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浓缩故事

父亲幼时很苦，他怎能不苦？爷爷从山东莱阳挑着家当往山西逃荒，奶奶领着父亲。一个壮汉赶上来，说是老乡，他硬把爷爷的担子抢过来，要帮他挑一会儿。后来越走越快，爷爷撵不上，全部的积蓄生生让他骗跑了。灾荒年爷爷饿死，奶奶改嫁，父亲由姓张改为姓申，奶奶死后，后来又跟着后母从屯留县东洼改嫁到了吾元镇原家。他连生日是哪天都不知道。

父亲和母亲都是二婚，都是在废除童养媳制度，妇女解放中获得自由的。父亲的前妻锁女觉得对不起父亲，出面做媒把好友崔改荣介绍给了他。父亲感念她，我出生后，让我拜锁女做了干娘。我们两家年年走亲戚。

父亲（前左）是1989年患脑溢血去世的

父亲很聪明，许多活计一看就会，比如杀猪、宰羊等等。后来见接生婆来接生，为了省钱，连这技术也学会了。我们兄妹七个，后四个都是他接生的。那时没有卫生纸，产血用柴草灰蹭。多少年后，我家炕上 竹席的缝隙间还留有黑黑的血渍。

1958年大炼钢铁、大办食堂时，要把各家各户的铁器和粮食统统归公。他暗里说是瞎胡闹。他把铁锅埋在煤堆里，把粮食装在枕头里，又把灶锅下面掏空，把一大口袋麦子藏进去，在上面撒上灶灰。队干部来检查了几次，也没搜出来。大食堂开始时，油条馒头海吃，后来连红薯叶也割来煮，猪食都不如。父亲常常半夜点上油灯，拽上我去推碾子磨面，回来连夜做汤面喝，我们才没被饿死。

父亲每年深秋都要半夜赶着驴车去90里外的潞安煤矿排队买煤。我九岁那年父亲又去了，他舍不得买盒好烟，却给我买了一支“金星钢笔”，可见他对我的希冀有多大！我们的田老师的家在沁州，也很穷，几乎天天下午都让学生给他种地、挖药材。我在抬粪桶时不小心把钢笔弄丢了，吓得不行，同学申喜存把他的钢笔帽借给我冒充。半夜，父亲在给我挪衣服时发现了，平时舍不得打我的父亲一边气得打我，一边心疼得直哭。可他一早又去供销社给我买了一支便宜的。

父亲爱说爱笑。正月十五公社闹秧歌，他耳朵上挂两个红辣椒，头戴老太太帽，挎个篮子，拄个棍子，随着八音会的“咚咚锵”扭来扭去，笑煞个人！人们不喊“原天锁”的大名，叫他外号“原猴儿”。队里干活，都愿跟他搭伙，男男女女几十个人在一起，听他讲古讲笑话，编排干部们的风流韵事。

父亲说得像评书一般：“话说这一支花，先是和四队队长赵富奎好上了，后来，支书也插了进来。一天夜里，支书来推门，正赶上队长在里面，怎么也推不开。支书便派会计、主任和民兵连长去抓。大队办公室成了刑房。队长的罪名是不带头积肥，布置完任务就去搞破鞋。四个人你推我打，争相表现，打得他哭爹喊娘，满地乱滚，最后连放煤油灯的桌子也撞倒了。黑暗中，不知谁一脚踢到要命处，给踢死了。几个人商议后，在‘马皮坡’的歪脖树下伪造了个上吊现场。公安局来验尸，被‘招待’了一顿后，没了结果。”

干部们为了掩盖罪行，根据社员们的年龄组织起了名叫“小罗成”“穆桂英”“老黄忠”“佘太君”的“突击队”，天天晚上不是挑灯夜战干活，就是开批斗会，大年初二就得往地里挑粪，年年虚报产量，多交公粮，一顶顶“先进”、“模范”的桂冠接踵而至，一队队参观者络绎不绝，连保加利亚等国家也固定往村里邮画报……只是苦了社员们。饥饿，把正统、纯朴的乡亲几乎个个都逼成了到地里到场院“盗”自己种的粮的“小偷”。恨，埋在每个人的心里，还不敢吭声。可父亲不怕，依旧在地里给大伙解恨发牢骚，当然，也只能发发牢骚。

老地主苗石锁从监狱回来被批斗死后，他儿子苗新牛被接着批。这人像他父亲，出奇的节俭。光棍一人过，从来不洗锅碗，玉米也是连皮碾着吃，说怕浪费粮食，房顶上挂的几摞玉米穗熏黑了也舍不得吃。过年他也贴对子，但不敢求人写。红纸上是用小碗蘸锅底灰泥盖得一个个圆圈圈。我问他这是什么，他却出人意料地说这些字是：“人丁兴旺”“金银满柜”“肥猪满圈”。父亲说：“他光干活不说话还挨斗，太可怜了！”常常让我偷偷给他送饺子、面条等，把他感动得直抹泪。

1960年大年初一，父亲让我和妹妹到亲戚家磕头。我觉得原福生老汉一家对我很好，为了报恩，也进去磕了。把他一家人吓得手忙脚乱，还给了我五毛钱。母亲知道后骂我：“贫下中农给地主富农磕头！”“爷爷给孙子辈磕头！”“丢人败兴呀！”父亲斥责她说：“小孩知道什么阶级斗争和立场，又不懂辈分，只知道谁对他好就给谁拜年，别骂了！”……

干部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耳目是众多的。了解了父亲的“罪行”后，他们开始报复了。他们把我家院的五间堂屋做了生产队的饲养室，让我们全家与二十多头驴马骡子为伍，同出同进，一天到晚臭哄哄、乱糟糟……还把父亲捆起来开会，说他是“贫下中农的叛徒”“地主富农的走狗”“拿阶级敌人的屎当油疙麻吃”……但批斗中谁也舍不得真打他。

恶有恶报，物极必反。郭贵海、林双喜、孟青、杨二孩四个干部作到了头，后来全被屯留县公安局五花大绑逮捕法办了。他们在里面受得罪可比父亲大得多。回村公审时，吾元镇戏台下全公社的人群情激愤，“强烈要求捆紧点！”“再紧一次绳！”父亲他们喊的声浪一会儿一起，一次比一次高。当年的人上人一个个被捆得手碰后脑勺，汗珠、眼泪、鼻涕不断滴落，直看得我胆战心惊……

后来政策放宽了，父亲一下子开了20多块小片地，我一放学就得和他一起干活去。我苦中作乐，学老师教唱“学习雷锋好榜样”简谱的样子，唱：“哨米来道哨——”父亲不知为什么，也学我，嘴里唱：“哨米来道哨——”简谱是对了，但唱出来的却是：“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的曲调，那声音在山谷中回荡，我怕邻地干活的人笑话，纠正他，他不听，还是一个人瞎哼哼……

“四清”运动开始了，父亲成了骨干和英雄，入了党，还被选为贫下中农协会的主席，大队的实权落到了他一人手中。但他旧习不改，依然说说笑笑，人缘极好。可这官刚当了五年，就让他给辞了。原来村上有个光棍，涉足他人家庭，为了拆散人家，让女的与自己成婚，就写了一张办理离婚的介绍信，骗父亲说是去买自行车必须用的。父亲不识字，就给他盖了大印。他与那女的去冒名办了离婚手续。真正的丈夫丢了老婆，到我家说要告状。父亲又气又愧，便主动到公社交了印。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四人，父亲怕没有房子娶不起媳妇，就把二弟常国富和四弟李连忠送了人。我当兵后，家里就剩了弟弟国斌一人。父亲望子成龙，让我给他买了理发的工具。可弟弟就是学不进去。改革开放后，我鼓励父亲在村里做起了小买卖。父亲挣了钱，想带弟弟一起干，硬拽上他去长治市进货。可弟弟嫌做买卖丢人，心不在焉，连刚进的一袋大蒜也没看好，让人偷了。气得父亲当众踢了他一脚。

父亲也有糊涂的时候。他的秤砣让孙子原高玩丢了，便找了一个来代替。后来，找他买东西的人出奇的多，正赶上我探亲，纳闷间，我一试定盘星，才知是秤砣换重了，人家买一斤他得给人家一斤二两。我演示给他看，才明了真相。几天后，见父亲手肿了，一看那砣底，生生让他给磨去了一层，明明亮亮，在阳光下把眼都晃晕了。我说：“在秤盘上挂个螺丝就行。”他说：“那不好看，别让人说咱在骗人！”

我怕父亲在街上卖货吃饭不应时，就给当街的志德饭店老板汇了200元，让他每天按时给父亲送顿饭菜，花完我再寄。父亲知道后，却去把钱要了回来。还给我写信说：“那老鬼心黑，卖得太贵！”

我女儿平平是父母来沈阳伺候大的。我领他们在北京、太原等地旅游后不久，63岁的父亲就突患脑溢血去世了，没有遭一点罪。父亲死后，弟弟一下子成熟了，积极上进，入了党，当了支书和主任。他们一班人组织修路盖楼，把小镇改造得比原来的县城还漂亮。2007年腊月小年，是侄儿原高婚礼后的第三天。早上，我那辛苦了一辈子的伟大母亲在我怀中去世，享年82岁。我们把父母合葬在了一起。我和弟弟特意在墓碑上加了一行大字：“两个老党员，后辈好楷模！”老父生前再三嘱我要行善积德，为了弘扬这种精神，我在墓的北边山上修了一座佛塔。

倘若老父地下有知，该能安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