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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子更美丽

时间:2023-07-13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从上海到这儿,现在坐火车嘛二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嘛也就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的,将近一个月。先是坐火车到西安,那时候还没通火车。到了西安,我们住在小客栈里,八人一间房。第七天早晨,小客栈门前驶来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晚上十点左右到达号称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平凉。在平凉一住又是八天。八天后,开来五辆解放牌卡车,依旧是敞篷的待遇。

影子更美丽

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坐在院子里梳头。我的头发挺长,几乎到腰部,只是稀疏得很,到了发梢,已经少得像一个老鼠尾巴。它没法和你看到或者想象到的年轻女人的披肩发相比。我很仔细梳着这不多的几根白发,然后,把它们盘在脑后,盘成一个已经行将消逝的老式发髻。在我的记忆里,过去北方的老人都是这样的发型,现在几乎在农村都不大看到这种发式了。不管是城里还是农村,这样的发式像是过了时的老货色,而我梳着这样的发式,的确显得很老相,也许看上去更像一个七八十岁的人。那又怎么样呢,时光对我来说,的确就那么一回事,好像凝住了一样。是不是显得年轻好像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而尤其,年轻在我,一晃而过,来不及细细咂摸,就那么过去了,就像我每天都在梳的头,以前就这么长,而现在仍是这么长,只不过以前我梳的是两条大辫子,现在盘了起来,以前它们是乌黑滑亮的,现在是花白干涩的。

好像,我是梳头梳老的。

梳头要用去我很长时间,有时候是半个早上,实际上就是一根一根地数着梳,也用不了那么长时间,可是总是在我梳着梳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错觉,眼下的院墙没有了,我站在一排土坯房前,四野的风吹来,我的长发随风飘起来,好像某部外国电影里的女主角。那是我一生中最美丽的时刻,那时我的脸色绯红,满眼是害羞和满足,我以为我已经摸到了幸福的一只手臂。

到了我这个年纪,睡眠变得不那么重要了。我习惯于很晚上床,就着半瓶子老白干,等到那台14英寸彩电所能收到的所有电视节目都变成雪花点,这才宣告我一天生活的结束。而每天早上,谁家的猫狗一叫,我就醒来了,骨节在暗中嘎嘎巴巴直响,老胳膊老腿怎么放也不自在,我没法再躺下去。我得早早地离开这个目前已用尽我生命近三分之一的地方。当然,更重要的是,床对我来说和吃饭的碗喝酒的盅子一样,只是一样生活用具而已,除此之外,它没有什么过多意义。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是这样,何况现在我的大半辈子都已经没了,床,是不会有太多让人想入非非的意味的。

我得承认,酒才是个好东西。酒让我不知道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但是酒确实让我这些年就这么过来了,让我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挨着枕头就沉睡下去,不去想,也想不起任何事情。

我不知道,在我的生活里,酒算是在延续还是在切割。可是一开始,酒就是我生活中一个重要角色。

如果没有酒,故事是会重新编写的,也许也不会有这种充满酒精的麻醉的结局。

我大口大口地饮。是的,我在饮,在我这样的年纪,早没有了那种细细品味的悠然,来不及了,太晚了,没有时间去细细地品。酒大口大口地倒进去,是要等到嘴巴有些发木的时候,那时我变得轻飘飘的,就似一幅画里那软得像摊饼一样的闹钟,时间成了一种软绵绵的可以搁在那儿的东西。于是,我轻轻地飞回到了那时候,我又回到了年轻的时候,谁也甭想否认,年轻时的我也很美。

我看见自己梳着两条大辫子。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屋子里火苗蹿得老高。煤在噼噼啪啪地烧着,小土坯房里暖烘烘的。我的身体燥热,出汗,不,是两个身体叠压在一起。出汗。昏暗的光摇曳着,我睁开眼,是炉膛里熊熊的火光,闭上眼,是一片炽烈的橘红。

橘红是我对他唯一的深刻记忆。那么多年,我躺在空荡荡的双人床上,一闭眼就是满眼的橘红。

是酒,让我有了这样的记忆,也是酒让我们暂时忘了不可饶恕。那浓烈而短暂的记忆里,我和他离得最近,我用最近的距离给自己埋下了终身不解的恨意。

浓烈是短暂的,那一刻,我像一条生活在水里的鱼,是鲜活的。转瞬,水变成了混杂的,我几乎不能呼吸。那种轻飘飘的感觉转瞬即逝,我在下沉。我得感谢酒啊,这是我生活中唯一忠诚的东西,它给了我醉。有人说,幸福的女人什么都可能让她醉的,而我只有酒,它让我保留最后一点勇气留在真实中。我在下沉,酒从口中入,又从眼睛里淌出来,依然是水样的物质,味道却是那样的截然不同。我沉落在记忆的最底处。哪本书里说,一个人开始回忆,就表明他已经老了,而我从很早就开始回忆了,在我有记忆的时候,所以我年轻过吗?我自己也记不太清。我总是回忆,不停地回忆。我在回忆中一点点飘起来,在回忆中,强烈和炽热的情感像潮水一般退下,刺目的阳光和无法言说的痛如影随形。

在生活的沙漠里,酒是用来解渴的。

时光像是静止的。我坐在院子里,有些昏昏欲睡。在我醒着的时候,我总是脑袋发沉,在我睡着的时候,又好像挺清醒。院墙外面不时飘来各种各样的声音,锥子似的悬在我的头顶上方。一个声音说,你咋还不回去做饭?另一个声音说,不着急,老头子早就做好了。这声音听着这么耳熟,但又是这么陌生。总之,这些热乎乎的词语和我总是一墙之隔,没有什么直接关系。而饥饿感也像是隔着一堵院墙似的,在我的身体外面游走。

我甚至常常在醒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过到哪一天了,反正哪一天都和昨天一样,和昨天的昨天一样,甚至和几十年前的昨天也没有什么不同。我一个人守着空空的房间,四周是寂静的。而他,我见的次数和时间可能还没有他的一个病人多。多好的医生,恪尽职守,无私忘我,报纸上是这样说他的。还说,他以医院为家。

一切都是错位的。

谁都知道事实,又都喜欢谎言。

他说,院长,我们不能排到一组。不合适。

他又说,她做我的助手,我没法上手术台。

他还说,一旦出了事故,你们负责。

我被安置到一个学校卫生所,给孩子们打打针,发发药。

有天,路过操场的时候,我听到一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说,你再不还我,我就让我哥押着你去医务室,让“吓一跳”给你狠狠地扎一针,痛不死你也吓死你。那孩子一回头看到我,舌头一伸,跑开了。

那天我在阳光下站着,发了半天的抖。

让我谈谈,我就谈谈吧。现在条件确实比以前好多了。那个时候,国家号召支援大西北,我就来了。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是我们那个时代的最高理想。我记得那年秋天,学校党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你到×去。那是好地方,煤炭多,吃肉不定量,去了之后你就可以充分实现你的远大理想,可以边实践边学习嘛。”好像是谈话后的第三天吧,弟弟、妹妹、我母亲还有我当时的女友及邻居一行在火车站为我送行,汽笛一声长鸣,我真没想到就此离开上海,开始踏上另一条未知的人生道路……

我们那时候一帮子大概有几百人,有师范也有医学院的大学生。从上海到这儿,现在坐火车嘛二十几个小时,坐飞机嘛也就几个小时,那时候,我们一路走走停停的,将近一个月。先是坐火车到西安,那时候还没通火车。到了西安,我们住在小客栈里,八人一间房。在西安住了一个星期……第七天早晨,小客栈门前驶来几辆解放牌大卡车。我们就坐着大卡车上路了。大卡车像敞篷车一样的,车厢上面没有篷布,风沙、黄土不时扑打到脸上。高原十月下旬的气候已有寒意,加上汽车颠簸摇晃,坐在铺盖上时间久后臀部酸痛难忍……晚上十点左右到达号称甘肃省第二大城市平凉。十四小时的旅途劳顿,车上三十余人成了黄沙盖脸满身尘埃的土人。在平凉一住又是八天。八天后,开来五辆解放牌卡车,依旧是敞篷的待遇。

那时已是深秋,加上又是山路,我坐在车上呕吐不止。

你不知道,我到了目的地更是傻了。我没想到,满眼是荒秃的群山,低矮的土屋和窑洞,大人孩子都穿的是看不出颜色的衣服。那个凄怆。头天晚上,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地窑。你不知道小地窑吧。小地窑就是盖在半山腰或者山脚边的房子,一面墙依着稍加平过的山体,再用石头砌三面墙。头一晚上,我听了一晚上的西北风的哨子,那可能是我这辈子听到的最有力量的风声。要不是矿上当时搞接待的一个小伙子陪着我,我都害怕。在上海哪听到风发出这种吼叫声,真是吼叫声。一个有几千工人的煤矿竟然连个医院都没有,就有个小小的医务室,也是小地窑,白天要不开灯的话,里面都是黑洞洞的。也就有一些常见的治头痛脑热的药。一出现工伤,赶紧得往市里医院运,那时候,路也不行,像我这么个年轻壮小伙一路颠簸都受不了,那些病人等送到医院小伤也耽误成大伤,大伤,也就致了命。

我确实没想到,竟然有这么艰苦。

更别说,连把手术钳都没有。我记得特清楚,我做的第一次工伤手术,是一个井下工人被砸伤了腿。就在那间小小的医务室里做的,屋子小,光线不好,我们是戴着矿灯,打着手电把手术做完的。当时我给做手术的这个人现在还在,已经退休了。其实我这个张一刀这个外号,也就是那一次在全矿传开的。

从那次开始,矿上再出工伤,基本上就不用异地处置。后来又陆续分来一些大学和中专生,后来又盖起了一排砖房子,这才有了专门的手术室。

刚开始接生都是我的工作。我来之前,矿上家属妇女生孩子都是请接生婆的。我去了以后,慢慢的就有去医院生孩子的。我虽然学的是外科,但是当时那个条件妇科也干。啥病都看,什么妇科,儿科,内科。不过,也确实给我很多的实践锻炼机会,那时候积累的经验对我今天的医术都相当有帮助的。我呢除了做手术,大部分时间都特闲,也没啥娱乐,就看书,把大学时的专业书又好好读了读,还时不时让我留在上海的同学给我寄些医学方面的新书,不过也不多。

一般病人一来,一说症状,基本不用化验,我就能判断个八九不离十,哪像现在的年轻大夫,全部都是靠仪器诊断着了,离了仪器,啥病也看不了。

就说,上次左旗来了个病人,一个三十多岁的女同志,就脚疼,哪儿都好好的,没法走路没法站,到了内蒙的大医院,到山西、兰州的大医院,都诊断不出来。最后,也不知从哪听说的,到这儿来找我。后来,我和上海过去的同学,噢也就是当时在火车站上送我的女友,现在也都是专家了,一联系,又查了些相关的资料,后来又仔细排查,果然就出在腰椎上。那其实也算是常规手术。但是,就是要诊断正确。那现在,病治好了,一家老小,都把我当救命恩人一样。

以医院为家谈不上,不过,经常是太忙了,尤其是一台重要的大的手术下来,太疲劳,第二天还有很多工作等着,我就在单位就地休息一下。医院一直也非常重视我,专门给我了间休息室,尽可能地给我提供一些条件。我这个人是工作狂,除了这些工作,还要经常带些年轻人到外面交流业务。那时候只要是煤炭系统医疗会诊或者业务交流都少不了我。

我个人爱好也多,文艺演出,体育比赛没有我不参与的。因为,你要知道,一个医生,一定要是一个生活健康明朗的人,否则,他站不了手术台的。要治病救人,得有好技术,得有好的心理状态。

我的个人生活?这好像没必要了解吧。个人生活好像和报道没什么关系吧。家里?家里不大方便,有病人的。

我没有孩子,年轻时没在意,上年纪了,也就不想再要了。况且,我也没有时间过多考虑这个问题。人这辈子就这样,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是被动的,有很多不想遭遇的事不想承受的事都可能遭遇承受。就不要再把一个无辜的生命带到这里。

噢,我不是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个乐观主义者,我没什么主义。我从来不去想这些,只求把事情做好就行了。你们写的时候,要实事求是,不要给我贴什么标签。说实话,前几年,就有报纸和电台采访过我,但是我都觉得不真实,那不是我。有些拔高了。

跟你说句真心话吧,其实我根本就没想在煤矿待。我记得我到那儿的第一天,一下车,我一看低矮的小地窑,一看那些灰头土脸的路,和到处都是又脏又乱的环境,第一个念头就是什么时候能离开这儿。我记得当时穿着一件挺括的呢子大衣,带着欧米茄手表。我那一身行头,别说比矿长,就是市长,也比得下去。我们医院的房子是当时矿上最好的砖房,那都是我去了之后亲手盖起来的。一到那儿,是先劳动,房子不到半个月就盖好了,三间砖房,一间是医务室,另两间是宿舍。

当时几个人?就我……一个人,还有一个是……护士。后来才慢慢又分来一些大专生,中专生……

想回啊,怎么不想回?一来就想家。这里啥都没有,关键是南方人爱吃的青菜和鱼都很少的。刚来,羊肉根本吃不惯的……后来,唉,后来,在这里成了家,也就不好回了,再加上……人这辈子,都是机遇。不过,这么多年,矿上的人也确实待我不错。现在,我以前的病人还常来看我,对我念念不忘。

你想想看,那种闭塞的条件下,我上海医大毕业的大学生跑到这么一个穷山沟沟,我不看书,不钻研业务,能干啥去?

爱人?我不是说过,不谈个人生活吗?我想这也不是你要写的。如果你实在没什么可问的,那就到这为止吧。我这里还有几份以前报纸上登过的关于我的报道,你可以参考。但是,写完让我看一下,别拔高了。

照相?行,那就拍一张吧。

我也很喜欢摄影的,我最早从上海来的时候带来了一个莱卡相机,可惜那两年吃不饱,都换粮票了。肚子都吃不饱,那绝对是奢侈品,又不能留着当饭吃。现在想想,要留到这会,就厉害了,成老古董了。

这些就别写在报道里了,稿子出来,先让我看看行吧,记者同志。

我看见一片橘红色的光。

我们一起吃鱼,一边聊天。我们坐得那么近。

我这还有你们南方人最爱喝的黄酒,是上次我去市里商店买的,还是找了我的一个亲戚才买上的。

那好那好,想不到,在这个边远之地还能喝到黄酒,吃到鱼。

那是我一生中最长的一个夜晚。

我总是在回忆那一夜的细节。一遍遍放大着每个画面。他搂着我,他亲我。他抚摸我,他抱着我头……可是橘红色的光淡了。

外面一阵紧似一阵的敲门声。张大夫,张大夫。

我看见他蹲在墙边。双手抱着自己的头。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这样是要犯错误的。

我脑子里总是闪现,那个夜晚的他,那么脆弱和不知所措,真像不懂事的小弟弟一样。我在心里说,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我会好好爱护你。

我们结婚吧。你一个人在这里,多孤单,成了家,我们好好过日子,你也不用过得那么苦了。

我不想结婚,我想回上海去,一结婚我就完了。

我们一起去上海。

他使劲地甩头。

我们结婚了,只是领了个结婚证,连喜糖都没有发。

我兴冲冲地拿着结婚证到市里商店买来了特供的香皂。等我回到家,我看到暖壶脸盆被子床单,全部都扔在我的宿舍门口。一只暖壶横倒,旁边是闪着银光的壶胆碎片。一个刚包扎完手的病人从医务室出来,看看我又看看地上的东西。想说什么,好像又不知道说什么。我用那张已经沾上灰尘的床单一股脑地裹上一大包,说,给你了,全拿走吧。那个病人看了看我,说,这么好的东西,都新新的。

然后,我都扔到垃圾堆里去了。

那张结婚证。

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我仿佛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

从那天起,我再也没听他喊过我小杜。

两间砖房,一大一小,一个小院子,紧挨着医院。

我住在大屋。他住在小屋,还像从前一样,不,还不如从前,以前,有什么事,他都要招呼,小杜,要不要帮忙。

我一扯,把它撕得粉碎。那纸已经很脆了。

我发现我的屋门开着。屋子里坐着一个很精干的南方女人,我的一只脚刚跨过门槛,那个女人说话了,你就是小杜吧,你真有本事,怎么就让我儿子娶了你,娶了你还不敢告诉我。侬把他毁了,侬晓得不?

她最后一句是用上海话说的,她一边说一边倚在门上大哭起来。

他说,离婚,我必须要和你离婚。

你想都别想,这辈子我也会缠着你不放。你要提出离婚,我就去告你,玩弄妇女,让你背个坏分子的名誉,一辈子翻不了身。我得不到你,你也别想得到别的女人。

从一开始,我只抓住了个躯壳。

我挪进屋里,屋里是几样早就过时的家具,墙上也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有一张过了时的相框,里面凌乱地摆放着几张照片。还有就是一本日历,在有些暗淡的光线下,有些灰蒙蒙的。我看了看日历,三月四日,农历二月初七,三十几年前的今天,注定了我这一生的生活。那天,我结的婚。我们结婚了,身名俱在。那墙上有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那上面梳着辫子的女人在笑,而男人嘴角却是僵硬的。背景是南京长江大桥。当然,那是布景,是假的,但像真的一样。

我手扶着柜子,另一只手抓了抓,什么都没有抓到,眼前发黑,心脏突突地跳着。肋下有一种剧痛像电波似的传遍全身,我蜷起身子躺在地上。突然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我的身体在一点点下沉,我的意识却变得轻飘起来。我眼前出现一个影子。影子在拥着一个年轻漂亮的披肩发女人跳舞,跳一种我一辈子都没有跳过的舞。地上是鞋掌子留下的一圈一圈的弧线。他笑着,脸上的线条前所未有的柔和。然后,他的脸又跳了出来。他在唱《红灯记》中的李玉和,他在拉胡琴,身上的白大褂还没有来得及脱下来;他在做手术,一脸油彩地在为一个腿部受伤的病人做接合手术。他上了日报的某版的头条,一个大特写,他穿着白大褂,镜片有些反光,眼神有些疲劳,眼角已经有了鱼尾纹。那篇报道称他为医疗战线业务标兵,文武双全,多才多艺。

你的家属呢?家属咋还没来?护士支起身,朝这边扔过来一句。

我摇了摇头。我睁开眼,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

张院长刚才说了,这个病人他亲自处理。

噢,不会是张院长的老妈吧。

不知道,他匆匆忙忙地摞下这句话就走了。

唉,你听说了吗……

离就离了呗,有啥大惊小怪的。趁年轻就得想得开点,管别人说什么呢,自己快活了才是真的。

离婚是没啥稀奇的,关键是……

不会吧,张院长也是一把年纪了。

唉哟,你消息也太不灵通了,这是全院公开的秘密。

男人就是不显老。你没听说,张院长年轻时可风流了,好几个情人呢。不过,院长是挺帅的。

这声音就像是飘在空气中,游游荡荡地,敲击着耳膜。

赶紧量血压,还有几个新入院的病人等着呢。

我感觉视线有些漂浮和模糊起来。

我闭上眼睛,空气里是熟悉的来苏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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