签合同企业搞承包

第七十四章　签合同企业搞承包　传技术孟工提建议

有劲的风箱慢慢扇。

旁观者清，当道者迷。

谢自伟说：“你当厂长，我绝对服气。”

沙金笑问：“那你为啥要拼命为自己拉票？”

谢自伟说：“‘牛不抵牛是个牛。’我不争，万一把包平安选上咋办？司徒书记跟我谈话以后，我就把我的‘选票’让给你了。这是一种策略呀！”

“策略，策略，就是‘策略’！”沙金语带双关。

沙金当了厂长，不能再当会计，请示司徒南后，把会计交给常金枝。这样，就要另配出纳。谢自伟不失时机地向沙金提出让他外甥来厂当出纳。沙金没说行也没说不行，向他提了一个问题：“不对吧，你今年才28岁，没有姐姐，哪来这么大的外甥？”

谢自伟说：“是我表姐的儿子，叫安健。”

沙金想，谢自伟没当上厂长，心理肯定不平衡，把他外甥安排一下，也能起到安抚作用。说：“他是哪个大队的，啥文化，人咋样？”

谢自伟说：“宝湖大队的，高中毕业，我把他叫来你看看。”沙金说行。

安健来了，他18岁，中等个儿，方脸盘，白面阔嘴大门牙，见人先笑后说话，沙金倒也喜欢。在跟包平安打过招呼后，沙金告诉谢自伟：“明天叫他来上班。”谢自伟感激涕零，表示要死心塌地跟着沙金干。为防止包平安阻拦，沙金给包平安打招呼时说的是司徒南推荐。

经过几天紧张准备，食品厂复工。沙金按照司徒南关于“先稳定后调整”的嘱咐，车间主任一律不动，只在厂部增设三个职能小组：生产技术组、计划财务供销组和政工后勤组，组长分别由谢自伟、他和包平安兼任，原生产组组长刘旭改为副组长。同时把经营管理制度草稿下发车间讨论。

生产全面开工、职能机构正常工作后，沙金带着韦立和刘旭到甘肃、陕西部分市县的糖酒副食品公司跑了一圈，跟老客户接了头，跟新客户见了面，订了3吨多味精购销合同。顺便考察了几个淀粉厂，看能不能也办一个，以解决外购淀粉价格高、运输慢、质量差的问题。考察结果令他失望，大厂投资太多，不敢想，小厂工艺落后，收率低，不合算，便打消了办淀粉厂的念头。在返回途中，他利用跟甘肃皋兰县一家副食品公司落实订货合同的间隙，从旅馆租了一辆自行车，到白土岗九队要回下欠的200元马款。

沙金一行回到厂里，人们惊奇地发现，沙金的装束大变了样：头上的帽子摘掉了，头发吹得蓬蓬松松，前面还带着一个卷儿，身上的中山装变成了藏蓝色西服，脚上的家制布鞋换成了黑皮鞋。有人以为他在摆谱儿，其实是环境逼得他不得不这样。在他刚当厂长的时候，桂香提醒：“‘人是衣裳马是鞍’，当了厂长，不能再穿得跟个老庄户似的，走到外面人瞧不起。”他说：“人不在穿戴，在气质。”这次出去的头几天，每到一个单位，别人都把他当成随从，把韦立当成领导。到了西安，他彻底把自己“包装”了一下，再接触客户时，“身份”马上变了。

回到家里，把这个变化对桂香说了，桂香说：“人给你说的好话，你还以为害你呢！”

他又问：“随福最近在不在家？”

桂香说：“有时候在，有时候不在，今天好像在呢。”

他来到单随福家，两口子都在，说：“甘肃欠的200块马钱我要回来了，过去说的你应该摊的50块零花钱不扣了，200块钱都给你。”说着把钱交给单随福。

史玉凤说：“那不行，该摊的得摊。”

单随福从手里抽出50元给沙金，沙金说：“说不要就不要。你不是叫工商局罚了50元吗，就当是顶了罚款。”两口子谢了又谢。

人忙天气短，不觉是年底。当年的各项经济指标全部超额完成，沙金决定停工检修。这天，他正跟包、谢二人商量停工的事，常金枝推门进来，说：“司徒书记叫你下了班到他家里去。”沙金问有啥事，常金枝说不知道。

下班后，在职工灶吃了饭，沙金向司徒南家走去。他想，平时司徒南跟他谈话不是在公社就是在厂里，今天为什么让他到家里？是不是有什么机密大事？

司徒南的家已由中学搬到新建的公社家属院。这个家属院住的全部是国家正式干部。司徒南住前排最东头，一个小院，三间红砖房，一间小伙房，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沙金想，自己啥时候能住上这样一套房子？

司徒南和木玉英刚吃过晚饭，碗碟还摆在茶几上。屋里有一股浓烈的油漆味，是刚刚油漆过的书柜和写字台发出的。司徒南把碗碟收拾到小伙房，木玉英一边让沙金坐，一边用抹布抹茶几。沙金坐到靠墙的简易沙发上，司徒南从伙房回来，坐到另一只沙发上。

木玉英给沙金沏了杯热茶，放在茶几上，问他：“厂里上次给我们裁的玻璃一共多少平方米，一平米多少钱？”

沙金问：“你问这个干啥？”

木玉英说：“交钱呀！”

沙金笑了：“人说我胆子小，你们比我的胆子还小。不就是柜子上用了几块玻璃嘛，交啥钱？”

木玉英认真地说：“不行，我们不能占集体的便宜。”说着从兜里掏钱。

司徒南也说：“算算看，该多少就交多少，一分不能少。你把钱带回去，叫厂里出个收据，不能为这种事叫别人说闲话。”

沙金一看俩人执意要交，在心里估摸一下说：“也就四五块钱吧。”木玉英从手里拣出一张5元的票子，交到沙金手上。沙金知道司徒南晚上要自学，问：“就这个事？”

司徒南点点头。沙金回厂。

第二天，当他到财务室让常金枝开收据时，常金枝说：“你这个人呀，不会办事在脸上带着！别家有的人想着方方子溜奉领导呢，你呢，书记用了几块玻璃还收钱！”

“我说不收，他们非要交。”

“你光会睡觉不会翻身，不会变通变通？”

“咋变通？”

“算了算了，钱已经收了，说着也迟了，翻着也煳了。”常金枝很快开出收据，让沙金到安健那里交钱。

厂里开始停工检修，只留一小部分工人和管理人员，其他人放假。

公社照例召开年度总结奖模大会，食品厂被评为先进单位。司徒南在总结报告中特意讲了食品厂调整领导班子后的变化，用“人心稳定，生产正常，销售扩大，效益提高，产量、产值和利润大幅度超额完成责任书规定指标”的话概括了食品厂的好形势。但自始至终没提沙金的名字，他是出于策略考虑。尽管这样，与会者还是对他启用沙金议论了一番。有的说他有眼光，用沙金用对了；有的说沙金是“瞎麻雀碰了个秕谷子”，撞着了；有的说这是包、谢二人打下的基础……不管人们咋说，产量、产值、利润三个硬碰硬的指标确实超额完成了，没有一点“水分”！

奖模会上宣布了公社党委新出台的以“四制三权”为内容的企业改革措施。四制是：厂长（经理）负责制，技术、管理人员聘任制，工人合同制和利润包干制。三权是：厂长（经理）有财产使用权、资金支配权、人员招用权。目的是给企业松绑放权。沙金和其他社办企业负责人在大会上同公社签订了为期三年的承包合同，经公证处公证。公社党委、管委给他们颁发了聘书。

这一下，沙金的厂长是坐稳了，但头上的“紧箍”也套紧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他义无反顾地实施着治厂方略：重新调整了各职能组和车间干部。职能组除计划财务供销组改由常金枝担任组长外，其他两个组仍分别由谢自伟和包平安兼任组长。同各职能组组长和车间主任签订了以责为主、责权利相结合的经济责任书，给被聘干部颁发了聘书。同时宣布成立由厂长、副厂长、书记、各职能组组长、部分车间主任组成的厂长办公会议，作为厂里最高决策机构。宣布经营管理制度从3月1日起施行。

在新聘车间主任中，有一个人值得一提，这人就是花燕山。按职工们说，凡是司炉工，不是文化低，就是脑子不好使，是食品厂的“下等公民”。锅炉房的事情确实多，今天这个接班迟到，明天那个当班睡觉，鸡争鹅斗，事故不断，谁都不愿当主任。这次花燕山毛遂自荐，要当车间主任，沙金征求谢自伟的意见，谢自伟说可以试试。沙金给花燕山发了聘书，同时给他个别谈话，让他多吃苦，多动脑子，和其他人搞好团结，把工作干好，给家里和自己争气。谈完工作，他顺便问了一句花燕云的近况，花燕山说：“我姐姐还在那个副食店，就是工种变了，从酱醋车间调到门市部，成了营业员。上次我去她家，她还问你呢。”

沙金说：“他们店里有没有我们的味精？”

花燕山说：“他们店里一直没断过我们的味精，是韦立送的。”

沙金说：“那好，见了你姐姐代我问个好。”

花燕山说：“行。”

开工生产后，沙金集中精力实施第二个计划：筹措资金，增加和更换部分急用设备。这是保证生产顺利进行的基本条件，也是过去一直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问题。按照预算，完成这项计划至少得18万元。厂里平时收回的销货款只够日常生产费用，要买设备，必须另想办法，于是跟常金枝商量。

常金枝说：“办法只有两个，一个是加紧回收货款，一个是向银行贷款。”

“这些我都想过。”沙金说，“厂里甩在外面的货款五六十万，只要能收回1/3，就不愁买设备的钱。可是多数味精都是代销，催得紧了，代销商要退货，这一头显然指不上。贷款的事，我们在农行开户，只能从农行贷款，我问过营业所的汪主任，他说现在银根紧，没指标。唉！真是‘不担光阴不知柴米贵呀’！”

常金枝说：“办法还得从这两头想。我们也学学别人，搞点小刺激。”

“送礼？不行，万一卷到里头，又害别人又害自己。”

“你听我把话说完唦！”常金枝说，“我说的不是叫你直接送礼，我想了个吃肉不荤嘴的办法。比如回收货款，要在推销员身上下工夫。除了给他们发正常工资，再按回款比例给点奖金，他们一看多收货款有好处，就会想办法往回收钱。至于他们想啥办法，我们就不管了，反正我们没让他们给人送钱。农行的事得从外围下手，据我知道，他们不是绝对没指标，而是看你有没有关系。你想想，自从你当了厂长以后，连一次饭都没请人家吃过，人家认得你是个谁，能给你贷款？章义和营业所汪主任关系好，哪天以他的名义做东，把汪主任请到餐馆里，你也去。吃饭的时候不要提贷款的事，随后你拿上一箱子味精送到汪主任办公室，就说是样品，叫他们品尝鉴定。小钱打动人心呢，不妨试试。”

“真没看出来，你还有这一套本事！”

“人说‘若要会，跟上师傅睡’，我这一套是跟章义学的。”常金枝笑道。

“前一个办法可以，后一个办法未必管用。银行的人吃得贼贼的，一顿饭、一箱子味精能淹住他们的心？”

“我说的这个办法叫投……”常金枝一时想不起这个成语的后半部分。

沙金接上说：“是不是投石问路？”

“就是就是，”常金枝说，“先给他点小甜头，他给贷了款，我们有情后补。不给贷，我们损失也不大。再说我们又不叫他贷三五十万，能贷个七八万，加上我们自己的钱，也差不多了。”

“那就试试吧，反正我心里没底。”

“你这个人呀，各方面都好，就是太直，不会社交。现在的社会，尤其是搞企业，离开社交能行？这个毛病要改呢！”

“已经形成的性格，不好改呀！”

“干上这一行，不好改也得改。”

俩人正说着，忽听外面有汽车马达声。沙金从窗玻璃往外一看，吃了一惊：大门外先后进来一辆面包、一辆越野、一辆轿车。面包车是县社企局的，车上下来的是司徒南、彭永祺、高明和卫承志。越野车上喷有“朔方电视台”字样，车上下来一男一女两个人，男的是个大胡子，手里提个黑箱子，女的二十几岁，细苗条条，穿着夹克衫，留着短头发，像个男娃娃。小轿车上下来的是石谦、伍旭岩，还有刘雁。

沙金和常金枝急忙走出办公室，和客人一一握手。厂里没有专门接待室，只有一个文化室兼会议室，有时也做接待室。常金枝一边到文化室擦桌子抹板凳，一边吩咐安健提茶倒水。沙金招呼客人进屋后，出去叫来包平安和谢自伟。

大家在文化室坐定，司徒南向厂里三个领导人介绍了客人，同时向客人介绍了厂里三个领导人，并说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是县委贾书记邀请来的，主要是采访厂里实行“四制三权”和内部承包情况。沙金对实行“四制三权”的情况作了介绍，包平安和谢自伟作了补充。电视台记者录了像，伍旭岩一边记录，一边给沙金等人照相。

情况介绍结束后，司徒南站起来对沙金和厂里其他几个干部说：“有一个人我向大家特别介绍一下，就是这位。”他指着电视台女记者说，“她叫白鹤，过去曾随她父母在宝湖公社住过几年。父亲叫白磊，当时是我们宝湖公社党委书记，现在是市劳人局局长，你们几个该认识吧？”

沙金说：“何止认识呀，白书记‘四清’的时候是我们队上的工作组长，‘四清’以后留在公社当书记。白鹤那时候才七八岁，扎着羊角辫，穿着花裙子，上小学呢！”

白鹤对大家笑笑说：“我现在是电视台的实习生，还是个小学生。你们以后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到电视台找我。”说着，从小本子上撕下一页纸，给沙金留了电话和地址。

接着，客人们到车间参观，由谢自伟给他们讲解。电视台记者录了不少像。

在参观路上，沙金问刘雁：“他们几个来，我不觉得意外，你来，我真没想到。”刘雁比过去老了许多。

刘雁说：“我开始也不知道你当了厂长，是老石打电话告诉我：‘沙金当厂长了，你不去看看？’我说：‘是不是？’他说：‘就是。我马上要回东北老家，向沙金告个别，你想去，我们一起去。’我说：‘那我得去。’就跟着老石的车来了。怎么样，干得不错吧，小说还写不写？”

沙金没有立刻回答刘雁的问题，先问了石谦调回东北的事。

刘雁说：“老石告诉我，他父母都七十多了，他是家里的长子，父母想让他调回去，就近照顾。辽宁省广电局局长是他的同学，已经把商调函发来了，让他把全家迁回去。他最近就要走了。”

沙金遗憾地说：“老石呀，转来转去又转了回去！”

刘雁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沙金说：“小说暂时是不能写了，一则忙，顾不上，二则我在竞选的时候已经给全厂作了保证，当厂长期间不写小说。厂里的事刚开了个头，能不能干好还不好说呢。”

刘雁笑了：“完了，沙金的艺术生命结束了！”停了一下又说，“你是有创作禀赋的，几笔就能写活一个人物，语言又干净，不搞创作太可惜！”

沙金说：“这也不好说。也许当上几年厂长，又重操旧业呢。”

刘雁说：“我也希望你当几年就行了，一边当厂长，一边积累素材，以后写起这方面的小说就有东西了。”

沙金说：“我也是这么想的，人活一世，五谷杂粮都要尝一尝，写小说的就更不用说了。”停了停又问，“哎，我上次发的那篇稿子咋没声气了？”

“你不是不写小说了吗，问那个干啥？”刘雁笑着说，“你放心，已经列到这一期的计划里了，下个月就能看到。噢，你还不知道吧，我们的刊物改名了。”

“不知道，改成啥了？”

“不叫《群众文艺》了，叫《塞上》了，容量扩大了，可以登中篇。”

前面的人已走远，沙金和刘雁追了上去。

参观结束，石谦说他和小伍、刘雁还想留下来跟沙金谈谈，让其他人先回公社。司徒南对沙金说：“下午高局长要跟厂里谈联营的事，你在厂里等着。”说完和电视台记者及县局的两个人上车。

石谦向沙金说了他调回老家的事，并说沙金以后如果去沈阳出差，就到省广电局找他。伍旭岩和刘雁向沙金了解了不少味精生产方面的常识。无意中，沙金问了句杨飙的情况，刘雁没有回答，伍旭岩给他递眼色，沙金再没问。

中午了，沙金让几个人在职工灶上吃饭，体验一下普通工人的伙食。石谦说：“不麻烦了，公社已经给我们准备了饭，我们到那里吃，另外小伍还要跟公社领导谈谈。”又对刘雁说：“你不知道吧，沙金媳妇的臊子面做得棒极了，我过去吃过一回，到现在都忘不了，可惜再没机会了。”

沙金说：“你那次吃的臊子面是我妈做的，我爱人现在的手艺已经超过我妈。你是没机会吃了，刘主席和伍主任还有机会，以后有时间到我家吃一顿。”他说的伍主任是伍旭岩，现在当了报社经济部副主任。

刘雁说：“那我们一言为定。”

沙金说：“一言为定。”

石谦和刘雁、伍旭岩要去公社，沙金让常金枝给他们每人送了一公斤味精，这是他担任厂长以来赠送礼品最大方的一次。伍旭岩在上车前对沙金耳语：“刘雁离婚了。”

沙金心里一震，问：“为啥？”

伍旭岩说：“表面原因是杨飙要调回西安，落叶归根，刘雁丢不下事业，不去，就离了。至于更深的原因，就不知道了。”

沙金无限惋惜地说：“多好的一对！”

下午，司徒南和翁河、肖正科、彭永祺再次陪高明和卫承业来到食品厂。

关于联营的事，县社企局两年前就提出来了。联营的形式是把他们给食品厂买结晶罐的投资变成股份，把厂名改成静安县食品厂。目的是叫食品厂的牌子亮一点，产品好销一点。可查进不同意，怕县上把食品厂“共了产”，以后不好从厂里收缴利润，便以群众不同意为由，把联营推掉了。这次县社企局又从上面要到一笔无偿投资，卫承志是企业股股长，撺掇高明把这笔无偿投资的大部分投给食品厂，理由是要集中扶持重点企业，不能撒胡椒面，实际上是想支持一下沙金。高明现在是社企局一把手，也倾向于“重点企业重点扶持”，同时想利用跟企业联营，给局里干部职工搞点福利。他把这个想法给司徒南一说，司徒南立即说：“行啊，只要给钱，咋都行。”于是就有了高明上门谈联营的事。

高明说：“这次给食品厂的无偿投资是2万元，条件是食品厂改成县社联营，厂名改成‘静安县食品厂’。县局不向厂里派管理人员，也不干预厂里经营，只要求每年按股份给局里搞点福利。”

司徒南说：“这是打着灯笼找不到的好事，我们干。”

翁河和肖正科也表示同意。

沙金除了对厂名“升格”感到高兴，更多的是对雪中送炭的2万元投资感到欣喜，说：“我百分之百赞成！”

包平安和谢自伟也支持联营，他们有一个共同愿望：万一哪天把食品厂变成县办集体企业，厂里的干部工人就成了吃供应粮的职工！

大家趁热打铁，让沙金当场起草一份简单的联营协议书，由双方代表签字。划拨资金、更改厂名等具体事宜，交给沙金和卫承志办理。

高明还告诉司徒南和沙金：“最近省里来了一个‘沪、杭、宁赴朔技术咨询团’，里面有个味精专家，说他女儿过去在宝湖下过乡，他也来过一回宝湖。我们准备把他请来，帮你们搞搞技术咨询，不知道你们欢迎不欢迎？”

没等司徒南表态，沙金抢先说：“送上门的专家，能不欢迎？县上要不方便，我们以厂里名义直接去请。高局长，这个专家姓啥？”

司徒南觉得沙金问话太唐突，说：“我们请的是专家，你问人家姓啥干啥？”

沙金说：“我想他会不会是……”看看司徒南，不敢贸然猜测。

高明转脸对坐在身旁的卫承志说：“你到省上听过咨询团的报告会，见过这个专家，知不知道他姓啥？”

卫承志说：“好像姓孟，瘦高个儿，戴眼镜，挺精神，还向我问沙金呢。”

沙金兴奋地说：“就是他，肯定是他。”

司徒南问：“你说的他是谁？”

“孟媛的爸爸呀！”

其他人跟孟媛不熟悉，更不知道孟媛的爸爸是谁，只有司徒南明白，说：“在没见到本人以前，先不要乱猜。”转而对高明说，“这样吧，明天我跟沙金到县上，跟贾书记说一下，让县上去个领导，再派一部车，高局长你和我们一起到省上请这个味精专家，怎么样？”

“那更好了，县上去个领导，显得对人家尊重，有诚意。”高明说。

第二天，当沙金一行来到咨询团下榻的饭店，经省协作办工作人员引导，找到那位“味精专家”。他正是孟媛的爸爸孟泽坤。孟泽坤一见沙金，问这问那，说个不停，反而把县、社其他几个领导疏慢了。沙金急忙向孟泽坤介绍县、社领导，特别强调了司徒南：“这是我们公社的书记司徒南，跟孟媛一起下乡的。”听到司徒南跟孟媛一起下过乡，孟泽坤沉思了一下，突然眼睛一亮，抓住司徒南的手激动地说：“你就是司徒南啊？阿媛说起过你。不错不错，都当公社书记了！”司徒南也说了几句客套话，接着说出想请孟泽坤到宝湖食品厂“指导工作”的事。孟泽坤爽快地说：“我正准备和你们联系。听说朔方省就你们一个味精厂，我既然来了，总得为你们做点事吧。”

司徒南说：“今天我们县委领导、社企局领导都来了，看你什么时候方便，我们来车接你。”

孟泽坤说：“没关系，我今天准备一下，明天自己坐车去。”

司徒南说：“那怎么行？你路不熟，明天在这里等着，我们来车接。”

“好吧。”孟泽坤说着，从皮箱里拿出一封信交给沙金，说是孟媛让他带的。

沙金当即打开，上面写道：

沙金：

我爸爸到你们那里搞技术咨询，可能要去你厂，有什么问题尽可问他，不必介意。

孟媛

孟泽坤在宝湖食品厂待了十几天，吃住在厂里，又是给技术骨干讲课，又是跟班劳动，每天都忙到很晚。沙金不但白天听他讲课，晚上还陪他聊天。在孟泽坤离厂前一天，公社举行欢送座谈会。县里派县委副书记邓志刚前来送行，公社领导和食品厂领导全部参加。

孟泽坤在发言中就食品厂生产技术方面提了一点看法，一点建议。一点看法是，食品厂在生产和技术方面突出地存在着“一缺一粗”问题。“缺”是缺少设备管理人员，设备不能定期维护，没有档案，好多设备带病运转，出了问题突击修理，不仅缩短了设备使用寿命，浪费资金，还耽误生产。“粗”是管理粗放，操作粗心。发酵车间经常染菌、产酸低而不稳甚至倒罐，浪费了材料和能源，增加了生产成本，还助长了工人粗枝大叶的作风。一点建议是，朔方省有两个用甜菜作原料的中型糖厂，糖厂的下脚料叫废蜜，也有的叫糖蜜。这种废蜜里含有40％～50％葡萄糖，可作酒精、酵母、味精等产品的原料。两个糖厂没有加工废蜜的设备和技术，把废蜜当废物排到下水道。东北、新疆和内蒙古有的糖厂已经开始用废蜜生产味精或酒精，宝湖食品厂应当抓住这个机会，把本省两个糖厂的糖蜜买来，用糖蜜生产味精。不仅可以省去淀粉糖化工序，还可以大大降低生产成本。

司徒南对孟泽坤的看法和建议给予高度评价，要求沙金和谢自伟认真研究，坚决改进，并与孟工保持经常联系。

沙金说：“孟工就像一个医术高明的医生，不但诊断出我们厂的病情，还开出对症治疗的药方。我们感谢孟工的最好方法，就是照方抓药，按时服用，同时也希望孟工继续给予支持。”

孟泽坤说：“好，你们生产上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打电话或写信跟我联系，我一定尽力而为。”

谢自伟没有发言。他觉得这个老汉有点“狗逮老鼠——多管闲事”，过去他没来咨询，食品厂照样生产。这次他一咨询，就给厂里挑了一廊堂⁽¹⁾毛病。再看看他的工作，简直是“放屁用箩筛子过——太细！”一个普通的分析数据，非要保留两位小数。用糖蜜生产味精，更是指山卖磨，胡吹冒撂。这里既没有现成技术，又没有配套原料，更没有菌种，咋生产？其实，他思想深处是不愿让别人贬低他的技术水平和已经取得的成绩，不愿让外来的沙子压了本地的黄土。

包平安对外乡人有一种本能的厌恶和歧视，但在这样的场合不好说别的，只说了几句占面子的话，搪塞了一下。

座谈会结束时，翁河以公社党委、管委名义给孟泽坤赠送了一些土特产：一件二毛皮筒子，五斤枸杞，一斤发菜。孟泽坤说：“无功受禄，礼物太重了，太重了！”其实，给孟泽坤送二毛皮筒子的主意是沙金出的，说这是欠人家的“旧债”。礼品开支自然由食品厂报销。

孟泽坤走后，沙金给谢自伟做工作，让他带一个人到内蒙古一家糖厂学习糖蜜味精生产技术。谢自伟说：“你不要相信那个老眼镜的话，他在这里好吃好喝十几天，临回家背了一大包土特产，不胡诌八扯地说几句浮哨话，心里有愧。我们该咋干照咋干，不能叫他牵着鼻子走。”

沙金知道谢自伟是“挑葱的见不得卖蒜的”，生怕使用糖蜜原料后，他学的那套淀粉味精技术被淘汰，说：“‘能下蛋的就是好母鸡’，既然糖蜜能生产味精，为啥要舍近求远，到外地采购淀粉？就算这个技术我们暂时没条件采用，把它学回来，作为一项储备技术也没坏处。人说艺多不压人，你是负责生产技术的，多掌握一门技术有啥不好？总不能叫别人学了回来当你的师傅吧？”

最后这句话把谢自伟触动了。他想，食品厂是个耍技术的地方，自己所以能当上副厂长，主要是技术比别人高一点。今后要想在这个位子上坐下去或升一步，就必须保持“技术权威”地位。再说，司徒南已经明确指示，要对孟老头的意见和建议“认真研究，尽快改进”，如果对他的指示无动于衷，让沙金反映上去，岂不自找苦吃。于是说：“那我就去。不过插秧眼看要开始，我一走，家里插秧就少了一个人，厂里能不能派两个人帮一帮？”

“你放心地走吧，这个事我安排。”沙金说，“你走的时候把单勇带上，他是高中生，又是发酵车间主操作工，多培养培养。”

“行，就把单勇带上。”

刚把谢自伟和单勇打发走，司徒南又陪着省委书记邹国臣到厂里视察，一起来的还有县委书记贾得琨等。省、县领导视察结束，直接回了县上。

司徒南没回公社，来到沙金办公室，问：“你最近回家没有？”

“回啦。”

“没听到单全福什么事？”

“没有。”

“看来问你问到石头上了。”司徒南说，“是这么回事。上次公社计划生育专干蒋明珠到你们大队收缴超生费，有一个妇女说，单全福的第四胎娃娃跟她的孩子是同一天生的，为什么不处罚单全福，光处罚他们。蒋明珠到你们队上问，多数人说记不清。查大队的户口登记簿，全福儿子的生日比那个妇女说的早半年，辖不到超生杠杠里。我问全福，全福说户口簿上写的多会儿就是多会儿。他跟你是一个队的，你回去问问你爱人，看全福的儿子到底是哪年哪月哪天生的，一定要问清楚，搞准确。”

“这对全福的工作有没有影响？”

“有影响没影响要等情况弄清楚再说。”司徒南说，“根据中央精神，要撤销人民公社，成立乡政府，乡上要成立农工商联合公司。由原来的党、政两套班子变成党、政、经三套班子。全福是党委委员，打算把他调上来当农工商公司经理，一听说他超生，又放下了。叫你去问，就是这个意思。”

“如果他真的超生了，是不是当不成经理了？”

“倒也没那么严重，用还得用，只是要变通一下。”

“你希望我问的情况跟户口簿上一样呢，还是实打实的日期？”

“你呀，假情况还叫你回去问？”又说，“既然用人，就要对人负责，功是功过是过，处罚是处罚，提拔是提拔。把情况弄清楚，就是用了，别人也没话说。”

“我明白了，今天晚上就回去问，明天给你个准信儿。”

晚上，沙金回到家里，向桂香问单全福儿子出生的时间，桂香警觉地反问：“你问这个干啥？”

沙金说了原因，桂香说：“怪不得这两天队上的人议论这个事呢。”

沙金问：“队上的人说全福儿子是哪天生的？”

桂香说，“说不清。你想想，有的人连自己娃娃的生日都记不住，还有脑子记旁人的生日。”

“说了半天，你知不知道全福的儿子是哪天生的？”

“日子说不上，时间能说上，就是你和随福起身走兰州贩马的那天。那天晚夕，我正在家里煮饭，史玉凤跑来说：‘王秀芝养下了，养了个玍子。’还说，‘全福养了三个丫头，老盼着养儿子，这回总算盼来了。’”

“你没记错吧？”

“没记错。三天下汤的时候，我还吃了他们的长面。”

“如果真是那天，我从日记上一查就查出来了。”

“查出来你也不要说实话，司书记要问，你就说个二湖两荡的话，支哄过去算了。全福和你那么好，对我们家那么照顾，你一说实话，不把他害了？”

“这不是害他。司徒书记主要是想把日期弄准，好给他安排工作。再说，就是我们不说实话，蒋明珠也能从其他途径查清楚，到那个时候，既害了全福，也把司徒书记装了进去。”桂香再没言喘。

果然，在沙金向司徒南报告“实情”的第二天，蒋明珠也从接生人员那里弄清了单全福儿子的准确生日。司徒南在跟单全福严肃谈话后，按县上有关规定给了他党内警告处分，补交超生费600元。过了几天，任命他为乡农工商联合公司副经理。

蒋明珠觉得司徒南让单全福当副经理是对她的工作的否定，跟司徒南理论。司徒南不上火，耐心地说：“小蒋，你和我干的都是党的工作，怎么能分你的工作、我的工作？对全福同志的处分和工作安排，党委是慎重的。为了搞清他的超生问题，你们作了调查，我也作了调查，不但让他一分不少地交了超生费，还给了党内警告处分。还有一个情况你可能不知道，本来要安排他当农工商公司经理，就因为超生，降成了副经理，和钟世仁成了平级。”

“那也不对呀，县委文件明明规定，超生干部在两年内不能提拔。他……”说到这里，她想起在给单全福开具超生费收据时，司徒南坚持让写上“补交某某年超生费”字样，这样，司徒南的超生时间就超过两年了。

司徒南也猜出蒋明珠突然不往下说的原因，进一步说：“政策是讲大原则的，具体问题还得具体对待，不然的话，那些犯过错误的干部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蒋明珠说：“算了吧，讲政策我讲不过你，反正我觉得这样做有后患。”

司徒南说：“不会有什么后患，就是有后患，也由党委和我承担，不会连累你们。”说到这里，他换了一个话题问，“你爸爸的态度最近有没有转变？”他问的是蒋明珠和钟世仁的婚事。

“我找个人给他说说，或许能

“谁？”

【注释】

(1)一廊堂：多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