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升级卫明遭游斗

第六十二章　又升级卫明遭游斗　再受诬沙金写说明

船烂了还有三百六十颗钉。

西瓜皮揩沟子——没个完。

沙金一个人往回走，还真有点儿归心似箭的感觉。在郑州至金河的火车上，他给孟媛写了一封信，信的末尾附诗一首：

晤杭

不因园林秀，几回梦苏杭。

乘龙访故友，借虎话衷肠。

深情赠纱巾，慷慨解断粮。

一别千里外，发奋正金黄。

他还把一路上记录的风土人情、印象杂感作了补充修改，其中有一段概括各地印象的文字：“北京的富丽堂皇，上海的繁华兴旺，苏州的小巧雅致，杭州的妩媚清爽，广州的开放冷漠，郑州的杂乱肮脏，兰州的混浊萧条，金河的偏僻荒凉。”浮光掠影，一孔之见，不必多录。

回到厂里，把携带的采购物品交给任珍，任珍说6立方空压机缸体已经发回来，正在安装。他向包平安和花成汇报了采购经过，回家去了。

桂香和孩子们见他回来，一个个欢天喜地。他把孟媛带的纱巾交给桂香，并让桂香把另一条纱巾代交五队妇女队长。桂香说：“孟媛也算是个有心的。”

沙金说：“可不是嘛，这回要不是他们两口子帮忙，我们有几样东西还买不上呢。”

柳桂香说：“晚上你抽空到我妈家看看，姐夫的队长叫别家拿掉了。”

“队长拿掉了？谁拿掉的，为啥？”

“隋书记拿掉的。”桂香说，“你出差不长时间，公社来人给我们队上做沟桥。姐夫派人把原来的水泥管子挖出来，想留下队上用。正派人往回滚呢，副大队长来了，挡住不叫滚，说公社隋书记有话，这些大管子要拉到其他大队用。姐夫说：‘我管他啥书记，管子埋在我们队上，就是我们的，谁也别想拿！’副大队长说：‘你要不听，我给公社汇报去！’姐夫说：‘你告去，告到哪里我也不怕！’事情也遇得巧，俩人正闹呢，隋书记领着钟世仁来了，问是咋回事。副大队长把情况一说，隋书记说：‘赵来顺，你赶快把管子给我推回来，不然……’姐夫说：‘不然你把我咋的？’隋书记说：‘我把你撤了！’姐夫说：‘撤了我也要把管子滚回去！’结果管子滚回来了，队长也叫别家拿掉了。”

“全福没劝劝隋书记？”

“劝了，隋书记不听，还说他请示了袁书记。”

“现在的队长换成谁了？”

“单宝福。”

“单宝福慢得连个鸡都轰不动，能当队长？”

“听说他也不想当，队上再没合适人，叫他暂时当上。”

“唉！隋凤山早就想把姐夫的队长拿掉呢。”

“那是为啥？”

“去年揭批卫书记的时候，隋凤山说宝湖四队是卫明的黑窝子，说我和杨桦、单长新、姐夫，单全福还有单长新都是卫明的忠实走狗，建议把我们队解散了。钱占文没听他的话，我们队才没解散。算了吧，姐夫也当了十三四年队长了，缓缓也好。”

“话是这个话，气难受呀！单老二说：‘这回才见了天了！’你好好劝劝姐夫，叫他想开点。”

“‘讨吃丢了棍，解了狗的恨。’单老二对哪个队长没意见，不理他。”沙金说，“随后我给全福和老钟说说，在大队上给姐夫闹个闲差事，堵堵单老二的嘴。”

“那最好。”

沙金忙完家里的事刚回到厂里，包平安交给他一份材料，让他修改誊抄。

他接过材料一看，是关于开除卫承业厂籍的决定，原因是卫承业偷了厂里的胡麻。他犹豫一下说：“这个材料写得好好的，改啥？”想推掉。

包平安说：“前些日子你不在，我叫刘旭打了个稿稿子。他那两下子你不知道？字写得歪扭失格地不说，句子也念不通，净是白字，送到公社叫人笑话死呢。你别推了，赶紧给改一改，公社等着要呢。”

既然包平安这样说，沙金只能违心地接受，说：“你有事你忙，我改好了给你送过去。”包平安放心地走了。

包平安走后，沙金马马虎虎地把材料上的错别字改了改，句子顺了顺，用复写纸抄了两份，放在那里等包平安来拿。他也学精了，不能这么快送过去，叫包平安说他没用心。

这时，坐在对面桌子上的常金枝笑着问他：“你的奏折写好了？”

听得出，常金枝误会了他，说：“我也是没办法，只能照猫画虎，应付一下，不信你看材料。”

“我跟你说笑呢。”常金枝说，“这个娃娃胆子也忒大了，上次拿刀子划刘旭的事没追到他头上，这回又干下这么个不赢人的事！”

沙金问：“厂里的胡麻锁在库房里，他咋能偷上？”

常金枝说：“这些胡麻本来要送到宝湖大队油坊打油，油坊的人那天不在。送胡麻的人把胡麻拉回来。他们要往库房退，老任让办入库手续，他们嫌麻烦，就把胡麻卸到卫承业那个宿舍，准备第二天往油坊送。第二天早上，司机往车上装胡麻，发现两个口袋浅了，赶紧告诉包书记。包书记一看真的浅了，问宿舍的几个人。几个人都说没动过胡麻，包书记就走了。过了一会儿，包书记把花主任叫来看胡麻，一搡门，正碰上卫承业把偷的胡麻往口袋里灌。捉贼捉赃，卫承业无话可说，当场写了交代材料。你说说，包书记正愁找不上个碴子收拾他，他倒自投罗网。”

“是不是上次写大字报的事也叫包书记知道了？”

“这个卫承业呀，尽给他爸爸添乱。”

常金枝说：“要说这个娃娃也是为了他爸爸，说他爸爸在林场吃不好，想弄点胡麻换点香油，炸上些油饼子，送到林场叫他爸爸吃。可再咋说，也不能偷呀！你还不知道吧，卫书记又升级了！这回是正式逮捕，听说过几天要来这里游斗呢。”

沙金嘀咕道：“咋搞的，难道……”他想说卫承志发出的申诉材料难道上面没收到，但没说。

常金枝说：“最近又在搞‘一批双打’运动，其中一项就是清理‘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听说有个叫吴志的人已经列进去了，跟卫书记一起游斗呢。”

“是吗？”

“噢，我差点忘了。”常金枝说，“前天我到公社找章义，在院子里碰上翁秘书，叫我给你带信，让你回来以后到他办公室去一趟。”

“他没说啥事？”

“没有，那个人嘴紧得很。”

沙金利用中午休息时间来到公社。

翁河住的是牛琪原来的房子（牛琪调到另一个公社中学当校长去了），见沙金来了，关好门，问：“你最近忙啥呢？”

沙金说：“除了拨拉算盘珠子，还能忙啥？”

“你知不知道最近开展的‘双打’运动？”

“知道点，不知道详细内容。”

“你真格到了‘世外桃源’了，连政治也不关心了。”翁河说，“双打运动，就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的猖狂进攻。重点是打击恶毒攻击毛主席、周总理、华主席的现行反革命分子、打砸抢分子，还有投机倒把、贪污盗窃和其他犯罪分子。省上县上都开了会，我们公社也要开始搞。我叫你来的意思，是想提醒你，不要叫别人抓住小辫子。”

“我又没攻击领袖，又没打砸抢，抓我的啥辫子？”

“唉！你还在鼓里蒙着呢。这几天已经有人写信，说你反‘三右一风’的时候打了人，拧坏了人的胳膀，这不是‘辫子’？”

“这些事当时就闹清了，再翻腾，不成了‘西瓜皮揩沟子——没完’了！”

“正因为这样，我才把你叫来安顿安顿。”

“你说我咋办？”

“我想你应该做到三个不要：一不要害怕。你虽然参与过斗人，但没打过人，算不上打砸抢，所以不要害怕。二不要对抗。不能因为没搞打砸抢就对调查人员发牢骚，对运动说三道四。把自己的情况如实说明就行了，让组织核实去。三不要包揽。谁干的就是谁干的，不能讲义气，充好汉，把别人干的事往自己身上揽。”

“行，我明白。”

“就给你说这么多。院子里人多，待的工夫大了不好，你先回去。总之要把工作干好，以后有啥情况我随时给你通气。”沙金道谢后离开公社。

晚上回到家里，把反“三右一风”时的日记和有关检查材料找出来，回忆了当时的情况，作好接受调查的准备。等了七八天没人问，却等来了省报上刊登的一篇与他有关的报道。题目是：“为民除害，人心大快——静安县委严肃处理无恶不作的原宝湖公社党委书记卫明，受到广大群众热烈拥护”，里面有一段话：“卫明提出让宝西大队的一个人入党，别人不同意，他就骂，开一次会骂一次，直到大家‘同意’。”“宝西大队的一个人”显然指的是他。他气愤地在心里说，我入党是自己申请，怎么成了卫明“提出”？卫明在讨论我入党的支部党员大会上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谈了自己的看法，怎么成了“骂人”？我正式入党是经过支部党员大会举手通过，两个党委批准，怎么成了打引号的“同意”？堂堂省委机关报难道也捏造事实，信口开河？难怪有的领导凭着似是而非的“罪名”就批捕卫明！

“风是雨的头，屁是屎的头，报纸造舆论，必定有来头。”两天后，游斗卫明的活动果然开始了。

卫明和吴志、葛彦、潘大发、仇万年，以及新近抓获的四个偷粮贼全部被铐在一辆“解放”汽车的车帮上，由公安人员押着在全社游斗。前三天每天去两个大队，最后一天在公社电影院。

沙金不愿看到卫明、吴志和仇万年被游斗的情景，整天钻在办公室里算账。但电影院这场批斗会是专为机关企事业单位安排的，他没法躲避。为了既参加大会，又避免让卫明等人看见，他尽量伙在本厂职工的人群里进入电影院，默默地坐在后排光线较暗的地方。

批斗会由派出所庞所长主持，当他宣布把犯罪分子押上来，卫明等人被公安人员押到主席台下一字排开。除卫明一个人抬着头，其他8人都低着头，不知是低头认罪，还是怕见熟人。卫明仍然穿着原来那套半新的深灰色中山装和黑条绒家制鞋，头上戴一顶崭新的蓝帽子，脸色比过去更黄，眉毛显得更黑更长，两颗冷峻的眼珠深藏在有些下陷的眼眶里。他不卑不亢，目视前方，偶尔露出一丝不自然的微笑。当他抬手抠挠脸上的痒痒时，腕上露出一副明晃晃的手铐。

他似乎已经习惯了各种批判，而且能对不同批判场合作出不同反应。据别人说，凡是县上召开的批判会，他都要抓住机会进行反击，把批判会当成与叶兴一派斗争的战场；而在宝湖公社的几次批斗中，包括去秋农田基本建设工地上的批斗，他基本上以沉默相对。他知道，宝湖公社绝大多数干部和群众不是陷害他的人，也不知道他被陷害的真相，没必要跟他们较劲。相反，以沉默相对，或许能唤起人们的同情和思考。实际情况也是这样，在本社的几次批判会上，干部群众有的一脸迷茫，有的表情凄怆，有的不敢正视，有的中途退场，这就是民心！他真想大声告诉人们：“请大家放心，我卫明只有错没有罪，我是被叶兴一伙陷害的！”但他没说，他相信干部群众的心里有一杆秤，也相信经过自己的斗争和亲友搭救，最终会得到上级的注意和过问，推倒叶兴一伙强加在他身上的不实之词，还他一个公道。今天他戴着手铐来挨批，非但不感到耻辱，反而有意识地把手铐露出来，让宝湖公社的干部群众看看，这就是叶兴们对待一个忠于党忠于人民、兢兢业业干工作的干部的办法！

沙金坐得远，又是在光线较暗的地方，卫明看不见他，他能看见卫明。每看一眼卫明腕上的手铐，心里就像针扎一般！他同情卫明的不幸，憎恨叶兴的狠毒，诅咒世道的不公。但一看卫明镇定自若的神情，又觉得卫明最终不会有事。

他也观察了吴志和仇万年。吴志穿着沾满油渍的工作服，一直低着头，头发又脏又乱，不时用没戴手铐的手擦去控出来的鼻涕。仇万年起先低头站着，后来突然坐到地上，可能是胃病犯了！他不由得想起在电影院时仇万年对他反复夸耀的话：“唉呀，我婆姨那个东西，美气得很哪，又紧衬又水色，身子跟绵绸绸似的……”这分明是在说尹小莉嘛！可当时他根本没想到这一层。

大会发言的除了隋凤山、左治中、包平安，还有袁华。前三人的发言老生常谈，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唯有袁华的发言引人注目。他详细介绍了他堂兄袁宏被打死的经过，说卫明是幕后策划者。卫明听到这句话，突然冷笑一声，用轻蔑的口气对主席台大喊道：“胡说八道！”袁华顿时慌了手脚，语无伦次，会场里一阵骚动。

批斗也罢，游斗也罢，都是掌权者们导演的游戏，而且很快结束。作为普通老百姓，谁会把它放在心上？游斗一结束，农民投入挥汗如雨的夏收，工人干部按部就班地上班，一切恢复平静。

沙金除了处理会计业务，撰写各种文件，还要参加厂里有关会议和口粮田的劳动，其忙碌程度不亚于在公社机关。即使这样，他还是请假回家和桂香收割了自留地麦子，复种了小糜子，抽空看望了吴志。

按说，吴志刚刚被批斗，沙金自己也面临被“调查”的危险，不应该去看吴志。但不去不行。那天中午，干妈突然来厂，哭鼻抹泪地对他说：“吴志挨了斗，窝在家里不出门，一会子说不想活了，一会子说拿上刀子杀当官的，谁劝也不听，吓得人无明昼夜地守着。二牛子早早走了，吴志再出个事，我们就活不成了！思谋来思谋去，也就是你说话他还听，就来找你。干妈知道你也不顺，怕给你惹祸，遇上这个事了，不找你又找谁？”

看着干妈越来越瘦弱的身子，听着她涕泪交流的诉说，想着他们一家的遭遇，沙金心软了。去年冬天，吴壮在单位喝醉酒骑摩托车撞死了，干爹大病一场，差点回了“老家”，干妈的精神也短了一大截，一家人的希望全落在吴志身上。如果不去劝劝吴志，万一再出个事，这家人可就没指望了！于是对干妈说：“你先回，我晚上去。”

当天晚上，他来到吴志家。吴志已搬回自家房子。刚到门口，就听吴志在屋里丧声恶气地训斥黎湘和娃娃，见他来了，停住训斥，说：“你这么长时间不见，今天咋来了？”

沙金说：“正因为好长时间没见，今天才来看看你，咋啦，不欢迎？”

“看你说的，‘好狗不咬上门亲’，何况你是稀客。”

听到“稀客”二字，沙金知道吴志多了心，解释说：“我的情况你也清楚，一有运动就有人闹，说不上今天还在厂里，明天就回家呢。”

吴志觉得自己的话有些过头，改口说：“我不是气你，我是气婆姨娃娃不争气。你说说，我挨了斗，成了臭狗屎，亲戚朋友不上门也就罢了，婆姨娃娃也跟我作对。婆姨一天×叨叨×叨叨，叨叨个没完，怨我过去不该造反，不该打人，娃娃在学校里受了欺负，也回来告状。告给我顶屁用？你们不会拿上砖头砸他们！”

沙金说：“你这就不对了。你心里有事，我嫂嫂当然要劝你，娃娃受了委屈，当然要给娘老子说。你叫娃娃拿上砖头砸人，砸出事来还不是你们的？”

“我们的就我们的，‘虱子多了不叮，债多了不愁’，反正我也活得不耐烦的。逼急了，磨上一把刀子，杀几个当官的，叫公安局把我枪毙了，就是死了，也是个有名气的！”

“你这么想就更不对了，命都没了，要上个名气干啥？何况那不是个什么好名气。‘冤有头，债有主’，运动是上头布置的，又不是下头发动的，你杀下面的人，不是滥杀无辜吗？哥哥，我们经过的运动不少了，只要不戴帽子不判刑，斗完了也就完了，以后还是干净百姓，你何必跟自己过不去？”

“你是站着说话腰不疼啊！我一次一次地叫人斗，脸装到裤裆里去呢？”

沙金见吴志口气软和了，趁势说：“哥哥你不要上气，我给你讲个故事。单吉福你该熟悉吧，‘四清’那年，他因为耍赌在公社挨了斗，人都说这回单吉福完了，再没脸见人了。你猜单吉福咋的？第二天照样上工，还说：‘这回可把我斗好了，原先其他大队的人不知道我会耍手艺，这一斗，全公社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单日能”，以后走到哪里都有活干，来钱的路更宽了！’人家一个大老粗都懂得坏事变好事的道理，你一个初中生难道连这么点事情也想不开？”

“他也是‘月子的婆姨踢剪脚——强咧×呢！’当时不那么说，怕人笑话呢。有一次他对我说，他所以参加造反派，就是为了赎一口气，可见他当时心里难受着呢！”吴志又说，“再说，单吉福有手艺，我有啥？”

“你不是学过电焊吗，为啥不买个电焊机，支个摊摊子？”

“买电焊机是一个钱两个钱？我把指头剁给别家还疼呢！”

“那就看你想干不想干，要想干，钱我们一起想办法。”

“我现在是乱了心的寡妇，没那个心思。”

黎湘说：“沙金说的对着呢，你以后再甭想干什么革命，也甭想找什么工作，自己支个摊摊子，挣几个钱，安分守己地过日子是正主意。”

“你快悄着吧，再听你的话我的耳朵都聋了！”吴志说，“原先不是你撺掇着走北京，我能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参加‘文化大革命’，能惹这一沟子臊？”

黎湘说：“我叫你参加革命，又没叫你打人。你一百斤的身子倜扑不住九十斤的头？把祸惹下了，又怨人！”

沙金怕他们两口子吵起来，急忙劝吴志：“哥哥，人心都是往上长的，在当时那种形势下，谁不想当左派，谁不想闹革命？我们的毛病不是出在革命上，而是出在打人上。如果当时不打人，现在谁敢问我们一句？革命的路长着呢，这些事就作为教训，好好记取吧。”

“革命？革屁！说句反动话，‘文化大革命’我们算是上了大当了！人家使上我们这些‘憨狗’咬‘狮子’，我们还当是在革命。结果“狮子”没咬倒，反倒把我们这些‘憨狗’跌了进去！你好好看看，过去挨批斗的走资派，现在有几个当百姓的，都不是官复原职了？‘8·10’武斗的指挥者、杀人凶手，哪个抵了命？我算是把时事看透了，当官的都是骗子，说是群众运动，实际是运动群众，他们的目的达到了，就卸磨杀驴，叫我们当替罪羊。以后再有运动，一天给我十块钱我也不参加！”

“你也说得太绝对了，大家都不关心国家大事，国家变了颜色咋办？”

“变颜色？变了才好呢！”

听了儿子这句话，母亲赶紧制止：“吴志，你越说越没模模子了？天变了，又成了旧社会，我们贫下中农……”

“贫下中农，还贫下中农呢，叫别家当猴地耍了几十年，还一点觉不着。打的粮食贱贱地交给粮库，说是卖爱国粮，住的房子茅篱草舍，说是艰苦奋斗，吃的口粮严紧扣数，说是节约闹革命，穿的衣裳补丁摞补丁，说是保持革命传统，哄鬼去吧！看看城里人，再看看当官的，哪个不比农民强？农民头上的肉厚，叫别家铲吧，真是傻到家了！”

沙金说：“哥哥，你越说越远了。”又对吴母说，“干妈你先睡觉去，我跟我哥哥单独扯扯。”吴母回自己屋。

沙金跟吴志扯了半夜，吴志答应再不胡闹。沙金于第二天一早回到厂里。

一连下了几天雨，这天，天气放晴，沙金在办公室跟常金枝撤去吊在房顶上接雨水的塑料薄膜，公社武装干事郑芳和代理团委书记彭永祺来找，要跟他谈谈。常金枝已从章义那里知道郑芳兼了公社“双打”领导小组副组长，彭永祺兼任领导小组成员，也知道他们为什么来找沙金，一个人把薄膜拿到外面收拾去了。

彭永祺中等个头，高鬓大鼻子，说话口气硬。他虽是卫明当书记时招收的少数民族干部，但并不领卫明的情，相反还记恨卫明。原因是卫明在讨论他入党时说他酗酒误事，推迟了他的入党时间。在揭批卫明的过程中，他表现非常积极，被提拔为公社团委代理书记。没招干之前，他当过农民通讯员，受沙金领导；招干后，为了进一步向沙金学习写作，经常称沙金为沙老师。自从沙金受到卫明牵连，他不再称沙金为老师，有时叫小沙，有时直呼其名，为的是和卫明及其走卒划清界限。这次当了“双打”领导小组成员，他更积极，认为这是取得组织信任，尽早去掉“代”字的好机会。因此，没等郑芳开口，就说：“沙金，今天我们找你，主要是让你说清楚反‘三右一风’的时候拧坏左治中和单随福胳膊、打伤隋书记的事。据好多人反映，这三件事都与你有关，有的是你亲自干的，有的是你背后指使的，你要老老实实向组织说清楚。”

沙金没计较彭永祺的态度，他早已尝过“落了架的凤凰不如鸡，下了山的老虎受狗欺”的滋味，稍微思索一下说：“反‘三右一风’，我一共主持过四场批斗会，其中一场因为疏忽大意，让丁一夫把隋主任打了几钢鞭，其他三场都没出现打人现象。至于拧坏左治中和单随福胳膊的批斗会，我既没参加，更没主持。”他仍称呼隋凤山原来的职务，可见他脑子有多死！

彭永祺说：“不对吧。你们队上的单随福、信用社的左主任，都说你是拧坏他们胳膊的幕后策划人，你还推卸责任？”

沙金问：“你们没问问他们，他们的胳膊是哪天拧坏的？”

彭永祺说：“左主任说他的胳膊是5月3号拧坏的，单随福我们没见本人，是他父亲说的，具体日期说不清。”

沙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折住的一页说：“我先说说左治中的事。你们看，我5月3号才从大寨回到金河市，5月4号到家，咋能策划批斗他们？”说着把本子交给彭永祺。

彭永祺随便看了看说：“这是你自己记的，不能作为证据。”

沙金说：“你不相信我的日记，我再提供两个线索，一个是查一查宝西大队的会计凭证，里面有我参观大寨报销的车票，车票上有日期，一个是问问和我一起参观大寨的隋主任，让他说我们是哪天从大寨回来的。”

郑芳说：“这个事就这样，我们回头问一问，你再说说单随福的事。”

沙金说：“这个事你们可以找单随福本人，一问就清楚。不是我表功，有一次公社要斗单随福和左治中，是我给他们漏了气，让他们跑了，才免掉那次批斗，不然的话，那一次把他们整得更惨。”

彭永祺问：“打伤隋书记的那个青年现在在哪里？”

沙金说：“早回城了。”他不想连累丁一夫，又说，“这个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们可以到宝西大队调查，稍微上年龄的人都知道。”

彭永祺说：“这么说，你连一点责任也没有？”

沙金说：“在隋主任的事情上，我有点责任，在左治中和单随福的事情上，我一点责任也没有。”

郑芳说：“小沙，我们找你调查，是组织的安排。既然群众有反映，我们就把事情搞清，给人家一个答复，同时也是对你负责，你千万不要误会。”他知道三个反映问题的人和沙金的关系，也知道他们话里的“水分”。

沙金说：“我不会误会，我相信组织会实事求是。”

郑芳说：“你把刚才说的这些写个说明，随后交给我。小彭，我们走吧。”

沙金把两个人送出财务室，一个人坐在办公桌前生闷气。既气单老二、左治中和隋凤山扩大事实、有意诬陷，也气彭永祺不念旧情，狐假虎威。但是，一想起石谦关于他身上有两根“辫子”的分析，想起翁河“三个不要”的嘱咐，心里的愤懑又得到克制。他想现在就把“说明”写出来，免得他们再来催，又怕厂里人多眼杂，传出去对他不利，决定晚上回家写。

常金枝进来了，问：“他们找你是不是‘文化大革命’打人的事？”

“就是。”

“你咋说了？”

“实话实说。”

“对着呢，你把实情说给他们，让他们调查去。据章义说，袁书记在这里也待不长，除了日常工作，根本不想惹人。他把郑芳和彭永祺抽出来调查这些事，有他的打算：郑芳不爱管闲事，只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彭永祺虽然年轻气盛，但对‘文化大革命’的事情不清楚，让他随上郑芳调查，是掩人耳目。这么闹一闹，县上的差也交了，反映问题的人也打发了，被调查人也解脱了，三不伤情。章义叫我告诉你，这个事说清楚就行了，心里不要搁负担。”

“有你这个话我就放心了，你替我向老章说谢。”

“你们是难兄难弟，说啥谢呀！”

后来的事实证明，章义的分析是对的。

那是两个月后的一天，沙金正骑车从家往厂里走，在路上碰到下队的袁华。袁华停住自行车说：“小沙，你待会到公社找毛得时，你们两个这几天到公社和各大队的企业跑一跑，搞个社队企业调查报告，我要用。”

“毛得时知道不知道，包书记知道不知道？”沙金问。

“这些我都给毛得时安顿了，调查提纲在毛得时那里，你跟着他跑就行了。”说完骑车子走了。

袁华所以让沙金写调查报告，主要是想利用一下沙金的笔杆子，达到他在报纸上发表文章的目的。同时也是搞“绥靖政策”，消除前一阶段让沙金“说清楚”留下的影响，以防这位和新闻单位关系密切的秀才从侧面“捅”他。

在正式担任宝湖公社党委书记的前一天，叶兴跟他谈了话。叶兴说：“让你到宝湖，不求你作出多大成绩，只求你把那里的局面稳住，不要出事。还要努力创造条件，争取下次换届时进入县级领导班子。”他来宝湖后，给自己定了六条纪律：一不重用政治上有争议的人，二不熬夜开会，三不轻易训人，四不多蹲办公室，五不喝酒串门子，六不在街上搞拆建。给干部群众留下了作风民主，深入实际，工作平稳的印象。他年轻时也爱写东西，曾在报纸上发表过小文章。经过“反右”“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看到许多人因写文章挨了整，就慢慢搁笔，一心从政。最近报社有个朋友来宝湖采访，发现这里的社队企业发展较快，建议他写篇文章介绍一下经验，借以提高知名度。他说：“这都是前任干下的成绩，我介绍经验，不是贪天之功据为己有吗？”朋友说：“介绍经验不行，可以换成调查报告形式。我在农村部，只要你有个初稿，我给你加加工，就能见报。好酒也怕巷子深啊！”袁华动了心，决定写篇调查报告。

沙金想得简单，以为袁华只是临时利用一下他的笔杆子，顺便给他发出一个信号：你已不在打砸抢分子之列。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