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好人酒后训逆子

第九十七章　老好人酒后训逆子　大表舅饭前唆外甥

谚语

：请将不如激将。

墙里头的柱子——在暗处使劲。

江洪的话很快传遍全厂。对忙于工作、不管闲事的人来说，这个话如同耳旁风，听过撂过，顶多是骂一句“癞皮狗！”跟沙金有积怨、有成见、有利害冲突的人听到这个话，就像看见一颗冒着烟的手雷滚向沙金，或窃喜，或盼望，或跃跃欲试，包平安、韦立、安健属这一类。

包平安和沙金既有旧怨，也有新仇。“文革”闹武斗那阵子，他们是两派，虽然没有直接冲突，感情却是对立的。卫明倒霉的时候，两人各为其主，扮演了不同角色，得到不同的结局。随着卫明问题的纠正和形势变化，包平安对沙金的敌视情绪渐渐淡薄。可当沙金在食品厂整顿中当了厂长、在权力上对他限制、在工作上对他批评的时候，已经淡忘的旧怨又复活了。借着谢自伟逼沙金下台的机会，他从中搅了一把，尽管没当上厂长，也算出了口气。谢自伟掌权期间，他失去党支部书记职务，成了普通管理人员，又觉得有些受骗上当。

沙金二次当厂长，他估计不会有他的好果子吃。但沙金不但没报复他，还让他当了工会筹备小组负责人、厂长办公会议成员，享受中层干部待遇，同时让他儿子担任兰州办事处临时负责人。这时，他对沙金的态度又变了，甚至有些感激。可是，这种态度并没维持多长时间。他正式担任工会主席后，向沙金提出专职脱产的要求，沙金不答应，又提出享受副厂级待遇要求，沙金还是不答应，说镇上没这种规定。他悄悄到县工会咨询，工会领导说：“在国营企业，工会主席是副厂级待遇，可你们是乡镇企业，不能套用国营企业，还是按镇上和厂里的规定办。”碰了个软钉子！

去年年底，厂里跟孟泽坤算账，孟泽坤分了26万元利润（专有技术费），厂里一些职工有看法，他心里也不平衡，便在下面一起议论。为这事，沙金不止一次地在职工大会上批评：“一部分职工观念陈旧，对引进人员利润分成说三道四，个别干部也随声附和，推波助澜，唯恐天下不乱，是不是想叫食品厂重新关门？”这个“个别领导”明明指他，心里更加不忿。前不久，因私发味精的事，沙金把他和任珍对调；淀粉厂招工又以他已有三个亲戚在厂不给指标，至此，他对沙金的看法又回到沙金第一次当厂长时的状态。甚至认为沙金让他担任工会主席和厂长办公会议成员、让他儿子担任兰州办事处负责人，是为了笼络人心，稳定局势，现在大局已定，想把他一脚踢开。唉，活了五十几，怎么老上别人的当？！

他想报复沙金，但没胆量，也没由头。想让小舅子娄毅和儿子包吉利在销售上给沙金制造点麻烦，达到间接报复的目的，一想娄毅胆子太大、馊点子太多，弄不好，要把他卷进去；包吉利心眼死，一心跟着沙金跑，弄不好，要把他献出去，便了心。现在，厂外出了个“打虎将”，他暗自高兴：一旦把沙金告倒，等于替他出了气！

韦立和沙金的关系本来还可以，后来起了变化。他的人生信条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谁给他好处，谁就是好人，谁伤害他的利益，谁就是坏人。就沙金来说，是个时好时坏，坏大于好的人。十多年前和沙金出远差，得了点好处，认为沙金是个好人。后来沙金当了厂长，他得到提升，继续把沙金作为好人。谢自伟当权时，让他当采购员，捞了不少好处，但没给他升“官”，就把谢自伟当做好大于坏的人。沙金这次当厂长，让他当了供应科长，既有名又有利，便把沙金“升格”为大好人。然而，随着沙金把大宗原材料采购权收回厂里，断了他的财路，加上这次不让他姨侄女进厂，又改变了态度，把沙金“降格”为有好有坏、坏大于好的人。听到江洪要到县上告沙金的消息，他在心里琢磨，如果能给江洪提供点情况，把事情闹大，引起上级重视，就能趁机逼沙金把大宗原材料采购权归还给供应科，使他的“财路”重新畅通。但是，沙金是名人，上下有人护庇，万一县上对江洪告状不理睬，岂不白忙一场？于是决定看看再说。

安健自从沙金接任厂长后，心里从没舒坦过。回想起担任厂长助理的日子，那真叫痛快：厂长为大他为二，要风有风，要雨有雨。推销员们见了他点头哈腰，职工们叫他二厂长，常金枝受他支配，单勇更不值一提。出门有车坐，吃饭能签单，好烟好酒有人送，腰里外快常不断……而现在，除了算账就是清欠，“黑牡丹”使得他跑趟子，“单大炮”（单勇）训得他翻白眼，推销员见了他绕着走，职工骂他“安大牙”。下馆子得自己掏钱，坐车得赶点赶班。最可气的是，沙金就像个特务，老是用审视的眼光盯着他，有一次他报销差旅费，沙金把后面的附件翻了几遍，用算盘加了一遍，发现报销单上填的金额比附件多，问他是咋回事。他心里有鬼，扯谎说：“还有点车票忘在家里，没来得及粘到上面。”沙金脸子一沉：“小安，你过去是不是这么闹惯了？作为一个财会人员，这意味着什么？”说着“嚓”地一下把上面的封面撕掉，把附件扔给他：“拿回去重填！”奇耻大辱啊！当厂长助理的时候，他的差旅费填多少是多少，谢自伟从不审查，不但把自己的差旅费报了，连别人不要的车票和食宿票据也掺到里面报了。

有仇不报非君子，不想办法把沙金扛掉，他的窝囊气就要永远受下去！他一直在寻找报复机会，可总抓不到什么把柄。沙金在财务上既精细又严密，不但不让别人钻空子，自己也从不多报一分钱；车间生产的味精全部如数交给成品保管员，一点埋伏也不打；原材料采购多半由常金枝经办，明来明去，不跟供货商私下接触；就是给外面送礼，也是几个人一起去，不到万不得已不亲自经手；生活作风上也没听到什么闲话。这两年厂子越搞越红火，今年又上了淀粉项目……

江洪要到县上告沙金的话，是他亲耳听到的。他和江洪是一个队，虽无深交，却常见面。当晚下班回到家，他想找江洪聊聊，给江洪凑把火，又害怕江洪鲁莽，把他献出去，没去。“求旁人不如求自己”，还是跟舅舅谢自伟谈一谈保险。

这天傍晚，韦立从外面办事回来，走到厂门口，碰上包平安、包吉利和娄毅三人。问他们干啥去，娄毅说：“外甥刚从兰州回来，到外头吃个饭。”又说，“你也没吃吧？一起走，喝两杯，热闹热闹。”

韦立是爱凑热闹的人，说：“行，我正好几天没喝酒，嗓子痒痒的。走，到谢自功的饭馆，我请客，就当是给吉利接风。”

包平安嘟囔说：“到哪里不行，非到那个饭馆？”谢自功是谢自伟的六弟，接了父亲谢毛胡子的饭馆，包平安和谢自伟不睦，不想进这个饭馆。

娄毅说：“客随主便，既然韦科长请客，我们吃饭喝酒就行了，管它是谁的饭馆？”包平安只好跟着走。

来到饭馆，找个小房间，四人一边吃菜喝酒，一边闲聊。从兰州市场说到厂里生产，从电视节目说到宝湖新闻，娄毅问韦立：“听说有人要到县上告沙厂长，你知道不知道？”他明知故问，意在挑起话头。

韦立说：“那都是公开的新闻，厂里谁不知道？”

包吉利问：“谁告厂长？真是些贱驴皮，刚吃了几天饱肚子，又闹开了！”他以为厂内职工要告状。

娄毅说：“你钻在兰州知道个啥？听说告的都是经济问题，这回够他老小子喝一壶的！”

包吉利说：“我看沙厂长不是那种人。就说兰州的事，不是他，乱子闹大了！”

娄毅说：“你这个娃娃就会看表面现象，人家往腰包里捞钱的时候，叫你给点钱呢？”

包平安说：“吉利是‘只知道低头拉车，不知道抬头看路’，叫别家把他卖着吃了都不知道。”

韦立说：“包主席，你好赖也是个厂级领导，咋说这种不团结的话？”他想试探包平安的态度。

“你快别给我戴高帽子了，我算个啥领导？除了几把钥匙，几个锁子，能领导谁？不像你韦科长，一天跟在厂长的沟子上，坐小车，住宾馆，下馆子，碰上好机会还能捞点油水。”他想激韦立。

韦立说：“别人不知道，你包主席也不知道？大宗材料厂里订着呢，送钱的事别人办着呢，我到哪里捞油水？”

“噢，你知道就行。我以为你‘孙猴子做了个弼马温，官大官小都不知道’。”

娄毅说：“‘牛不抵牛是个倯牛’，要是我，早把状子递到县上了。”

“你说得好，你为啥不递？”韦立说。

“我还没叫他逼到那个份上，再说，我又没你掌握的情况多，‘手里无刀杀不了人’呀！”娄毅说。

包吉利说：“舅舅，我劝你还是定定待着。上次你闹的那个事，沙厂长没给你处分就够便宜你了，人要讲良心呢！沙厂长把谁家的娃娃撂到井里了，把谁家的牛缆筋砍断了，闹人家干啥？”后一句话针对韦立。

娄毅说：“你咋向着外人说话呢？”

“爸爸，我又不是三岁的娃娃，连个饭香屁臭也分不清？说话要站住理呢，沙厂长辛辛苦苦把厂子救活，职工工资也涨了，我们不支持他往好里搞，还七股八橇地拆他的台，有啥好处？说个不好听的话，把厂子撬垮了，人家沙厂长还有个退处，我们到西山上拾狼粪去？”

“嗨呀，说我囊，这个婊子儿比我还囊！”包平安骂道，“人说‘宁养匪子一脚踢，不养囊受鳖气’，我还指望着你成事呢，想不到你成了沙金的儿子了！”

韦立隐隐约约觉得包平安在捎带他，说：“包主席，‘大人不见娃娃的怪’，吉利还小呢，等上了我们这个岁数，就明白了。”

包平安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你们这些人，天生就是为奴跑腿的！可恨我年龄大了点，要是小几岁，早跟他干上了！”说着，端起一杯酒，一仰脖子，倒进嘴里。

包平安说：“就怕你‘狗揭门帘子，嘴上的劲大’。”

娄毅说：“姐夫，既然韦科长说了，我们就相信他。来，喝酒，继续喝酒。”

韦立说：“喝！刚才喝的是哑巴酒，没意思，这回划拳，三拳两胜一咣当，不赖不膪不带，‘陕西的麦子，黄一块割一块’。”

包平安把手一伸说：“来，我打关。”跟韦立划起拳来。

包吉利既不划拳，也不喝酒，在那里慢慢吃菜。他心里很矛盾，劝韦立不要参与告状吧，他不一定听，还要挨父亲的骂；不劝吧，良心上对不住沙金，坐了一会儿说：“我的头有点痛，先回去。”说完走了。他想，他一走，他们三个应该感觉到其中的意思，会有所收敛吧。

外面寒风凛冽，街上一片漆黑，天上没有星星。包吉利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向淀粉厂走去。他已有一个多月没回家，不知淀粉厂建得怎样。来到淀粉厂大门口，给门卫打了招呼，进入厂区。新建的玉米浸泡车间高高耸立在厂区北头，楼顶上的探照灯光把院里堆得小山似的玉米堆照得清清楚楚。改造过的厂房里灯火通明，各种已经安装的机器整齐地排列在里面。单勇和几个工人在机器旁边忙碌，看见他，问了几句，又埋头干活去了。他在车间里转了一圈，来到院里，从便门进入老厂区。老厂区机声隆隆，灯光闪闪，一些窨井里往外冒着白汽。中心道路上时而有人走过，厂长办公室里亮着荧光灯。透过玻璃，可以看见沙金在打电话。他真是不容易，又是味精，又是淀粉，又是生产，又是销售，又是外交，又是厂里，既要跟不会说话的机器设备打交道，又要跟有思想会说话的人斗心眼……包吉利在心里这样说。他想进去给沙金提个醒：厂里也有人要闹你，你要小心！可又打消了这个念头，万一他们三个只是嘴上说说，并不真的采取行动，岂不分散厂长精力，落个“谎报军情”。想到这些，穿过厂区回家。

沙金打完电话，接着写前几天没写完的年度总结。今晚是他值夜班，不能回家。实际上，平时不值夜班，他也没在11点以前回过家。桂香已经进厂，在淀粉厂当监称员，俩人暂时住在原面粉厂办公室。

凌晨3点多钟，沙金有些困，想拉上窗帘在沙发上迷糊迷糊。刚闭上眼，电话响了，拿起一听，是门卫单飞打来的，说厂里的下水道堵了，好多地方往出冒水。他急忙穿上短大衣，拿上手电筒，来到门房。门房里已经坐了几个工人，他带着他们一起顺着下水道找毛病，找了一个多小时才找到原因，原来是厂外一个下水井里掉进了东西。

大家用钩子勾，耙子拉，费了好大劲，才把堵塞物拉上来，用手电一照，是个死人！

两个胆小的工人吓得往厂里跑了，沙金和单飞及剩下的工人到门房给派出所打电话。派出所很快派来两个干警，拿手电照了照捞上来的人，用脚蹬了几下，说：“死了，早都死了。又问，“你们谁认得这个人？”

沙金说：“糊得脏脏的，咋能认出来？”又对单飞说，“你去端盆清水来，把死人的脸冲一冲，看是个谁。”

单飞很快端来一盆水，泼在死人脸上，沙金拿手电一照，惊叫道：“文子舆？”

一个干警说：“这是个疯子，前几天晚上我们巡逻的时候碰到过他，老在你们厂周围转悠。问他干啥，什么也不说。”又说，“不管是谁，现在三更半夜的，没办法处理，等天亮了再说。”说完骑上摩托车走了。

沙金回到办公室，一点睡意都没有，眼前总是晃动着文子舆的影子。自从10年前为会计的事和文子舆接触过一次，以后再没见过面。听人说，文子舆的精神病又犯了，生活更加困难，一天到晚四处跑。但他为什么掉进厂里的下水井？只有等派出所调查以后才知道。

第二天一早，过路的人发现路边上有死人，纷纷跑过来看。胆小的站在远处，胆大的站在跟前。捡破烂的莫老汉也来看热闹，一看是文子舆，说：“昨天后晌晚夕子，我还见他在谢老六的馆子里踅磨呢。”

单飞说：“你既然认得他，赶紧给他家里说一声，把尸首拉回去，搁在这里怪吓人的。”

莫老汉说：“我和他又不是一个大队的，听说他娘老子早没了，有个兄弟又不管他，给谁说去？”

正说着，东边来了辆吉普车，车上下来几个警察，其中一个穿着白大褂，好像是法医。他们根据下水井旁边的呕吐物和对死者的检查，初步认定，死者在死前饮过大量白酒。警察通过现场分析和深入调查，很快弄清了情况：文子舆前几年老对人说，沙金当厂长的时候去过他家，他很快就要到食品厂上班。后来沙金不当厂长了，再也听不到他说这个话。去年沙金再次当厂长，他又开始说这个话，还利用晚上没人的时候到食品厂周围转悠，看来是害上进食品厂的“病”了。据谢自功说，昨天傍晚，文子舆在他的饭馆里喝了别人剩下的半瓶子白酒，摇摇晃晃地走了。警察由此进一步断定，文子舆是在酒醉后踩翻下水道井盖憋死的。经过征求镇政府意见，决定按非正常死亡处理，具体事宜由镇民政办理。镇民政的人跟沙金商量说：“我们经费有限。既然人死在你们厂的下水道里，你们出几个钱，雇个人埋了算了。”

沙金考虑到内外影响，更想到文子舆可怜的一生，派人到商店买了白布，缝了个大布袋，叫莫老汉把死人装进布袋，用架子车拉到远离集镇的渠坡下埋了。厂里给他200元，他高兴得一个劲给沙金说谢。

莫老汉走后，单飞对沙金说：“这个疯子哪里死不下，偏偏死在我们厂门口，太不吉利，是不是买挂鞭炮，赶赶邪气？”

沙金说：“‘人死如灯灭’，有什么邪气正气？你们心里要是有隐恤⁽¹⁾，就买上几挂鞭炮放放，反正明天是元旦。”

死人的邪气赶跑没赶跑不知道，活人的邪气却越来越重。元旦过后几天，厂里又传出沙金被人告到县检察院的消息。

消息是可靠的。县检察院接到一封署名“朔方食品厂一职工”的举报信。廖检察长考虑到食品厂是县上的重点企业，现在又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没马上立案，向金书记作了汇报。金书记看了举报信，说：“你的考虑是对的，信里虽然反映了沙金的一些经济问题，但都是怀疑的口气，我们暂时不敢确定这些问题的真假，但从反映的三个问题看出，写信人好像另有目的。比如，信的开头说，‘沙金这次削尖脑袋二次进厂，目的是为了捞钱’。据我所知，沙金这次回厂，不是他自己要求，而是镇上动员去的，直到现在，他的工作关系还在镇上。再比如，说他‘把杭州的孟泽坤拉来是为了合伙分利润’。无稽之谈嘛！孟工是什么人？是国内小有名气的发酵专家，是镇上和厂里跑到北京把人家请来的，怎么可能挣了钱平分？肯定是有些人看人家挣了几个钱，害了红眼病，这些人啊，眼界太狭窄！在广东深圳，外资企业一个经理的年薪几十万，人家孟工一个公司，一年挣你二十几万还算多？再说，人家的报酬跟所创造的有形、无形价值相比，微不足道嘛！还有，说沙金‘办淀粉厂是别有用心，借机发财’，光有推测，没有事实。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想发得快，年年搞基建’，写信人是不是套用了这个‘公式’？当然，在没有调查研究之前，我们不能妄下结论，说沙金没问题或有问题。毛主席说得好，‘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的末尾，而不是它的先头。’我的意见，第一，先跟镇上领导接个头，听听他们的意见。县委已经定了，钟世仁要来政府工作，你们可以多征求一下毛得时的意见，建议最好由镇上出面解决。第二，总的原则是既要搞清问题，又不大轰大嗡，必要时可以把沙金叫到县上单独谈谈。改革本身就是一场革命，充满各种思想、各种利益的斗争，我们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不能听风就是雨，挫伤那些本身没什么问题、兢兢业业干事业的企业家的积极性。我的意思你明白吧？”

廖检察长点头称是。他们找了镇上的钟世仁和毛得时，钟世仁的意见和金书记不谋而合，并说了对沙金的基本评价：“据我对沙金的了解，他做事一向谨慎，胆子也小，不可能使那种‘烫手’的钱。可现在有人举报，只能以镇党委出面，到厂里作些侧面了解，在适当时候做个结论，给举报人有个交代，把沙金解脱。总而言之，问题要搞清，大局要稳定，千万不能把人心搞乱了，把厂子搞乱了。毛镇长谈谈你的意见。”

毛得时说：“从工作角度考虑，暂时只能这样。不过如果举报人继续闹，镇上解决不了，只好让检察院处理了。”

钟世仁对毛得时的表态很不满意，心想，我还没离开宝湖，你就想上交矛盾；接了一把手，还不知把沙金怎样呢！想到这里，不禁为沙金的前途担忧起来，甚至后悔当初不该劝沙金二次回厂。可又一想，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不让沙金回厂，厂长谁当？何况沙金把厂子救活了，办好了，说明当时的决策没错，问题出在告状人身上。想到这里说：“唉！有些事真是不可思议：不干事业或把事业甩烂杆的人没人追究，干了事业、把事业干好的人倒落人褒贬，遭人暗算！”

廖检察长说：“那就先由镇上出面解决吧。不管怎么说，企业是镇上的，镇领导说话比我们管用。”说完回了县上。

钟世仁对毛得时说：“我后天才到县上报到，明天我们一起到食品厂，走一走，问一问，随后你们进一步介入，能把事情摆平就尽量不麻烦县上。”他是想给沙金撑撑架子，缓和一下紧张气氛，让沙金把眼前的工作做好。

毛得时说：“那就‘摆’着看吧。”

第二天，钟世仁和毛得时、彭永祺以看望孟泽坤及其他外援人员名义来到食品厂。他们叫上沙金，一起到淀粉厂跟技术人员谈了一会儿，然后返回老厂区，在各车间转了一圈，偶尔和个别职工说几句。大多数职工的感觉是：镇上领导是支持沙金的。而韦立等人另有理解：镇上领导是为举报信而来！

转完车间，钟世仁说：“我们到办公室谈谈。”毛得时借口去医院看望住院的老丈人，走了。钟世仁和沙金、彭永祺来到厂长办公室，刚坐下谈了几句，彭永祺说肚子痛，上了厕所，一去不返。钟世仁知道他俩有意回避，和沙金说起告状的事。并把检察院转来的举报信复印件交给沙金。

沙金看完说：“全是无中生有！”

“你先不要说事情有没有，你想想看，这次的信可能是谁写的？”

沙金说：“从笔体看，还是江洪的，从说的事情看，好像厂里有人给他提供了情况。”又自问自己，“谁会给他提供情况呢？”

钟世仁说：“任何一件事情发生后，首先要想到谁是直接受益者，尤其是最大受益者，这样，就能透过前台表演者看到幕后操纵者，你按照这个思路想一想。”

“最直接、最大的受益者？”沙金想，所谓受益，反过来就是“受害”，从这个角度说，江洪算一个，没招上工；娄毅算一个，没投上机；安健算一个，没当上官。安健和江洪住一个队，有可能给江洪提供“炮弹”，娄毅和安健是棋友，有可能勾结到一起。韦立呢？有可能，也没可能。可能的是厂里收回了大宗原材料采购权，断了他的财路，心里有气；不可能的是提拔他当了供应科长，让他继续采购零星原材料，仍然有油水可捞。包平安？也在两可之间：可能的是他私自给娄毅发货的事被揭露、岗位被调整、淀粉厂没给他招工；不可能的是让他当了工会主席、厂长办公会议成员，待遇比原来高了半格，儿子也受到重用。谢自伟？一点可能都没有。他下台是自愿的，是以乞求的口气请镇上“饶”了他的，还有脸卷土重来？再说，他平时向厂里要车，基本上有求必应，要求给爱人调岗，也给办了，他是个人呀，不会没有一点脸面和人情！他把这些分析说给钟世仁。

钟世仁说：“你这辈子吃亏就吃在性直、老实上。人家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你是‘以君子之腹度小人之心’。就说谢自伟吧，这两年在镇上，表面上老老实实，实际上蹄蹄爪爪，一有时间就往毛得时屋里钻，叽叽咕咕，鬼鬼祟祟，尽出些馊点子。还对人说：‘他沙金快50岁的人了，能吃回头草，我才40岁，就不能杀个回马枪？’你说这是啥意思？”

“这些情况我不知道，不过从目前情况看，他好像还没介入。”

“不介入是暂时的，相对的，介入是必然的，绝对的。”

“你啥时候到县上上班，你走了，书记是不是毛得时的？”

“我明天走，县上已经给毛得时谈了话，让接我的班。唉！”钟世仁叹了口气说，“按我原先的想法，你在这里至少干到55岁，然后回镇上，一边工作，一边搞创作，现在出了这个事，你就要重新考虑。我走了以后，镇上如果主动平息这场风波，说明还支持你，你就继续干；镇上如果放任自流，隔岸观火，说明不支持你，你要把自身安全放在第一位，学会自我保护，能进则进，不能进则退，千万不要硬撑。”

“唉！我本来打算干到退休，把厂子置个样样项项，给家乡人留个念心，没想到事与愿违，出了这个‘六指指’。”

“世上的事总是不能如人所愿，你想走东，它偏叫你趔西。不知道是你的命不好，还是你的运不好：干好了，说你机会好，大小出点事，说你人不好。”钟世仁说，“早知道这样，就不劝着叫你回来了。”

“‘君子谋胜不谋败’，你劝我回厂没有错，我也没把事业搞砸，上对得起组织，下对得起群众，中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他们举报的那些事，我一个也没做，让他们查去，事实最终能说明一切。你劝我回厂的时候我就看出来了，毛得时根本不愿意叫我回厂，我是看着你的难处和对我的信任和关心才回来的。‘冤家路窄’，这次偏偏遇上他接书记，这就在劫难逃了！‘一朝天子一朝臣’，我想得开。”

“我赞成你的说法，不过我让你回厂，主要是对你的能力、品行的了解，是从事业出发的，当然也不排除感情因素。这跟有些人任人唯亲是两回事。”钟世仁说，“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一个事。我一直担心，韦立那个人到底怎么样，原来给糖厂送钱的事他会不会胡说？他要是胡说，这事就有点麻烦。”

“我也想过这个事，随后再给他安顿安顿，我想，他再坏也不至于坏到说胡话的地步。”

“‘人心隔肚皮’，不好说。不过你始终把握一个原则：以领款人的条子为依据。还有，最近一个时期，你的工作不能松劲，不要灰溜溜的，淀粉厂一定要按原定计划试车投产。对职工，尤其是你怀疑的那几个人，不要惹，能缓和的尽量缓和。如果检察院向你调查，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不要今天这样说，明天那样说。至于咋处理，一切顺其自然。我相信，县上会妥善处理这个事，我也会从侧面干预。”说完跟沙金一起出门。

钟世仁的分析没有错。这次的举报信，是包平安、娄毅、韦立、安健和江洪几个人“集体智慧的结晶”：韦立受包平安和娄毅鼓动，向安健了解了情况，加上他自己的情况，集中提供给江洪，由江洪向检察院写了举报信。

由于金书记有指示，检察院没出动。钟世仁走后，镇上也没调查，韦立首先着急起来，对安健说：“是不是由你执笔，再给检察院写一封信，把这个事促一促？”

安健说：“事情就那么多，你也有文化，随便写一个就行了。”

韦立说：“我的字太丑相，拿不出手。你是高中生，还是你写。”

安健说：“写那个东西字越写得不好越说明是普通工人，效果越好。”

韦立见安健推辞，说：“那就再等等。”

安健不是不想写，而是不想跟韦立一起写。韦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人，万一沙金给他点好处，他态度一变，不把他出卖了！

这天下午，安健正要下班回家，毛小燕溜进他办公室，小声说：“你舅舅叫你晚夕去我们家。”说完马上离开。

安健想，谢自伟不当厂长后，几乎没叫他去过家里，今天突然让毛小燕来叫，肯定有事，说不定就是为了写信的事，如果那样，正好请示请示。

谢自伟仍住食品厂家属院，安健在办公室磨蹭了一会儿，趁着暮色，敲开谢自伟家的门。

谢自伟坐在沙发上抽烟，见安健进来，问：“吃了没有？”

安健说：“刚下班，正准备回家，我舅妈说你叫我，我就来了。”

“你舅妈做饭呢，你在这里吃。”说着，把香烟和打火机往安健这头的茶几上推了推，说，“你们的贼胆子不小啊，敢往检察院写信？”

安健以为谢自伟在批评他，说：“我又没参与，是他们几个闹的。”

“他们几个？哪几个？你既然没参与，咋知道是他们几个？”

“我听说有江洪，还有韦立，还有……”

“算了，不要遮遮盖盖了，你不说我也知道，除了韦立、包平安、娄毅几个，还能有谁？你老实给我说，你们都告了些啥事，往哪里告了？”

安健一看瞒不住，一五一十地说了。

谢自伟笑了：“你们呀，尽在不痒处抠，信也发得太少。”

“你说咋告？”

“人说‘救人救个活，打人打个死’，要捅就往杀口上捅。他们给两个糖厂送钱的事，数额大，账上又有记载，一告一个准！”

“那个问题也能告？”安健说，“你当厂长的时候也送过钱，一告，不把你也告上了？”

“这就是我比沙金高明的地方。”谢自伟得意地说，“我们送礼的钱已经拿没入库的味精顶了，啥证据也没留下。再说，收钱的那些人都换掉了，到哪里查去？根本不用怕。”

“沙金送的钱都是韦立以紧缺原材料奖打的领条，如果他说这个钱他使了，不是白告？”

“韦立是个嘴硬沟子软的人，只要检察院一吓唬，他连他妈咋养他都能往出说，还敢说钱是他使了？再说，他也想把沙金闹倒呢，能护庇沙金？”

“也是。”安健说，“你说我们就这么闹闹，臊臊沙金的毛，还是一鼓作气把他闹下去？”

“你说呢？”谢自伟说，“要是光为了臊臊他的毛，何必费这么大的事？”

“噢，我明白。”安健点点头，又提了一个问题，“把两个糖厂的厂长告倒了，万一你再干，谁给我们供糖蜜？”

“你这个心就操得多余了。据我知道，农垦局的班子也是两派。过去我们维下的那两个厂长虽然不当厂长了，但都在局里当副处长。上次我见了其中一个，还有‘打回老家去’的意思。只要把现任厂长闹倒，下台厂长就有可能重新上台，他们上了台，能不给我们供蜜？”

“唉呀，舅舅，你真是深谋远虑呀！”安健又问，“你说这次的信往哪里发？”

“检察院、纪委、人大、县上镇上的主要领导，都给发，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再不行就往省上、中央告！”

“行，这回我心里就有底了。我一个人干，不跟他们掺和。”

【注释】

(1)隐恤：隐忧、心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