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攻”梦破灭

陈诚主政台湾后，秉承蒋介石意旨，大肆叫嚷“反攻大陆”，并将其作为对台湾军民进行“精神动员”的一条中心口号。在陈诚办公室的玻璃台板下，始终压着一张由他自己手书的对联：

古人说，居安思危，今日吾人居危，更应该知危。古人说，安不忘危，吾人居此危境，更不可偷安。

这副对联的书写和布置，颇有些“卧薪尝胆”的味道。也表明了陈诚时刻不忘“反攻”，并以此筹划他的整个工作。

1950年8月9日，他在主持“行政院”第144次院会时，提出成立“行政院设计委员会”，以设计“反攻大陆”各项方案的议案，无异议获得通过；16日第145次院会通过《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12月27日第165次院会通过聘任阎锡山等168人为“设计委员”，张厉生为秘书长。1951年1月3日，陈诚主持“行政院”第166次院会，通过《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修正案》；1月16日，“行政院设计委员会”正式成立，并依其组织规程规定，由“行政院长”陈诚兼任主任委员，即日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是为陈氏主持该项工作之开始。随后，该委员会遂在陈诚主持下，在3年多的时间里，不断“设计”出配合“反攻”的诸种方案。

陈诚利用一切机会，喋喋不休地宣扬台湾当局“反攻大陆”的思想。1951年8月，他在一次讲话中算了一笔账。他说，依台湾现有的经济条件，最多只能容纳1000万人；目前台湾人口已近800万，平均每年还要增长20万到30万，再过10年，“无论本省或外省同胞，都将无法可想”。他宣称：台湾当局所定“建设台湾，反攻大陆”的政策，绝对不是凭空拟定的，“我们如果一味苟安，或静待国际时局的转变，绝对是不可能”；“苟安既然不行，我们就只有打回大陆一途”。[30]

既要准备“打回大陆”，就必须了解大陆人心的向背。陈诚把大陆人民，按其政治态度分为五种人。他认为：

“第一种是苏俄的真正鹰犬，这只是少数共党的首脑分子。”

“第二种是甘心附共投共分子，此种人为数不多。”

“第三种是投机分子，从表面看，不算少数，但真正予以估价，其作用也不大。”

“第四种是不肯附共，也不屑投机，满心痛恨共党，但因环境及种种条件的不许可，不得已而留在匪区，忍受威胁凌虐的人。”

“第五种是留在共区，有决心、有计划与匪搏斗的人。”“他们不一定负有政府任务，或与政府有联络。他们苦斗的行动，多是自动自发的。”[31]

据陈诚分析，上述五种人中，前3种人是少数，后两种人是绝大多数，“他们希望政府返回大陆的心理，至为迫切”。当然，这样的分析，毫无现实依据和实际意义，只能是陈诚等人出于急切希望的杜撰。

陈诚深知，要实施“反攻本陆”，最根本的一条，还是台湾当局本身要具备这种“反攻”的力量。他在1952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七全大会上，对出席会议的代表们大讲建设好台湾的重要性，鼓励大家艰苦奋斗，做好“重建大陆的基础工作”。他说：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们决不怨天尤人。展望将来，我们深信革命的前途仍是非常光明的，但奋斗的过程将是异常艰苦的……

我们在台湾所作的各种努力，实际上就是重建大陆的基础工作。我们在台湾能够打好基础，树立规模，打回大陆以后即可很快地把国家建设起来；如果我们在台湾不做，等到打回大陆再做，谁也不能相信我们的话了。现在全国海内外同胞所关切重视的，不是听我们说什么和怎么说，乃是看我们做什么和怎么做。所以我们在台湾的做法如何，成就如何，对于反共抗俄势力的消长以及反攻大陆时间的迟早，实具有决定性的影响。[32]

陈诚在1953年3月召开的“行政院”检讨会议上强调说：

反攻大陆是什么？第一是力量，第二是力量，第三还是力量。力量从哪里来？主要是从建设台湾的过程中来培养，来集聚，来发挥。再明白地说，反共抗俄应以军事为中心，但军事力量的维持和增长，要求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各方面的努力。

……

就当前的环境和需要来看，我们一方面仍要继续建设台湾，另一方面更要积极准备反攻大陆。今后各部门的施政，必须提高准备反攻大陆的比重，诸如工作的设计、人员的储备、实际的准备，都要尽最大可能的努力去做。[33]

1954年4月13日，陈诚于当选为“副总统”，即将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前夕，在向“立法院”所作的最后一次施政报告中，重申：“我们的一切措施，仍应本四年来一贯的政策，以积极加强反攻大陆的准备为中心，以期把握有利时机，早日收复大陆。”

陈诚辞“行政院长”职后，台湾当局的“反攻”设计工作并未停止；而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反攻大陆”这项中心工作的牵头，当非陈诚莫属。按照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组织规程》之定则，应由“行政院长”兼任设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既不再担任“行政院长”，从名份上来说，当然不可能继续主持隶属于“行政院”的设计委员会工作。为了解决这一矛盾，蒋介石决定将设计委员会搬出“行政院”，改隶“总统府”，并于1954年7月16日明令公布了《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组织纲要》，内称：“政府为设计研究光复大陆之方案，特设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隶属总统府。”同日，蒋介石发出聘书，聘陈诚为该会主任委员。11月1日，“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正式开始办公。11月23日，陈诚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之下，又设一“编审委员会”，作为秘书、决策班子，从事政策、方案的制订和审查工作。当日举行“编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诚致词说，“编审委员会是光复会集中全体委员会的智慧，吸收全体委员的努力的一个核心组织。故这个组织的健全与否，工作开展与否，实足以决定本会的成败”。25日，举行“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成立大会，原“行政院设计委员会”即行并入。陈诚在成立大会上，阐明了该会的任务。他指出：

本会的任务，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如何光复大陆重建国家。这一任务是非常重大而艰巨的。从纵的方面来说，本会要研究收复大陆后的各种建设方案，要研究反攻大陆时的各种收复方案，更要研究加强动员、巩固台湾与瓦解敌人的各种方案。从横的方面来说，本会不仅要研究我们自身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与社会各方面的建设，更要研究敌人的一切措施与友方的各种情况。我们必须对于“敌”、“友”、“我”三方面的情况，都有深刻而正确的了解，然后本会所设计的方案，才能切合实际需要，产生重大影响。[34]

陈诚在规定了“光复会”的任务之后，又进而对该会今后的设计工作，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意见。第一，应以“宜”与“用”二字为基本原则。陈诚以孙中山关于“择别取舍，唯其最宜”和“要看合我们用不合我们用”的讲话为根据，提倡适宜与实用，称：“本席所重视的，乃是国家的实际需要与人民的永久利益，而择别取舍唯其最宜，既不敢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亦不愿盲目仿效、标奇立异。”第二，一切从实际出发，大胆创新。他认为过去在大陆的一套做法，好的自然应该保留，坏的绝对不能恢复。他说：“我们的一切设计，必须摆脱旧观念与旧做法的束缚，针对实际情况与实际需要，大胆而勇敢的创造。”第三，打破本位主义，注意纵横配合。他认为：“我们不仅要消极的避免彼此之间的重复和冲突，更要积极的发挥相辅相成与相因发展的作用。”第四，要有周密的计划。陈诚强调，一方面要有持久的做法，另一方面更要有应变的准备；一方面要注意常态的发展，另一方面更要研究战时的措施。他说：“必须对于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都有周密的计划与充分的准备，然后我们才能争取主动，把握时机，周旋肆应，无虞竭厥。”[35]

陈诚主持了一段“反攻设计”工作之后，通过对新中国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情况的研究，思想稍有转变，从认为“反攻”可以马到成功的高调，开始降为“反攻”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的低调。陈诚1954年3月向“国民大会”报告施政时，告诫代表们，“反攻”需要时间，不可孤注一掷。他说：“我们的失败不是一天造成的，所以我们的胜利也不是在一天之内所能获得的。我们既不可等待敌人自己崩溃，不可寄幻想于傥来的机会；同时也不可将国家民族的命运作孤注一掷。”1955年9月，他在对新闻界发表讲话时，针对有人对“反攻”失去信心的情况，解释说：

1955年陈诚在记者大会上演说

反共战争是长期的，我们一面要有单独作战，随时应变的准备，一面要作配合世界局势，坚持最后五分钟的打算，因此，反共战争最重要的是要争取制胜的时机，而不是取决于时间的久暂……我们不怕反攻时期到来太慢，而只怕我们自身不够积极，以致坐失良机。[36]

为了联合国际上的一切反共的国家和力量，来为台湾当局的“反攻大业”服务，陈诚宣称，造成亚洲“动乱”的根源，即在中共和新中国。他在l956年8月12日对美国合众社记者发表谈话说：

亚洲共党与非共力量的冲突均系因中国问题而引起。韩国与越南之被分割，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纷扰不安，以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混乱与危机，均是由于共党的攫取中国大陆有以致之。我们必须阻止共党的扩张，以拯救亚洲。但是根除亚洲纷扰的最佳途径乃是摧毁中共政权，扭转中国大陆上的现况。[37]

1959年以后的几年中，由于中共工作上的失误，加上严重的自然灾害，中国大陆人民的生活遇到了暂时的困难。对此，陈诚如获至宝，大造“反攻大陆”的舆论。他认为，这是一种“日益有利的革命形势”；“反共复国的机运”已“更趋成熟”。1959年8月1日，他在“亚洲人民反共联盟中国总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要求每个人“激起救国家救人民的良知，时时以反共为念，事事以复国为先”。1950年2月，他在谈到今后的施政重点时指出：在政治上，要“团结海内外爱国反共的力量，发展大陆革命运动”；在军事上，要“继续充实战力”，“发展大陆反共武力，造成互相策应配合的形势”；在经济上，要“充分谋求经济发展”，“充实复国条件”。

1962年初，陈诚参加了以蒋介石为首、由5人组成的“反攻行动委员会”，负责作出“反攻大陆”的各项最高决策。这一年，台湾海峡上空战云密布。蒋介石、陈诚在叫嚷了12年“反攻”之后，已经不再沉得住气。他们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而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新年第一天，蒋介石即发表《告全国军民同胞书》，叫嚣“我们国军对反攻作战，已经有充分准备，随时可以开始行动”；宣称“国民革命反攻复国的总决战即将来临”。2月23日，陈诚在“立法院”作施政演说时，也一改往日强调反共战争“长期性”的口气，气焰嚣张地说：“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从速打回大陆，另一条是由苟安趋于失败，我们的选择当然是前者。”与此同时，台湾当局宣布提前征集兵员入伍，延长现役军人服役年限，士兵在营房随时待命；大量向外订购武器，从日本输入大批血浆；就连有些士兵的鞋子、皮带上，也印上了“光复大陆”的字样。“反攻行动委员会”曾准备于当年夏季，发动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后因美国的劝阻，又改为派遣武装特务，进行小规模的武装窜扰。美国政府从其自身的利益出发，不主张在此时此地，再介入一场大战。这使台湾当局一度发热、膨胀了的头脑，被泼了一瓢凉水。蒋介石与陈诚在被迫修改“反攻”进程的同时，对美国的态度大为光火，并故意表现出一种强硬的姿态。蒋介石在1962年10月，不断发表声明和谈话，声称“反攻大陆”是台湾“政府”的“绝对主权”，只要时机成熟，将不顾盟邦的阻止，立即开始“反攻”。陈诚于1963年3月答复“立法院”质询时称，“反攻大陆是我们自己的事”；一旦开始“反攻”，将“不牵连盟国”。10月26日，陈诚在“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第18次综合会议上声称：“我们绝不因国际局势的任何变化而动摇拯救大陆同胞的决心，更不因任何国家或个人自私短视的作法而放弃反共抗俄的国策。”

由于陈诚对“反攻大陆”一事，想得多，叫得也多，以至连做梦时也梦到“反攻大陆”。据陈诚自己对别人介绍，他在1963年秋季特别好做梦，并且颠来倒去就是那两个相同的梦。他说：“我的第一梦是指挥大军，渡海反攻，登陆作战，军事进展很快，不料中途被敌军重重包围，正在计划突围时，忽然醒了。第二梦是反攻大陆，连破匪军，胜利还都。”[38]这些梦境，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陈诚的真实思想。直至1964年8月，陈诚在军事会议上作最后一次训话时，还念念不忘地叫嚷，“国军”将由蒋介石带领打回大陆。他说：“国军将校们应深深记住，总统的正确领导，一定能也一定会带着官兵回到大陆，不管反攻大业有任何艰难险阻，总统一定要克服这些艰难险阻。”

陈诚之主持“反攻大陆”的设计，可以说是伴随他在台岛生活之始终。若从1951年1月主持“行政院设计委员会”算起，共有14年。其中主持“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凡10年，共设计出各种方案600余种。直至1964年10月该委员会举行第20次综合会议时，他虽已重病缠身，然仍抱病赴会，要求各会员，根据国际局势和大陆情况的变化，将以往所既定之各项方案，重新加以整修；于是，该会方有“综合整理小组”之设立。陈氏之处心积虑“反攻大陆”，可谓甚矣！然而，无情的历史规律注定了陈诚“反攻大陆”的计划不可能得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