会感到本次大会使命的重大。今天我们有如在海洋上的救生艇，我们要把这个救生艇靠登彼岸，拯救大陆同胞，这是我们的使命。要达到这个使命，最重要的需要有一个领袖，来领导我们使救生艇能够靠达彼岸。[18]

然后，他要求大会代表及列席各委员起立表决。全场遂起立鼓掌，以示通过。

大会在19日，根据蒋介石的提名，通过吴敬恒（稚晖）、于右任、钮永建、张群、何应钦、宋美龄等48人为中央评议委员；选举陈诚、蒋经国、张其昀、谷正纲等32人为中央委员，郑介民等16人为候补中央委员。大会对于陈诚“忠贞坚毅”地在蒋介石领导下积极工作，专门给予肯定。在有关决议中称：

……当三十八年革命遭遇空前挫折之际，大局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陈诚同志确能秉承总裁指示，采取确切措施，作中流之砥柱，立复兴之基础。本大会对其忠贞坚毅，勇敢负责，不辞劳怨，不避艰险之精神，及其对于革命之重大贡献，深致嘉许。[19]

七全大会于10月20日闭幕。21日，举行了七届一中全会。作为蒋介石改造国民党、在党内高层人士中进行调整和重新组合的结果，陈诚、张道藩、谷正纲、黄少谷、袁守谦、陶希圣、蒋经国、陈雪屏、倪文亚、吴国桢10人，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张其昀任秘书长，周宏涛、谷凤翔任副秘书长。

11月1日，中央改造委员会与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举行了交接仪式。谷正纲代表中央改造委员会将印信移交给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秘书长张其昀，这是一次权力的移交。不过，新选出的第七届中央委员会与先前的中央改造委员会，在人员的组成上，并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应当说，这是两个一脉相承的班子。因为在16名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中，有9人成为新的中央委员，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有6人进入中常委，2人担任新的中央委员会的正、副秘书长。这种一脉相承的关系，同样也体现在陈诚的身上，他既是中央改造委员会委员，又是新一届中央委员和中常委。

延续了两年之久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对于陈诚来说，则是更加突出和巩固了他在国民党中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