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祖国读者”

简体版序 致“祖国读者”

李永平

“祖国！”

这一声可叫得好艰苦、好辛酸。

一九四七年，我以一个华侨子弟的身份，出生于婆罗洲北部的沙捞越邦，古晋市。那时，沙捞越归英国人管，是大英帝国世界版图中一个不起眼的殖民地。南洋的一个小邦，地处偏远，人烟稀少，当时六十万人口中倒有百分之三十是华人——来自中国南方广东、福建二省的垦荒移民。这些老华侨历经三四代，甚至七八代，大多已经在南洋落户生根了。我父亲却是第一代新侨。一九三○年代，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他只身到南洋“找头路”，闯天下。沙捞越，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个路过之地，等他攒够了钱，终究还是要风风光光回“唐山”的。不料，后来时局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回乡路断，我父亲归不得他在广东省揭西县灰寨圩的老家，不得不死心塌地，在沙捞越定居下来，娶妻生子建立另一个家，但在他内心中，至死有一个祖国。那是他老人家在异乡五十年，魂萦梦牵的唐山。

我，李永平——父亲给我取这个名字，因为我出生那年，中国正陷入惨烈的内战中——就这样出生在南洋，成为第二代华侨。

从小，在父亲的熏陶之下，我对书本中，尤其是唐诗宋词元曲里，所描绘的神州大陆，心中便充满了孺慕和憧憬。世界大地图上的中国——那最初形似一片秋海棠叶，后来又变得像一只大公鸡，隔着南中国海，与婆罗洲遥遥相望的黄土地——在我成长过程中，不知不觉间，便也成为我内心私藏的“祖国”。这份比血还浓的、与生俱来的情感，由于政治的关系，竟成了我一辈子隐匿在心中一个角落，不敢告人的秘密。

说句公道话，在英国人统治下的沙捞越，我少年时期的日子过得还挺自在、惬意。英国，毕竟是个老字号的殖民帝国，懂得使用怀柔的手段，治理它的“子民”。就拿国族认同这件敏感的事来说，英国人对属地内一些华人的“祖国”情结，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基本上抱着不干涉的态度——前提是你不大声嚷嚷，四处宣扬你的大中国思想。彼此心照不宣，相安无事。可是到了一九六三年，我十六岁时，宛如晴天里一声霹雳，在英国人的炮制之下，一个崭新的国家诞生了。这就是由马来亚、新加坡、沙巴和沙捞越组成的“大马来西亚联邦”（新加坡两年后退出，自成一国）。政治气氛霎时间变得肃杀起来。

你只能有一个国家认同：你是“马来西亚人”。你要公开表态。你必须作出选择。

我随波逐流，捱到高中毕业。十九岁了，我有资格也自信有能力选择。我再也不愿假装下去，因为，长年假装的结果，难保不会造成人格分裂。我可不想为了国家认同而住进疯人院。那多荒谬啊！所以，作为我给自己的成年礼物，十九岁生日那天，我作出了这一生最重大的选择。

出走。

但我要上哪儿去呢？那时，整个神州大陆正陷入“文革”的熊熊烈焰中。相形之下，台湾是一块清净土。于是一九六七年我“负笈”宝岛，进入台湾大学就读。这一落脚就是四十年！（其间只有六年，我人不在台湾，到美国留学去了。）就这样台湾变成我的第二故乡。这是我生命中一个挺美妙、挺珍贵的缘分。常有读者问我：婆罗洲和台湾，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占据怎样的地位？两者之间关系如何？

嗳，婆罗洲和台湾。我的两个故乡。一个生我、养我，用她那原始的棕色的奶水喂饱我的肚子，滋润我的心灵；一个在我走到人生的十字路口，茫然无措之际，伸出双臂，收容我，让我在世界上有个安身立命的地方。她们对我的恩，可大哪。她们就像我的两位娘亲，共同拉拔我长大成人。所以，身为小说家，我一辈子不断书写这两座隔着南中国海，一南一北，遥遥相望的岛屿，以至于到后来，她俩的形影在我的作品中逐渐融成一体，到了密不可分的地步。透过我的小说——以及我独特的身世和际遇——婆罗洲和台湾，这两块原本八竿子也打不到一起的土地，得以结缘。这，不也是功德一桩？

可我内心里还有另一位娘亲。她有很多名字：唐山、神州、华夏、支那、Mother China、母亲中国。不管大家如何称呼她，对我来说，她就是那个当年在婆罗洲，由我父亲传留给我，在我童稚时期，就悄悄进驻我心灵的“祖国”。如今，漂泊在外的游子，垂垂老矣，她依旧盘踞我内心一个隐密的角落，像个老妈妈般，不弃不离地守护着我。

“祖国”——在当年台湾特殊的政治气氛里，可是个大大的禁忌。你连想都不可以想她，莫说将她挂在嘴边，更莫说将她形诸文字。在这一件事上，我这个来自南洋的“侨生”，身在台湾，必须保持缄默，如同居住在“马来西亚”时那样。

而我在台湾一住四十年。

这一缄默，也几乎保持了四十年之久。

直到前几年，政治气候又是一变：开放喽。写了大半辈子小说的我，终于可以在神州大陆——我母亲的土地，我的motherland——堂堂正正出版我的小说，透过我的作品，跟久违了的、可说素昧平生的姐妹兄弟们见面。

“别来无恙，祖国！”

这一声，固然叫得很艰苦、心酸，但在内心深处那个旮旯角落，压抑了长长的六十个年头，现在，终于可以大声地、光明正大地叫喊出来，感觉可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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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河尽头》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以回忆录形式写成的长篇小说。分上下两卷：《溯流》与《山》。故事讲述一个生长在南洋的华裔少年“永”，十五岁那年暑假，因缘际会，伴随一群“红毛男女”（欧美人士）泛舟赤道蛮荒大河，一路溯流而上直抵丛林中心，在天尽头、水源头处，登上那座被土著尊奉为圣山的石头山，寻找生命的泉源，一窥死亡的奥秘。这桩奇特的成长经验，发生在婆罗洲。在繁体版《大河尽头》的《序曲》中，我借主人翁“永”之口，对婆罗洲这座巨大神秘的热带岛屿，作了一番具体的描述：

“……你打开一张世界大地图吧，看那赤道之上，东经一百十五度与纬线零度之交，南中国海之南、爪哇海之北，偌大一片热带水域中不是横亘着一个岛吗？这岛，你莫看它形状古锥（闽南语：亲切可爱），胖嘟嘟，活像一只怀着一窝胎儿蹲伏在地上的母狗，满脸慈蔼，福福泰泰，它却是世界排名第三的大陆岛，南海硕果仅存的雨林，自古的瘴疠之地，不知埋葬过多少欧洲传教士、阿拉伯商贾、荷兰官吏和眷属、日本皇军和营妓、美国嬉痞浪人和华侨猪仔矿工的骸骨。这岛有多大？长一千三百公里，宽一千公里，百分之八十的面积覆盖着密不通风、热雾弥漫的雨林，氤氤氲氲，终年蒸腾在赤道那一轮火红的太阳下。丫头，这已经够壮观了吧？可慢着，岛上还有六大河系——拉让江、巴兰河、加央河、玛哈干河、巴里托河、卡布雅斯河——发源自岛中央的加拉毕高地，好似一只庞大的八爪鱼，四下辐射伸张，顺着山势奔流而下进入内陆丛林，倏地，蜕变为千百条黄蛇，在雨林中钻进钻出，穿梭过那星罗棋布一洼又一洼连绵不绝的沼泽，来到海岸冲积平原，汇成六条大川，变成六只黄色巨蟒，砰砰溅溅一路翻腾嘶吼着分头闯入爪哇海、西里伯斯海、苏禄海、南中国海。这六大河系之首，便是号称印度尼西亚第一大河的卡布雅斯，长一千一百四十三公里，流经面积广大的西加里曼丹省，华侨管它叫卡江，达雅克人干脆称它‘大河’。就在大河的尽头，天际，赤道那颗大日头下，苍莽雨林中，拔地而起，阴森森赤条条耸立着开天辟地时布龙神遗落的一块巨石——峇都帝坂。”

十五岁那年夏天，在一桩诡谲的因缘安排下，“永”，出生、长大于北婆罗洲英属沙劳越邦古晋市的华侨子弟，生平第一次离家，独自出远门。他来到西婆罗洲，印尼共和国西加里曼丹省，搭乘伊班人的古老长舟，深入这座雄踞南海中央、横亘于赤道线上的大岛，展开一趟鬼月丛林之旅，试图攀登竖立在“大河”尽头的那块神秘巨石。

那时，初中刚毕业，有个漫长的暑假，“永”奉父命，前往西加里曼丹省省会坤甸，拜见一位荷兰女子。

（他的父亲！那个年轻时喜欢漂泊的浪子，二十出头，便只身离开广东原乡，漂洋过海来到沙劳越。南洋大热天，他终年穿着他那套雪白夏季西装，头戴一顶米黄草帽，手提一口黑漆皮箱，进出婆罗洲岛上的英国与荷兰地界，四处游荡不归，让“永”的母亲镇日提心吊胆，天天倚门翘首盼望……）

这个少年做梦也不曾料到，后来证明，这段坤甸之旅只是个前奏，一节短短的序曲而已。它的作用，在于开启一趟更苍凉壮阔、更荒诞、更令人迷惘，以至于让“永”刻骨铭心，终生思念“克莉丝汀娜姑姑”的大河航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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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是因为这个故事在我心灵中酝酿了很多年，或许是因为，多年前那个要命的夏天，发生在婆罗洲丛林的事件，具有自传的色彩，书写起来时好似回忆往事一般，也或许是因为其他的、不可解的、艺术上的缘由——《大河尽头》是我生平写得最顺、最“畅快”的一部小说。

有如大河之水，千里滔滔，一发而不可收拾。

写作《大河尽头》那段日子，每天一早起来就泡杯黑咖啡，坐到书桌前，摊开一本四百格原稿纸，一口气写上五六个钟头（我真的在写字呢！因为我是个电脑白痴，不会打字。这在台湾作家中是挺稀奇的）。每每一提笔，只觉眼前有一连串鲜明的文字意象，活蹦乱跳，不住涌现。那种热闹的情景，就像书中描写的一群在月圆之夜，浩浩荡荡，搭乘伊班人的长舟，航行在冥山下、大河中的归乡客，一个牵引着一个，不断地从我记忆深处冒出来。身为作者，我只需做好一件事：当个称职的“御者”，手握缰绳，小心翼翼操控这群好似一匹匹野马般，奔腾于婆罗洲丛林中的方块字。我得一笔一划，将这些字书写下来，安顿在雪白稿纸上。

使用一群中国的、图腾式的方块字，捕捉和呈现一簇簇南洋的、热带雨林的意象，对任何一位作家，都是严厉的挑战。而对一个生长于英国殖民地，从小就学习英文，长大后，可以选择用英文写作的华裔作家——譬如我——来说，那更是一桩奇妙的写作经验，在过程中，固然会给你造成各种烦恼、考验和煎熬，却也会带来无穷的、意想不到的乐趣。

用同样的一堆方块字所描绘出的热带雨林、赤道岛屿，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气象呢？

这，得由读者来鉴定。

写完《大河尽头》这部以婆罗洲为背景，使用全景画形式，呈现一块与古典中国、神州大陆截然不同的土地，字数多达四十万的中文小说，我，身为作者，只能以一个华裔子弟的谦卑、虔敬之心，在这儿向大家报告一个小小的心得：中文历史悠久，字汇充足，意涵丰富，而且是——这点对我们华裔作家来说，格外的美妙和珍贵——举世独一无二、形音俱美的语文，用它来描绘那同样缤纷灿烂、别有洞天的婆罗洲雨林世界，简直是鱼帮水，水帮鱼，彼此投缘得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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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是个民族复杂、语言非常多的地方。小说反映现实，所以《大河尽头》书中，你不时会看到一些婆罗洲通行，但表面上看来，似乎跟方块字的中国风情扞格不合的马来语、爪哇语、伊班语、达雅克语的词汇。但读者不需发愁。经过细心筛选，出现在我笔下的，大多是纵使你从没去过南洋，也肯定耳熟能详，甚至已成为现代中文一份子的马来词语，譬如“甘榜”（村庄）、“巴刹”（市场）和“纱笼”（马来围裙）等等。书中需要引用较长、较完整的马来词句时，我会使用含蓄的、艺术的手法，在不影响小说叙事流畅性的前提下，加上一句中文，点明这句马来话的意思。敏锐的读者，肯定会觉察到这一点，因此在阅读上，不但不会遭遇到任何障碍，反而能体验出一股非常美好、别致的南洋风味。

《大河尽头》语言的多样，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了近年来中文的世界化吧。当然，这种“杂烩”式的语言，也显示作者本人——出身南洋，受过多语教育的华裔子弟——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

也因此，闽南语词汇出现在这本描写婆罗洲的小说中，是自然的现象，因为在一甲子生涯里，有四十年的岁月，我是在台湾度过的。我的小说语言，无可避免地吸纳了大量台湾元素。

其实，我在《大河尽头》中使用的那些闽南语词汇，在两岸开放来往后，经过这些年的交流，大多已经传入大陆，并且逐渐被内地读者所接受和欣赏，诸如“打拼”（努力）、“做伙”（结伴）、“三不五时”（不时）、“老神在在”（胸有成竹）等等。但是有一些我个人特别钟爱、具有特殊台湾风味的字词，似乎犹未受到大陆读者青睐。譬如“迌”（音：踢跎）。多古怪的字！这两个不知何时、何人创造，一般中文辞书不屑收入，但却透过民间歌谣的传唱，在台湾奇妙地流传开来的方块字，意思是：一个人四处漂泊，白天顶着大日头，晚上踏着月光，逍遥自在可又是那么凄凉孤独。

迌。这两个身世卑微的方块字，好似一双流浪卖唱的孪生孤女，相依为命，总是一起出现在闽南语歌曲里，最能够反映出我——身为一个南洋浪子——的心境（闽南语中“浪子”就叫做“迌人”呢）。

漂漂迌人

漂漂迌人

冷暖人生若眠梦

不免怨叹

所以，我就把这两个来历可疑、一般作家不屑使用的台湾字，安置在《大河尽头》这部南洋浪游小说中，让她们俩的踪影，宛如一对姐妹花的幽魂，飘荡出没在全书。希望更多的读者认识她们，接纳她们。“迌”：美丽凄凉、充满浓浓台湾风情的两个新方块字。

在简体版的《大河尽头》中，我尽量保留繁体版的闽南语词汇。这样做的目的，当然，不只为了给这本书增添一些台湾情调而已。最重要的是，这部以南洋为背景的小说，是在台湾书写，而且有个比较特别的讲故事方式：主人翁“永”，历经多年漂泊生涯，落脚于台湾东部一个大学城，追忆往事，将这桩发生在他少年时代，婆罗洲原始丛林中，让他刻骨铭心的事迹，以第一人称，面对面，诉说给一个名字叫“朱鸰”的台北小妹妹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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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了“朱鸰”。

她可能是读者最感兴趣、最关心的人物。

这个谜样的小女孩（我一直管她叫“丫头”）是何许人？她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我的作品中？最初是以什么方式出现？后来，又如何成为我小说世界中的常客？

很久以前的事了。

让我想想。

当年，我离开婆罗洲来到台湾，以侨生身份，在台大外文系就读，毕业后留校担任助教，在台北市罗斯福路“古亭小学”附近租屋。每天傍晚下班步行返回住所，经过这间小学，总会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女生，独自蹲在空荡荡的校门口，手拈一支粉笔，在水泥地上练习写字。那股专注劲儿，看起来好认真、好动人，不知怎的就扣动了我这个游子的心弦。一大一小两个陌生人，竟结成了忘年交。后来有一天，她忽然不见。听人说她搬家转学了。不久我也离开台湾，到美国攻读博士学位。返台后，边在大学教书边写作。撰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海东青：台北的一则寓言》时，这个失踪多年、杳无音讯的小姑娘，突然从我的记忆深处蹦出来，一连好几夜，在睡梦中纠缠我。我拿她没办法，只好把她写进书中，让她担任一个小配角，安抚她一下。谁知，这丫头却趁此机会施展浑身解数，卖力演出，竟然成为整部小说中最抢眼的角色。

往后，她就化身为“缪斯”式的小精灵，三不五时出现在我的作品里，成为我每回坐到书房中，动笔写作前，心中召唤的灵感来源。我在书中讲述故事时，她总是义无反顾地、挺有耐心地扮演“倾听者”的角色；有时，她甚至充当我诉说心事的对象，温柔体恤，善解人意，有如一个小母亲或小姐姐。

她跟随我多少年了，总没变老：永远是我初遇她时的那个七八岁小学女生，无论阴晴寒暑，老是穿着一袭土黄卡其上衣、黑布裙子秋季制服，背个红书包，甩着一头刀切般齐耳的短发，每天傍晚放学后，不爱回家，喜欢走上街头游荡。你看她，只管睁着她那两只乌亮亮的眼瞳，踢跶着脚上那双破球鞋，独自迌在街头，一径东张西望，满脸的好奇，仿佛在搜寻什么新奇事物似的……

朱鸰。长不大的小女生。永远的丫头。

她就是以这样的形象、这身装扮和这副神态，出现在《雨雪霏霏》中。这本书是《大河尽头》的前传，一部奇特的小说，讲述台北城一桩奇妙的邂逅：某个秋日的傍晚，炊烟满城，好似天上下起了茫茫白雪，两个素昧平生、来自天南地北的人，相识于一间小学门口。于是这大小两个，“永”和“丫头”，就结起伴来展开一趟夜游台北之旅。两个人边走，边讲故事，从罗斯福路的台湾大学，一路步行到名闻遐迩的华西街观光夜市（蛇街），从城南，直逛到城北，然后沿着那条贯穿台北盆地，以前十分清澈，如今，早已变得宛如黑水沟般污浊的新店溪，一路跋涉，溯流而上，寻找传闻中那绝灭已久的台湾原生鱼——庵仔鱼。破晓，满城曙光中，水源头一口黑水潭里，他们看见群鱼交欢。城头一钩残月下，只见成千尾鱼儿纷纷窜出水面，成双成对，迸迸溅溅蹦跳飞舞，好似举行盛大的求偶嘉年华会一般。“永”看呆了。“丫头”唱着儿歌，涉水走入潭中。台北夜游之旅结束了，九个故事也讲完了，于是就有了《雨雪霏霏——婆罗洲童年记事》这本书。

若干年后，“永”栖身于台湾东部山谷中一座新兴的大学城。某夜，独坐书房，望着窗外台湾阿美族人的圣山——黑色奇莱，忽然心血来潮，想起了他的老家，婆罗洲原始丛林中，那座矗立在大河尽头的神秘石头山，伊班人的圣山，峇都帝坂。于是，他开始呼喊朱鸰丫头的“灵”，将她从台北红尘深处那窟黑水中，召唤回来，央求她，再一次陪伴他从事一趟回忆之旅。这回的旅程，将把他们俩带到南天大海中，赤道一颗大日头下，世界第三大岛上的最大一条河流——卡布雅斯河。

这就是《大河尽头》这部小说的缘起。

所以，一打开这本书，读者就会察觉到，小说的主人翁叙事者“永”，正在对一个小姑娘——他管她叫“丫头”——说话。他以追忆往事的方式和略带凄怆的语调，娓娓道来，告诉丫头，十五岁那年暑假，阳历七月三十日、阴历六月二十九开鬼门那天，他如何奉父亲之命，从他们家居住的北婆罗洲沙劳越古晋市出发，搭乘轮船，穿过爪哇海，前往西婆罗洲的坤甸城，拜见一个名叫克莉丝汀娜·房龙的荷兰女人。这次见面，将会开启一趟奇异的、令他终生难忘的鬼月大河之旅。

书中那个听故事的小女生，就是台湾读者已经熟悉的“朱鸰”。大陆读者第一次阅读我的作品，对她还感到陌生。不打紧。现在就请“丫头”——你们就把她当自己的小姐妹看待吧——担任向导，带领大家进入书中，陪伴大伙儿搭乘伊班人的古老长舟，沿着婆罗洲的千里大河，一路溯流而上，经过一个驿站又一个驿站，在七月十五，月圆之夜，抵达航程的终点，停泊在大河尽头那座嵬嵬耸立于遍野月光中的石头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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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期，我就恋上希腊神话中的“缪斯”姐妹。小小心灵，认定这九个掌管艺文、舞蹈、音乐的女神，是西方世界中最有教养、气质最佳、最令男生仰慕的大姐姐。

从荷马史诗，到莎士比亚的戏剧，千多年来，西方文学的缪斯传统，给诗人们讲述的故事增添了一份特殊的情调，和一股迷人的氛围，浪漫、庄严而且凄美。从我十来岁时，第一次接触西方古典文学，它就深深吸引住了我。

至今，我仍爱读但丁的《神曲》，因为那是缪斯传统在文学中的最高、至美表现。学者普遍认为，《神曲》三部曲中，《地狱》篇气势最磅礴，故事最精彩，语言最是千锤百炼，《炼狱》也还有可观之处，写得最差的是《天堂》，平淡无趣。我却独钟爱天堂篇，只因为在这儿担任向导，引领但丁旅程的是贝雅特丽采——他日夜思慕的初恋情人、他漫长孤独的诗人生涯中，惟一的缪斯。

中国文学好像没有这种传统（也许，曹植笔下的“洛神”是个美丽的例外吧）。于是我就有个愿望，要把西方的缪斯引介到我们的文学中，所以，我就创造出一个东方式的、古灵精怪的、具有浓浓台湾风情的小缪斯。这，不也是挺美妙的一桩文学因缘吗？

我的小缪斯，丫头。

这回就让她充当领路鸟，陪伴读者，进入《大河尽头》的小说世界，趁着阴历七月鬼门大开，从事一趟婆罗洲大河之旅吧。我有信心，等到这趟为期一个月的航程结束时，你们就会认识，了解，甚至喜爱上这个来自台北，八岁，冰雪聪明，喜欢四处迌游荡，名字叫“朱鸰”的永远的小姑娘。

二○一一年八月

写于台湾淡水镇观音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