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委员领导搞平衡

第二十三章　荐委员领导搞平衡　争观点同事闹对立

管他妈嫁谁，我是压轿的。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

就这样，宝西大队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只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在县城、省城兜了个大圈子，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家里，第二天白天照常出工，晚上下队宣传。

在下队路上，单长新把报名参加“秋收暴动兵团”的12名队员名单交给沙金，说：“最好快点把名单报上去，把袖章领下来。”

沙金说：“明天我去找吴志。”吴志现在是“秋收暴动兵团”驻宝湖公社联络站的负责人。

第二天晚上，沙金把从吴志那里领来的袖章发给参加“秋收暴动兵团”的宣传队员，让大家当场戴上。剩下3个袖章他自己戴了一个，另外两个一个准备给桂香，一个准备给左治中。正好左治中来宣传队“应名儿”，他拿出袖章带笑着问：“咋样，是不是也想戴一个？”

左治中问：“啥东西？”

“袖章呀，就是大家戴的‘秋收暴动兵团’的袖章。”

左治中冷笑一声说：“那种袖章，揩沟子我还嫌它脏呢！”

“哎！这是啥话？”沙金惊愕地张着嘴，脸上像挨了一记耳光，心想：他是嫌大家参加“秋收暴动兵”没给他打招呼，还是嫌给他发袖章发迟了？即使这样，也不能当场让人下不去呀！

左治中说完，挂着脸子走了，沙金心情沉重地带着队员们下队。

左治中这样鄙视“秋收暴动兵团”是有原因的。一则他一向见不得外乡人，更别说跟他辩论过的上海侉子；二则他很快就要成为大队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哪里还看得上“秋收暴动兵团”这样的乌合之众！

前天，隋凤山从公社带回一个要求各大队成立贫下中农“文化革命”委员会的通知，并向钟复元提出，先由他俩拟定一个委员候选人名单，然后征求其他领导意见，最后交贫下中农代表选举。钟复元觉得没必要打这些麻烦，让贫下中农直接选举就行了。

钟复元见隋凤山执意要“定个谱谱子”，不再反对。俩人拟定了一个13人的委员候选人名单，并不约而同地提出常四元为主任候选人。在副主任人选上，隋凤山提了左治中和钟世仁两个人。钟复元虽然不同意左治中，一看有钟世仁在里面，又同意了。钟世仁是他的亲侄子，家庭出身下中农，现在是九队会计。

左治中很快从隋凤山那里知道了这件事，并得到隋凤山的当面点拨：“当‘文革会’副主任是由头，当接班人是后头，你不能放脱这个机会。”沙金对这些全然不知。

在大队干部会议上，隋凤山传达了公社通知精神，钟复元公布了由他和隋凤山拟定的大队“文革会”委员及主任、副主任候选人名单，让大家讨论。常四元出人意料地第一个发言，说：“我是大队贫协主席，又是公社贫协副主席，还是县上、省上的委员，大小也是个当权派，不能当‘文革会’主任。”

钟复元以为他把政策领会偏了，忙说：“老常，贫协是群众团体，负责人不是当权派，你当‘文革会’主任最合适，我们都放心。”

常四元说：“这有啥放心不放心的？‘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没干下反党反人民的事，谁愿意咋说咋说去！”他知道钟复元和隋凤山想让他当他们的保护伞。但他现在想的不是这些，他根本不想介入这种乱哄哄的“革命”！

自从听到省上哈书记被“炮轰”、县上程书记被“罢官”、公社的白磊被“火烧”，他心里既难过又困惑。哈书记和程书记都是革命老干部，是党信得过的。在“四清”运动中，他们同贫下中农实行“三同”，没一点官架子，说的做的都符合党和毛主席的教导，为贫下中农办了不少好事，现在咋都成了“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翻过来想，“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斗、批、改是“十六条”上写着的，这不是自己人闹自己人吗？是这些当官的真的犯了错误，还是中央出了“六指指”⁽¹⁾？“官走十条路，九条人不知”，他无法知道其中的缘故，也解不开这些疙瘩，只好抱定一个主意：我是“四清”运动扶拔起来的贫协干部和共产党员，哈书记、程大奇、白磊这些领导都是我的恩人。别人闹他们我挡不住，但我决不参加任何造反组织造他们的反，做出坏天良、损阴功的事。

隋凤山以为常四元怕担责任，怕得罪人，生气地说：“党中央毛主席把贫下中农当成依靠对象，我们有些人一到关键时刻就下软蛋，拉着不走，打着倒退，太不像话了！”

常四元早已感觉到隋凤山恢复公职后胆量和口气比过去大了，不想跟他理论，说：“你们说我是个啥都行，反正‘文革会’主任我不当，委员也不当！”口气是强硬的，态度是坚决的。

“行了行了，我看你们这些人都是牛皮灶神，越供养越搐！钟书记，”隋凤山转而对钟复元说，“既然老常坚决不当，就叫小左当去，你看呢？”他想趁势把左治中推上去，以便在条件成熟时甩掉大队长职务，回公社当不烦心的干部。

钟复元有些为难，同意吧，太违心，不同意吧，左治中坐在面前，面子抹不开，只好说：“大家看嘛。”

吴瑞花说：“我看行呢。小左人年轻，又是贫农子弟，主任就叫他当上。”她一直对常四元在支委整风会上不向着她说话而耿耿于怀，借机报复一下。

三个领导两个同意，左治中成了“文革会”主任候选人。这样一来，就得补充一名副主任。钟复元怕隋凤山先入为主，说：“既然老常不想当主任，也不想当委员，原来的13个委员就成了12个，干脆把委员总数搞成15个，比原来增加3个。”

隋凤山不知钟复元的意思，问：“你打算增加谁？”

钟复元说：“一个是单鹞，一个是沙金，还有一个是孟媛。”接着谈了理由，“单鹞是小队贫协主席，有斗争性，叫他当委员，挂个副主任，算是代表贫协干部。沙金是大队一般干部，笔头子好，经常搞宣传，‘文革会’里少不了这么个人。孟媛是知识青年，又是大队团总支副书记，县上领导在检查中也答应让知识青年参加各级‘文化革命’领导机构，叫她参加到大队‘文革会’里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大家看行不行。”除了这些公开的理由，他心里还有更深的考虑。首先，他想通过这三个人遏制左治中。沙金、孟媛和单老二都对左治中不满，加上钟世仁和其他与他关系密切的人，左治中就不能在“文革会”里为所欲为，至少不能对他造成威胁。其次是不忍心让沙金这个工作认真、对他尊重的年轻人伤心，让上海青年不因大队“文革会”排斥知识青年而迁怒于他。至于让单老二担任副主任，原因就更微妙了。据他平时的观察和耳闻，知道单老二一家和白磊有特殊关系。单老二是个政治参与意识极强并且爱提意见的人，让他参加“文革会”并戴上一顶副主任的高帽子，就能把他稳住。不但不会对大队和公社主要领导胡批乱咬，甚至能起到挡箭牌的作用。只要白磊不倒，他这个“当权派”也就平安无事。

大家一致同意钟复元的意见。隋凤山虽然对沙金的进入不满意，但左治中当了主任，沙金连个委员也不叫当，有点说不过去，何况是钟复元提名，只好同意。

左治中由副主任候选人变成主任候选人，是他没想到的。为了掩饰求之不得的激动心情，故意说了一句言不由衷的话：“大家看得起我，叫我当主任，我非常感谢。就怕我没这个能力，还是叫钟世仁当去。”

隋凤山以为左治中说的是真心话，生气地说：“你们都是咋回事，又不是上杀场送命呢，一个一个吓成这个样子！但是说个难听的话，我们也是‘王莽替刘秀操心’呢，你们都不当主任，就叫撂着去，把谁家的事烂了杆了！”

吴瑞花劝左治中：“小左再别推了，应下来，年轻人，要往前扑呢。”

左治中再没言喘。三天后，没费任何周折，大队“文革”委员会正式成立。

“文革会”成立初期，左治中几乎事事同沙金商量，好像离了沙金就寸步难行。沙金也尽其所能，竭力帮助，目的在于团结和争取他，让他改变对“秋收暴动兵团”的看法。在他们的密切配合下，各生产队相继成立了“文革”小组，发展了一批红卫兵。揭批大队当权派的会也开了几场。在揭批会上，人们对隋凤山和吴瑞花意见最多，说隋凤山野心大，爱揽权，成了宝西大队的太上皇。说吴瑞花是“聋子的耳朵——摆设”。左治中对这些意见不但不制止，还说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后悔得隋凤山在背后说：“真是谁喂的狗咬谁！”工作进行到这种程度，左治中认为他的地位已经巩固，多数委员听他指挥，便渐渐减少了对沙金的依赖，独立地处理起“文革会”各种事务来。

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火烧”“炮轰”“罢官”之类的词语很快过时，代之而来的是从上到下的夺权。元月26日清晨，各家各户的小喇叭里传来一个爆炸性新闻：静安县革命群众组织于凌晨1时夺了县委、县人委的党、政、财、文大权！

尽管普通老百姓对这事的内幕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明白的：静安县改朝换代了！就像省里头一天也夺了权一样。

沙金听了这个消息有些震惊。早饭后，他来到大队部，想进一步从其他方面了解点情况。刚到大队部，见左治中推着自行车从办公室出来，说是到公社“文革会”开会。几乎与左治中同时，丁一夫也骑着一辆破自行车，风风火火地来通知知识青年到县上开会。他对沙金说，这次县上夺权，是保守组织搞的假夺权。“秋收暴动兵团”和其他几个老造反派组织都被排斥在外。就连在交权书上签过字的县委书记程大奇也说自己不明真相，受了夺权者的欺骗，要求在广播上向全县人民说明真相，宣布夺权无效。

左治中从公社开会回来后向大队“文革会”委员传达的情况与丁一夫说的完全相反。他说：“这次夺权可玄了，差个麦子粒粒⁽²⁾就叫上海侉子夺走了！上海青年的家里不是资本家就是反革命，他们夺了权，一不会搞生产，二不为贫下中农办事，闹不好，把银行里的钱往腰包里一别，朝老家跑了。所以，县上十几个革命组织连夜联合起来，把县委、人委的大权夺了。这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夺权，县武装部的解放军坚决支持，各公社‘文革会’全都支持。我们大队也不能例外，要坚决支持。”还说，“省上的大权也叫人夺了，但那是假夺权。省军区已经发表声明，坚决反对。解放军支持的我们就支持，解放军反对的我们就反对，这是真理，任何时候都不会错。”多数人相信左治中的话。

沙金没表态，他心里有许多疑问，要等进一步弄清情况再说。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吴志风尘仆仆地来到沙金家对沙金说：“现在县上围绕‘1·26’夺权分成两大派，‘秋收暴动兵团’和县一中、农中，还有一些工人、干部、贫下中农造反组织坚决反对‘1·26’夺权。夺权派仗着武装部撑腰，仗着各公社‘文革会’支持，调动农民把‘秋收暴动兵团’和其他几个老造反派的办公地点砸了。兵团设在各公社的联络站也撤了出来。兵团派了几个人到北京向党中央反映情况。最近一两天，夺权派可能要召开庆祝夺权胜利大会，兵团要利用这次大会揭露‘1·26’假夺权的真相，到时候你和你们宣传队的几个兵团战士也到县上去。”

沙金说：“一定去。”

吴志见沙金态度坚决，放心地到其他大队去了。

果然，2月9日下午，公社“文革会”电话通知：明天上午县上召开庆祝“1·26”夺权胜利大会，各大队必须派出贫下中农参加，由大队的拖拉机把人按时送到开会地点。左治中拟好一个名单，亲自到各生产队通知。沙金本想让宣传队里参加了兵团的人都去，但左治中只让他和单长新去，说人多了拖拉机坐不下。他知道左治中不想让他们去的人多，没再争取。

第二天一大早，左治中刚把拖拉机开出车库，等候已久的社员就争先恐后地扒上车厢。单老二也来了，他穿着一件老羊皮袄，在别人的帮助下吃力地扒上车斗。道路坑坑洼洼，坐在车厢里的人像一个个肉球，随着拖车的颠簸而颠簸。走到半路，拖拉机突然停下来，说是机器出了故障。左治中和司机捣鼓了一个多小时，才把机器修好。等他们来到设在县镇一个小操场的大会会场时，大会已进行到中间。会议主持人通过扩音器发出“把‘秋收暴动兵团’清出会场”的命令，会场里一片混乱。

左治中带着本大队的人进入会场，沙金和单长新趁乱离开他们，站在围墙外的高处搜寻“秋收暴动兵团”的队伍。瞅了半天没瞅见，准备翻墙进入会场。这时，只见两个农民倒拉着一个女人从会场里出来，仔细一看，竟是孟媛。她几乎成了个土人，头发乱了，牙齿黑了，衣服破了，鞋子掉了，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万岁！”沙金和单长新互相递了个眼色，摘掉胳膊上的袖章，跑到两个农民跟前说：“哎，有话好好说嘛，两个大男人拉上一个女娃娃，影响好不好？”两个社员一看沙金和单长新也是农民，以为是他们一派的，放开孟媛，骂骂咧咧地到别处参战去了。沙金帮孟媛找到鞋子并交到她手上，心里既难过又害怕。他想劝孟媛不要再闹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他发现孟媛脸上只有怒气，没有惧色，穿上鞋子，理了理头发，看了沙金和单长新一眼，什么也没说，又钻进人群。

沙金有点纳闷，她为啥什么也不说就走了？难道生了我们的气？可我们确实没找到兵团呀！然而他很快就为自己这种自欺欺人的辩解感到羞耻，即使你找到兵团，你会像他们一样冲击会场、抢夺话筒、前仆后继、奋不顾身吗？不会，肯定不会，你怕死，你只配给孟媛拾鞋！

冲突仍在继续。支持“1·26”夺权的群众仗着人多势众，对几个反对“1·26”夺权的组织大打出手。大会不宣而散。

沙金和单长新生怕坐不上回家的车，不敢在街上停留，赶紧来到大队拖拉机停放的地方。车上早已坐满了人，齐桂英的儿子陈元贵大声喊左治中：“左主任，快开车呀，‘1·25’的暴动分子来了！”他想让左治中把沙金和单长新甩掉。沙金和单长新没管这些，紧跑几步，双手扣住车厢，使劲往上扒。车上的钟复元和钟世仁伸手把他俩拉上车。

第二天上午，大队部墙上出现了几张署名宝西九队“文革”小组的大字报，题目是：“从‘2·10’大会看‘秋收暴动兵团’的大方向”，末尾附着一则通知：“今晚6点半在学校和沙金辨（辩）论，希望广大贫下中农勇（踊）跃参加。”

看完大字报，沙金想，九队“文革”小组那几个人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头朝下控上三天也控不出一滴墨水来，没有别人的指使和帮助是写不出这样长篇大论的大字报的，尽管上面有许多错别字。钟世仁虽然家在九队，但不会干这种事。那么这个背后操纵者是谁？正在这时，单长新来了，他告诉沙金：“我姑妈来我家说，陈二尿尿逑对你上次带红卫兵斗他妈怀恨在心。他现在是队上的‘文革’小组委员，昨天从县上开会回来，就活动人给你写大字报，还说这是左主任安排的。”

“问了。”单长新说，“是学校的‘假丫头’，他是陈二的表姐夫，也是拥护‘1·26’夺权的。”“假丫头”就是过去帮四队扫过盲的那个小学教师，虽然生得粗黑，但处处模仿女人，得了这个雅号。

沙金又问：“你说我们参加不参加晚上的辩论？”

沙金说：“大字报上只提了我一个，我们去那么多人，把事情闹大了咋办？”

单长新着急地说：“唉呀，我的秀才哥哥，你真是‘宋江卖沟子——仁义过天了！’别家都快把屎拉到你头上了，你还怕把事情闹大。说句你不爱听的话，他们想闹我得趁乎着点，我和他们一样，都是贫下中农，想闹上海青年，又怕惹不起。这就‘半夜里偷香瓜子——拣着软的捏’，捏到你头上。我们从小一起耍大，既是同行又是一个兵团的，能看着叫他们欺负你！”

听了单长新这番慷慨仗义的话，沙金很受感动。但并没因此而失去理性，说：“参加一定要参加，但我们不能主动找他们闹事。你给青年点上的人说清楚，叫他们做好精神准备，在家等着，叫他们，他们再来，不叫就不要来。宣传队的人先在文化室学习，看情况再决定去不去。我们既要参加辩论，不让对方觉得我们软弱可欺；又不把事情闹大，免得他们把分裂群众的罪名加到我们头上。还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弄清谁是幕后操纵者。”单长新应声而去。

下午6点钟，沙金来到大队文化室，宣传队员们已经到齐，单长新正给大家念报纸。沙金叫出胖丫，让她到学校看一看，看参加辩论的人到了没有。胖丫去了一会儿回来说：“来了十几个人，有的在教室里坐着，有的在外头乱转。陈二也在。”沙金给单长新安顿说：“我一个人先去，过一会儿你把宣传队的人带来。青年点的人先不要通知。”说完到学校去了。

小学放寒假，学校里只有“假丫头”和另外两名男老师看守，史玉凤每天给他们做饭。沙金在校园里转了一下，发现有一间教室的门开着，走进去一看，里面坐着七八个人，心想，就这么几个人，还值得一辩？陈二见他进来，歪着脖子问了句“你来了”，就跑出去招呼外面的人进屋。同时对一个小青年耳语几句，复回教室坐下。

天色渐渐转黑，队上来参加辩论会人慢慢多起来，不仅有九队的，还有其他队的。“假丫头”端着一盏带玻璃罩的煤油灯走进教室，单老二跟着进来。这时，单长新把宣传队的人带来了，讲台上坐的三个人吃了一惊。单老二想说什么，嘴张了几张没说出来，拿出羊骨头做的水烟锅子巴答巴答抽起来，意在稳定情绪。

沙金见宣传队来了，示意队员们坐下，并叮嘱他们不要乱走乱喊。

这时，单老二吹掉烟锅上的烟核儿，和“假丫头”及陈二小声嘀咕了几句，宣布开会。他虽年老体弱，但一到开会发言就来了精神，嗓门特别大，他说：“今天我们开个辩论会，就是辩一辩‘暴动兵团’的大方向对不对？‘1·26’夺权夺得好不好？这是两个阶级的斗争。下面叫沙金交代问题！沙金，你站起来！”

听了单老二的开场白，沙金又气又可笑，以轻蔑而平缓的口气问：“单主任，你们今天开的是啥会？”

“辩论会呀。”单老二毫不迟疑地回答。

“既然是辩论会，为啥叫我‘交代问题’？我是走资派，还是‘四类分子’？”

单老二支吾半天，想不出合适的答语，改口说：“我是叫你给大家摆摆你的观点，你为啥参加‘暴动兵团’，反对‘1·26’夺权，反对贫下中农？”

沙金不正面回答单老二的问题，而是继续揪住“交代”二字不放：“摆观点就摆观点，咋能让人交代问题？单主任，你现在是大队‘文革会’副主任了，说话可得讲究点水平！”

单老二知道沙金在挖苦他，气得光咽唾沫说不出话。陈二急忙出来解围：“沙金！你不要以为你有点文化水水子，就陈灰乱掉，欺负老贫农！你最好老实点，不然的话，我们贫下中农对你不客气！”陈二只上过小学二年级，弄不清“陈词滥调”的准确读音，说成了“陈灰乱掉”。

会场里一片哄笑。

单老二一看队上来的人跟着笑，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们笑你妈的×呢！把你们闹来是开会来了还是闹笑话来了？”会场里立刻安静下来。

这时“假丫头”开了腔，他细声细气地给大家念了一份传单，内容是揭发“秋收暴动兵团”内部丑闻的，据说揭发人是“秋收暴动兵团”的原秘书长。他照本宣科，没做任何说明，目的是不想和沙金正面交手。

个别社员听了“假丫头”念的传单，立刻向沙金发起进攻。

沙金没有和对方纠缠传单上的内容，而是从大处着眼，引用文件，列举事实，说明“秋收暴动兵团”不仅是革命组织，而且是坚定的革命左派。同时以“1·26”夺权者们排斥“秋收暴动兵团”等老造反派组织，用造谣欺骗的手段连夜抢权的事实，说明“1·26”夺权是保守组织的假夺权。最后又介绍了参加夺权的几个主要组织在夺权前的“保皇”历史。他的发言有据有理，条理清楚，用词恰当，使一些想同他辩论的社员打消了发言念头。有的干脆趁出去尿尿的机会回了家。

但是，单老二、陈二、“假丫头”和个别坚决支持“1·26”夺权的社员斗志不减，他们拿出最后一个法宝——阶级成分来跟沙金决胜负。单老二说：“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谁反对贫农就是反对革命。我们贫下中农支持‘1·26’夺权，你沙金和暴动兵团反对‘1·26’夺权，这就是反对贫下中农，反对革命！你也不掂量掂量你的成分，你有啥资格反对贫下中农？我看你是嫌在大队上当会计太舒服，不想吃这碗饭了！”

陈二附和说：“‘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暴动兵团大杂烩，牛鬼蛇神排成队’。你们这些‘黑五类’子女还想造贫下中农的反？真是比夫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他又把“蚍蜉”说成了“比夫”。

单长新没有纠正他说错的成语，而是抓住“牛鬼蛇神”大做文章：“陈二，你知道啥叫‘牛鬼蛇神’？要是不知道，回去问问你妈！”会场里又是一阵哄笑。

沙金又念了几段毛主席语录和中央文件，指出对方今天犯了两个大错误：一是把斗争的矛头指向观点不同的群众，犯了方向性错误，一是用家庭出身来区分革命和不革命或反革命，犯了鼓吹反动血统论的错误。单老二和陈二不知道“反动血统论”是什么意思，一时没个说的。有的社员一边说着消极话，一边打算往外走。“假丫头”离开讲台出去了一小会儿，回来后凑到单老二耳边说了两句，单老二宣布散会。

社员们一哄而散，有的人一边走一边说：“辩呢，辩论！一个一个嘴笨得棉裤腰似的，能说过那几个铁嘴麻雀子？”

教室里只剩下宣传队员。沙金通知大家明晚照常活动，说完回家了。

单老二按照“假丫头”的嘱咐，来到“假丫头”的宿舍，一看左治中坐在屋里喝茶，惊奇地说：“嗨呀，你把我们使到前头当‘先行’，你坐在核桃树下歇阴凉，我老汉今天算是上了娃娃的当了！”

左治中知道单老二出师不利，给他打气说：“‘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别泄气，好好闹，全大队这么多贫下中农，闹不过他们几个毛毛虫？”

单老二说：“人多顶啥事？都是‘地主的儿子——充数数字’。别家一念语录，一讲大道理，我们的人就不会说了。”他看了看坐在旁边的陈二说，“这个小伙子倒勇敢，就是话说不到点子上，动不动把自己套住。我看‘三香铲不如一烙铁’，以后再别闹这号耍嘴皮子的事，要来就来实的！”

“来实的，咋来实的？”左治中问。

单老二说：“干脆把宣传队停了，把沙金的账封了，钥匙收了，看他的×嘴还歪不歪！”

左治中夸奖说：“到底是‘老牛不曳，回趟在呢’⁽³⁾。下次开会你把这个意见提到会上，我们作个决定，逼着叫大队领导表态。”

单老二说：“这不是‘放屁脱裤子——多倒的手续’！我们‘文革会’直接把这些事办了，还用得着找大队领导？”

左治中说：“能叫大队领导出面的就叫他们出面，我们不能把惹人的事都揽到自己身上？”

单老二的脑子这才转过弯来，说：“就是就是，‘一个蚂蚱九条腿，一个下水都下水’。不能光叫我们落恶，他们当好人。”

俗话说，“墙里说话墙外听，草地里说话走了风”。就在单老二和左治中讨论得热火朝天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窗外偷听了他们的谈话。这人不是别人，正是单老二的儿媳史玉凤。史玉凤虽然不参与当时的观点之争，但她是同情沙金的。学校开辩论会的时候，她正在家里服侍娃娃睡觉，没听上。待她把娃娃哄睡下到学校封炉子时，辩论会已散，只有“假丫头”的屋里亮着灯，而且有人说话。她感到奇怪，提上水壶假装送开水，来到窗外偷听。一听是左治中和她老公公还有陈二等人在商量整治沙金的事，就一直听下去。第二天，她把偷听到的话全告诉了沙金，沙金这才确信，这次活动的幕后操纵者是左治中。

不行，得跟他当面谈谈，不然今后咋在一起工作？于是沙金趁左治中一个人在办公室的时候说：“小左，我想跟你谈谈。”

左治中看了他一眼，急忙把目光移向别处，好像小偷躲避失盗者一样，说：“我马上要出去，有事以后说。”

沙金见左治中想找借口摆脱他，说：“我们俩共事快两年了，手不离肘，肘不离手，总不能为了‘观点’丢了情分，影响工作吧？我们还是好好谈一谈。”

左治中一看甩不脱，说：“我也想讲交情，可现在已经顶上这个‘神’了，就得按‘神’的路数走，不能撂掉贫下中农跟着你们跑。”

沙金说：“革命不能以人数多少衡量，‘十六条’上说，有时候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再说，我也不是非叫你跟上我们跑，只要你不排挤、压制少数派就行了。”

左治中说：“不管咋说，我相信大多数，相信解放军。你既然相信少数人，我们就‘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最后看谁正确！”说完走了。

沙金彻底省悟了，他和左治中的交情，不过是初冬的薄冰，经不起踩踏。从根本上说，左治中始终看重的是家庭成分，从来没把他当成同志和朋友。过去有过对他“好”的时候，那是为了利用他。现在左治中自觉羽毛丰满，为了保住已经到手的地位并实现更高的目标，自然要“舍小求大”。即使这样，他仍不想同左治中决裂，他们都是大队干部，要继续在一起工作呀。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决定退出大队“文革会”并暂时摘掉“秋收暴动兵团”袖章，只在观点上同兵团保持一致，以缓和同左治中及其他受蒙蔽群众的矛盾。他跟单长新谈了这个想法，劝单长新继续留在大队“文革会”掌握内情。单长新同意。

接着他向左治中交了一份退出大队“文革会”的申请，左治中没有挽留他。从此，两个人见面多，说话少，越来越别扭。

【注释】

(1)六指指：节外生枝。

(2)差个麦子粒粒：非常玄，只差一点点。

(3)老牛不曳，回趟在呢：老牛力气虽小，但犁田时知道什么时候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