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受鞭策千钧棒成立 遭清洗三弟兄出逃
等庙盖起来,爷爷都老了。
打捶离不了亲弟兄。
大队三个领导人都知道沙金和左治中有了矛盾,但看法和态度各不相同。隋凤山认为这是沙金参加“秋收暴动兵团”引起的,错在沙金,从而抱着视而不见的态度;吴瑞花觉得这是两个年轻人互不服气所致,建议钟复元给他们调解调解;钟复元深知其中原因,不想调解,但为了工作,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分别给两个人谈了话。沙金说:“观点是观点,工作是工作,不能因为观点影响工作。”钟复元赞成这种态度。左治中却说:“我跟他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没有调和的余地,除非他放弃‘1·25’的观点。”同时讥讽钟复元是和稀泥,中庸之道。钟复元好心没好报,从此不再过问。
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宝西大队除沙金因大字报用纸跟左治中吵过一架、单长新因争论报纸上的一句话被隋凤山扇了两个耳光外,再没发生因观点不同引起的冲突。而省里、县里的斗争却越来越激烈。
省里的“1·25”夺权未得到省军区支持,却赢得了多数大专院校、中学学生和工矿企业职工的支持,势力越来越大,影响越来越远。为了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他们成立了“全省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简称“革总司”。反对“1·25”夺权的群众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也成立了一个指挥机构,名为“全省红色造反者联合会”,简称“红联会”。还有一些自称第三势力的组织成立了“第三指挥部”,简称“三指”。“革总司”和“红联会”对静安县的“1·26”夺权持相反态度,前者反对,后者支持,“三指”不介入。这样,静安县的“秋收暴动兵团”等反“1·26”夺权组织就自动地把他们视为“革总司”的下属组织,成立了静安县“革总司”。
静安县的夺权者在开完“2·10”大会后,立即实行了本派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成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使“1·26”夺权“合法化”。为了“巩固政权”,他们先后召开全县四级干部会、贫下中农代表会、民兵政治工作会以及批斗省、县走资派大会,自上而下地向干部群众灌输他们的观点,号召人们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红色政权。“秋收暴动兵团”等反夺权组织不承认“假革委”,并对其展开更加猛烈的攻击。他们除继续在县城和省城开会、组成小型演出队到城乡演出,还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散发传单,揭露“1·26”夺权和“假革委”的真面目,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为了阻止“假革委”利用有线广播向全县人民“放毒”,5月30日,以“秋收暴动兵团”为首的“革总司”群众组织赶走在县广播站执行军管任务的解放军,占领了广播站。
是可忍,孰不可忍?县革委立即从附近社队调来大批农民,夺回广播站。双方发生武斗,武斗的结果是广播站的房顶被挖破,机器被砸坏,广播站变成了“哑巴站”,一年多无法播音。“秋收暴动兵团”等群众组织在这次“保卫战”中被打伤二十几人,怀疑县武装部在背后操纵,便派代表要求省军区处理。省军区不理睬,他们就在军区门口静坐绝食……
沙金尽管没参加这些重大行动,但能在很短时间里知道这方面的情况。一是有吴志送来的传单和口头消息,一是有单长新从“文革会”里得到的反面情报。吴志不止一次地督促他们赶快成立组织,但沙金总认为群众受蒙蔽太深,条件还不成熟,加上害怕“文革会”“没收”他的“饭碗”,引起桂香家退婚,便迟迟没有成立。他的行动仅仅停留在每天晚上和单长新等人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对策上,成了名副其实的“秀才造反”。
“5·30”抢砸广播站事件发生后,他和单长新悄悄离开大队,到县城参观了“惨案”展览,又到省军区门口看望了正在绝食的“秋收暴动兵团”战友。
初夏的天气已经很热,加上军区门口背风向阳,绝食的人坐在水泥地面上,又热又燥。军区后勤机关怕绝食者出现意外,为他们提供了简易遮阳帐篷及草垫、水壶等。绝食者以性别分为两摊,多数人坐着,个别人躺着,躺着的人已经虚脱。
沙金和单长新先在女生集中的地方找到孟媛。她躺在一个草垫上,旁边坐着木玉英,看见沙金和单长新,吃力地挣扎着要坐起来,被木玉英和沙金劝住。沙金蹲下来跟她说了些安慰鼓励的话,她的眼角流出一缕晶莹的泪水,并翕动干裂的嘴唇用微弱的声音问沙金:“你们的组织成立了吧?”
沙金一时无法回答,半天才说:“还没有。”
孟媛轻轻地“噢”了一声,脸上掠过一丝失望的表情。
沙金和单长新又来到男生集中的地方,看望了丁一夫、司徒南等人,然后依依不舍地离开军区门口。
在回家路上,孟媛那干裂的嘴唇、无声的眼泪和失望的表情不止一次地出现在沙金眼前。尤其是那轻轻的一声“噢”,更像一根无形的鞭子狠狠地抽在他心上。他感动、羞愧、恼恨、醒悟,决心丢掉杂念,奋起战斗。单长新也很激动,对沙金说:“我们再不能光计划不行动了,应当马上成立自己的组织,公开跟‘老保’们斗!”他说的“老保”,是对保皇派组织的简称,特指参与和支持“1·26”夺权的组织。沙金说:“这回一定成立!”
到家以后,他们改变了原来以大队成立兵团的计划,决定先在四、五队成立一个名为“千钧棒”的战斗队,然后向全大队扩展。原因是四五队在他俩和上海青年的影响下,相当一部分群众特别是青年人接受或倾向于他们的观点,加上这两个队有一部分劳动力在省城搞副业,接受了“革总司”的观点,并对家里人和其他社员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干部的情况也比较有利:四队队长单全福在心里支持“革总司”,只是怕影响生产,没公开亮相;五队队长表面支持“1·26”,心里同情上海青年;常四元代表“逍遥派”,谁问他是哪一派,他说“我是捏锹把派”;只有单老二是坚定的“1·26”派,手下有几个追随者。沙金认为,只要多数人能参加他们的组织,单老二那几个人不足为虑。中间派有益无害,暂时可以不管,毛主席说过:一万年后也会有左、中、右!
然而到了即将成立组织的时候,沙金又犹豫起来,就像一个决定到大河里学习游泳的人看到滔滔河水时产生的那种心情。他知道这次行动对他意味着什么。为了给自己打气壮胆,他再次在日记里跟自己进行了一次长谈:“目前,革命造反派队伍日益壮大,革命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假革委’内的革命干部一个个杀了出来,弃暗投明。但‘假革委’毕竟实权在握,且有武装部支持,既能迷惑群众,又能运动群众,在人数上处于绝对优势。
“在这种形势下,我该怎么办?孟媛、吴志等人说:‘你起来干,不要怕。有毛主席、党中央给我们撑腰,真理在我们一边,最后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钟复元和父母说:‘你最好随和着来,上级咋说你咋做。你(我们)的家庭成分不好,万一你们这一派错了,人家成分好的人往两边一筛,中间剩下你个“老呆”,你摸摸老天的沟子冰凉的!’隋凤山、左治中、单老二们说:‘沙金嘛,也不掂掂自己的分量,伪保长、“六种人”的儿子,还想造反?真是“老鼠舔猫×——找死!”’从保平安、保职务的角度出发,我应该听钟复元和父母的,甚至听隋凤山的,但我不能那样做。我已经认定‘秋收暴动兵团’等反‘1·26’夺权的组织是革命左派,而且和他们并肩战斗了一段时间,尽管这种‘战斗’远没有他们那样勇敢,但毕竟符合自己的真实想法和愿望。如果现在改变观点投靠‘1·26’,就是对革命的背叛,对战友的背叛,对良心的背叛,一句话,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背叛!看了‘秋收暴动兵团’等革命造反派战友的绝食斗争,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孟媛、丁一夫他们能以生命跟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抗争,而我却胆小如鼠,患得患失,畏缩不前,真是太渺小,太可怜了!现在革命已到了紧要关头,真革命假革命,必须旗帜鲜明。
“毛主席说:‘无数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使我们每个活着的人想起他们心里就难过,难道我们还有什么个人利益不能牺牲,还有什么错误不能抛弃吗?’‘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毛主席呀毛主席,我向你宣誓:为了把党内大大小小的走资派揪出来,打翻在地,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我一定做到头可断,血可流,毛泽东思想不可丢,个人利益抛一边,誓死革命不回头!”
这篇日记既是他给自己注射的一针强心剂,也是他当时矛盾心情的真实反映,又是他奔赴战场前留给亲人的一封告别信。
然而,出乎他意料的是,在四队召开“千钧棒战斗队”成立大会时,不但没受到任何干扰,而且报名参加的人数达到49人。其中四队28人(包括沙金代为报名的在城里搞副业的柳桂香),五队12人,其他队9人,学校老师2人。史玉凤不仅自己报了名,还给赶车出门的单随福报了名,气得单老二大骂不止,扬言要和他们分家另过。由此可见,他低估了群众的觉悟和革命积极性。他宣读了战斗队成立宣言,单长新念了由吴志送来的“秋收暴动兵团”贺信。大家推选他为战斗队队长,单长新为副队长。他向大家许诺,过几天就发袖章,还要带大家到省城参加“纪念‘1·25’夺权半周年大会”。大家很高兴。
无独有偶,几乎在“千钧棒战斗队”成立的同时,公社“文革会”也做出在公社和各大队成立战斗组织的决定。他们宣传说,最近十几天,省上的“1·25”分子不断在城里挑起武斗,把反夺权的“红联会”从省城赶了出来。还准备到静安县抓捕“红联会”骨干分子,帮助“秋收暴动兵团”等推翻静安县革委会。公社很快成立了名为“卫东彪大军”的群众组织,隋凤山和左治中分别担任副政委和委员。宝西大队在小学召开了“卫东彪大军第七兵团”成立大会。左治中为团长、陈元贵为副团长,还有十几名委员。
左治中既是大队文书、团总支书记、“文革会”主任,又是第七兵团团长、“卫东彪大军”委员,一身五职,好不威风!这个过去对当官兴趣不大,在小会上发言双手打战的人,现在已变得对当“官”上了瘾,面对几十几百人讲话面不改色心不跳。这不能不归功于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在“当官”过程中,他逐步体会到,当官并不难,只要有了权,水平自然会提高: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当时解决,一时拿不定主意或解决不了的问题以“研究”为名往后拖,得罪人的事可以指派别人去应付,写不了的文章可以分配手下人写。他还发现,自从有了这些官衔,钟复元见了他赔小心,下级干部和群众称呼他“左主任”或“左团长”;现在才是个“闲官”,就这么“牛气”,将来当上大队长或大队书记,不知还有多“牛×”!这不是空想,隋凤山已经跟他说过:“我是有公职的人,不可能在宝西长待,等我走了,就把大队长交给你。”能当上大队长,就不愁当不上书记。过去钟复元想把沙金培养成接班人,从现在的情况看,一丝丝可能都没有。沙金站在贫下中农的对立面,贫下中农不把他使上回家就不错了,还让他接大队书记的班!唉!上次如果不是钟复元以“运动后期再作处理”加以阻拦,大队“文革会”就把沙金的账封了、钥匙收了。也罢,先叫他“涵洞口上的沫子——多转几天”,到时候连他和钟复元一起端!
第七兵团刚刚成立,上面就来了通知,说省城的“1·25”分子粮吃光了,要组织人员到农村抢粮。要求各大队立即派兵团战士(大部分是民兵)在交通要道设卡防守,宝西和高台桥大队的防守地点是高台桥。
第七兵团派出40人到高台桥守了一天一夜,什么情况也没发生,第二天把人撤了回来。谁知刚撤回不久,县城反夺权派的一百多人就通过高台桥到五十里滩车站坐火车逃往省城。隋凤山、左治中、钟复元受到公社“文革会”和“卫东彪大军”领导的训斥,命令他们立即恢复站岗,在桥头设灶、住宿,日夜守卫。是武装民兵的要带上枪支。左治中、陈元贵和民兵营长三人轮流带班,钟世仁管粮,钟复元和吴瑞花留守大队,隋凤山负责联络。
为了防止“后院起火”,隋凤山提议清理本大队的“危险分子”,把他们集中到桥上,进行控制监视。他所说的“危险分子”就是沙金等“千钧棒战斗队”的骨干分子,尤其是沙金和单长新。左治中非常赞成,立即召开秘密会议,商定清洗时间、路线和被清洗对象等。
这天晚上,沙金和单长新等人像往常一样在沙金家商量事情,钟彬突然神色慌张地闯了进来,把沙金叫到外面小声说了几句,匆匆离去。沙金进屋后说:“情况不好!今天晚上‘老保’要来我们队上抓人,主要是我们兵团的几个骨干。大家最好不要睡在家里,分散到比较安全的地方。晚上不要睡得太死,一有动静就躲起来。”接着决定了分头睡觉的地点:沙金和单长新到单吉福家,其他几个人到亲戚家或场窝棚。单吉福一直在外面挣钱、耍钱,没有亮明观点,别人把他看成“逍遥派”。
沙金父亲不在家,家里只有母亲和弟弟。他怕母亲和弟弟害怕,请桂香母亲和袁德平老婆来做伴,并告诉他们,一旦晚上“1·26”的人来找我,你们就说不知道,他们不会把你们咋的。
由于心里有事,沙金和单长新上半夜没睡着。下半夜刚刚进入梦乡,忽听有人敲窗户,并小声喊单吉福的名字。单吉福问:“谁?”
外面人答:“我,老袁家的。”
单吉福急忙起身来到外面,问:“有啥事?”
袁德平老婆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了不得了!‘1·26’的人在沙金家搜人呢,你们赶快躲躲吧。”说完悄悄回去。
单吉福返身进屋,把情况告诉沙金和单长新,俩人不由得惊慌起来。单吉福说:“趁现在没人,你们赶紧躲到草场子里,我啥时候喊,你们再出来。”
他家和生产队的草场子一墙之隔,里面有几个大柴草垛。沙金和单长新悄悄出了门,擦着墙根来到场子墙下。场子墙两米多高,用垡垃砌成。他俩分别从不同地方趴上墙头,单长新跳上一个稻草垛,缩在草里不出声,沙金却被墙头上护墙的酸枣刺挂住了。他想慢慢解开,酸枣刺有弯钩,天黑看不清,咋也解不开。情急之下狠劲一撕,把挂在衣服和肉皮里的酸枣刺撕了下来,顺墙溜下去,落到一个积着雨水的凹坑里。他顾不得这些,急忙钻进两个草垛间的夹缝,悄悄蹲着。这时只觉得浑身发冷,两腿打战,牙齿相磕,就像打摆子,咋也忍不住。被枣刺挂烂的皮肤隐隐作痛。
起风了,顺风传来远处的吵骂声。沙金既担心“1·26”的人找到这里,又担心母亲、弟弟和桂香妈受不了这样的惊吓,也担心其他战友的安全。
约莫过了一个多钟头,吵嚷声渐渐消失,一切恢复平静,只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这时听到单吉福在墙外小声喊:“沙金、长新,他们走了,回来吧。”沙金钻出草垛,才发现天已麻麻亮。便找个墙上没枣刺的地方翻墙回到单吉福家。单长新也跟着进来了。单吉福告诉沙金和单长新,自从他俩躲进草场子以后,他一直在门外听着。街上吵骂的人都是几个被砸了门的家长。他们骂隋凤山和左治中是土匪,有的老奶奶还抱住隋凤山的腿子向他要人,隋凤山只好耐着性子说好话。把隋凤山闹了个“扫兴花儿开”。
天大亮了,单吉福的妻子见沙金的衣服破了,让他把衣服脱下来给缭一缭。沙金一脱衣服,她发现他脊背上还扎着枣刺,小心地帮他拔掉。这时,兵团的几个骨干都来到单吉福家,问沙金下一步怎么办。沙金还没开口,单吉福对他们说:“我看这回不像以前,连民兵的枪都收到桥上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们能避的到外头避一避,别叫他们抓住了。”
沙金说:“这么多人,避到哪里去?再说,光避也不是个办法。”
单长新说:“不行了我们也走金河市,那里是造反派的天下,老保不敢去。”
沙金说:“这倒是个办法,可这么多人,目标大,咋能走脱。再说,劳动力都走了,队上的营生谁干?”
“我给你们说个办法。”人们一看,是袁德平,他现在是支渠看水员,昨晚在渠口值班,不知道队上发生的事,早上回来听老婆一说,就跑了过来。他说,“据我看,他们主要是抓沙金和长新,只要你们两个一走,满天的云彩就散了。”
单吉福说:“袁会计说得对,要是想抓一般成员,昨晚夕就抓了。”接着说,“现在到处都有‘1·26’的人站岗,他们两个咋走到城里去呢?”
袁德平说:“从本县走肯定出不去,”说到这里他停住了,给沙金使了个眼色。
沙金会意,对兵团几个骨干成员说:“现在情况紧急,我和单长新必须走,你们在家的人暂时不要活动,遇到啥情况可以在一起商量,千万不要盲目行事。现在大家赶快散开,免得引起别人怀疑。”几个骨干走了。
袁德平说:“你们要走,也只能绕个大弯子从平顺县走。平顺县的人大部分是‘1·25’观点,你们只要说你们是‘革总司’的,他们不会挡你们。平顺县西面山上有个老营乘降所,你们从那里上火车,这里的人说啥也想不到。”
沙金感激地说:“我们就从那里走。”
单长新说:“主意倒是好,就是我们路不熟,万一走错了,不是自投罗网?”
单吉福说:“这也是个实在话。”思忖半天,狠了狠心说,“说不得了,遇上这号事了,我陪你们两个人走一趟!平顺县的路我熟得很,老营那里我也去过几回,路上还有亲戚朋友。”
“你?”沙金和单长新又惊又喜,沙金说:“你走了,家里咋办?”
单吉福说:“家里有你嫂嫂呢。我平时半月二十天不在家,他们也过得好好的。你们两个一个是我的亲兄弟,一个是我的干兄弟,人说‘打捶离不了亲兄弟’,我咋能看着你们叫别家抓了去?快吃饭,吃了饭赶紧走。”
单吉福的妻子听丈夫这样说,急忙打了几个鸡蛋,炒了三碗米饭,让弟兄三个吃。不知是昨晚受了惊吓,还是现在仍然紧张,沙金把饭扒到嘴里却咽不下去,扒了半天才扒了鸡蛋大的坑。
单全福来了,听说三个人要走,说:“要走也不能冒里鼓出地走,得先把前头的路探好,看我们和平顺县交界的地方有没有卡子。再一个,你们三个人都要伪装伪装,不能叫人看出逃跑的样子。”
沙金在心里说:“真不愧是当过兵的,想得就是周到。”
袁德平自告奋勇说:“我骑上车子顺着李王渠往南看一看,如果没有特殊情况,就给你们招手,你们赶紧往过走。”
商量结束,沙金和单长新回各自家里说明了情况,每人戴了一顶旧草帽,拿了一把破铁锨,背了一捆陈稻草,装作到支渠上打坝淌水的样子,拉开距离向渠口方向走去。单吉福一手提个柳条筐,一手拉个小男孩,装作到队里菜地买菜的样子,从另一条路往渠口方向走。
宝西大队是静安县最西南的一个大队,它的一队和平顺县接壤。袁德平骑着自行车顺李王渠岸往南“侦察”了一段,确认没有设卡,很快回到斗渠口,看到沙金等三人离渠口不远,向他们打了手势。沙金和单长新扔掉稻草和铁锨,单吉福把柳条筐交给孩子让他自己回去,三人快速来到李王渠堪拜上,飞一般往南奔去。一路上,他们惶惶如惊弓之鸟,匆匆似脱钩之鱼,不到半个小时,进入平顺县境。
平顺县里风平浪静,一派祥和,社员们有的打场,有的摘黄藤子,谁也没注意他们仓皇逃跑的样子。天气十分炎热,三人口渴难耐。单吉福提议到附近一个朋友家缓一缓,喝口水,顺便问问情况,然后再往前走。沙金和单长新同意。
单吉福朋友家是个独院,离村庄较远。他朋友不在,家里只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奶奶和一个八九岁的男娃娃。老奶奶认识单吉福,听了单吉福说的情况,急忙烧开水熬砖茶。天热开水烫,一时凉不了,三个人一边慢慢喝,一边向老奶奶打听情况。
忽然,在门外玩耍的男孩尖叫道:“奶奶快来看,又来了几个人!”沙金们立刻放下茶碗走出房门,从院墙上探头向来时的方向看去,果见五六个人穿过豆地向这边扑来。
这些人确实是来追抓沙金和单长新的。原来隋凤山和左治中昨晚没抓到他俩,临走时安排单老二注意他们的行踪。早晨,单老二起得早,在寨子里转了一圈,发现单吉福家里人来人往,怀疑沙金和单长新藏在这里。后来,看见沙金和单长新伪装后向渠口走去,急忙到大队报告。大队部没人,急得他搓手捏脚,无计可施。等了好一会儿,隋凤山骑着车子来了,他急忙说:“沙金和单长新跑了!”他没看到单吉福,所以只说了两个人。
“跑了?”隋凤山问,“往哪里跑了?啥时候跑的?”
单老二说:“往南跑了。有两顿饭的工夫了。”
隋凤山说:“昨天抓了半夜没抓住,惹了一沟子臊,这一阵又从哪里钻出来了?这咋办,人都在桥上,我又脱不开……”
老奶奶急忙叫小孙子到麦场上叫人,嘱咐说:“你就说‘老保’抓你爸爸来了。”小男孩应声跑了。
单长新对老奶奶说:“我们赶紧走吧,免得叫他们抓住。”
老奶奶说:“这一阵不能走,一走叫别家看见,款款把你们抓住了。你们先躲到这个小库房里,他们来了我先支哄着,场上的人一到,就不怕了。”
老奶奶说:“我没见呀。”
老奶奶说:“不知道他爷爷把钥匙搁到哪里了,我找一找。”她拖延着时间。
陈二嫌老奶奶太磨叽,从院子里拿起一把铁锹,站在小库房门前喊道:“你们别装孙子,趁早投降吧。再不投降,我就劈门了!”说着用铁锹捅了一下门。
单吉福手里紧握一根粗钢钎,牙齿咬了几咬,做好决斗准备。沙金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浑身不停地发抖。单长新也拿着一根短木棍,躲在哥哥身后,头上直淌汗。
就在双方相持不下的时候,忽听院子里来了许多人,一个洪厚的男声喝问:“你们是哪里来的,在这里干啥?”
陈二说:“我们是找人的。”
那个洪厚的男声喊道:“你们是静安县的‘老保分子’,敢来我们这里抓人,打呀!”接着就听到嘈杂的喊打声。
陈二他们见势不妙,撒腿就跑。院里的人虚张声势,大呼小叫,看着几个人跑远,才回场上干活。
老奶奶打开小库房的门,让屋里人出来。一看,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像从水里捞出来一般,说:“幸亏我们家离场近,不然就坏了。”
三个人给老奶奶道谢,喝完碗里的茶水,离开老奶奶家。
他们估计,陈二他们肯定不会罢休,会叫更多的人来抓他们,这里离宝西大队太近,万一他们再次追来,就没法逃脱了。单吉福说:“我们赶快走,走得越远越好。”
单长新说:“我们直接到老营坐火车去。”
单吉福说:“不行,老营在山上,别家要是用汽车追,我们能跑过?不如先走舅舅家躲一躲,问清情况再走老营。”
单长新说:“天哪,舅舅家在东,老营在西,不是越走越远了?”
单吉福说:“越远越保险。”
又问沙金:“你说呢?”
沙金惊魂未定,方寸已乱,说:“就按你说的走吧。”于是继续上路。
他们不走大路走小路,避开村庄穿田野,碰上桥头仔细看,遇到水沟蹚着过,太阳偏西的时候来到舅舅家,又饿又渴,疲惫不堪。
舅舅还没收工,舅母和两个约莫七八岁的双胞胎女儿在家,看到三个丧魂落魄的不速之客,舅母觉得奇怪,问:“你们这是……”单吉福说明来意。舅母是近视眼,还有风湿病,一边准备做饭一边自语道:“天要变卦呢,我这个波棱盖疼得针扎一样。”接着喊来其中一个女儿,“大双,你把这个小碗碗端上,到你大姐姐家借些子盐。唉!你们爹这个‘掐算’(1),买个啥都是验着沟子裁裤子……来上个人……憋死了!”
听着单吉福舅妈的絮叨,看看屋里简陋的陈设,沙金知道这家人日子困难,心里说:“吃了饭赶紧走,别再给他们添麻烦。”
单吉福没管这些,问舅妈:“舅妈,你知不知道这里到老营火车站有没有站岗的?”
舅妈说:“我瞎猫鼠眼、瘸天跛地的,门都不出,能知道那些事?等你舅舅回来问他,他是‘沟子里插擀杖——通匠’。”
不知是柴火不干,还是天气闷热,锅台一个劲地倒烟。加上舅妈眼神不好,腿脚不便,一顿饭足足做了两个钟头,等单吉福他们吃完饭,已是队里收工的时候。
舅舅回来了,一见两个外甥和沙金,问:“你们怎么来了?”单吉福说了原因,介绍了沙金。舅舅连忙对老婆说:“还不赶紧给娃娃煮饭。”
单吉福说:“舅妈已经给我们做上吃了,刚放下碗。”接着递给舅舅一根纸烟。舅舅把纸烟放在一边没抽,端来盛旱烟末的小篰篮,用旧报纸条儿卷了一支“喇叭筒”抽起来。单吉福又问起这里到老营车站的情况,舅舅说:“我们这里平顺着呢,啥事都没有,你们闭上眼睛走吧。”大家才稍稍放心。
天已全黑,并下起毛毛雨,单吉福想趁这样的天气赶路。单长新却扎下窝子不走了,说要住在舅舅家。
单吉福生气地说:“‘上路不舍伴’‘舍命陪君子’,既然一搭里出来就一搭里走,把沙金撂在半路上,出上个事,咋给干爹干妈交代?”
听了单吉福和单长新的对话,加上一天的逃跑经历,沙金感到,单吉福不光会挣钱,而且有一副侠肝义胆,相形之下,自己和单长新是多么嫩弱!为了不让单长新掉队,不使单吉福过于为难,说:“我看今天别走了,万一雨下大了,没处避,明天早点走也一样。”
吉福舅舅也劝道:“晚上不能走,黑洞马虎的,万一摸错了,等于白走。家里的炕大着呢,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早起再走。”
三人住下。沙金和单长新头一挨枕头就睡着了,单吉福和舅舅扯了半夜磨。
第二天天刚亮,三个人吃了些昨晚的剩饭,出门往老营走。天上仍然下着零星小雨,路上到处是一洼一洼的积水,幸好原来铺过的石沙还起作用,并不难走。他们走得很快,三十几里路,两个多小时就到了。
老营乘降所只有十几间平房,一条南北向的铁路静卧在茫茫戈壁上。外面没有一个人,候车室的售票口关着,想问事也没处问。单吉福让沙金和单长新在候车室待着,他去找一个朋友。不一会儿回来说,快车在这个站不停,慢车晚上才有,货车有时停有时不停。三个人又担心又着急。忽然远处传来“隆隆”声,三个人一起跑出去看,见南边开来一列火车,拖着长长的黑烟,都在心里盼道:千万不要开过去呀!
车头进站了,但没停下来。车皮也进站了,速度似乎有所减慢。随着车轮下面“吱吱”的刹车声,列车竟停了下来。三人迅速扒上高帮车皮,跳进车厢。
列车开动了,雨也下大了。幸好三人都戴着草帽,上半身不受雨淋。
快到五十里滩车站了,三个人的心又悬了起来:千万不要在这里停车!万一“1·26”的人在这里堵截……可火车偏偏停了。然而,大雨如注,天地一色,连野兔都不敢出洞,哪有人啊!火车开动了,三个人的心顿时放了下来。再过两站,就到省城了!
【注释】
(1)掐算:过于吝啬。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