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元章是7岁那年(1953年)随父母从淮海中路中南新村搬到宝庆路3号的，一直居住至今，可谓上海百年豪宅史中，仅存的一位豪宅内的末代小开。或者宝庆路3号果真有祖先荫护，当着旧日豪宅住户都无奈地屈从于时代的局限，纷纷老去在宅外的遍地江湖时，他竟还可以守住祖屋，迎来新世纪的阳光，并因以他的画、他的唱片收藏，令宝庆路3号成为上海某个特定圈子的据点，连老外都说： “如果你没去过上海宝庆路3号，那你就不算真正了解上海文化！”
徐元章自言，自己从外貌到个性，更像父亲多一点。
而他，也多亏有一个开明有才，懂他知他的作家父亲。
初二那年，本来就身体孱弱的徐元章，不堪学校活动：捉麻雀、除四害、收集废铜烂铁、义务劳动……一日终于向父亲提出：
“爸爸，我不想再上学了，太没意思，太浪费时间了……”
这位才子父亲居然不加思索一口同意：
“好的，我们在家里读书，一样的！”
长年关在与世隔绝的宝庆路3号大洋房内生活，时光早已定格在1949年前的节奏，他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节奏，以为还是他在这里做家庭教师的年代：在家里请几个老师来，一样可受好的教育。他忘记了，在解放后的上海，任何人必需依附一个单位。否则，你就如一个没有躯壳可寄居的游魂，在社会上飘忽不定。事实上自初二起，徐元章就是这样一个没有单位的游魂。好在现在开放了，上海滩涌现越来越多的自由职业者。否则，他日子还真有点难熬，很容易被视为社会闲散人士，即为无所事事好吃懒做的代名词。
自小在这所带大花园的闹市中净土长大，徐元章先跟母亲学画。聪明敏感的母亲早已发现了他的天资，虽然她并不希望他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但还是替他请来了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做他导师。随后，他先后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也曾上宝庆路3号教他绘画长达五年。
海最后一位私人豪宅主人——画家徐元章
此外，他还师从范继圣(钢琴家孔祥东的老师范大雷之父，当时为上海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学钢琴，与哥哥一起去陕西路一私人教授处习英文……虽然他钢琴没有学好，英文也不算流畅，但这些教养都浸沁入他的血管中，默默营养着他的思维和艺术才华……就这样，宝庆路3号围墙内三代人的精致生活，打造出徐元章这样一个流着蓝色的贵族之血的画家。
早年9岁妹妹的夭折，12岁时母亲的离去，令徐元章的童年带上一抹凄零，这令他总带着一缕浅浅的哀伤。有人说，艺术家应天生带着一丝淡淡的哀伤。或许，徐元章确实天生就是一位艺术家。只是因为早早脱离学校的集体生活，并且长期生活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豪宅内的残山剩水中熏陶，这令他成为上海滩上他同年人中的一个异数，也造就了今后一贯的谦恭、敏感和脆弱及不谙世事，特别的不能融入花园围墙外，直至宝庆路以外的生活！
徐元章不仅是一位老洋房画家，还是爵士乐的发烧友，他收藏的老唱片和乐谱颇具规模。
在他心目中，从1949年起，上海就已经定了格：就是那一片一片他从小就看熟了的隐在绿阴中的老洋房；他的生活，也是从12岁迷上油画起，也定了格：那就是上世纪20年代的爵士乐和油画。当然，还有漂亮的女人。
他与老爸徐兴业很像，相貌平平，不谙世事，不善辞令，却颇受女性欢迎。即使他后来在文革中被分配入清一色由婆婆妈妈组成的里弄生产组做工，连带那些四五十岁的根本没有文化更遑论懂艺术的婆婆妈妈，都十分疼惜这个斯斯文文彬彬有礼的小青年。说过了，徐元章除了音乐和画画，在其他方面几乎等同白痴！生产组是专事生产加工线圈的。徐元章自己也弄不清，为什么他绕出来的线圈，绕一只就会烧坏一只，因此老是完不成指标。
几个婆婆妈妈就让他歇着点，自己手里加快点。几个人就将他的指标做出来了。
“你是洋房里的小开，这种活计不是你做的。”
但是，每天空坐在那儿不做活，也不好意思呀！于是，徐元章就在一边给她们讲故事。当时上海还有许多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在放，他就将这些电影故事内容通俗化、上海化地娓娓讲给这些老阿姨们听。老阿姨们听得着了迷，后来索性每天上班前，就替他买好豆浆糍饭油条，让他笃笃定定吃好早餐替她们讲故事。至于他的配额，自然都帮他做出来了。
文革中，宝庆路3号被充公成为华侨西服厂。徐家父子被挤迫到洋房后楼——通常从前是做储物室的，上海人称之为亭子间之类的房屋辅助部位。笔者曾应邀去他家听音乐——当时的盒装磁带尚属十分稀罕呢。但见小小亭子间布置得十分雅致，元章太太和父亲徐兴业，特地备了西点煮了咖啡待客。也就是那次，我认识了他的太太黄亨义。70年代时她才三十来岁，艳丽惊人，即使一件已褪色的蓝布罩衫，都淹没不了她那非同寻常的美貌。
徐元章的作品
她是一位中德混血儿。她父亲曾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派往奥地利的维也纳警官学校。她就是父亲与一位漂亮的德国姑娘的结晶。她的名字亨义就是英文Honey(甜心，可人儿)的中文谐音。
说来也巧，仿佛命中注定，与父母为师生相爱一样，黄亨义与他，也是师生恋。她15岁那年，经人介绍跟他学油画，就此互生爱慕，谈了8年恋爱再结婚。
黄亨义似是徐元章的母亲、宝庆路3号的四小姐的翻版，岂但漂亮而且多艺多才。她跟言慧珠学过京戏，跟男低音歌王温可铮习过声乐。在当年的罗宋俱乐部跟白俄学过芭蕾。她的画也很不错。本来，她或应也可成为上海文化界一颗冉冉上升的红星。
1965年由周小燕带队的上海声学团去黄亨义所在的上海某元件厂招生。黄亨义唱了一首歌后，即被作为第一号入选。为此，她还在上海声学团读了一年书。可惜该团在“文革”开始就解散了！
如同当年徐元章的母亲，拜倒在黄亨义石榴裙下的人不知其数，甚至有当年十分吃香的军区司令公子甚至市造反派头头，她就是看中又没相貌又没权势更遑论钱财的徐元章，在1971年嫁入宝庆路3号亭子间。他们有了个和母亲一样美丽的女儿。
1992年，黄亨义有个机会去美国。当时，她已经42岁了，或许这是她最后一次可以拼搏的机会。为了女儿，她走了。
元章是不会离开上海的，甚至不愿离开宝庆路3号。他连上海以外的省市都没有去过，更遑论叫他漂洋过海。这对恩爱夫妇分手了！但再见仍是朋友。
就这样，送走了太太，送走了女儿，他仍守着宝庆路3号，画他的上海老洋房。他没有公职，就是靠自己的画笔，养自己、养宝庆路3号的大花园洋房。
房子如女人，需要呵护和爱的滋润的。文革后宝庆路3号总算归还了，但要养起这幢昔日豪宅可不容易，单请一个花师傅日隔日来打理这只占地几千平方米的大花园，浇水和除草，一月就是可观的一笔；还有，那有二百来平方米的大客厅，空调一开，电费动不动就是以千元为单位；就是不开空调，光开亮那大大小小的吊灯、吸顶灯、射灯，电表也会走得很勤。当然，欲重新打造经几代人精心打造的宝庆路3号的昔日辉煌，就是百个徐元章，也无济于事。要紧的是，他毕竟守住了这片樱桃园！
有亲戚讪笑他： “你这个人这么窝囊，看煞你一世无成，也没有女人会要你！”
他仍只顾耕耘，不问收获。五十年来，他坚持用维治尔的画法画旧上海建筑。渐渐地，自然形成了几个系列：如历史名人住宅、宗教建筑……初时他只给自己几个朋友和学生欣赏，继而在自家的大客厅中办了几次展览。就这样，没有广告，也没有美术评论为他作任何宣传，他的画和他本人如同宝庆路3号，开始在上海滩渐成热点。几乎所有在沪的外国领事外交官们，都来宝庆路3号作客观画，不少中外媒体，包括美国的《时代周刊》都作了报道。不少中外人士开始买他的画。
每逢圣诞，宝庆路洋房内的party一点也不输给专业娱乐场所。
一位外国画商如此评价他的画： “画西洋建筑在西方绝不稀奇。但在徐元章的画里，有一种旧上海的历史韵味，很独特，很令人陶醉。”
是玫瑰，总会开放。当然，这个等待绽放的过程，是漫长和艰苦的，需要耐心和信心。上海APEC会议上，选择了他的62幅老洋房油画挂在会议厅，当时的徐匡迪市长还指定以徐元章的老洋房画制成明信片作为上海送给出席APEC会议官员的礼品。
他依然将自己关在宝庆路3号画画、教画。他教画不收学费，但必需有天分。另外，要有气质。故而他的学生，几乎清一色为妙龄美女。他不否认这点。
“我喜欢带着一份美好的心情作画。可爱纯情的女孩子永远会令我有好的心情！”
为了保证这份好心情和好氛围常有久有，他与他的女学生们只做朋友，不谈恋爱。因为，他不愿为了一棵树木而放弃一片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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