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情不化的冰河

1996年春节，我回山西省屯留县探亲，在张店镇南里庄同窗好友吴石柱家聚会时，一起参军的战友王连芳，文友邵明翔和张店镇邮电局的李根生等朋友，说起了宜林乡农民仗义执言，被公安局巡逻队活活打死的事情，问我：“你天天采访，为别人伸张正义，咱家乡的这种事情你敢不敢出头管一管？明告诉你，要管，可要激怒家乡的父母官，包括你在县里当官的老同学啊！”

我说：“我的父老乡亲都是农民，我最见不得农民受欺负，何况是活活打死的，我是什么也顾不得了，请你们马上带我去采访好不好？”

那时候，天寒地冻，朋友们出于激愤，也不喝酒了，轮流用自行车驮着我，到了30多里外的宜林乡良庄沟，拍摄到了那个死者的地上棺，采访了死者的亲属和许多的村民，核实了冤案的前前后后，死者坟墓地边的小河，上上下下都化了，流水潺潺，独独死者坟墓地边的小河冻得结结实实，冰雪覆盖得严严实实，我站在这儿，被这奇景惊得目瞪口呆，百思不得其解，莫非真的是死者冤情重重在显灵？

可敬的检察官们

回来的路上，天渐渐地黑了，气温骤降，邵明翔怕我冷，把他的手套给了我，自己却光着手 骑车带着我……

我又在第二天赶到屯留县城，采访了屯留县检察院的杜玉森副检察长与张春和科长，还有我的同学检察官闫芳兰，还有检察官原岩、李贵鸿等，检察院办公室主任等人还到饭店招待了我。

我写的“走近地上棺——一个令人气愤又遗憾的真实故事”在《民主与法制》《沈阳晚报》《山西妇女报》发表以后，中央和山西省、屯留县主管政法的领导同志，都做了严肃处理的批示。许多读者义愤填膺，愤愤不平，读者来信又收到了一大堆。他们说，解放这么多年了，竟然还有这么欺负农民的干部，竟然还有巡逻队敢这样刑讯逼供，难道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可思议！

一个个小汽车又开进了宜林乡和良庄沟。

在屯留县人民法院院长张宝珠的支持下，案件得到了公正的审理，坏人得到了应有的惩处。

可是，马有良仍然死不瞑目，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儿子并没有得到多少赔偿，家里的债务还有很多，还都没有娶到媳妇……

“走近地上棺”，这是一个令人气愤又遗憾的真实故事。

山西省屯留县是老革命根据地，这类地方都很贫穷。这里在评贫困县时，却又因某些干部的虚报浮夸没评上贫困县，各种利税负担没减少，干部们工资也很低，所以上下怨气都挺大。这几年县乡领导立志要彻底改变面貌，便先抓了修路。修路是对的，可有些地方乱摊派，引起了农民的不满。宜林乡距县城最远，与沁源、沁县搭界，资金缺，摊派也重，有些钱物收不上来，便组建了一支维护治安的巡逻队，发有黄大衣，配有警具，谁不老实，一吓唬一打，问题就解决了。事情就出在这些打手身上。

林庄村距乡里有八里多地。1995年11月19日上午，村支书于巨河与民兵连长王爱忠一起来到良庄沟村民小组收修路集资款，每个人头20元。收齐款，已到了中午，村上的副支书兼小队长张清武等人留他俩吃饭喝酒。席间，村民马有良向于巨河提了两条意见，一是村上35岁的光棍马来小，无父无母，从小腿瘸胳膊弯，十个指头伸不开，没劳动能力，这几年光义务工和各种摊派就欠了信用社690元，不应该再让他摊修路款；二是村上陈红梅去年刚从沁源招来的女婿陈全来户口还没迁来，又没分地，也不应该收人家的修路款。

对马有良提的第一条意见，于巨河没表态，但他觉得陈全来应该收，他道：“咱收的是修路集资款，他要走路，就应该出！”民兵连长和张清武也都大声支持支书说应该交。马有良立即反驳道：“你们当干部的真不公道，说的这些就不是个理！如果走路就得捐钱，沁源人常走咱这路，捐不捐？你们也常去沁源走人家的路，捐不捐？”于巨河问：“那你说该怎么办？”马有良说：“人的户口在哪儿，就在哪儿捐，不能两头捐！”马有良当着众人把支书说住了，他生气地斥责道：“你又不是干部管这干啥？省这20元钱就给你留下了？又给不了你！”清武也骂道：“你管啥闲事哩，你又不是干部！”马有良也起火了，联想到村上的许多不公平事皆因其挑唆而起，就回敬道：“清武你净瞎反映，吃里扒外，是个奸臣，咱村的什么事儿都坏在你身上了！”“操你娘！”清武一听，上去就打了马有良一个大耳光。马有良扑上去就要还手，被于巨河拉住了，说：“你要打，就打我两下吧，他打你，你就非要打他？都50多岁的人了！”马有良早就对于巨河张清武他们乱收费有很大意见，愤怒中就真地打了支书一个耳光。于支书挨了打，也起了火：“叫你打，你就真的打？”“啪！”也打了有良一耳光。有良和清武的孩子们听说打起来了，忙跑了来把大人都拉到了院子里，有良说：“我的鞋掉在屋里了。”在孩子去拿鞋时，有良看看自己被拽掉的一只袖子，见清武没防备，又还了清武一个耳光。至此，谁也没吃亏，各挨了一个耳光。

马有良与张清武是邻居，有良的妻子和女儿急忙到清武家对清武及其妻子赔理道歉，说：“清武要有什么地方不合适，请医生看看，医药费俺家出。”清武的妻子说：“你说的哪里话呀，过一会儿他们就都好了，没什么，你们回去吧！”

本来事情至此已经结束，可党支部书记于巨河却不罢休，他觉得自己一个堂堂的一把手竟敢有人顶他，打他，让他丢了人，吃了亏，他在清武家大声说：“马有良也真成了，‘皮’子了，我削不了你这张马皮，叫乡上来也要削削你这张皮子，我制不服你，我就一天支书不当，一天不姓于！”说着，对民兵连长王爱忠命令道：“你马上去乡政府报案，就说咱在这儿收集资款，马有良打了干部了，清武也被打了，就说正在输水哩！”王爱忠急忙骑上自行车赶到了乡里。

晚上6点多，乡政法书记兼巡逻队队长李改俊和武装部副部长宋永岗、团委书记牛小三领着4个巡逻队员带着警棍手电，乘吉昔车呼呼隆隆赶到林庄支书于巨河家里。把门关紧，把窗帘拉严，在西两间设起了公堂，牛小三负责记录询问，4名巡逻队员负责打。

被4名巡逻队员拎着警棍手电从被窝里叫来的马有良并没想到这一天会是他在世上存活的最后一晚，尽管他曾听说过巡逻队打过多少人，罚过多少款，但还没听说过他们敢把人打死，自己也把集资款交清了，就是和支书副支书吵了几句，互相打了一个耳光也不算什么大事，再说已经赔理道歉求得谅解了，能把自己怎么样？他坐在炉边的椅子上不卑不亢地回答着诸如“姓名、性别、民族”之类的问题，觉得有点小题大作。在人家大声斥责他，让他检讨自己的罪过时，他还据理力争，强调不能乱收集资款，不能加重农民负担等等，好像在给人家宣传什么政策。这时，宋永岗进屋来，踢了他一脚，斥责道：“办了什么光彩事了，还坐哩？站起来！把大衣脱了，立正！站好！”又对牛小三说：“不老实，就好好收拾他一顿！”宋永岗刚一发令，这些从县城周围席店、余吾、上村选来的巡逻队员便先后轮番对马有良拳打脚踢起来，四个身强力壮年轻气盛的外乡小青年早已把能在这大山里随便打骂人且不负责任不怕报复当作一种特权，一种享受，一种习惯。若是本乡本土人就很可能顾虑重重，下不了手的，即使下手也不敢太狠。所以，乡里的巡逻队从来都没有用过当地的人，据说这些人都是副书记李改俊的门子来的，连开吉普车的司机也是他的儿子。

过了一会儿，宋永岗从西屋走到东屋，对李改俊说：“给他过电哩，不一会那小瘦脸就肿成大胖脸了！”李改俊没吭声，于巨河的脸上却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忙安排起酒饭来。

马有良是个老党员，奖状、奖品得过不少，也多次坐班车上县里开过会，过去曾在电影和报刊上见过不少过去的共产党员在敌人的严刑拷打面前宁死不屈的英雄事迹，他作梦也没想到在和平的改革开放年代里他还会经受一番如此腥风血雨的考验，尽管他也想象江姐刘胡兰一样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来，可无奈这些自己阶级弟兄的后代下手忒狠，完全不看长幼辈份的面子，他忍受了没多大工夫，就吃不住疼痛哀嚎求饶了，他觉得自己不能不如此，在自己阵营内部求饶不算意志薄弱也不算变节叛变，因为你表现得越坚强越说明你顽固不化，永远也成不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再说自己也确实有还手打人家领导耳光的罪过，自己当时咋就那么胆肥呢？

马有良在晚辈面前哭爹喊娘的哀嚎告饶，丝毫也没动摇那四个巡逻队员彻底制服严正教训他的坚强意志，他们把他围在当中，这个踹过去，那个踢过来；这个一拳，把他擂倒在那边；那边一个电炮，把他打倒在这侧。马有良的妻子秦秀英和儿子、姑爷不放心，赶来一听有良在屋里被打得嗷嗷乱叫，想推门进去，可怎么也推不动，后来敲门进去了，却马上又被推了出来。秦秀英想救丈夫出苦海，她知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便哭着哀求支书替她在书记、部长面前说说情，放丈夫一码，来世做牛做马也会报答他。可支书冷着脸就是不开面，说：“别找我，找我也不管！”

问问打打，打打问问，西两间拷打不止，讯问不停，东三间炒菜喝酒吃面推杯换盏谈笑风生，各位领导与打手轮换喂饱肚子，唯有马有良一人在饿着肚子坚持挨打。打到两个多钟头时，巡逻队员张玉琪与张勇鹏不知出于什么动机，竟然用警棍打开了马有良下体最要命的部位，这下子马有良是再也坚持不住了，不但东倒西歪站不稳，连哀嚎和呻吟的力气也没有了，一头栽倒在床上，头碰到了床头上，纹丝不动，眼珠也不转了。牛小三见状不妙，急忙去把李改俊悄悄叫出来说：“坏了，把他打死了！”李改俊一听，忙问：“怎么打的？怎么就不行了？”他连忙派人找来医生进行抢救。折腾了好久也没有醒来，后来又挖脚心，又灌葡萄糖，采取了不少紧急措施，马有良才慢慢从休克中缓了过来，如果这时及时采取措施送医院，停止逼供和威吓，他也不至于死。可有些领导偏偏还非常要面子。李改俊又继续对他进行了审讯教育，最后让他在审讯笔录上签了宇，摁了手印，又对他说：“明天早上九点以前，你必须带上一千块罚款到乡政府交给我再进行处理，不按时到，罪责自负！”马有良忍着巨痛问：“迟两天行不行？借不到钱，今天这80元还是借的。”“不行！”

11点多，马有良的妻子、儿子、姑爷和一些村民扶着他往家走，他一瘸一瘸的，身上哪儿都疼，平时几分钟的路，直直走了半个多小时才到家。

李改俊仍不放心，他把村上的医生叫来问：“你看怕死不？”医生说：“不好说，反复无常，还是先看一夜再说吧！”他便让医生王成锁和村治保主任住到马有良家进行监护，但他又怕传出去说把人打坏了影响不好，就让他俩编借口说给人看病回不去了在他家隔壁借宿一夜。还特意嘱咐让他俩灵醒点，听听他家有没有人哭，别让人死了。

马有良回到家里连衣服也没脱就躺下了，也没关灯，他一直揉胸，疼得直呻吟，一宿也没睡。妻子干着急也没办法，只能陪着流眼泪。

天还没明，秦秀英就急忙起来烧上火，做了一锅小米饭，又去喂上牛，怕送丈夫的车套晚了，九点以前赶不到乡政府挨罚，再说还得到乡邻家去筹借那一千块罚款。有良见妻子忙开了，也怕起晚去迟了，就扶着炕沿下了地，他一边疼得直叫唤，一边说：“昨晚挨打，连羊也忘了圈，不知跑丢了没有？我去看看。”他扶着墙出去了，过了几分钟，妻子觉得他该回来了，怎么还没回来？她出门一看，丈夫在房山墙外脸朝前趴着一动不动，忙喊来人，儿子和成锁他们急忙起来去抬回来放在炕上，在臀部打了一针强心针，可还没等系上裤子，人已死了。

一家人哭做一团，村上的七八十口人也都来看，都说有良死得冤。

村长王金明来看了看，趁领人去宜林修路上义务工的机会，去乡里找政法委书记李改俊报案。李改俊怕马有良出事，正骑着摩托要来林庄看看，在路上碰上听说人已死了，急忙返回向领导汇报说：“马有良抗拒修路捐款，捐款交不了，想不开，喝毒药死了。”

中午12点多，负责宜林乡治安的张店镇派出所所长张新奇和县公安局几个同志乘车来到良庄沟，通知家属说，明天来，要解剖。

第二天上午，又来了好几个小车，长治市公安局的法医也来了，尸体被抬到沟边的田地里。法医让马有良的两个儿子解开衣服，发现从脖颈一直到腿上，全是黑青色，两肋有一道道红印，后脑勺有一个鸡蛋大的疙瘩，右脚破了，左小腿前边也破了，大小便全拉在了裤裆里。法医把胸脯割开，肺上一片片一道道全是黑的，皮下还有多处血管破裂。法医照了相，很认真地在心上取了两小瓶血，在胃里取了两小瓶胃液，然后缝合，头上缝三针，胸上缝了20多针，一直到天黑才验完。验尸这天，小小的良庄沟有几千人围观，许多人是从很远的地方乘摩托车和三轮车赶到的，小小的山沟里一下聚了三个县这么多人，老辈人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修公路为民造福无可非议，可在具体实施上有许多地方不妥当，比如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在下庄和乡政府安了两个灶，村支书以上干部和推土机司机在灶上吃喝，先是让各村交猪，后让交羊，500口人以上的村子交两只，500口人以下的村子交一只，不要黑羊要白羊，不要母羊要公羊。吃完羊又收鸡，吃完鸡又收兔，还没等吃完兔，有良就死了。于是，群众自编的顺口溜就在当地传开来：“先捐猪，后捐羊，捐了工捐大洋，最后还要打死马有良。”

马有良死不瞑目，穿上寿衣装在现借的木板做成的棺材里，停在院中，和哭灵守孝的家属一起想要个结论，要个说法，可一直等到第八天头上，这结论和说法也没要下来，十里八乡的亲友天天来看望，来了就得招待，后来菜吃光了，面吃没了，实在也是招待不起，就说先入土为安吧。村上的党员死后都要开追悼会，这不变的规矩到了马有良身上却变了，乡村干部不但不过问，连个面也不照，54岁的老党员牛天顾实在看不过眼，去责问支书于巨河为何不开？支书冷冷地说：“村上不开，个人开可以，自己买纸花圈！”有良家属本来就伤心，一听这话气得心都要出血了。马有良自打1966年5月2日入党，一贯积极上进，想当年也当过团支书、队长、大队主任等职，这些年领着乡亲养猪养羊致富，一家一家传授技术，免费给打防瘟针，随叫随到，不收报酬；村上的光棍多，他几十里地来回跑动，给说成好几个媳妇，可自己的儿子至今还是光棍……现在因为替群众说了几句公道话被打死了，却连个追悼会都不给开，也太不像话了吧？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哩！难道真是顺者昌逆者亡？真是腐败猛于虎啊！

没有权势再气愤也没用，村上不给扎花圈，自己雇人扎了必不可少的一双童男童女和一匹送死者上路的纸马，以前村上的红白大事都要请乐队来，可马家连个几十块钱的八音会也请不起。十里八村的乡亲们听说有良要埋，都争先恐后来祭奠冤魂，有的十元二十元，有的几元，有的上菜盘蒸馍等大祭，有的上糕点饼干等小祭，那个招来的女婿陈全来戴着重孝长跪在因替他说公道话而死的有良的红棺前痛哭流涕，拉都拉不起来。当地的风俗是一旦理进祖坟就不能随便开棺动尸，因为当时没有法医的真实鉴定结果，以后是否需要法医重新鉴定化验，谁也弄不清楚，所以决定在祖坟附近立一个地上棺。村人们一听说需要500多块砖，一大早就自发套上自家的牛车到沁县树底村砖厂去买上拉来。中午12点出殡时，没有花圈，没有哀乐，只有披麻戴孝儿女的哭嚎和乡亲们不住地抽泣。厚厚的乌云罩在头顶，萧瑟的西北风呼呼吹动，瓮城山松涛呜呜低吟，绛河水哗哗洒泪哭英灵，狗儿不再叫，鸡儿不再鸣，好人啊，知道你死的屈，上苍自会为你把冤伸，放心上路吧，西去多保重！

葬了父亲，卖了粮食和羊群，马小虎马小丑三天两头上县城告状，催问，可有关方面却总是以种种理由让回家等信，他俩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哀恸哭诉的泪水流了又流……十里八乡的农民们多次要捐款出资让他们去太原找省委书记胡富国告状，可纯朴的他们说什么也没要。

屯留县地处上党盆地正中，矿藏丰富，人杰地灵，这里的人民朴实热情，这里的领导廉洁勤政。在新建的县城西部，有个新修的白楼，门口挂着“屯留县人民检察院”的大牌，楼里挂着“山西省检察院系统先进集体”和“长治市社会治安管理先进单位”等大匾。县政府经费少，连警车的油也缺，检察院的大小干部大都骑着自己的自行车下乡办案，他们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下乡办案从不喝酒，在群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1995年农历十月初三，检察院法纪科的科员闫芳兰在回张店镇给妹妹办婚事中，听说相邻的宜林乡巡逻队把人打死了，回来后就向科长张春和作了汇报，张春和马上报告给了检察长刘来顺，刘检察长这时也在县城听说了此事，觉得事关党的威信，又是人命关天，应该迅速查清，就指示张春和去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第二天一早，杜玉森副检察长与张春和科长就领着闫芳兰、原岩、李贵鸿去宜林查案，他们光知道宜林打死了人，到底死者是哪个村的，叫什么都一无所知，一路走，一路问，见人就打听，最后才在唐王庙村支书赵保喜口中得知死者叫马有良。张春和一听，马上就难过起来，原来他1966年从天津坦克部队转业后，曾在宜林公社当过三年武装部长，现在的支书于巨河当时是大队民兵连长，副支书张清武是民兵指导员，马有良是排长。他指导他们学习、训练，都特别熟悉。一行人也没去乡政府，直接就去了良庄沟。村人一齐向他们诉说了有良的冤情，他们让有关人员写了证实材料后，张春和又郑重其事地最后问了一遍：“有良真是打死的？到底确实不？”马有良挨打的那天晚上有10多个邻居怕打死人都先后去听过、看过，这时这些邻居都十分坚定又异口同声地说：“确实是打死的！我们到哪儿都敢作证！”张春和，这个1961年就入党的优秀检察干部怀着满腔的愤怒，斩钉截铁地对着一群善良的老百姓大声说：“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一定要一查到底，严惩凶手，否则，我就不当这个科长！”

夜空里，一个党的优秀干部的声音铮铮作响，掷地有声，立马就传遍了压抑沉寂多时的小山村，百姓们顾不得夜半更深，纷纷奔走相告，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说：“还是我们的党好啊！当年老八路的作风又回来了！”

张春和怕一过春节那几个巡逻队员外出打工不好查案，向刘来顺检察长建议按照特殊情况提前介入，刘检察长及时向上级领导作了汇报，屯留县的女县长柴玉棉和政法委书记徐松林，这时也先后接到了马小丑的告状信，他们经过研究，认为这是一起罕见的加重农民负担致死人命的大案，如果不严肃处理，农民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就得不到保障，一定要严查严办！并且作出了具体指示。

1996年元月17日，刘来顺检察长率领部下和县公安局局长陈英，副局长郭富元及刑警大队队长李广义一道，浩浩荡荡奔赴宜林乡，路上车陷在河中，他们踩进冰冷的泥水中推车，路上修路不通车，他们又绕道八泉乡和吴尔村赶到了宜林，吃完便饭后，分成四个组分别询问李改俊、宋永岗与牛小三及四个巡逻队员。他们异口同声地说：“根本没打他，他是抗集资款，服毒自杀的！”做了一下午工作，也没丝毫进展，晚上吃了面条又连夜带上嫌疑人赶往林庄继续调查，一问，村上所有的大小干部也都与李改俊等众口一词。各组一直讯问到半夜12点多也没进展。张春和与刘来顾等领导经过分析，认为这些人已订立了攻守同盟，应该从医生处突破。刘检察长把此重任交给了张春和。张春和与原岩同医生谈了半天，他还是死咬定那天他去宜林修路没见过打人。张春和耐心地对他说：“你也看到了，我们检察院、公安局的领导都来了，县委县政府一把手都有明确指示，我们的阵势大，决心大，不查清我们是不会走的！你没有任何责任，在关键时刻救马有良还应该给予表扬，但你要是出假证，这性质可就变了，先给你讲清，你犯罪是你自找的！”他犹豫一会儿说：“我要如实说可就把支书惹下了！”张春和道：“我们来办案不惹乡长、支书？我和支书的个人关系比你要好，可这是原则问题，不能讲个人情面啊！”医生经过思想斗争，最后终于说了实话。这时已是下半夜三点多了，各小组又重新进行讯问，大部分人都说了实话，可李改俊却还死咬住他在东屋看电视没听见打人。张春和他们又领他到现场做试验，尽管东屋的电视声开到很大，可还是能听到西屋模拟的打人声。在事实面前，李改俊低下了头。

黎明前的黑暗终于散尽，红红的太阳跃上山头，灿烂的霞光重又把山村照得温温暖暖。

这是一个难忘的夜晚，为了一个普通村民的命案，屯留县检察院与公安局的领导和办案人员在这儿第一次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仅张春和这个小组一夜就讯问了七个人，各种证词与笔录就有100多页！张春和患有严重的糖尿病、冠心病与胆结石，他是一边吃药一边忍痛熬夜工作的。现在，他们连一口早饭也没吃，就又驱车上路日以继夜地开始了新的战斗。

到了县上，他们马上又分成五个组对牛小三与四个巡逻队员进行审问，巡逻队员赵振海的父亲还送来了李改俊、宋永岗让牛小三给他们写的“事情经过”，当时他们威胁说：“谁来问也不能瞎说，如果不按这个材料讲，你父亲是市长也不能保你！”

1996年1月31日，李改俊、宋永岗因非法拘禁罪被逮捕，牛小三、张玉棋、薛志强、赵振海、张勇鹏被取保候审。等待他们的将是法律的严惩。屯留电视台、屯留教育电视台、《屯留报》立即将此事反复进行报道，消息传开，全县城乡群众无不拍手称快，心上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了地，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咱县还真有包青天！”

马小丑、马小虎兄弟怀着无比感激的心情在屯留县委县政府大楼门口贴了一张大红感谢信，并给屯留县人民检察院赠送了一块大匾，上面用红漆写着：“严明法纪，伸张正义。”

人们追求完美结局的主观愿望总是与现实中的残缺与遗憾有一定距离。然而，正是由于有了这不尽如人意的残缺、遗憾与距离，人们才更努力地去奋斗去斗争，历史也才不断地得以前进。一切猜疑都不具法律效力，唯有真实的证据才能服人。

马有良可能服过毒，也可能没服毒，打开那个地上棺再验一下便知分晓，马有良后代的要求不算过分，相信屯留县有关领导一定会妥善处理。倒是那个引起这事端的于巨河，既有那么多的问题又有不小的民愤，事后又反复送礼想解脱的他，实在是不适合再当我们党的支部书记了！

忧国忧民、伸张正义、敢说真话、敢提意见的仁人志士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理应得到信任、支持乃至重用，任何程度的讽刺、打击和报复都是错误的，至于打骂、侮辱、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更是侵犯人权的违法行为，如果有关人士能以此为戒，杜绝马有良事件的再次发生，便是我们写作、发表此文的最大愿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