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

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

赵文瑞是第一面五星红旗的缝制者。她是北京人，1913年出生，解放前，她家生活很苦。为了维持生活，她到处奔波，给人缝补浆洗，收入十分微薄，一家人难得温饱。她多么渴望有一天能过上好日子啊！这一天终于盼来了。人民政府介绍她参加工作，在北京美术供应社当上了一名工人。

1949年秋的一天，一辆吉普车把她和几位工友姐妹接到中南海怀仁堂。原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即将在这里召开，让她们参加会场的布置工作。赵文瑞分工制作窗帘和台布。当时只有一台借来的缝纫机，她吃住在机器旁，没日没夜地干，浑身像有使不完的劲儿。

一天夜里，她正在埋头干活，耳边传来一个亲切的声音：“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抬头一看，啊，原来是周恩来副主席！大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周副主席忙说：“坐下，坐下！”然后向大家问长问短，临走又嘱咐干部照顾好工人们的生活和休息，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9月21日，政协一届全会在怀仁堂隆重举行。几天后，大会筹备处的一位同志来到美术供应社，把一份五星红旗图案和制作要求交给赵文瑞说：“这是政协会议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式样，制作第一面五星红旗的任务交给你吧！”赵文瑞双手捧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禁不住夺眶而出。她认识到，这是党和政府的重托，是中华儿女的希望啊！一种当家做主人的自豪感、幸福感油然而生。(www.guayunfan.com)赵文瑞晚年照片

赵文瑞从前门外瑞蚨祥绸布店买来大幅的红绸料和黄缎料，反复琢磨如何裁剪，如何缝制。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制法，她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贴在红绸旗面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因室内没有大桌面，她就把地板擦干净后，把旗平铺在地板上，趴下来，一针一线密密实实地缝制起来。

离政协会议闭幕只有两天了。赵文瑞想：这不是一般的工作，时间这么紧，责任又这么重大，真有些担心；但又一想，这项工作能交给我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儿。想到这面国旗是新中国的标志，是无数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她是代表全中国人民在缝制这面国旗，她就越发精神振奋，越发精细地干起来了。她顾不上吃饭，也顾不上睡觉。长长的彩线，密密的针脚，缝进了她对新中国的热爱，织进了她对新生活的向住，注进了她对党和毛主席的一片深情。

9月30日下午1点，第一面五星红旗终于缝好了。在全国政协一届会议上，朱德副主席代表会议主席团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把这第一面国旗展现在634名代表和300多位来宾面前。当她看到由她亲手缝制的国旗在主席台上展现时，心情万分激动，双眼让泪水模糊了。

赵文瑞（右）和胡其俊（左）

主席台上的五星红旗为赵文瑞亲手缝制

★开国大典五星红旗制作人——宋树信

宋树信是开国大典五星红旗的制作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他公开的身份是做生意，暗地里是给北岳区地下党前门支部做宣传工作。

在北京市西城区感化胡同的一幢居民楼里，年近九旬的宋树信老人，回忆起与国旗的往事来，思路很是清晰。

1949年北平解放后，宋树信被安排进北平市国营永茂实业公司业务科工作。这家公司当时是中共北平市委、市政府所属的领导全市生产的一个部门，负责接管敌伪工商产业。1955年，永茂公司改为北京市纺织局。

1949年9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确定了新中国的国旗、国歌、首都，并决定于10月1日举行开国大典。

随后，永茂公司便接到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制作一万面大中小三种款式的国旗。“为什么让我们永茂公司来做呢？这是因为我们公司是北平市委直接领导的，政治上可靠。公司接到任务后，便让我们业务科来组织监制工作。”“当时，我们还碰上一道难题。那时刚解放，北平的工商业手工业还未进行改造，手工业的设备基础很差，没有一家印染厂可以承接这项制作一万面国旗的印染业务。于是我们商量，决定用红布做旗面，拿黄布做成五星，然后用缝纫机缝上去。”“方法定下后，我们便开始组织布料。一个科二十来人，骑车的骑车，乘车的乘车，几乎跑遍全城的大小布店，像瑞蚨祥、福林祥——八大祥的老字号更不用说，见了黄布、白布、红布就买。最后，还派人去天津拉了两三卡车的布。”“有了布，我们又找到缝纫社，无论是国营、民营、个体，都在赶做国旗。同时，我们永茂公司还在前门设了个门市部，专门发放国旗。”这边买着布，中间缝纫社缝着，那边门市部发着，一条龙的流水线彻夜运转着。宋树信和同事们一连一个星期，吃住在公司，终于赶在10月1日之前，完成了这项一万面国旗缝制和发放的任务。

宋树信晚年在国博国旗前

正当宋树信想歇一口气的时候，又一项光荣而神圣的任务落到了他的肩上。“那是9月29日上午，我刚一上班，经理甄树德就找到我说，市委指示，10月1日毛主席要在开国典礼上亲手升起一面特大规格的国旗，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制作任务交给了我们公司，公司领导研究决定，让我负责完成。甄经理还说，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必须在10月1日前，把国旗送到开国典礼筹备处。”

宋树信说，当时组织上要求，这面国旗的旗面必须用红绸，五角星要用黄缎。要做两面，以供挑选。

“接到任务后，我又是激动、又是紧张。您想，党把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我，这是信任咱。就是苦死累死，也一定要完成！”

“找红绸还容易，但刚解放时，黄缎子不容易见着。接到任务后，我骑着自行车，整整跑了一天，跑遍了王府井、东四、西四、西单、前门等商业区的所有布店，都说没有。”“找不着黄缎子，我心里那个急哟！还有一天半就要举行典礼了，临时到外地去买黄缎子也赶不及啊！于是，我就把希望寄托在那时北平城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了。”第二天一大早，宋树信就又到了瑞蚨祥，找到一位老职工，说明了来意，请他去翻翻库存。大概过了两个钟头，老职工终于找到了唯一一卷三米多长、不到二尺宽的黄缎子。 材料全了，剩下便是制做了。由于这面国旗规格特殊，必须得有个大的案面才行。想了半天，宋树信便骑车直奔西单北一百多米、路西一个胡同里的一家缝纫社。“那家大概叫新华缝纫社。这家缝纫社的案面大，能铺得下这面国旗。一位三十来岁的女技术员听明白我的来意后，向我保证，一定能做好。”

1949年缝制国旗现场

“旗是连夜用缝纫机赶制的。他们一边干活，我就一边看着。做到一半时，我们发现，黄缎子的宽度不够，做不了最大的五角星。我们左比右量，总有一个角需要拼接。”“根据这个情况，我又马上向公司作了汇报，经过一层层的请示，最后同意我们的拼接方案：在大五星的一个角上接一个尖。接好尖后，如果不仔细看，根本看不出那个尖是拼接缝的。”“一共两面五星红旗。一面是接尖的，另一面的大五角星则是有个角略微向旁边挪了一点。不过，看是看不出，用尺子量就能发现角与角之间的距离，比标准的差那么一点。”缝制好两面国旗时，已是10月1日早晨。把两面国旗整齐地包裹好后，宋树信便急忙向设在天安门城楼后西侧的开国典礼筹备处赶去。 筹备处的同志验收后，非常满意。这时，一位五十来岁、操着南方口音的同志笑着走近宋树信，亲切地问道：“小同志，是党员吗？”宋树信答道：“是。”于是，这位中年人拍了拍宋树信的肩膀，说：“你为党立了一功呀！”“当时，我激动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宋树信回忆说，“事后才听说，这位中年同志，就是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叶剑英同志。”

宋树信的女儿至今还记得，在她小的时候，家中书桌的玻璃台板下，就常年压着一块红缎面的工作证。这个工作证就是当年为了方便宋树信去筹备处送国旗，筹备处发给宋树信的开国大典工作证。不过，遗憾的是，这个宋树信非常珍爱的工作证，却在“文革”当中散失掉了。

被拼接的五角星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首都30万军民齐集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按动电钮，启动广场中央旗杆下的电动升旗装置，新中国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和礼炮声中像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看着这面大红国旗，毛主席脱口说道：“升得好！”

宋树信告诉记者，升上去的国旗是宋树信监制的那面拼接了五星星尖的红旗。而另一面红旗当时由聂荣臻元帅指示护旗的战士用绳子系起，隐蔽在旗杆一边。万一电动升旗装置出现故障，随时准备改用人工升旗，保证做到万无一失。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季如迅说，馆藏的五星红旗与宋树信提供的有关第一面国旗的特征完全符合。首先，大五角星的一个尖确实有拼接的痕迹。宋树信说，当年缝纫社的工人为了让国旗能系得更牢靠点，便在白布袋两端加缝了两条白带子。但开国大典筹备处看了后，认为不在要求之列，就拆了白带子。这一点，从馆藏的国旗白布袋处的针眼可看出。其次，宋树信反映，开国典礼当天下午，天空曾飘过一阵星星点点的小雨。而当时红绸布易掉色，所以，第一面五星红旗上，应出现雨点大的色斑，这一点也符合。点点滴滴表明，馆藏的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的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

国家博物馆收藏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