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 适
一、《三侠五义》序
(一)包公的传说
历史上有许多有福之人。一个是黄帝，一个是周公，一个是包龙图。上古有许多重要的发明，后人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只好都归到黄帝的身上，于是黄帝成了上古的大圣人。中古有许多制作，后人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创始的，也就都归到周公的身上，于是周公成了中古的大圣人，忙的不得了，忙的他“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
这种有福的人物，我曾替他们取个名字，叫做“箭垛式的人物”，就同小说上说的诸葛亮借箭时用的草人一样，本来只是一扎干草，身上刺猬也似的插着许多箭，不但不伤皮肉，反可以立大功，得大名。
包龙图——包拯也是一个箭垛式的人物。古来有许多精巧的折狱故事，或载在史书，或流传民间，一般人不知道他们的来历，这些故事遂容易堆在一两个人的身上。在这些侦探式的清官之中，民间的传说不知怎样选出了宋朝的包拯来做一个箭垛，把许多折狱的奇案都射在他身上。包龙图遂成了中国的歇洛克福尔摩斯了。
包拯在《宋史》里止有一篇短传(卷三一六)，说他“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人以包拯笑比黄河清。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呼曰包待制。京师为之语曰，‘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成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这是包拯故事的根源。他在当日很得民众的敬爱，故史称“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后来民间传说，遂把他提出来代表民众理想中的清官。他却也有这种代表资格，如上文引的《宋史》所说“笑比黄河清”，“关节不到”等事，都可见他的为人。《宋史》又说他:
性峭直，恶吏苛刻，务敦厚，虽甚嫉恶，而未尝不以忠恕也。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尝曰:“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若孙也。”
他的长处在于峭直而“务敦厚”，嫉恶而“未尝不推以忠恕”。《宋史》本传记载他的爱民善政很多，大概他当日所以深得民心，也正是因为这个原故。不过后世传说，注重他的刚毅峭直处，遂埋没了他的敦厚处了。
关于包拯断狱的精明，《宋史》只记他:
知天长县，有盗割人牛舌者。主来诉，拯曰:“第归，杀百鬻之。”寻复有来告私杀牛者。拯曰:“何为割牛舌而又告之?”盗惊服。
他大概颇有断狱的侦探手段。民间传说，愈传愈神奇，不但把许多奇案都送给他，并且造出“日断阳事，夜断阴事”的神话。后世佛道混合的宗教遂请他做了第五殿的阎王。这种神话的源流是很可供社会史家的研究的。
大概包公断狱的种种故事，起于北宋，传于南宋;初盛于元人的杂剧，再盛于明清人的小说。
《元曲选》一百种之中，有十种是包拯断狱的故事，其目如下:
①《包待制陈州粜米》(无名氏)
②《包龙图智赚合同文字》(无名氏)
③《包龙图单见黑旋风神怒儿大闹开封府》(无名氏)
④《包待制三勘蝴蝶梦》(关汉卿)
⑤《包待制智斩鲁斋郎》(关汉卿)(以上两本《录鬼簿》记关氏所著杂剧目中不载，疑是无名氏之作，《元曲选》误收为关氏之作。)
⑥《包龙图智勘后庭花》(郑庭玉)
⑦《包待制智赚灰阑记》(李行道)
⑧《王月英元夜留鞋记》(曾瑞卿)
⑨《玎玎珰珰盆儿鬼》(无名氏)
⑩《包待制智赚生金阁》(武汉臣)
这都是保存至今的。此外还有不传的杂剧:
我们看《元曲选》中保存的包公杂剧，可以知道宋元之间包公的传说不但很盛行，并且已有了个大同小异的中心。例如各剧都说:
老夫姓包，名拯，字希文，乃庐州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人氏。
《宋史》说他字希仁，王铚《默记》也称包希仁;而传说改称字希文。《宋史》只说他是庐州合肥人，而传说捏造出“金斗郡四望乡老儿村”来。这些小节都可证当日必有一种很风行的包公故事作一种底本。又如《灰阑记》云:
敕赐势剑金牌，体察滥官污吏。
《留鞋记》云:
因为老夫廉能清正，奉公守法，圣人敕赐势剑金牌，着老夫先斩后奏。
《盆儿鬼》云:
敕赐势剑金牌，容老夫先斩后奏，专一体察滥官污吏，与百姓伸冤理枉。
《陈州粜米》云:
［范学士云］待制再也不必过虑。圣人的命敕赐与你势剑金牌，先斩后闻。
这就是后来“赐御铡三刀”的传说的来源。元人杂剧里已有“铜锧”的名称，如《后庭花》云:
［赵廉访云］与你势剑铜锧，限三日便与我问成这椿事。……［正末云］是好一口剑也呵!(唱)
这剑冷飕飕，取次不离匣。这恶头儿揣与咱家。我若出公门，小民把我胡扑搭，莫不是这老子卖弄这势剑铜锧。
在“音释”里，锧字注“音查”，即是铡字。又《灰阑记》也说:
若不是呵，就把铜锧来切了这个驴头。
这都可见“敕赐势剑铜铡”已成了那时的包公故事的公认的部分了。又如《盆儿鬼》云:
上告待制老爷听端的:
人人说你白日断阳间，
到得晚时又把阴司理。
可见“日断阳事，夜断阴事”在那时已成了公认的中心部分了。
以上所说，都可见当时必有一种通行的底本。最可注意的是《盆儿鬼》中张忄敝古列举包公的奇案云:
也曾三勘王家蝴蝶梦，
也曾独粜陈州老仓米，
也曾智赚灰阑年少儿，
也曾诈斩斋郎衙内职，
也曾断开双赋《后庭花》，
也曾追还两纸合同笔。
这里面举的六件事即是《元曲选》里六本杂剧的故事。这事可有两种解释。也许这些故事在当日早已成了包公故事的一部分，杂剧家不过取传说中的材料，加上结构，演为杂剧。也许是杂剧家彼此争奇斗巧，你出一本《鲁斋郎》，他出一本《陈州粜米》，你出一本《智赚灰阑记》，他又出一本《智赚合同文字》。正如英国伊里沙白女王时代的各戏园争奇斗巧，莎士比亚出一本《丹麦王子》悲剧，吉德(Kyd)就出一本《西班牙悲剧》(Spanish Tragedy);马罗(MarloWe)出一本《福司特博士》(Doctor Faustus)，格林(Greene)就出一本《倍根教士与彭该教士》(Firar Bacon and Friar Bungay)。这两说之中，似后说为较近情理。大概元代杂剧家的争奇斗巧是包公故事发展扩大的一个重要原因;《盆儿鬼》似最晚出，故列举当日已出的包公杂剧中的故事，而后来《盆儿鬼》的故事——即《乌盆记》——却成了包公故事中最通行的部分。这传里记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真宗晚年，她已预闻政事了;真宗死后，仁宗幼弱，刘后临朝专政，前后当国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儿，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终身不敢认仁宗是她生的，别人也不敢替她说话。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刘后死于明道二年。刘后死后，方有人说明此事。当时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开棺闻看已可证宸妃不曾遭谋害;况且刘后如要谋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后?但当时仁宗下哀痛之诏自责，又开棺改葬，追谥陪葬，这些大举动都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于是种种传说也就纷纷发生，历八九百年而不衰。
元朝的包公故事，略如上述。坊间现有一部《包公案》，又名《龙图公案》，乃是一部杂记体的小说。这书是晚出的书，大概是明清的恶劣文人杂凑成的，文笔很坏;其中的地理、历史、制度，都是信口开河，鄙陋可笑。书中地名有南直隶，可证其为明朝的书。但我们细看此书，似乎也有一小部分，来历稍古。如《乌盆子》一条，即是元曲《盆儿鬼》的故事，但人物姓名不同罢了。又如《桑林镇》一条，记包公断太后的事，与元朝杂剧《抱妆盒》(说见下)虽不同，却可见民间的传说已将李宸妃一案也堆到包拯身上去了。又如《玉面猫》一条，记五鼠闹东京的神话，五鼠先化两个施俊，又化两个王丞相，又化两个宋仁宗，又化两个太后，又化两个包公，后来包公奏明玉帝，向西方雷音寺借得玉面猫，方才收服了五鼠。这五鼠的故事大概是受了《西游记》里六耳猕猴故事的影响;五鼠闹东京的故事又见于《西洋记》(即《三保太监下西洋》)，比《包公案》详细的多;大概《包公案》作于明末，在《西游》、《西洋》之后。五鼠后来成为五个义士，玉猫后来成为御猫展昭，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与神话的人化了。
杂记体的《包公案》后来又演为章回体的《龙图公案》，那大概是清朝的事。《三侠五义》即是从这里面演化出来。但《龙图公案》仍是用包公为主体，而《三侠五义》却用几位侠士作主体，包公的故事不过做个线索，做个背景，这又可见传说的变迁;而从《包公案》演进到《三侠五义》，真不能不算是一大进步了。
(二)李宸妃的故事
宋仁宗生母李宸妃的故事，在当日是一件大案，在后世遂成为一大传说，元人演为杂剧，明人演为小说，至《三侠五义》而这个故事变的更完备了;《狸猫换太子》在前清已成了通行的戏剧(包括《断后》、《审郭槐》等出)，到近年竟演成了连台几十本的长剧了。这个故事的演变也颇有研究的价值。
《宋史》卷二四二云:
李宸妃，杭州人也。……初入宫，为章献太后(刘后)侍儿。庄重寡言，真宗以为司寝。既有娠，从帝临砌台。玉钗坠。妃恶之。帝心卜:“钗完，当为男子。”左右取以进，钗果不毁。帝甚喜。已而生仁宗。……仁宗即位，为顺容，从守永定陵。……
初，仁宗在襁褓，章献(刘后)以为己子，使杨淑妃保视之。仁宗即位，妃嘿处先朝嫔御中，未尝自异。人畏太后，亦无敢言者。终太后世，仁宗不自知为妃所出也。
明道元年，疾革，进位宸妃。薨，年四十六。初，章献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丞相吕夷简奏礼宜从厚。太后遽引帝起。有顷，独坐帘下，召夷简问曰:“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曰:“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怒曰:“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从容对曰:“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悟，遽曰:“宫人，李宸妃也。且奈何?”夷简乃请治丧用一品礼，殡洪福院。夷简又谓入内都知罗崇勋曰:“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
后章献太后崩，燕王为仁宗言，“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以非命。”仁宗号恸，顿毁，不视朝累日，下哀痛之诏自责，尊宸妃为皇太后，谥庄懿(后改章懿)。幸洪福寺祭告，易梓宫，亲哭视之。妃玉色如生，冠服如皇太后;以水银养之，故不坏。仁宗叹曰:“人言其可信哉?”遇刘氏加厚……
这传里记李宸妃一案，可算是很直率的了。章献刘后乃是宋史上一个很有才干的妇人; 真宗晚年，她已预闻政事了; 真宗死后，仁宗幼弱，刘后临朝专政，前后当国至十一年之久。李宸妃本是她的侍儿，如何敢和她抵抗?所以宸妃终身不敢认仁宗是她生的，别人也不敢替她说话。宸妃死于明道元年，刘后死于明道二年。刘后死后，方有人说明此事。当时有人疑宸妃死于非命，但开棺闻看已可证宸妃不曾遭谋害; 况且刘后如要谋害她，何必等到仁宗即位十年之后? 但当时仁宗下哀痛之诏自责，又开棺改葬，追谥陪葬，这些大举动都可以引起全国的注意，唤起全国的同情，于是种种传说也就纷纷发生，历八九百年而不衰。
宋人王铚作《默记》，也曾记此事，可与《宋史》所记相参证:
章懿李太后生昭陵(仁宗)，而终章献之世，不知章懿为母也。章懿卒，先殡奉先寺。昭陵以章献之崩，号泣过度。章惠太后(即杨淑妃)劝帝曰:“此非帝母;帝自有母宸妃李氏，已卒，在奉先寺殡之。”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撤殡观之。在一大井上，四铁索维之。既启棺，而形容如生，略不坏也。时已遣兵围章献之第矣;既启棺，知非鸩死，乃罢遣之。(涵芬楼本，上，页七。)
王铚生当哲宗徽宗时，见闻较确;他的记载很可代表当时的传说。然而他的记载已有几点和《宋史》不同:
①宸妃死后，殡于洪福院;《默记》作奉先寺。(《仁宗本纪》作法福院。)
②《宋史》记告仁宗者为燕王，而《默记》说是杨淑妃。
③《默记》记仁宗“即以犊车亟走奉先寺”，这种具体的写法便已是民间传说的风味了。(据《仁宗本纪》，追尊宸妃在三月，幸法福寺在九月。)
《默记》又记有两件事和宸妃的故事都有点关系。其一为张茂实的历史:
张茂实太尉，章圣(真宗)之子，尚宫朱氏所生。章圣畏惧刘后，凡后宫生皇子公主，俱不留。以与内侍张景宗，令养视，遂冒姓张。既长，景宗奏授三班奉职;入谢日，章圣曰:“孩兄早许大也。”
昭陵(仁宗)出阁，以为春坊谒者，后擢用副富郑公使虏，作殿前步帅。……
厚陵(英宗)为皇太子，茂实入朝，至东华门外，居民繁用者迎马首连呼曰:“亏你太尉!”茂实惶恐，执诣有司，以为狂人而黥配之。其实非狂也。
茂实缘此求外郡。至厚陵即位……自知蔡州坐事移曹州，忧恐以卒，谥勤惠。
滕元发言，尝因其病问之，至卧内。茂实岸帻起坐，其头角巉然，真龙种也，全类奇表。盖本朝内臣养子未有大用至节帅者。于此可验矣。(上，页十二。)
其二为记冷青之狱:
皇祐二年有狂人冷青言母王氏，本宫人，因禁中火，出外。已尝得幸有娠，嫁冷绪而后生青。……诣府自陈，并妄以英宗(涵芬楼本误作神宗)与其母绣抱肚为验。知府钱明逸……以狂人，置不问，止送汝州编管。
推官韩绛上言，“青留外非便，宜按正其罪，以绝群疑。”翰林学士赵概亦言，“青果然，岂宜出外?若其妄言，则匹夫而希天子之位，法所当诛。”
遂命概并包拯按得奸状……处死。钱明逸落翰林学士，以大龙图知蔡州府;推张式、李舜元皆补外。
世妄以宰相陈执中希温成(仁宗的张贵妃，死后追册为温仁皇后)旨为此，故诛青时，京师昏雾四塞。殊不知执中已罢，是时宰相乃文、富二贤相，处大事岂有误哉?(下，页四。)
这两件事都很可注意。前条说民人繁用迎着张茂实的马首喊叫，后条说民间传说诛冷青时京师昏雾四塞。这都可见当时民间对于刘后的不满意，对于被她冤屈的人的不平。这种心理的反感便是李宸妃故事一类的传说所以流行而传播久远的原因。张茂实和冷青的两案究竟在可信可疑之间，故不能成为动听的故事。李宸妃的一案，事实分明，沉冤至二十年之久，宸妃终身不敢认儿子，仁宗二十三年不知生母为谁;(仁宗生于一〇一〇，刘后死于一〇三三。)及至昭雪之时，皇帝下诏自责，闹到开棺改葬，震动全国的耳目——这样的大案子自然最容易流传，最容易变成街谈巷议的资料，最容易添枝添叶，以讹传讹，渐渐地失掉本来的面目，渐渐地神话化。
《宋史》记宸妃有娠时玉钗的卜卦，已是一种神话了。坠钗时的“心卜”，谁人听见?谁人传出?可见李宸妃的传记已采有神话化的材料了。元朝有无名氏做的《李美人御苑拾弹丸，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杂剧，可以表见宋元之间这个故事，已变到什么样子。此剧情节如下:
楔子:真宗依太史官王弘之奏，打造金弹丸一枚，向东南方打去，令六宫妃嫔各自寻觅;拾得金丸者，必生贤嗣。
第一折:李美人拾得金丸，真宗遂到西宫游幸。
第二折:李美人生下一子，刘皇后命寇承御去把孩子骗出来弄死。寇承御骗出了太子，只见“红光紫雾罩定太子身上”，遂和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黄封妆盒里，偷送出宫，交与八大王抚养。恰巧刘皇后走过金水桥，撞见陈琳，盘问妆盒中装的何物，几乎揭开盒盖。幸得真宗请刘后回宫，陈琳才得脱身。
楔子:陈琳把太子送到南清宫，交与八大王。
第三折:八大王领太子去见真宗;刘后见他面似李美人，遂生疑心，回宫拷问寇承御，寇承御熬刑不过，撞阶而死。
第四折:真宗病重时，命取楚王(即八大王)第十二子承继大统，即是陈琳抱出的太子。太子即位后，细问陈琳，才知李美人为生母。那时刘后与李美人都活着，仁宗不忍追究，只“将西宫改为合德宫，奉李美人为纯圣皇太后，寡人每日问安视膳。”
这里的李宸妃故事有可注意的几点:(1)玉钗之卜已变成了金弹之卜，神话的意味更重了。(2)“红光紫雾”的神话。(3)写刘皇后要害死太子，与《宋史》说刘后养为己子大不同。这可见民间传说不知不觉地已加重了刘后的罪过，与古史上随时加重桀纣的罪过一样。(4)造出了一个寇承御和一个陈琳，但此时还没有郭槐。(5)李美人生子，由陈琳送与八大王抚养，后来入继大统;这也可见民间传说不愿意让刘后有爱护仁宗之功，所以不知不觉地把这件功劳让与八大王了。(6)仁宗问出这案始末时，刘后与李妃都还不曾死。这也可见民间心理希望李妃享点后福，故把一件悲剧改成一件喜剧了。(7)没有狸猫换太子的话，只说“诈传万岁爷要看诓出宫来”。(8)没有包公的事。这时期里这个故事还很简单，用不着郭槐，也用不着包龙图的侦探术。
我们再看《包公案》里的李宸妃故事，便不同了。《包公案》的“桑林镇”一条说包公自陈州赈济回来，到桑林镇歇马放告。有一个住破窑的婆子来告状，那婆子两目昏眊，衣服垢污，放声大哭，诉说前事。其情节如下:
①李妃生下一子，刘妃也生下一女。六宫大使郭槐作弊，把女儿换了儿子。
②李妃一时气闷，误死女儿，被困冷宫。有张园子知此事冤屈，见天子游苑，略说情由;被郭槐报知刘后，绞死张园子，杀他一十八口。
③真宗死后，仁宗登极，大赦冷宫罪人，李妃方得出宫，来到桑林镇乞食度日。
④有何证据呢?婆子说，生下太子时，两手不开，挽开看时，左手有“山河”二字，右手有“社稷”二字。
⑤后来审问郭槐，郭槐抵死不招。包公用计，请仁宗假扮阎罗天子，包公自扮判官，郭槐说出真情，罪案方定。
⑥李后入宫，“母子二人悲喜交集，文武庆贺”。仁宗要令刘后受油熬之刑，包公劝止，只“着人将丈二白丝帕绞死”。郭槐受鼎镬之刑。
这是这个故事在明清之前的大概模样。这里面有几点可注意:
①造出了一个坏人郭槐和一个好人张园子，却没有寇承御与陈琳。
②包公成了此案的承审官与侦探家。
③八大王抚养的话抛弃了，变为男女对换的法子，但还没有狸猫之计。
④李妃受的冷宫与破窑之苦，是元曲里没有的。先写她很痛苦，方可反衬出她的晚年的福气。
⑤破案后，李后享福，刘后受绞死之刑。这也可见民众的心理。
我们可以把宋元明三个时期的李宸妃故事的主要分子列为一个比较表:
《三侠五义》里的“狸猫换太子”故事是把元明两种故事参合起来，调和折衷，组成一种新传说，遂成为李宸妃故事的定本(看本书第一回及第十五至十九回)。我们看上面的表，可以知道这个故事有两种很不同的传说，这两种传说不像是同出源、逐渐一变成的，乃是两种独立的传说。前一种——元曲《抱妆盒》和《宋史》还相去不很远，大概是宋元之间民间演变的传说。后一种——《包公案》是一个不懂得历史掌故的人编造出来的，他只晓得宋朝有这件事，他也不曾读过《宋史》，也不曾读过元曲，所以凭空造出一条包公断后的故事来。这两种不同的传说，一种靠戏本的流传，一种靠小说的风行，都占有相当的势力。后来的李宸妃故事遂不得不选择调和，演为一种折衷的定本。
《三侠五义》里的李宸妃故事的情节如下:
①钦天监文彦博奏道:“夜观天象，见天狗星犯阙，恐于储君不利。”时李、刘二妃俱各有娠，真宗因各赐玉玺龙袱一个，镇压天狗星;又各赐金丸一枚，内藏九曲珠子一颗，将二妃姓名宫名刻在上面，随身佩带。
②李妃生下一子;刘后与郭槐定计，将狸猫剥去皮毛，换出太子，叫寇珠送到销金亭用裙带勒死。
③寇珠与陈琳定计，把太子放在妆盒里，偷送出宫。路上碰见郭槐与刘妃，几乎被他们查出。
④八大王收藏太子，养为己子。
⑤李妃因产生妖孽，贬入冷宫。刘后生下一子，立为太子。
⑥刘后所生子六岁时得病死了，真宗因立八大王之第三世子为太子，即是李妃所生。太子无意中路过冷宫，见着李妃，怜他受苦，回去替他求情。刘后生疑，拷问寇珠，寇珠撞阶而死。
⑦刘后对真宗说李妃怨恨咒诅，真宗大怒，赐白绫七尺，令他自尽。幸得小太监余忠替死，李妃扮作余忠，逃至陈州安身。
⑧包公自陈州回来，在草州桥歇马放告。有住破窑的瞎婆子来告状，诉说前事，始知为李宸妃，有龙袱金丸为证。
⑨包公之妻李夫人用“古今盆”医好李妃的双目。李妃先见八大王的狄后，说明来历;狄后引他见仁宗，母子相认。
⑩包公承审郭槐，郭槐熬刑不招。包公灌醉郭槐，假装森罗殿开审，套出郭槐的口供，方能定案。
这个故事把元明两朝不同的传说的重要分子都容纳在里面了。《抱妆盒》杂剧里的分子是:
①金弹丸变成了藏珠的金丸了。
②寇承御得一个新名字，名寇珠。
③陈琳不曾变。
④抱妆盒子的故事仍保存了。
⑤八大王仍旧。
⑥寇承御骗太子，元剧不曾详说，此处改为郭槐与产婆尤氏用狸猫换出太子。
⑦陈琳捧妆盒出宫之时，路上遇刘妃查问。此一节全用元剧的结构。
但《包公案》的说法也被采取不少部分:
①郭槐成了重要脚色。
②包公成了重要脚色。
③用女换男，改为狸猫换太子。
④冷宫与破窑的话都被采取了。
⑤瞎婆子告状的部分。
⑥审郭槐，假扮阎罗王的部分。
此外便是新添的部分了:
①狸猫换太子是新添的。
②刘后也生一子，六岁而死，是新添的。
③产婆尤氏，冷宫总管秦凤，替死太监余忠是新添的。张园子太寒伧了，所以他和他的一十八口都被淘汰了。
④李夫人医治李妃双目复明是新添的。
⑤狄后的转达，是新添的。
我们看这一个故事在九百年中变迁沿革的历史，可以得一个很好的教训。传说的生长，就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最初只有一个简单的故事作个中心的“母题”(Motif)，你添一枝，他添一叶，便像个样子了。后来经过众口的传说，经过平话家的敷演，经过戏曲家的剪裁结构，经过小说家的修饰，这个故事便一天一天的改变面目:内容更丰富了，情节更精细圆满了，曲折更多了，人物更有生气了。《宋史》后妃传的六百个字在八九百年内竟演成了一部大书，竟演成了几十本的连台长戏。这件事的本身本不值得多大的研究。但这个故事的生长变迁，来历分明，最容易研究，最容易使我们了解一个传说怎样变迁沿革的步骤。这个故事不过是传说生长史的一个有趣味的实例。此事虽小，可以喻大。包公身上堆着许多有主名或无主名的奇案，正如黄帝、周公身上堆着许多大发明大制作一样。李宸妃故事的变迁沿革也就同尧舜桀纣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也就同井田禅让等等古史传说的变迁沿革一样。就拿井田来说罢。孟子只说了几句不明不白的井田论;后来的汉儒，你加一点，他加一点，三四百年后便成了一种详密的井田制度，就像古代真有过这样的一种制度了(看《胡适文存》初排本卷二，页二六四—二八一)。尧舜桀纣的传说也是如此的。古人说的好，“爱人若将加诸膝，恶人若将坠诸渊”。人情大抵如此。古人又说，“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之”。古人把一切罪恶都堆到桀纣身上，就同古人把一切美德都堆到尧舜身上一样。这多是一点一点地加添起来的，同李宸妃的故事的生长一样。尧舜就是李宸妃，桀纣就是刘皇后。稷、契、皋陶就是寇珠、陈琳、余忠、张园子;飞廉、恶来、妲己、妹喜就是郭槐、尤氏。许由、巢父、伯夷、叔齐也不过像玉钗金弹，红光紫雾，随人的心理随时添的枝叶罢了。我曾说:
其实古史上的故事没有一件不曾经过这样的演进，也没有一件不可用这个历史演进的方法去研究。尧、舜、禹的故事，黄帝、神农、庖牺的故事，汤的故事，伊尹的故事，后稷的故事，文王的故事，太公的故事，周公的故事，都可以做这个方法的实验品。(《胡适文存二集》卷一，页一五三—一五七。)
(三)《三侠五义》与《七侠五义》
《三侠五义》原名《忠烈侠义传》，是从《龙图公案》变出来的。我藏的一部《三侠五义》(即亚东此本的底本)，光绪八年壬午(一八八二)活字排本，有三篇短《序》。问竹主人(著者自号)《序》说:
是书本名《龙图公案》，又曰《包公案》，说部中演了三十余回，从此书中又续成六十多本;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兹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极赞忠烈之臣，侠义之事……故取传名曰“忠烈侠义”四字，集成一百二十回。……
又有退思主人《序》说:
原夫《龙图》一传，旧有新编;貂续千言，新成其帙。补就天衣无缝，独具匠心;裁来云锦缺痕，别开生面。百二回之通络贯脉，三五人之义胆侠肠……
这可见当时作者和他的朋友都不承认这书是用《龙图公案》作底本的。但《龙图公案》“虽是传奇志异，难免怪力乱神”，所以改作的人“将此书翻旧出新，添长补短，删去邪说之事，改出正大之文”，遂成了一部完全不同的新书。《龙图公案》里闹东京的五鼠是五个妖怪，玉猫是一只神猫;改作之后，五鼠变成了五个侠士，玉猫变成了“御猫”展昭，神话变成了人话，志怪之书变成了写侠义之书了。这样的改变真是“翻旧出新”，可算是一种极大的进步。
可惜我们现在还不能知道这部书的作者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依壬午活字本的三篇《序》看来，这书的原作者自号“问竹主人”。但壬午本还有两篇《序》，一篇是入迷道人做的，他说:
辛未春(一八七一)，由友人问竹主人处得是书而卒读之。……草录一部而珍藏之。乙亥(一八七五)，司榷淮安:公余时从新枝阅，另录成编，订为四函。年余始获告成。去冬(一八七八)有世好友人退思主人者……携去……付刻于聚珍板。……
退思主人《序》也说:
戊寅冬(一八七八)，于友人入迷道人处得是书写本，知为友人问竹主人互相参合删定，汇而成卷。
是此书曾经入迷道人的校阅删定。
壬午本首页题“忠烈快义传，石玉昆述”。我们因此知道问竹主人即是石玉昆。石玉昆的事迹，现在还无从考起。后来光绪庚寅(一八九〇)北京文光楼续刻《小五义》及《续小五义》，《序》中说有“友人与石玉昆门徒素相往来……将石先生原稿携来”。这话大概不可相信。《三侠五义》的末尾有续集的要目，其中不提及徐良;而《小五义》以下，徐良为最重要的人。这是一可疑。《三侠五义》已写到军山的聚义，而《小五义》仍从颜按院上任叙起，重述至四十一回之多;情节多与前书不同，文章又很坏，远不如前集。这是二可疑。《小五义》中，沈仲元架走颜按院一件事是最重要的关键。然而前集百零六回叙邓车行刺的事并无气走沈仲元的话;末尾的要目预告里也没有沈仲元架跑按院的话。这是三可疑。《三侠五义》末尾预告续集“也有不足百回”，而《小五义》与《续小五义》共有二百几十回，这是四可疑。从文章上看来，《三侠五义》与《小五义》决不是一个人做的。所以《小五义·序》里的话是不可靠的。然而《小五义·序》却使我们得一个消息。大概石玉昆此时(一八九〇)已死了。他若不曾死，文光楼主人决不敢扯这个大谎。
(附记)我从前曾疑心石玉昆的原本也许是很幼稚的，文字略如《小五义》。如果《小五义·序》所说可信，那么入迷道人修改年余的功劳真不小了。
《三侠五义》成书在一八七一年以前，至一八七九年始出版。十年后(一八八九)，俞曲园先生(樾)重新改订一次，把第一回改撰过，改颜查散为颜眘敏，改书名《三侠五义》为《七侠五义》。《七侠五义》本盛行于南方，近年来《三侠五义》旧排本已不易得，南方改本的《七侠五义》已渐渐侵人京、津的书坊，将来怕连北方的人也会不知道《三侠五义》这部书了。其实《三侠五义》原本确有胜过曲园先生改本之处。就是曲园先生最不满意的第一回也远胜于改本。近年上海戏园里编《狸猫换太子》新戏，第一本用《三侠五义》第一回作成底本，这可见京班的戏子还忘不了《三侠五义》的影响，又可见改本的第一回删去了那有声有色的描写部分便没有文学的趣味，便不合戏剧的演做了。这回亚东图书馆请俞平伯先生标点此书，全用《三侠五义》作底本，将来定可以使这个本子重新行于国中，使许多读者知道这部小说的原本是个什么样子。平伯是曲园先生的曾孙。《三侠五义》因曲园先生的表章而盛行于南方，现在《三侠五义》的原本又要靠平伯的标点而保存流传，这不但是俞家的佳话，也可说是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了。
曲园先生对于此书曾有很热烈的赏赞。他的《序》里说:
……及阅至终篇，见其事迹新奇，笔意酣恣，描写既细入毫芒，点染又曲中筋节。正如柳麻子说“武松打店”，初到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甏，皆瓮瓮有声;闲中着色，精神百倍。如此笔墨，方许作平话小说;如此平话小说，方算得天地间另是一种笔墨!
这篇《序》虽没有收入《春在堂集》里去，然而曲园先生的序、跋很少有这样好的文章，也没有第二篇流传这样广远的。曲园先生在学术史上自有位置，正不必靠此《序》传后，然而他以一代经学大师的资格来这样赞赏一部平话小说，他的眼力总算是很可钦佩的了。
《三侠五义》有因袭的部分，有创造的部分。大概写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写各位侠客义士的部分差不多全是创造的。
第一回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其中各部分大抵是因袭元朝以来的各种传说，我们在上章已分析过了。这一回里最有精彩的部分是写陈琳抱妆盒出宫，路遇刘皇后盘诘的一段。这一段是沿用元曲《抱妆盒》第二折的。我摘抄几段来做例:
〔刘皇后引宫女冲上云〕休将我语同他语，未必他心似我心。那寇承御这小妮子，我差他干一件心腹事去，他去了大半日才来回话，说已停当了。我心中还信不过他。如今自往金水桥河边看去:有甚么动静，便见分晓。〔做见科，云〕兀的垂杨那壁不是陈琳?待我叫他一声。陈琳!〔正末慌科，云〕是刘娘娘叫，我死也。〔唱〕……(曲删)……〔做放盒见科〕〔刘皇后云〕陈琳，你那里去?〔正末云〕奴婢往后花园采办时新果品来。〔刘皇后云〕别无甚公事么?〔正末云〕别无甚公事。〔刘皇后云〕这等，你去罢。〔正末做捧盒急走科〕〔刘皇后云〕你且转来。〔正末回，放盒，跪科，云〕娘娘有甚分付?〔刘皇后云〕这厮，我放你去，就如弩箭离弦，脚步儿可走的快。我叫你转来，就如毡上拖毛，脚步儿可这等慢。必定有些蹊跷。我问你……待我揭开盒儿看个明白。果然没有夹带，我才放你出去。……取盒儿过来，待我揭开看波。〔正末用手按盒科:云〕娘娘，这盒盖开不的。上有黄封御笔，须和娘娘同到万岁爷跟前面说过时，方才敢开这盒盖你看。〔刘皇后云〕我管甚么黄封御笔!则等我揭开看看。〔正末按住科〕……〔刘皇后做怒科，云〕陈琳!你不揭开盒儿我看，要我自动手么?〔正末唱〕
呀!见娘娘走向前，唉!
可不我陈琳呵，这死罪应该?
〔刘皇后云〕我只要辩个虚实，觑个真假，审个明白。〔正末唱〕
他待要辩个虚实，
觑个真假，
审个明白!
〔寇承御慌上科云〕请娘娘回去。圣驾幸中宫要排筵宴哩。〔刘皇后云〕陈琳，恰好了你。若不是驾幸中宫，我肯就放了你出去?……〔并下〕
我们拿这几段来比较《三侠五义》第一回写抱妆盒的一段，可以看出石玉昆沿用元曲，只加上小小的改动，删去了“驾幸中宫”的话，改成这样更近情理的写法:
……刘妃听了，瞧瞧妆盒，又看看陈琳，复又说道:“里面可有夹带?……”陈琳当此之际，把死付于度外，将心一横，不但不怕，反倒从容答道:“并无夹带。娘娘若是不信，请去皇封，当面开看。”说着话，就要去揭皇封。刘妃一见，连忙拦住道:“既是皇封封定，谁敢私行开看?难道你不知规矩么?”陈琳叩头说:“不敢!不敢!”刘妃沉吟半响;因明日果是八千岁寿辰，便说:“既是如此，去罢!”陈琳起身，手提盒子，才待转身，忽听刘妃说:“转来!”陈琳只得转身。刘妃又将陈琳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面上颜色丝毫不漏，方缓缓的说道:“去罢。”
读者不要小看了这一点小小的改动。须知道从“刘皇后匆匆而去”改到“刘妃缓缓的说道去罢”，这便是六百年文学技术进化的成绩。
这书中写包公断案的各段，大都是沿袭古来的传说，稍加上穿插与描写的工夫。最有名的乌盆鬼一案，便是一个明显的例。我们试拿本书第五回来比较元曲《盆儿鬼》，便可以知道这一段是沿用元朝以来的传说，而描写和叙述的技术都进步了。在元曲里，盆儿鬼的自述是:
孩儿叫做杨国用，就是汴梁人，贩些南货做买卖去，赚得五六个银子。前日回来，不期天色晚了，投到瓦窑村“盆罐赵”家宵宿。他夫妻两个图了我财，致了我命，又将我烧灰捣骨，捏成盆儿。
在《三侠五义》里，他的自述是:
我姓刘名世昌，在苏州阊门外八宝乡居住。家有老母周氏，妻子王氏，还有三岁的孩子乳名百岁。本是缎行生理。只因乘驴回家，行李沉重，那日天晚，在赵大家借宿;不料他夫妻好狠，将我杀害，谋了资财，将我血肉和泥焚化。
张忄敝古只改了一个“别”字，盆儿赵仍姓赵，只是杨国用改成了刘世昌。此外，别的部分也是因袭的多，创造的少。例如张别古告状之后，叫盆儿不答应，被包公撵出两次，这都是抄袭元曲的。元曲里，盆儿两次不应:一次是鬼“恰才口渴的慌，去寻一盅儿茶吃”;一次是鬼“害饥，去吃个烧饼儿”;直到张别古不肯告状了，盆儿才说是“被门神户尉挡住不放过去”。这种地方未免太轻薄了，不是悲剧里应有的情节。所以《三侠五义》及后来京戏里便改为第一次是门神拦阻，第二次是赤身裸体不敢见“星主”。
元曲《盆儿鬼》很多故意滑稽的话，要博取台下看戏的人的一笑，所以此剧情节虽惨酷，而写得像一本诙谐的喜剧。石玉昆认定这个故事应该着力描写张别古，任侠心肠，应该写的严肃郑重，不可轻薄游戏，所以他虽沿用元曲的故事，而写法大不相同。他一开口便说张三为人鲠直，好行侠义，因此人都称他为别古。“与众不同谓之别，不合时宜谓之古。”同一故事，见解不同，写法便不同了。书中写告状一段云:
老头儿为人心热，一夜不曾合眼，不等天明爬起来，挟了乌盆，柱起竹杖，锁了屋门，竟奔定远县而来。出得门时，冷风透体，寒气逼人，又在天亮之时;若非张三好心之人。谁肯冲寒冒冷，替人鸣冤?
及至到了定远县，天气过早，尚未开门;只冰〔的〕他哆哆嗦嗦，找了个避风的所在，席地而坐。喘息多时，身上觉得和暖。老头子又高兴起来了，将盆子扣在地下，用竹杖敲着盆底儿，唱起《什不闲》来了。刚唱句“八月中秋月照台”，只听的一声响，门分两扇，大爷升堂。……
这种写法，正是曲园先生所谓“闲中着色，精神百倍”。
写包公的部分，虽然沿袭旧说的地方居多，然而作者往往“闲中着色”，添出不少的文学趣味。如乌盆案中的张别古，如阴错阳差案中的屈申，如先月楼上吃河豚的一段，都是随笔写来，自有风趣。
《三侠五义》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但是作者做到了小半部之后，便放开手做去，不肯仅仅做一部“新龙图公案”了。所以这书后面的大半部完全是创作的，丢开了包公的故事，专力去写那班侠义。在这创作的部分里，作者最成功的作品共有四件:一是白玉堂，二是蒋平，三是智化，四是艾虎。作者虽有意描写南侠与北侠，但都不很出色。只有那四个人真可算是石玉昆的杰作了。
白玉堂的为人很多短处:骄傲，狠毒，好胜，轻举妄动，——这都是很大的毛病。但这正是石玉昆的特别长处。向来小说家描写英雄，总要说的他像全德的天神一样，所以读者不能相信这种人材是真有的。白玉堂的许多短处，倒能叫读者觉得这样的一个人也许是可能的，因为他有这些近情近理的短处，我们却格外爱惜他的长处。向来小说家最爱教他的英雄福寿全归，石玉昆却把白玉堂送到铜网阵里去被乱刀砍死，被乱箭射得“犹如刺猬一般……血渍淋漓。漫说面目，连四肢俱各不分了”。这样的惨酷的下场，便是作者极力描写白玉堂的短处，同时又是作者有意教人爱惜这个少年英雄，怜念他的短处，想念他的许多好处。
这书中写白玉堂最用力气的地方是三十二回至三十四回里他和颜查散的订交。这里突然写一个金生，“头戴一顶开花儒巾，身上穿一件零碎蓝衫，足下穿一双无根底破皂靴头儿，满脸尘土”。直到三十七回里方才表出他就是白玉堂。这种突兀的文章，是向来旧小说中没有的，只有同时出世的《儿女英雄传》写十三妹的出场用这种笔法。但《三侠五义》写白玉堂结交颜查散的一节，在诙谐的风趣之中带着严肃的意味，不但写白玉堂出色，还写一个可爱的小厮雨墨。有雨墨在里面活动，读者便觉得全篇生动新鲜，近情近理。雨墨说得好:
这金相公也真真的奇怪。若说他是诓嘴吃的，怎的要了那些菜来，他连筷子也不动呢?就是爱喝好酒，也不犯上要一坛来，却又酒量不很大，一坛子喝不了一零儿，就全剩下了，白便宜了店家。就是爱吃活鱼，何不竟要活鱼呢?说他有意要冤咱们，却又素不相识，无仇无恨。饶白吃白喝，还要冤人，更无此理。小人测不出他是甚么意思来。
倘使书中不写这一件结交颜生的事，径写白玉堂上京寻展昭，大闹开封府，那就减色多多了。大闹东京只可写白玉堂的短处，而客店订交一大段却真能写出一个从容整暇的任侠少年。这又是曲园先生说的“闲中着色，精神百倍”了。
蒋平与智化有点相像，都是深沉有谋略的人才。旧小说中常有这一类的人物，如诸葛亮、吴用之流。但都是穿八卦衣，拿鹅毛扇的军师一类，很少把谋略和武艺合在一个人身上的。石玉昆的长技在于能写机警的英雄，智略能补救武力的不足，而武力能使智谋得实现。法国小说家大仲马著《侠隐记》(Three Musketeers)写达特安与阿拉密，正是这一类。智化似达特安，蒋平似阿拉密。《侠隐记》写英雄，往往诙谐可喜;这种诙谐的意味，旧小说家最缺乏。诸葛亮与吴用所以成为可怕的阴谋家，只是因为那副拉长的军师面孔，毫无诙谐的趣味。《三侠五义》写蒋平与智化都有滑稽的风趣;机诈而以诙谐出之，故读者只觉得他们聪明可喜，而不觉得阴险可怕了。
本书写蒋平最好的地方，如一百十四五回偷簪还簪一段，是读者容易赏识的。九十四回写他偷听得翁大、翁二的话，却偏要去搭那只强盗船;他本意要救李平山，后来反有意捉弄他，破了他的奸情，送了他的性命。这种小地方都可以写出他的机变与游戏。书中写智化，比蒋平格外出色。智化绰号黑妖狐，他的机警过人，却处处妩媚可爱。一百十二回写他与丁兆蕙假扮渔夫偷进军山水寨，出来之后，丁二爷笑他“妆甚么，象甚么，真真呕人”。智化说:
贤弟不知，凡事到了身临其境，就得搜索枯肠，费些心思。稍一疏神，马脚毕露。假如平日，原是你为你，我为我。若到今日，你我之外又有王二、李四。他二人原不是你我;既不是你我，必须将你之为你，我之为我，俱各撇开，应是他之为他。既是他之为他，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能够如此设身处地的做去，断无不象之理。
这岂但是智化自己说法?竟可说是一切评话家、小说家、戏剧家的技术论了。写一个乡下老太婆的说《史》、《汉》古文，这固是可笑;写一个叫化子满口欧化的白话文，这也是可笑。这种毛病都只是因为作者不知道“他之中决不可有你!亦不可有我”。一切有志作文学的人，都应该拜智化为师，努力“设身处地的”去学那“他之为他”。
智化扮乞丐进皇城偷盗珠冠的一长段是这书里的得意文字。挖御河的工头王大带他去做工:
到了御河，大家按挡儿做活。智化拿了一把铁锹，撮的比人多，掷的比人远，而且又快。旁边作活的道:“王第二的!”(智化的假名)智化道:“什么?”旁边人道:“你这活计不是这么做。”智化道:“怎么?挖的浅咧?做的慢咧?”旁边人道:“这还浅!你一锹，我两锹也不能那样深。你瞧，你挖了多大一片，我才挖了这一点儿。俗语说的，‘皇上家的工，慢慢儿的蹭。’你要这们做，还能吃得长么?”智化道:“做的慢了，他们给饭吃吗?”旁边人道:“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智化道:“既是这样，俺就慢慢的。”(八十回)
这样的描写，并不说智化装的怎样像，只描写一堆作工人的空气，真可算是上等的技术了。这一段谈话里还含有很深刻的讥讽:“都是一样慢了，他能不给谁吃呢?”这一句话，可抵一部《官场现形记》。然而，这句话说得多么温和敦厚呵!
这书中写一个小孩子艾虎。粗疏中带着机警，烂漫的天真里带着活泼的聪明，也很有趣味。
《三侠五义》本是一部新的《龙图公案》，后来才放手做去，撇开了包公，专讲各位侠义。我们在上文已说过，包公的部分是因袭的居多，侠义的部分是创作的居多。我们现在再举出一个区别:包公的部分，因为是因袭的，还有许多“超于自然”的迷信分子;如狐狸报恩，乌盆诉冤，红衣菩萨现化，木头人魇魔，古今盆医瞎子，游仙枕示梦，阴阳镜治阴错阳差，等等事都在前二十七回里。二十八回以后，全无一句超于自然的神话(第三十七回柳小姐还魂，只是说死而复苏，与屈申、白氏的还魂不同)。在传说里，大闹东京的五鼠本是五个鼠怪，玉猫也本是一只神猫。石玉昆“翻旧出新”，把一篇志怪之书变成了一部写侠义行为的传奇，而近百回的大文章里竟没有一点神话的踪迹，这真可算是完全的“人话化”。这也是很值得表彰的一点了。
十四，三，十五，北京。
二、《儿女英雄传》序
《儿女英雄传》原本有两篇假托的《序》:一篇为“雍正阏逢摄提格(十二年)上巳后十日观鉴我斋甫”的《序》;一篇为“乾隆甲寅(五十九年)暮春望前三日东海吾了翁”的《序》。这两篇《序》都是假托的，因为书中屡提到《红楼梦》，观鉴我斋序中也提及《红楼梦》，雍正朝哪里有《红楼梦》?书中又提到《品花宝鉴》中的人物徐度香与袁宝珠(第三十二回);《品花宝鉴》是咸丰朝出的，雍正、乾隆时的人哪会知道这书里的人物呢?
蜚英馆石印本还有光绪戊寅(四年)古辽马从善的一篇《序》，这篇序却有点历史考证的材料。他说:
《儿女英雄传》一书，文铁仙先生(康)所作也。先生为故大学士勒文襄公(保)次孙，以赀为理藩院郎中，出为郡守，洊擢观察，丁忧旋里，特起为驻藏大臣，以疾不果行，遂卒于家。
先生少席家世余荫，门第之盛，无有伦比。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先时遗物斥卖略尽。先生块处一室，笔墨之外无长物，故著此书以自遣。其书虽托于稗官家言，而国家典故，先生旧闻，往往而在。且先生一身亲历乎盛衰升降之际，故于世运之变迁，人情之反复，三致意焉。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我后来曾向北京的朋友打听这书的作者，他们说的话也可以证实马从善《序》中的话。志赞希先生(志锜)并且说:光绪中叶时，还有人见过《儿女英雄传》里的长姐儿，已不止半老的徐娘了。
文康的事迹，马从善《序》里已略述了。我的朋友李玄伯先生(宗侗)曾考证文康的家世，列有一表(《猛进》第二十二期)如下:
玄伯说，他不能定文康是英字辈哪一个的儿子。这一家确曾有很阔的历史;马从善说他家“门第之盛，无有伦比”，也不算太过。他家姓费莫氏，镶红旗人。温福做到工部尚书，在军机处行走;乾隆三十六年征金川，他是副将军，中枪阵亡，赏伯爵，由他的次子永保承袭。勒保做到陕甘总督，调云贵总督;嘉庆初年，他有平狆苗之功，封威勤侯;后来又有平定川陕教匪之功，升至经略大臣，节制川、楚、陕、甘、豫五省军务，晋封公爵。永保也署过陕甘总督，做过云南巡抚、两广总督，死后谥恪敏。
英字一辈里也出过好几个大官;文字一辈中，文俊做到江西巡抚。
玄伯说:“他家有几个人上过西北;温福、永保皆在乌里雅苏台效过力，所以安骥也几乎上了乌里雅苏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勒保、英惠各做过一次，英绶二次，所以安骥也升了这官。”
玄伯这几句话固然不错，——如第四十回里安太太问乌里雅苏台在哪儿，舅太太道:“，姑太太，你怎么忘了呢?家里四大爷不是到过这个地方儿吗?”这是一证。——但我们不可因此就说《儿女英雄传》是作者叙述他家历史的书。马从善说:“书中所指，皆有其人，余知之而不欲明言之。悉先生家世者自为寻绎可耳。”此言亦不可全信。所谓“皆有其人”者，如长姐儿是有人见过的;如三十二回邓九公说的那班戏子与“老斗”——“四大名班里的四个二簧硬脚儿”，状元公史莲峰等，——大概都实有其人(虞太白即程长庚)。此外如十三妹，如邓九公，必是想像虚构的人物。安学海、安骥也不是作者自身的写照，至多只可说是文康晚年忏悔时的理想人物罢了。
依我个人看来，《儿女英雄传》与《红楼梦》恰是相反的。曹雪芹与文铁仙同是身经富贵的人，同是到了晚年穷愁的时候才发愤著书。但曹雪芹直写他和他的家庭的罪恶，而文铁仙却不但不肯写他家所以败落的原因，还要用全力描写一个理想的圆满的家庭。曹雪芹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影子;文铁仙写的是他的家庭的反面。文铁仙自《序》(假名“观鉴我斋”的《序》)也说:
修道之谓教。与其隐教以“不善降殃”为背面敷粉，曷若显教以“作善降祥”为当头棒喝乎。
这是很明白的供状。马从善自称“馆于先生家最久”，他在那篇《序》里也说:
先生殆悔其已往之过，而抒其未遂之志欤?
这可见文铁先生是有“已往之过”的;不过他不肯老实描写那些“已往之过”，偏要虚构一个理想的家庭来“抒其未遂之志”。于是《儿女英雄传》遂成一部传奇的而非写实的小说了。
我们读《儿女英雄传》，不可不记得这一点。《儿女英雄传》是有意写“作善降祥”一个观念的;是有意写一个作善而兴旺的家庭来反映作者身历的败落状况的。书中的情节处处是作者的家世的反面。文康是捐官出身的，而安学海与安骥都是科甲出身。文康做过大官而家道败落;安学海止做了一任河工知县，并且被参追赔，后来教子成名，家道日盛。文康是有“已往之过”的;安学海是个理学先生，是个好官，是个一生无疵的完人。文康晚年“诸子不肖，家道中落”;而安学海“夫妻寿登期颐，子贵孙荣”，安骥竟是“政声载道，位极人臣”。——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出文康在最穷愁无聊的时候虚构一个美满的家庭，作为一种精神上的安慰:凡实际上他家最缺乏的东西，在那幻想的境地里都齐全了。古人说:“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固且快意。”一部《儿女英雄传》大可以安慰那“垂白之年重遭穷饿”的作者了。
我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里，曾泛论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
这五十年内的白话小说……可以分作南北两组:北方的评话小说，南方的讽刺小说。北方的评话小说可以算是民间的文学，他的性质偏向为人的方面，能使无数平民听了不肯放下，看了不肯放下;但著书的人多半没有什么深刻的见解，也没有什么浓挚的经验。他们只有口才，有技术，但没有学问思想。他的小说只能成一种平民的消闲文学。《儿女英雄传》、《七侠五义》等书属于这一类。南方的讽刺小说便不同了。他们的著者多是文人，往往是有思想有经验的文人。他们的小说，在语言的方面，往往不如北方小说那样漂亮活动……但思想见解的方面，南方的几部重要小说都含有讽刺的作用，都可以算是社会问题的小说。他们既能为人，又能有我。《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都属于这一类。
《儿女英雄传》本叫做《儿女英雄评话》，是一部评话小说。他有评话小说的长处，也有评话小说的短处。短处在思想的浅陋;长处在口齿的犀利，语言的漂亮。
这部书的作者虽做过几任官，究竟是一个迂腐的学究，没有高尚的见解，没有深刻的经验。他自己说他著书的主旨是要写“作善降祥”的一个观念。从这个迂腐的根本观念上出发，这部书的内容就可想而知了。最鄙陋恶劣的部分是第三十五回“何老人示棘闱异兆”的一回。在前一回里，安公子在“成字第六号”熟睡，一个老号军眼见那第六号的房檐上挂着盌来大的盏红灯;他走到跟前，却早不见了那盏灯。这已是很可笑的迷信了。三十五回里，那位同考官娄养正梦中恍惚间忽见:
帘栊动处，进来了一位清癯老者，……把拐杖指定方才他丢开的那本卷子说道:“……此人当中!”
娄主政还不肯信，
窗外又起了一阵风。这番不好了，竟不是作梦了。只听那阵风头过处……门外明明的进来了一位金冠红袍的长官。……只听那神道说道:“……吾神的来意也是为着成字六号，这人当中!”
这种谈“科场果报”的文字，本是常见的;说也奇怪，在一部冒充写实的小说里，在实写制度典章的部分里，这种文字便使人觉得格外恶劣，格外迂陋。
这部书又要写“儿女英雄”两个字。作者说:
儿女无非天性，英雄不外人情。最怜儿女最英雄，才是人中龙凤。
他又说:
如今世上人……误把些使气角力好勇斗狠的认作英雄，又把些调脂弄粉断袖余桃的认作儿女。……殊不知有了英雄至性，才成就得儿女心肠;有了儿女真情，才作得出英雄事业。譬如世上的人立志要作个忠臣，这就是个英雄心;忠臣断无不爱君的，爱君这便是个儿女心。立志要作个孝子，这就是个英雄心;孝子断无不爱亲的，爱亲这便是个儿女心。……这纯是一团天理人情，没得一毫矫揉造作。浅言之，不过英雄儿女常谈;细按去，便是大圣大贤身分。
这是全部书的“开宗明义”。然而作者究竟也还脱不了那“世上人”的俗见。他写的“英雄”，终脱不了那“使气角力”的邓九公、十三妹一流人。他写的“儿女”，也脱不了那才子佳人夫荣妻贵的念头。这书的前半写十三妹的英雄:
挽了挽袖子……把那石头撂倒在平地上，用右手推着一转，找着那个关眼儿，伸进两个指头去勾住了，往上只一悠，就把那二百多斤的石头碌碡单撒手儿提了起来。一手提着石头，款动一双小脚儿，上了台阶儿，那只手撩起了布帘，跨进门去，轻轻的把那块石头放在屋里南墙根儿底下;回转头来，气不喘，面不红，心不跳。(第四回)
又写她在能仁寺:
片刻之间，弹打了一个当家的和尚，一个三儿;刀劈了一个瘦和尚，一个秃和尚;打倒了五个作工的僧人，结果了一个虎面行者:一共整十个人。她这才抬头望着那一轮冷森森的月儿，长啸了一声，说:“这才杀得爽快!”(第六回)
这里的十三妹竟成了“超人”了!“超人”的写法，在《封神传》或《三宝太监下西洋》或《七剑十三侠》一类的书里，便不觉得刺目，但这部书写的是一个近代的故事，作者自言要打破“怪、力、乱、神”的老套，要“以眼前粟布为文章”，怎么仍要夹入这种神话式的“超人”写法呢?
这样一个“超人”的女英雄，在这书的前半部里曾对张金凤说:
你我不幸托生个(做?)女孩儿，不能在世界上烈烈轰轰作番事业，也得有个人味儿。有个人味儿，就是乞婆丐妇，也是天人;没些人味儿，让他紫诰金闺，也同狗彘。小姐又怎样?大姐又怎样?(第八回)
这是多么漂亮的见解啊!然而这位“超人”的十三妹结婚之后，“还不曾过得十二日”，就会行这样的酒令:
赏名花;名花可及那金花?
酌旨酒;旨酒可是琼林酒?
对美人;美人可得作夫人?(第三十回)
这位“超人”这一跌未免跌的太低了吧?其实这并不是什么“超人”的堕落;这不过是那位迂陋的作者的“马脚毕露”。这位文康先生哪里够得上谈什么“人味儿”与“超人”味儿?他只在那穷愁潦倒之中做那富贵兴隆的甜梦，梦想着有乌克斋、邓九公一班门生朋友，“一帮动辄是成千累万”;梦想着有何玉凤、张金凤一类的好女子来配他的纨袴儿子;梦想着有这样的贤惠媳妇来劝他的脓包儿子用功上进，插金花，赴琼林宴，进那座清秘堂!
一部《儿女英雄传》里的思想见解都应该作如是观:都只是一个迂腐的八旗老官僚在那穷愁之中作的如意梦。
我们已说过，《儿女英雄传》不是一部讽刺小说;但这书中有许多描写社会习惯的部分，在当日虽不是有意的讥讽，在今日看来却很像是作者有意刻画形容，给后人留下不少的社会史料。正因为作者不是有意的，所以那些部分更有社会史料的价值;这种不打自招的供状，这种无心流露的心理，是最可宝贵的，比那些有意的描写还更可宝贵。
《儒林外史》极力描摹科举时代的社会习惯与心理，那是有意的讽刺。《儿女英雄传》的作者却没有吴敬梓的思想见解;他的思想见地正和《儒林外史》里的范进、高老先生差不多，所以他崇拜科举功名也正和范进、高老先生一班人差不多。《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正是《儒林外史》里的人物，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心理也正是《儒林外史》攻击讽刺的心理。不过吴敬梓是有意刻画，而文康却是无心流露罢了。
《儒林外史》里写周进、范进中举人的情形，是读者都不会忘记的。我们试看《儿女英雄传》里写安公子中举人的时候(第三十五回):
安老爷看了(报单)，乐得先说了一句“谢天地!不料我安学海今日竟会盼到我的儿子中了!”手里拿着那张报单，回头就往屋里跑。这个当儿，太太早同着两个媳妇也赶出当院子来了。太太手里还拿着根烟袋。老爷见太太赶出来，便凑到太太面前道:“太太，你看这小子，他中也罢了，亏他怎么还会中的这样高!太太，你且看这报单。”太太乐得双手来接，那双手却攥着根烟袋，一时忘了神，便递给老爷。妙在老爷也乐得忘了，便拿着那根烟袋，指着报单上的字，一长一短，念给太太听。……
那时候的安公子呢?
原来他自从听得“大爷高中了”一句话，怔了半天，一个人儿站在屋里，旮旮儿里脸是漆青，手是冰凉，心是乱跳，两泪直流的在那里哭呢。……
连他们家里的丫头长姐儿，也是:
从半夜里就惦着这件事。才打寅正，他就起来了。心里又模模糊糊记得老爷中进士的时候，是天将亮报喜的就来了;可又记不真是头一天，是当天。因此，从半夜里盼到天亮，还见不着个信儿，就把他急了个红头涨脸。及至服侍太太梳头，太太看见这个样子……忙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说:“真个的热呼呼的!你给我梳了头，回来到下屋里静静儿的躺一躺儿去罢。看时气不好!”他……因此札在他那间屋里，却坐又坐不安，睡又睡不稳。没法儿，只拿了一床骨牌，左一回、右一回的过五关儿，心里要就那拿的开拿不开上算占个卦。……
还有那安公子的干丈母娘——舅太太——呢?
只听舅太太从西耳房一路唠叨着就来了，口里只嚷道:“那儿这么巧事!这么件大喜的喜信儿来了，偏偏儿的我这个当儿要上茅厕!才撒了泡溺，听见，忙的我事也没完，提上裤子，在那凉水盆里汕了汕手，就跑了来了。我快见见我们姑太太。”……他拿着条布手巾，一头走，一头说，一头擦手，一头进门。及至进了门，才想起……还有个张亲家老爷在这里。那样的敞快爽利人，也就会把那半老秋娘的脸儿臊了个通红。……
顶热心至诚的，要算安公子的丈母张太太了。这时候:
满屋里一找，只不见这位张太太。……上上下下三四个茅厕都找到了，也没有亲家太太。……里头两位少奶奶带着一群仆妇丫环，上下各屋里，甚至茶房、哈什房，都找遍了。甚么人儿、甚么物儿都不短，只不见了张亲家太太。
原来张亲家太太一个人爬上魁星楼去了。她
听得人讲究，魁星是管念书赶考的人中不中的，他为女婿，初一、十五必来望着楼磕个头。……今日在舅太太屋里听得姑爷果然中了，便如飞的……直奔到这里来;……大着胆子上去，要当面叩谢魁星的保佑。及至……何小姐……三步两步跑上楼去一看，张太太正闭着两只眼睛，冲着魁星，把脑袋在那楼板上碰的山响，嘴里可念的是“阿弥陀佛”合“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
这一长段，全文约有五千字，专写安家的人听见报安公子中举人时候的心理。文康绝对想不到嘲讽挖苦安老爷以至张亲家太太一班人。他只是一心至诚地要做一篇赞叹歌颂科举的文字，他只是老老实实地要描摹他自己歆羡崇拜科举的心理，所以有这样淋漓尽致，自然流露的好文章。
文康极力赞颂科举而我们读了只觉得科举流毒的格外可怕;他诚心诚意地描写科第的可歆羡，而我们在今日读了只觉得他给我们留下了一大篇科举制度之下崇拜富贵利禄的心理的绝好供状。所以我们说:《儿女英雄传》的作者自己正是《儒林外史》要刻画形容的人物，而《儿女英雄传》的大部分真可叫做一部不自觉的《儒林外史》。
《儿女英雄传》是一部评话，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言语的生动、漂亮、俏皮、诙谐有风趣。这部书的内容是很浅薄的，思想是很迂腐的;然而生动的语言与诙谐的风趣居然能使一般的读者感觉愉快，忘了那浅薄的内容与迂腐的思想。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儿女英雄传》的作者有意模仿说评话的人的口气，叙事的时候常常插人许多“说书人打岔”的话，有时颇觉讨厌，但往往很多诙谐的风味。
最好的例子是能仁寺的凶僧举刀要杀安公子时:
忽然一个弹子飞来，那和尚把身一蹲。谁想他的身子蹲得快，那白光儿来得更快，“噗”的一声，一个铁弹子正着在左眼上。那东西进了眼睛，敢是不住要站，一直的奔了后脑勺子的脑瓜骨，“咯噔”的一声，这才站住了。
那凶僧虽然凶横，他也是个肉人。这肉人的眼珠子上要着上这等一件东西，大概比揉进一个沙子去利害。只疼得他“哎哟”一声，“咕咚”往后便倒;“啷啷”，手里的刀子也扔了。
那时三儿在旁边正呆呆的望着公子的胸脯子，要看这回刀尖出彩，只听“咕咚”一声，他师傅跌倒了，吓了一跳，说:“你老人家怎么了?这准是使猛了劲，岔了气了。等我腾出手来，扶起你老人家来啵。”才一转身，毛着腰，要把那铜旋子放在地下好去搀他师傅。这个当儿，又是照前“噗”的一声，一个弹子从他左耳朵眼儿里打进去，打了个过膛儿，从右耳朵眼里钻出来，一直打到东边那个厅柱上，“吧挞”的一声打了一寸来深，进去嵌在木头里边。那三儿只叫得一声“我的妈呀!”“嘡!”把个铜旋子扔了，“咕咭!”也窝在那里了。那铜旋子里的水泼了一台阶子。那旋子“唏啷哗啷”一阵乱响，便滚下台阶去了。(第六回)
这种描写法，虽然全不是写实的，却很有诙谐趣味;这种风趣乃是北方评话小说的一种特别风趣。
第二十七回写何玉凤将出嫁之前，独自坐在屋里，心里越想越烦闷起来，——
可煞作怪!不知怎的，往日这两道眉毛一拧，就锁在一块儿了，此刻只管要往中间儿拧，那两个眉梢儿他自己会往两边儿展;往日那脸一沉就绷住了，此刻只管往下瓜搭，那两个孤拐他自己会往上逗。不禁不由，就是满脸的笑容儿。益发不得主意。
这样有风致的描写，在中国小说中很不多见。
不但记叙的部分如此，这书里的谈话的漂亮生动，也是别的小说不容易做到的。小说里最难的部分是书中人物的谈话口气。什么官僚、乞丐都谈司马迁、班固的古文腔调，固是不可;什么小姐、小孩子都打着“欧化”式的谈话，也是不可;就是像《儒林外史》那样人人都说着长江流域的普通话，也叫人起一种单调的感觉，有时还叫人感觉这种谈话的不自然，不能传神写实。做小说的人要使他书中人物的谈话生动漂亮，没有别的法子，只有随时随地细心学习各种人的口气，学习各地人的方言，学习各地方言中的熟语和特别语。简单说来，只有活的方言可用作小说、戏剧中人物的谈话;只有活的方言能传神写生。所以中国小说之中，只有几部用方言土语做谈话的小说能够在谈话的方面特别见长。《金瓶梅》用山东方言，《红楼梦》用北京话，《海上花列传》用苏州话，这些都是最有成绩的例。《儿女英雄传》也用北京话;但《儿女英雄传》出世在《红楼梦》出世之后一百二三十年，风气更开了，凡曹雪芹时代不敢采用的土语，于今都敢用了。所以《儿女英雄传》里的谈话有许多地方比《红楼梦》还更生动。如张亲家太太，如舅太太，她们的谈话都比《红楼梦》里的刘姥姥更生动。甚至于能仁寺中的王八媳妇，以至安老爷在天斋庙里碰着的两个妇人，他们的谈话，充满着土话，充满着生气，也都是曹雪芹不敢写或不能写的。
我们试举天斋庙里那个四十来岁的矮胖女人的说话作个例。她说:
那儿呀?才刚不是我们打伙儿从娘娘殿里出来吗?瞧见你一一个人儿仰着个颏儿尽着瞅着那碑上头，我只打量那上头有个甚么希希罕儿呢?也仰着个颏儿，一头儿往上瞧，一头儿往前走。谁知脚底下横不楞子爬着条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了。要不亏我躲的溜扫，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是我自己闹个嘴吃屎。你还说呢!(第三十八回)
又如在能仁寺里，那王八媳妇夸说那大师傅待她怎么好。她说:
要提起人家大师傅来忒好咧!……天天的肥鸡大鸭子，你想咱们配么?
那女子(十三妹)说道:
别咱们!你!
这四个字多么响亮生动!
第二十六回张金凤劝何玉凤嫁人的一长段，无论思想内容如何不高明，在言语的方面确然要算是很流利的辩论。在小说里，这样长篇的谈论是很少见的。《儿女英雄传》里的人物之中，安老爷与安公子的谈话最令人感觉迂腐可厌;然而那位安公子有时也居然能说几句有风趣的话。他和何玉凤成亲的那一晚，何小姐打定主意不肯睡，他
因被这位新娘磨得没法儿了，心想这要不作一篇偏锋文章，大约断入不了这位大宗师的眼，便站在当地向姑娘说道:“你只把身子赖在这两扇门上，大约今日是不放心这两扇门。果然如此，我倒给你出个主意，你索性开开出去。”
不想这句话才把新姑娘的话逼出来了。他把头一抬，眉一挑，眼一睁，说:“啊!你叫我出了这门到那里去?”公子道:“你出了这屋里便出房门，出了房门便出院门，出了院门便出大门。”姑娘益发着恼，说道:“你，，待轰我出大门去?我是公婆娶来的，我妹子请来的，只怕你轰我不动!”公子道:“非轰也;你出了大门，便向正东青龙方，奔东南巽地，那里有我家一个大大的场院，场院里有高高的一座土台儿，土台儿上有深深的一眼井。”
姑娘不觉大怒，说道:“唗!安龙媒!我平日何等待你，亏了你那些儿!今日才得进门，坏了你家那桩事，你叫我去跳井!”公子道:“少安无躁，往下再听。那井口边也埋着一个碌碡，那碌碡上也有个关眼儿。你还用你那两个小指头儿扣住那关眼儿，把他提了来，顶上这两扇门，管保你就可以放心睡觉了。”
姑娘听了这话，追想前情，回思旧景，眉头儿一逗，腮颊儿一红，不觉变嗔为喜，嫣然一笑。
总之，《儿女英雄传》的最大长处在于说话的生动与风趣。为了这点子语言上的风趣，我们真愿意轻轻地放过这书内容上的许多陋见与腐气了。
《儿女英雄传》的纪献唐自然是年羹尧的假名。但这部书不过是借一个“天大地大无大不大的大脚色”来映射十三妹的英雄，年羹尧不过是一个不登台的配角，与作者著书的本意毫无关系。蒋瑞藻先生说:
意者年氏之死出于同僚诬蔑而非其罪，燕北闲人特隐约其词，记之小说，以表明之耶?(《小说考证》百四十三)
这是排满空气最盛的时代的时髦话。文康是一个八旗陋儒，他决没有替年羹尧伸冤的见解。况且这书中明说年羹尧有“谋为不轨”的行为(十八回)，如何可说是代他“表明”的书呢?
我们读这种评话小说，要知他只是一种消闲的文学，没有什么微言大义，至多不过是带着“福善祸淫”一类的流俗信仰罢了。
年羹尧是历史的人物。十三妹的故事却全是捏造的。她的祖父名叫何焯，我们难道可信她是何义门(焯)的孙女吗?在《儿女英雄传》里，十三妹姓何，她父亲名叫何杞，是年大将军的中军副将。后来清朝晚年另有人编出一部《年公平西纪事》，又名《平金川》，书中也插入十三妹的故事。但十三妹在那书里却不姓何了。她父亲名叫裕周，是个都司。这书叙裕周被年大将军杀死之后，十三妹奉了母亲，“隐姓埋名，以待机会，再行报仇。语在《儿女英雄传》”(《平金川》第十八回)。这可见《平金川》是沿袭《儿女英雄传》的，不能证明当日确有这个故事。
十四年十二月病中作此自遣。
三、《海上花列传》序
(一)《海上花列传》的作者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称“花也怜侬”，他的历史我们起先都不知道。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卷八引《谭瀛室笔记》说:
《海上花》作者为松江韩君子云。韩为人风流蕴藉，善弈棋，兼有阿芙蓉癖;旅居沪上甚久，曾充报馆编辑之职。所得笔墨之资，悉挥霍于花丛。阅历既深，此中狐媚伎俩洞烛无遗，笔意又足以达之。……
《小说考证》出版于民国九年;从此以后，我们又无从打听韩子云的历史了。民国十一年，上海清华书局重排的《海上花》出版，有许厪父先生的《序》，中有云:
《海上花列传》……或曰松江韩太痴所著也。韩初业幕，以伉直不合时宜，中年后乃匿身海上，以诗酒自娱。既而病穷……于是乎有《海上花列传》之作。
这段话太浮泛了，使人不能相信。所以我去年想做《海上花·序》时，便打定主意另寻可靠的材料。
我先问陈陶遗先生，托他向松江同乡中访问韩子云的历史。陶遗先生不久就做了江苏省长;在他往南京就职之前，他来回复我，说韩子云的事实一时访不着，但他知道孙玉声先生(海上漱石生)和韩君认识，也许他能供给我一点材料。我正想去访问孙先生，恰巧他的《退醒庐笔记》出版了。我第一天见了广告，便去买来看;果然在《笔记》下卷(页十二)寻得《海上花列传》一条:
云间韩子云明经，别篆太仙，博雅能文，自成一家言，不屑傍人门户。尝主《申报》笔政，自署曰大一山人，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辛卯(一八九一)秋应试北闱，余识之于大蒋家胡同松江会馆，一见有若旧识。场后南旋，同乘招商局海定轮船，长途无俚，出其著而未竣之小说稿相示，题曰《花国春秋》，回目已得二十有四，书则仅成其半。时余正撰《海上繁华梦》初集，已成二十一回，舟中乃易稿互读，喜此二书异途同归，相顾欣赏不置。惟韩谓《花国春秋》之名不甚惬意，拟改为《海上花》。而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余知其不可谏，斯勿复语。逮至两书相继出版，韩书已易名曰《海上花列传》，而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晓畅，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我看了这一段，便写信给孙玉声先生，请问几个问题:
(1)韩子云的“考名”是什么?
(2)生卒的时代?
(3)他的其他事迹?
孙先生回信说这几个问题他都不能回答;但他允许我托松江的朋友代为调查。
直到今年二月初，孙玉声先生亲自来看我，带来《小时报》一张，有“松江颠公”的一条《懒窝随笔》，题为“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据孙先生说，他也不知道这位“松江颠公”是谁;他托了松江金剑华先生去访问，结果便是这篇长文。孙先生又说，松江雷君曜先生(瑨)从前作报馆文字时署名“颠”字，大概这位颠公就是他。
颠公说:
……作者自署为“花也怜侬”，因当时风气未开，小说家声价不如今日之尊贵，故不愿使世人知真实姓名，特仿元次山“漫郎聱叟”之例，随意署一别号。自来小说家固无不如此也。
按，作者之真姓名为韩邦庆，字子云，别号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即太仙二字之拆字格也。籍隶旧松江府属之娄县。本生父韩宗文，字六一，清咸丰戊午(一八五八)科顺天榜举人，素负文誉，官刑部主事。作者自幼随父宦游京师，资质极聪慧，读书别有神悟。及长，南旋，应童试，入娄庠为诸生。越岁，食廪饩，时年甫二十余也。屡应秋试，不获售。尝一试北闱，乃铩羽而归。自此遂淡于功名。为人潇洒绝俗，家境虽寒素，然从不重视“阿堵物”;弹琴赋诗，怡如也。尤精于弈;与知友揪枰相对，气宇闲雅;偶下一子，必精警出人意表。至今松人之谈善弈者，犹必数作者为能品云。
作者常年旅居沪渎，与《申报》主笔钱忻伯、何桂笙诸人暨沪上诸名士互以诗唱酬。亦尝担任《申报》撰著;顾性落拓不耐拘束，除偶作论说外，若琐碎繁冗之编辑，掉头不屑也。与某校书最暱，常日匿居其妆阁中。兴之所至，拾残纸秃笔，一挥万言。盖是书即属稿于此时。初为半月刊，遇朔望发行。每次刊本书一回，余为短篇小说及灯谜、酒令、谐体诗文等(适按:此语不很确，说后详)。承印者为点石斋书局，绘图甚精，字亦工整明朗，按其体裁，殆即现今各小说杂志之先河。惜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销路平平，实由于此。或谓书中纯用苏白，吴侬软语，他省人未能尽解，以致不为普通阅者所欢迎，此犹非洞见症结之论也。(适按:此指《退醒庐笔记》之说。)
书共六十四回，印全未久，作者即赴召玉楼，寿仅三十有九。殁后诗文杂著散失无存，闻者无不惜之。妻严氏，生一子，三岁即夭折;遂无嗣。一女，字童芬，嫁聂姓，今亦夫妇双亡。惟严氏现犹健在，年已七十有五，盖长作者五岁云。……
据颠公的记载，韩子云的夫人严氏去年(旧历乙丑)已七十五岁;我们可以推算她生于咸丰辛亥(一八五一)。韩子云比她少五岁，生于咸丰丙辰(一八五六)。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当在光绪甲午(一八九四)。《海上花》初出在光绪壬辰(一八九二);六十四回本出全时有《自序》一篇题“光绪甲午孟春”。作者即死在这一年，与颠公说的“印全未久，即赴召玉楼”的话正相符合。
过了几个月，《时报》(四月廿二日)又登出一条《懒窝随笔》，题为“太仙漫稿”，其中也有许多可以补充前文的材料。我们把此条的前半段也转载在这里:
小说《海上花列传》之著作者韩子云君，前已略述其梗概。某君与韩为文字交，兹又谈其轶事云:君小名三庆，及应童试，即以庆为名，嗣又改名奇。幼时从同邑蔡蔼云先生习制举业，为诗文聪慧绝伦。人泮时诗题为“春城无处不飞花”。所作试帖微妙清灵，艺林传诵。逾年应岁试，文题为“不可以作巫医”，通篇系游戏笔墨;见者惊其用笔之神妙，而深虑不中程式。学使者爱其才，案发，列一等，食饩于庠。君性落拓，年未弱冠，已染烟霞癖。家贫不能佣仆役，惟一婢名雅兰，朝夕给使令而已。时有父执谢某，官于豫省，知君家况清寒，特函招入幕。在豫数年主宾相得。某岁秋闱，辞居停，由豫入都，应顺天乡试。时携有短篇小说及杂作两册，署曰《太仙漫稿》。小说笔意略近《聊斋》，而诙诡奇诞，又类似庄、列之寓言。都中同人皆啧啧叹赏，誉为奇才。是年榜发，不得售，乃铩羽而归。君生性疏懒，凡有著述，随手散弃。今此二册，不知流落何所矣。稿末附有酒令、灯谜等杂作，无不俊妙，郡人士至今犹能道之。
(二)替作者辩诬
关于韩子云的历史，我们只有这些可靠的材料。此外便是揣测之词了。这些揣测之词，本不足辩;但内中有一种传闻，不但很诬蔑作者的人格，并且伤损《海上花》的价值，我们不可以轻轻放过。这种传闻说:
书中赵朴斋以无赖得志拥资巨万。方堕落时，致鬻其妹于青楼中，作者尝救济之云。会其盛时，作者侨居窘苦，向借百金，不可得，故愤而作此以讥之也。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然此书卒厄于赵，挥巨金，尽购而焚之。后人畏事，未敢翻刊……(清华排本《海上花》的许厪父《序》)
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也引有一种传说。他说:
书中人物亦多实有，而悉隐其真姓名，惟不为赵朴斋讳。相传赵本作者挚友，时济以金，久而厌绝，韩遂撰此书以谤之。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而书已风行。已而赵死，乃续作贸利，且放笔至写其妹为倡云。(《中国小说史略》页三〇九)
我们试比较这两条，便可断定这种传闻是随意捏造的了。前一条说赵朴斋挥金尽买此书而焚之，是全书出版时赵尚未死;后一条说赵死之后，作者乃续作全书:这是一大矛盾。前条说作者曾救济赵氏;后条说赵氏时救济作者:这是二大矛盾。前条说赵朴斋之妹实曾为倡;后条说作者“放笔至写者妹为倡”，是她实不曾为倡而作者诬她为倡:这是三大矛盾。——这些矛盾之处，都可以教我们明白这种传说是出于揣测臆造。譬如汉人讲《诗经》，你造一说，他造一说，都自夸有师传;但我们试把齐、鲁、韩、毛四家的说法排列在一块看，他们互相矛盾的可笑，便可以明白他们全是臆造的了。
我这样的断案也许不能叫人心服。且让我从积极方面提出证据来给韩子云辩诬。韩子云在光绪辛卯年(一八九一)北上应顺天乡试，与孙玉声先生同行南归。他那时不是一个穷急无赖靠敲竹杠度日的人，有孙先生可作证。那时他的《海上花》已有二十四回的稿子了。次年壬辰(一八九二)二月，《海上花》的第一、第二回就出版了。我们明白这一层事实，便知道韩子云决不至于为了借一百块钱不成而做一部二十五万字的书来报仇的。
况且《海上花》初出在壬辰二月，到壬辰十月出到第二十八回，方才停版，改出单行石印本。单行的全部六十四回本出版在光绪甲午(一八九四)年正月，距离停版之时，仅十四个月。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中间那有因得了“重赂”而辍笔的时候?懂得了这一层事实，更可以明白“印卖至第二十八回，赵急致重赂，始辍笔……赵死，乃续作贸利”的话全是无根据的诬蔑了。
其实，这种诬蔑的话头，很容易看出破绽。许厪父的《序》里也说:
然观其所刺褒瑕瑜，常有大于赵某者焉。
鲁迅也说:
然二宝沦落，实作者预定之局(页三〇九)。
这都是从本书里寻出的证据。许君所说，尤为有理。《海上花》写赵朴斋不过写他冥顽麻木而已，并没有什么过分的贬词。最厉害的地方如写赵二宝决计做妓女的时候:
朴斋自取红笺，亲笔写了“赵二宝寓”四个大字，粘在门首(第三十五回)。
又如:
赵二宝一落堂子，生意兴隆，接二连三的碰和吃酒，做得十分兴头。赵朴斋也趾高气扬，安心乐业(同上回)。
这不过是有意描写一个浑沌没有感觉的人，把开堂子只看作一件寻常吃饭事业，不觉得什么羞耻。天地间自有这一种糊涂人，作者不过据实描写罢了。造谣言的人，神经过敏，偏要妄想赵朴斋是“作者挚友”，“拥资巨万”，——这是造谣言的人自己的幻想，与作者无关。作者写的一个开堂子的老板的历史:这一点我们须要认清楚了，然后可以了解作者描写赵朴斋真是“平淡而近自然”，恰到好处。若上了造谣言的人的当，误认赵朴斋是作者的挚友或仇家，那就像张惠言、周济一班腐儒向晚唐、五代的艳词里去寻求“微言大义”一般，永远走入魔道，永远不能了解好文学了。
聪明的读者!请你们把谣言丢开，把成见撇开，跟我来重读这一部很有文学风趣的小说。
这部书决不是一部谤书，决不是一部敲竹杠的书。韩子云是熟悉上海娼妓情形的人;颠公说他“与某校书最暱，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他天天住在堂子里，所以能实地观察堂子里的情形，所以能描写的那样深刻真切。他知道赵二宝(不管她的真姓名是什么)一家的人物历史最清楚详细，所以这部书虽采用合传体，却不能不用“赵氏世家”做个大格局。这部书用赵朴斋做开场，用赵二宝做收场，不但带写了洪氏姊弟，连赵朴斋的老婆阿巧在第二回里也就出现了。我们试仔细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便可以看作者对于赵氏一家，只忠实地叙述他们的演变历史，忠实地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并没有存心毁谤他们的意思。岂但不毁谤他们;作者处处都哀怜他们，宽恕他们，很忠实地描写他们一家都太老实了，太忠厚了，简直不配吃堂子饭。作者的意思好像是说:这碗堂子饭只有黄翠凤、黄二姐、
?周兰一班人还配吃，赵二宝的一家门都是不配做这行生意的。洪氏是一个浑沌的乡下老太婆，决不配做老鸨。赵朴斋太浑沌无能了，正如吴松桥说的“俚要做生意!耐看陆里一样生意末俚会做嗄?”阿巧也是一个老实人，客人同她“噪”，她就要哭。作者在第二十三回里出力描写阿巧太忠厚了，太古板了，不配做大姐，更不配做堂子的老板娘娘。其中赵二宝比较最能干了;但她也太老实了，太忠实了，所以处处上当。她最初上了施瑞生的当，遂致流落为娼妓。后来她遇着史三公子，感觉了一种真切的恋爱，决计要嫁他。史三公子走时，她局帐都不让他开销;自己还去借了几千块钱的债，置办四季嫁衣，闭门谢客，安心等候做正太太了。史三公子一去不回，赵朴斋赶到南京打听之后，始知他已负心另娶妻子了。赵二宝气的倒跌在地，不省人事，然而她睡在床上，还只回想“史三公子……如何契合情投……如何性儿浃洽，意儿温存”(第六十二回)。后来她为债务所逼迫，不得意重做生意，——只落得她的亲娘舅洪善卿鼓掌大笑!(六十二回末)二宝刚做生意，便受“赖头鼋”的蹂躏:她在她母亲的病床前，“朴斋隅坐执烛，二宝手持药碗，用小茶匙喂与洪氏”，楼上赖三公子一时性发，把“满房间粗细软硬，大小贵贱”，都打的精光。二宝受了这样大劫之后，
思来想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暗暗哭泣了半日，觉得胸口隐痛，两腿作酸，踅向烟榻，倒身偃卧。
她入梦了。她梦见史三公子做了扬州知府，差人来接太太上任;她梦见她母亲
洪氏头戴凤冠，身穿霞帔，笑嘻嘻叫声“二宝”，说道:“我说三公子个人陆里会差!故歇阿是来请倪哉!”
这个时候，二宝心头的千言万语，挤作了一句话。她只说道:
无姆，倪到仔三公子屋里，先起头事体，覅去说起。
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这部《海上花列传》也就此结束了。
聪明的读者，你们请看，这一大篇“赵氏家传”是不是敲竹杠的书?做出这样“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绝妙文章的韩子云先生是不是做书敲竹杠报私仇的人?
(三)《海上奇书》
去年十月底，我同高梦旦先生、郑振铎先生去游南京。振铎天天去逛旧书摊，寻得了不少旧版的小说。有一天他跑回旅馆，高兴的很，说“我找到一部宝贝了!”我们看时，原来他买得了一部《海上奇书》。这部《海上奇书》是一种有定期的“绣像小说”，他的第一期的封面上印着:
光绪壬辰二月朔日，每本定价一角。《申报》馆代售。
第一期《海上奇书》三种合编目录:
《太仙漫稿》《陶伷妖梦记》自一图至八图，此稿未完。
《海上花列传》第一回赵朴斋咸瓜街访舅洪善卿聚秀堂做媒第二回小伙子装烟空一笑清倌(人)吃酒枉相讥
《卧游集》霁园主人《海市》林嗣环《口技》
《海上奇书》共出了十四期，《海上花列传》出到第二十八回。先是每月初一，十五，各出一期;到第十期以后，改为每月初一日出一期，直到壬辰(一八九二)十月朔日以后才停刊。
这三种书之中，《卧游集》专收集前人纪远方风物的小品文字，我们可以不谈。《太仙漫稿》是作者用古文做的短篇小说，其中很多狂怪的见解，可以表现作者的文学天才的一方面，所以我们把他们重抄付印，附在这部《海上花》的后面，作一个附录。《海上花列传》二十八回即是此书的最初版本，甚可宝贵。每回有两幅图，技术不很好，却也可以考见当时的服饰风尚。文字上也有可以校正现行各本的地方，汪原放君已细细校过了。最可注意的是作者自己的浓圈;凡一回中的精采地方，作者自己都用浓圈标出。这些符号至少可以使我们明瞭作者自己最得意或最用气力的字句。我们因此可以领会作者的文学欣赏力。
但最可宝贵的是《海上奇书》保存的《海上花列传·例言》。每一期的封面后幅上，印有一条《例言》。这些《例言》，我们已抄出印在这书的前面了。其中很多可以注意的。如云: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却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这是作者自写他的技术。作者自己说全书笔法是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的。“脱化”两个字用的好，因为《海上花》的结构实在远胜于《儒林外史》，可以说是脱化，而不可说是模仿。《儒林外史》是一段一段的记载，没有一个鸟瞰的布局，所以前半说的是一班人，后半说的另是一班人，——并且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每一个大段落都可以截作一个短篇故事，自成一个片段，与前文后文没有必然的关系。所以《儒林外史》里并没有什么“穿插”与“藏闪”的笔法，《海上花》便不同了。作者大概先有一个全局在脑中，所以能从容布置，把几个小故事都折叠在一块，东穿一段，西插一段，或藏或露，指挥自如。所以我们可以说，在结构的方面，《海上花》远胜于《儒林外史》。《儒林外史》只是一串短篇故事，没有什么组织;《海上花》也只是一串短篇故事，却有一个综合的组织。
然而许多不相干的故事。——甲客与乙妓，丙客与丁妓，戊客与己妓……的故事——究竟不能有真正的自然的组织。怎么办呢?只有用作者所谓“穿插，藏闪”之法了。这部书叫做《海上花列传》，命名之中就表示这书是一种“合传”。这个体裁起于《史记》;但在《史记》里，这个合传体已有了优劣之分。如《滑稽列传》每段之末用“其后若干年，某国有某人”一句作结合的关键，这是很不自然的牵合。如《魏其武安侯列传》全靠事实本身的连络，时分时合，便自然成一篇合传。这种地方应该给后人一种教训:凡一个故事里的人物可以合传;几个不同的故事里的人物不可以合传。窦婴、田蚡、灌夫可以合传，但淳于髡、优孟、优旃只可以“汇编”在一块，而不可以合传。《儒林外史》只是一种“儒林故事的汇编”，而不能算作有自然连络的合传。《水浒传》稍好一点，因为其中的主要人物彼此都有点关系;然而有几个人——例如卢俊义——已是很勉强的了。《海上花》的人物各有各的故事，本身并没有什么关系，本不能合传，故作者不能不煞费苦心，把许多故事打通，折叠在一块，让这几个故事同时进行，同时发展。主脑的故事是赵朴斋兄妹的历史，以赵朴斋跌交起，至赵二宝做梦止。其中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的故事，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的故事，陶玉甫与李漱芳、李浣芳的故事，朱淑人与周双玉的故事，此外还有无数小故事。作者不愿学《儒林外史》那样先叙完一事，然后再叙第二事，所以他改用“穿插，藏闪”之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阅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其中牵线的人物，前半是洪善卿，后半是齐韵叟。这是一种文学技术上的试验，要试试几个不相干的故事里的人物是否可以合传。所谓“穿插，藏闪”的笔法，不过是实行这种试验的一种方法。至于这个方法是否成功，这却要读者自己去评判。看惯了西洋那种格局单一的小说的人，也许要嫌这种“折叠式”的格局有点牵强，有点不自然。反过来说，看惯了《官场现形记》和《九尾龟》那一类毫无格局的小说的人，也许能赏识《海上花》是一部很有组织的书。至少我们对于作者这样自觉地作文学技术上的试验，是应该十分表敬意的。
《例言》另一条说:
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此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与言说部。
这三难之中，第三项并不重要，可以不论。第一、第二两项即是我们现在所谓“个性的描写”。彼与此雷同，是个性的区别;前与后无矛盾，是个人人格的一致。《海上花》的特别长处不在他的“穿插，藏闪”的笔法，而在于他的“无雷同，无矛盾”的描写个性。作者自己也很注意这一点，所以第十一期上有《例言》一条说:
第廿二回如黄翠凤、张蕙贞、吴雪香诸人皆是第二次描写，所载事实、言语自应前后关照;至于性情、脾气、态度、行为有一丝不合之处否?阅者反复查勘之，幸甚。
这样自觉地注意自己的技术，真可令人佩服。前人写妓女，很少能描写他们的个性区别的。十九世纪的中叶(一八四八)邦上蒙人的《风月蒙》出世，始有稍稍描写妓女个性的书。到《海上花》出世，一个第一流的作者用他的全力来描写上海妓女家的生活，自觉地描写各人的“性情、脾气、态度、行为”，这种技术方才有充分的发展。《海上花》写黄翠凤之辣，张蕙贞之庸凡，吴雪香之憨，周双玉之骄，陆秀宝之浪，李漱芳之痴情，卫霞仙之口才，赵二宝之忠厚……都有个性的区别，可算是一大成功。这些地方，读者大概都能领会，不用我们详细举例了。
(四)《海上花》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但是《海上花》的作者的最大贡献还在他的采用苏州土语。我们在今日看惯了《九尾龟》一类的书，也许不觉得这一类吴语小说是可惊怪的了。但我们要知道，在三十多年前用吴语作小说还是破天荒的事。《海上花》是苏州土语的文学的第一部杰作。苏白的文学起于明代，但无论为传奇中的说白，无论弹词中的唱与白，都只居于附属的地位，不成为独立的方言文学。苏州土白的文学的正式成立，要从《海上花》算起。
我在别处(《吴歌甲集·序》)曾说:
老实说吧，国语不过是最优胜的一种方言;今日的国语文学在多少年前都不过是方言的文学。正因为当时的人肯用方言作文学，敢用方言作文学，所以一千多年之中积下了不少的活文学。其中那最有普遍性的部分遂逐渐被公认为国语文学的基础。我们自然不应该仅仅抱着这一点历史上遗传下来的基础就自己满足了。国语的文学从方言的文学里出来，仍须要向方言的文学里去寻他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这是从“国语文学”的方面设想。若从文学的广义着想，我们更不能不倚靠方言了。文学要能表现个性的差异;乞婆、娼女，人人都说司马迁、班固的古文固是可笑，而张三、李四，人人都说《红楼梦》、《儒林外史》的白话也是很可笑的。古人早已见到这一层，所以鲁智深与李逵都打着不少的土话，《金瓶梅》里的重要人物更以土话见长。平话小说如《三侠五义》、《小五义》都有意夹用土话。南方文学中自晚明以来昆曲与小说中常常用苏州土话，其中很有绝精彩的描写。
试举《海上花列传》中的一段作个例:
……双玉近前，与淑人并坐床沿。双玉略略欠身，两手都搭着淑人左右肩膀，教淑人把右手勾着双玉头项，把左手按着双玉心窝，脸对脸问道:“倪七月里来里一笠园，也象故歇实概样式一淘坐来浪说个闲话，耐阿记得?”……(六十三回)
假如我们把双玉的话都改成官话:“我们七月里在一笠园，也象现在这样子坐在一块说的话，你记得吗?”——意思固然一毫不错，神气却减少多多了。……
中国各地的方言之中，有三种方言已产生了不少的文学:第一是北京话，第二是苏州话(吴语)，第三是广州话(粤语)。京话产生的文学最多，传播也最远。北京做了五百年的京城，八旗子弟的游宦与驻防，近年京调戏剧的流行:这都是京语文学传播的原因。粤语的文学以“粤讴”为中心。粤讴起于民间，而百年以来，自从招子庸以后，仿作的已不少，在韵文的方面已可算是很有成绩的了。但如今海内和海外能说广东话的虽然不少，粤语的文学究竟离普通话太远，它的影响究竟还很少。介于京语文学与粤语文学之间的，有吴语的文学。论地域，则苏、松、常、太、杭、嘉、湖都可算是吴语区域。论历史，则已有了三百年之久。三百年来，凡学昆曲的无不受吴音的训练;近百年中，上海成为全国商业的中心，吴语也因此而占特别的重要地位。加之江南女儿的秀美已征服了全国的少年心;向日所谓南蛮舌之音久已成了吴中女儿最系人心的软语了。故除了京语文学之外，吴语文学要算最有势力又最有希望的方言文学了。……
这是我去年九月里说的话。那时我还没有见着孙玉声先生的《退醒庐笔记》，还不知道三四十年前韩子云用吴语作小说的困难情形。孙先生说:
余则谓此书通体皆操吴语，恐阅者不甚了了;且吴语中有音无字之字甚多，下笔时殊费研考，不如改易通俗白话为佳。乃韩言:“曹雪芹撰《石头记》皆操京语，我书安见不可以操吴语?”并指稿中有音无字之“朆、覅”诸字，谓“虽出自臆造，然当日仓颉造字，度亦以意为之。文人游戏三昧，更何妨自我作古，得以生面别开?”
这一段记事大有历史价值。韩君认定《石头记》用京语是一大成功，故他也决计用苏州话作小说。这是有意的主张，有计划的文学革命。他在《例言》里指出造字的必要，说，若不如此，“便不合当时神理”。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议论。方言的文字所以可贵，正因为方言最能表现人的神理。通俗的白话固然远胜于古文，但终不如方言的能表现说话的人的神情口气。古文里的人物是死人;通俗官话里的人物是做作不自然的活人;方言土语里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活人。
我们试引本书第二十三回里卫霞仙对姚奶奶的一段话做一个例:
耐个家主公末，该应到耐府浪去寻。耐倽辰光交代拨倪，故歇到该搭来寻耐家主公?倪堂子里倒勿曾到耐府浪来请客人，耐倒先到倪堂子里来寻耐家主公，阿要笑话!倪开仔堂子做生意，走得进来，总是客人，阿管俚是倽人个家主公!……老实搭耐说仔吧:二少爷来里耐府浪，故末是耐家主公;到仔该搭来，就是倪个客人哉。耐有本事，耐拿家主公看牢仔;为倽放俚到堂子里来白相?来里该搭堂子里，耐再要想拉得去，耐去问声看，上海夷场浪阿有该号规矩?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就来仔，耐阿敢骂俚一声，打俚一记!耐欺瞒耐家主公，勿关倪事;要欺瞒仔倪个客人，耐当心点!
这种轻灵痛快的口齿，无论翻成哪一种方言，都不能不失掉原来的神气。这真是方言文学独有的长处。
但是，方言的文学有两个大困难:第一是有许多字向来不曾写定，单有口音，没有文字。第二是懂得的人太少。
关于第一层困难，苏州话有了几百年的昆曲说白与吴语弹词做先锋，大部分的土语多少总算是有了文字上的传写。试举《金锁记》的《思饭》一出里的一段说白:
(丑)阿呀，我个儿子，弗要说哉。啰里去借点得来活活命嘿好?
(付)叫我到啰里去借介?
(丑)嗯介朋友是多个耶。
(付)我张大官人介朋友是实在多勾，才不拉我顶穿哉。
(丑)阿呀，介嘿，直脚要饿杀个哉!啊呀，我个天吓!天吓!
(付)来，阿姆，弗要哭。有商量里哉。到东门外头三娘姨(哚)去借点来活搭活搭罢。
然而方言是活的语言，是常常变化的;语言变了，传写的文字也应该跟着变。即如二百年前昆曲说白里的代名词，和现在通用的代名词已不同了。故三十多年前韩子云作《海上花》时，他不能不大胆地作一番重新写定苏州话的大事业。有些音是可以借用现成的字的。有时候，他还有创造新字的必要。他在《例言》里说:
苏州土白，弹词中所载多系俗字，但通行已久，人所共知，故仍用之。盖演义小说必沾沾于考据也。
这是采用现成的俗字。他又说:
惟有有音而无字者，如说“勿要”二字，苏人每急呼之，并为一音。若仍作“勿要”二字，便不合当时神理。又无他字可以替代，故将“勿要”二字并写一格。阅者须知“覅”字本无此字，乃合二字作一音读也。……
读者请注意:韩子云只造了一个“覅”字，而孙玉声去年出版的笔记里却说他造了“朆”、“覅”等字。这是什么缘故呢?这一点可以证明两件事:(1)方言是时时变迁的。二百年前的苏州人说:
弗要说哉。那说弗曾!(《金锁记》)
三十多年前的苏州人说:
故歇覅说二少爷勿曾来。(《海上花》二十三回)
现在的人便要说:
故歇覅说二少爷朆来。
孙玉声看惯了近年新添的“朆”字，遂以为这也是韩子云创造的了。(《海上奇书》原本可证)(2)这一点遂可以证明这三十多年中吴语文学的进步。当韩子云造“覅”字时，他还感觉有说明的必要。近人造“朆”字时，便一直造了，连说明都用不着了。这虽是《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功劳，然而韩子云的开山大魄力是我们不可忘记的。(我疑心作者以“子云”为字，后又改名“奇”，也许是表示仰慕那喜欢研究方言奇字的杨子云吧?)
关于方言文学的第二层困难——读者太少，我们也可以引证孙先生的笔记:
逮至两书(《海上花》与《繁华梦》)相继出版，韩书……吴语则悉仍其旧，致客省人几难卒读，遂令绝好笔墨竟不获风行于时。而《繁华梦》则年必再版，所销已不知几十万册。于以慨韩君之欲以吴语著书，独树一帜，当日实为大误。盖吴语限于一隅，非若京语之到处流行，人人晓畅，故不可与《石头记》并论也。
“松江颠公”似乎不赞成此说。他说《海上奇书》的销路不好，是因为“彼时小说风气未尽开，购阅者鲜;又以出版屡屡愆期，尤不为阅者所喜”。但我们想来，孙先生的解释似乎很近于事实。《海上花》是一个开路先锋，出版在三十五年前，那时的人对于小说本不热心，对于土言土语小说尤其不热心。那时道路交通很不便，苏州话通行的区域很有限;上海还在轿子与马车的时代，还在煤油灯的时代，商业还不如今日的繁盛;苏州妓女的势力范围还只限于江南，北方绝少南妓。所以当时传播吴语文学的工具只有昆曲一项。在那个时候，吴语的小说确然没有风行一世的可能。所以《海上花》出世之后，销路很不见好，翻印的本子绝少。我做小学生的时候，只见着一种小石印本，后来竟没有见别的本子。以后二十年中，连这种小石印本也找不着了。许多爱读小说的人竟不知有这部书。这种事实使我们不能不承认方言文学创始之难，也就使我们对于那决心以吴语著书的韩子云感觉格外的崇敬了。
然而，用苏白却不是《海上花》不风行的唯一原因。《海上花》是一部文学作品，富有文学的风格与文学的艺术，不是一般读者所能赏识的。《海上繁华梦》与《九尾龟》所以能风行一时，正因为他们都只刚刚够得上“嫖界指南”的资格，而都没有文学的价值，都没有深沉的见解与深刻的描写。这些书都只是供一般读者消遣的书，读时无所用心，读过毫无余味。《海上花》便不然了。《海上花》的长处在于语言的传神，描写的细致，同每一故事的自然地发展;读时耐人仔细玩味，读过之后令人感觉深刻的印象与悠然不尽的余韵。鲁迅先生称赞《海上花》“平淡而近自然”。这是文学上很不易做到的境界。但这种“平淡而近自然”的风格是普通看小说的人所不能赏识的。《海上花》所以不能风行一世，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海上花》的文学价值究竟免不了一部分人的欣赏。即如孙玉声先生，他虽然不赞成此书的苏州方言，却也不能不承认他是“绝好笔墨”。又如我十五六岁时就听见我的哥哥绍之对人称赞《海上花》的好处。大概《海上花》虽然不曾受多数人的欢迎，却也得着了少数读者的欣赏赞叹。当日的不能畅销，是一切开山的作品应有的牺牲;少数人的欣赏赞叹，是一部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应得的胜利。但《海上花》的胜利不单是作者私人的胜利，乃是吴语文学的运动的胜利。我从前曾说:
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可以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方才有标准的国语。(《建设的文学革命论》)
岂但国语的文学是这样的。方言的文学也是这样的。必须先有方言的文学作品，然后可以有文学的方言。有了文学的方言，方言有了多少写定的标准，然后可以继续产生更丰富、更有价值的方言文学。三百年来，昆曲与弹词都是吴语文学的预备。但三百年中还没有一个第一流文人完全用苏白作小说的。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受了曹雪芹的《红楼梦》的暗示，不顾当时文人的谏阻，不顾造字的困难，不顾他的书的不销行，毅然下决心用苏州土话作了一部精心结构的小说。他的书的文学价值终究引起了少数文人的赏鉴与模仿;他的写定苏白的工作大大地减少了后人作苏白文学的困难。近二十年中遂有《九尾龟》一类的吴语小说相继出世。《九尾龟》一类的书的大流行便可以证明韩子云在三十多年前提倡吴语文学的运动此时已到了成熟时期了。
我们在这时候很郑重地把《海上花》重新校印出版。我们希望这部吴语文学的开山作品的重新出世能够引起一些说吴语的文人的注意，希望他们继续发展这个已经成熟的吴语文学的趋势。如果这一部方言文学的杰作还能引起别处文人创作各地方言文学的兴味，如果从今以后有各地的方言文学继续起来供给中国新文学的新材料、新血液、新生命，——那么，韩子云与他的《海上花列传》真可以说是给中国文学开一个新局面了。
十五，六，三十，在北京。
四、《官场现形记》序
《官场现形记》的著者自称“南亭亭长”，人都知道他是李伯元，却很少人知道他的历史的。前几年因蒋竹庄先生(维乔)的介绍，我收到著者的侄子李祖杰先生的一封长信，才知道他的生平大概。
他的真姓名是李宝嘉，字伯元，江苏上元人，生于清同治六年(一八六七)。少年时，他在时文与诗赋上都做过工夫。他中秀才时，考的是第一名。他曾应过几次乡试，终不得中举人。后来在上海办《指南报》，不久就停了;又办《游戏报》，是上海“小报”中最早的一种。他后来把《游戏报》卖了，另办《繁华报》。他主办的《游戏报》我不曾见过。我到上海时(一九〇四)，还见着《繁华报》。当时上海已有好几种小报专记妓女的起居、嫖客的消息、戏馆的角色等事。《繁华报》在那些小报之中，文笔与风趣都算得第一流。
他是一个多才艺的人。他的诗词小品散见当时的各小报，他又会刻图章，有《芋香印谱》行于世。他作长篇小说似乎多在光绪庚子(一九〇〇)拳祸以后。《官场现形记》是他的最长之作，起于光绪辛丑(一九〇一)至癸卯年(一九〇三)成前三编，每编十二回。后二年(一九〇四—五)又成一编。次年(光绪丙年，一九〇六)他就死了。此书的第五编也许是别人续到第六十回勉强结束的。他死时，《繁华报》上还登着他的一部长篇小说，写的是上海妓家生活，我不记得书名了;他死后此书听说归一位姓欧阳的朋友续下去，后来就不知下落了。他的长篇小说只有一部《文明小史》是做完的，先在商务印书馆印的《绣像小说》里分期印出，后来单印发行。
李宝嘉死时只有四十岁，没有儿子，身后也很萧条。当时南方戏剧界中享盛名的须生孙菊仙，因为对他有知己之感，出钱替他料理丧事。(以上记的，大体根据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页三二七—八。鲁迅先生自注，他的记载是根据周桂笙《新庵笔记》三及李祖杰《致胡适书》。我现在客中，李先生原书不在我身边，故不及参校。《小说史略》初版记李氏死于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年四十，而下注西历为“一八六七—一九〇六”。一九〇六为光绪三十二年丙午，我疑此系印时误排为三十三年。今既不及参校，姑且改为丙午，俟将来用李先生原书订正。)
《官场现形记》是一部社会史料。它所写的是中国旧社会里最重要的一种制度与势力，——官。它所写的是这种制度最腐败、最堕落的时期，——捐官最盛行的时期。这书有光绪癸卯(一九〇三)茂苑惜秋生的《序》，痛论官的制度。这篇《序》大概李宝嘉自己作的。他说:
……选举之法兴，则登进之途杂。士废其读，农废其耕，工废其技，商废其业，皆注意于官之一字。盖官者，有士农工商之利而无士农工商之劳者也。天下爱之至深者，谋之必善;慕之至切者，求之必工。于是乎有脂韦滑稽者，有夤缘奔竞者，而官之流品已极紊乱。
限资之例，始于汉代。……开捐纳之先路，导输助之滥觞。虽所谓衣食足而知荣辱者，直是欺人之谈!……乃至行博奕之道，掷为孤注;操贩鬻之行，居为奇货。其情可想，其理可推矣。沿至于今，变本加厉，凶年饥谨，旱干水溢，皆得援助之例，邀奖励之恩。而所谓官者，乃日出而未有穷期，不至充塞宇宙不止!……
官者，辅天子不足，压百姓则有余。……有语其后者，刑罚出之;有诮其旁者，拘系随之。……于是官之气愈张，官之焰愈烈。羊狠狼贪之技，他人所不忍出者，而官出之;蝇营狗苟之行，他人所不屑为者，而官为之。下之，声色货利则嗜若性命，般乐饮酒则视为故常。观其外，偭规而错矩;观其内，逾闲而荡检。种种荒谬，种种乖戾，虽罄纸墨，不能书也。得失重则妒忌之心生，倾轧甚则睚眦之怨起。……或因调换而龊龉，或因委署而龁，所谓投骨于地，犬必争之者，是也。其柔而害物者，且出全力以搏之，设深心以陷之，攻击过于勇夫，蹈袭逾于强敌。……
国衰而官强，国贫而官富。孝、弟、忠、信之旧败于官之身，礼、义、庸、耻之遗坏于官之手。……南亭亭长有东方之谐谑与淳于之滑稽，又熟知夫官之龌龊卑鄙之要凡，昏聩糊涂之大旨。……因喟然叹曰:“……我之于官，既无统属，亦鲜关系，惟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以酣畅淋漓阐其隐微，则庶几近矣。”穷年累月，殚精竭诚，成书一帙，名曰《官场现形记》。立体仿诸稗野，则无钩章棘句之嫌;记事出以方言，则无诘屈聱牙之苦。开卷一过，凡神禹所不能铸之于鼎，温峤所不能烛之以犀者，无不毕备。……
作者虽自己有“以含蓄蕴酿存其忠厚”的评语，但这一层实在没有做到，他只做到了“酣畅淋漓”的一步。这部书是从头至尾诅咒官场的书。全书是官的丑史，故没有一个好官，没有一个好人。这也是当时的一种自然趋势。向来人民对于官，都是敢怒而不敢言;恰好到了这个时期，政府的老虎是戮穿的了，还加上一种傥来的言论自由，——租界的保障，——所以受了官祸的人，都敢明白地攻击官的种种荒谬、淫秽、贪赃、昏庸的事迹。虽然有过分的描写与溢恶的形容，虽然传闻有不实不尽之处，然而就大体上论，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部《官场现形记》里大部分的材料可以代表当日官场的实在情形。那些有名姓可考的，如华中堂之为荣禄，黑大叔之为李莲英，都是历史上的人物，不用说了。那无数无名的小官，从钱典史到黄二麻子，从那做贼的鲁总爷到那把女儿献媚上司的冒得官，也都不能说是完全虚构的人物。故《官场现形记》可算是一部社会史料。
《官场现形记》写的官是无所不包的，从那最下级的典史到最高的军机大臣，从土匪出身的到孝廉方正出身的，文的武的，正途的，军功的，捐班的，顶冒的，——只要是个“官”，都有他的分。
一部大书开卷便是一个训蒙私塾，——制造官的工厂。那个傻小子王老三便是候补的赵温，赵温便是候补的王乡绅。王老三不争气，只会躲在赵家厨房里“伸着油晃晃的两只手在那里啃骨头”。赵温争气一点，能躺在钱典史的烟榻上捧着本《新科闱墨》用功揣摩。其实，那哼八股的新科举人同那啃骨头的傻小子有什么分别?所谓科举的“正途出身”，至多也不过是文章浆子糊在桌子上，低着头死念的结果。工夫深了，运气来了，瞎猫碰到死老鼠，啃骨头的王老三也会飞黄腾达地“中进士做官”去。
这便是正途出身的官。
钱典史便是捐班出身的官的好代表。他虽然只做得一任典史，却弄了不少的钱回来，造起新房子来，也可以使王乡绅睁着大眼睛流涎生羡，称赞他“这样做官才不算白做”。他的主义只是“千里为官只为财”。他的理想是:“也不想别的好处，只要早些选了出来，到了任，随你甚么苦缺，只要有本事，总可以生发的。”
这都是全书的“楔子”，以下便是“官国活动大写真”的正文了。
正文的第一幕是在江西。江西的藩台正在那里大开方便，出卖官缺。替他经手的是他的兄弟三荷包。请看三荷包报的清账:
玉山的王梦梅是个一万二;萍乡的周小辫子，八千;新昌胡子根，六千;上饶莫桂英，五千五;吉水陆子龄，五千;庐陵黄霑甫，六千四;新畲赵苓州，四千五;新建王尔梅，三千五;南昌蒋大化，三千;铅山孔庆辂、武陵庐子廷，都是二千。还有些一千、八百的，一时也记不清，至少也有二三十注，我笔笔都有账的。……
这笔账很可以代表当日卖官的情形。无论经手的是江西的三荷包，或是两湖制台的十二姨太太，或是北京的黄胖姑，或是宫里的黑大叔，地域有不同，官缺有大小，神通有高低，然而走的都只是这条路。这都是捐上加捐。第一次捐的是“官”，加捐的是“缺”，第一次的钱，名分上是政府得的;第二次的钱是上司自己下腰包的。捐官的钱是有定额的;买缺的钱是没有定额而只有市价的。捐官的钱是史料，买缺的钱更是史料。
“千里为官只为财”，何况这班官又都是花了大本钱来的呢?他们到任之后，第一要捞回捐官的本钱，第二要捞回买缺的本钱，第三还要多弄点利钱。还有那班“带肚子”的账房二爷们，他们也都不是来喝西北风的，自然也都要捞几分回去。羊毛总出在羊身上，百姓与国家自然逃不了这班饿狼馋狗的侵害了。公开卖官之弊必至于此。李宝嘉信手拈来，都成材料;其间尽有不实不尽之处，但打个小折扣之后，《官场现形记》终可算是有社会史料的价值的。
《官场现形记》写大官的地方都不见出色，因为这种材料都是间接得来的。全靠来源如何:倘若说故事的人也不是根据亲身的观察，那故事经过几道传述，便成了乡下人说朝廷事，决不会亲切有味了。例如书中说山东抚院阅兵会外宾(第六——七回)等事，看了令人讨厌。又如书中写北京官场的情形(第二四——二九回)看了也令人起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大概作者写北京社会的部分完全是摭拾一些很普通的“话柄”勉强串成的。其中如溥四爷认“崇”字(第二四回，页一二〇)，如华中堂开古董铺(第二五、二六回)、徐大军机论碰头的妙语(第二六回)，都不过是当日喧传人口的“话柄”罢了。在这种地方，这部书的记载是少文学兴趣的，至多不过是摭拾话柄，替一个时代的社会情形留一点史料罢了。
有人说，李宝嘉的家里有人做过佐杂小官。这话我们没有证据，不敢轻信。但读过《官场现形记》的人总都感觉这书写大官都不自然，写佐杂小官却都有声有色。大概作者当初确曾想用全副气力描写几个小官，后来抵抗不住别的“话柄”的引诱，方才改变方针，变成一部摭拾官场话柄的类书。这是作者的大不幸，也是文学史上的大不幸。倘使作者当日肯根据亲身的观察，或亲属的经验，决计用全力描写佐杂下僚的社会，他的文学成绩必定大有可观，中国近代小说史上也许添一部不朽的名著了。可惜他终于有点怕难为情，终不肯抛弃“官场”全部的拢统记载，终不甘用他的天才来做一小部分的具体描写。所以他几回想特别描写佐杂小官，几回都半途收缩回去。
你看此书开头就捧出一位了不得的钱典史，此人真是做官的高手。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抱定“实事求是”的秘诀。他先巴结赵温，不但想赚他几个钱，还想借他走他的座师吴赞善的门路。后来因为吴赞善对赵温很冷淡，钱典史的热心也就淡了下来。那一天，
门生请主考，同年团拜。……赵温穿着衣帽，也混在里头。钱典史跟着溜了进去瞧热闹。只见吴赞善坐在上面看戏，赵温坐的地方离他还远着哩;一直等到散戏，没有看见吴赞善理他。
大家散了之后，钱典史不好明言，背地里说:“有现成的老师还不会巴结，叫我们这些赶门子拜老师的怎样呢?”从此以后，就把赵温不放在眼里。转念一想，读书人是包不定的，还怕他联捷上去，姑且再等他两天。(第二回)
这种细密的心思岂是那死读《新科闱墨》的举人老爷们想得到的吗?
第三回写钱典史交结戴升，走黄知府的路子，谋得支应局的收支差使，这一段也写得很好。但第四回以下，钱典史便失踪了;作者的眼界抬高了，遂叫一班大官把这些佐杂老爷们都赶跑了。第七回以下，一个候选通判陶子尧上了一个洋务条陈，居然阔了一阵子。
直到第四十三回，作者大概一时缺乏大官的话柄了，忽然又把笔锋收回来描写一大群佐杂小官的生活。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回，这三回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全书最有精采的部分。这部“佐杂现形记”共有好几幕，都细腻的很。第一幕是在首府(武昌府)的大堂门口，——佐杂太爷们给首府“站班”的所在。那一天，首府把其中的一员，蕲州吏目随凤占，唤了进去，说了几句话。随凤占得此异常的荣遇，出来的时候，同班的二三十个穷佐杂都围了上来，打听消息。这一幕好看的很:
其时正是隆冬天气。有的穿件单外褂，有的竟其还是纱的，一个个都钉着黄线织的补子，有些黄线都已宕了下来。脚下的靴子多半是尖头上长了一对眼睛。有两个穿着“抓地虎”还算是好的咧。至于头上戴的帽子，呢的也有，绒的也有，都是破旧不堪;间或有一两顶皮的，也是光板子，没有毛了。
大堂底下敞豁豁的，一堆人站在那里，都一个个冻的红眼睛红鼻子。还有些一把胡子的人，眼泪鼻涕从胡子上直挂下来，拿着灰色布的手巾在那里擦抹。如今听说首府叫随凤占保举人，便认定了随凤占一定有什么大来头了，一齐围住了他，请问贵姓台甫。
当中有一个稍些漂亮点的，亲自走到大堂暖阁后面一看，瞥见有个万民伞的伞架子在那里，他就搬了出来，靠墙摆好，请他坐下谈天。(第四三回，页一七〇)
底下便是几位佐杂太爷们——随凤占、申守尧、秦梅士等——的高论。后来，申守尧家的一个老妈子来替他拿衣服，无意之中说破了他家里没米下锅，申守尧生气了，打了她一个巴掌，老妈不伏气，倒在地上号咷起来。她这一闹，惊动了许多人，围住看热闹。申守尧又羞又急，拖她不起来。后来还亏本府的门政大爷出来骂了几句，要拿她送首县，她才住了哭，站了起来。
此时弄得个申守尧说不出的感激，意思想走到门政大爷跟前敷衍两句。谁知等到走上前去，还未开口，那门政大爷早把他看了两眼，回转身就进去了。申守尧更觉羞的无地自容，意思又想过来，趁势吆喝老妈两句，谁知老妈早已跑掉。靴子、帽子、衣包，都丢在地下，没有人拿。……(第四四回)
幸亏那位“古道热肠”的秦梅士喊他的儿子小狗子来帮忙。
小狗子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把鞋取出，等他爸爸换好。老头子也一面把衣裳脱下折好，同靴子包在一处;又把申守尧的包裹、靴子、帽盒，也交代儿子拿着。……无奈小狗子两只手拿不了许多，幸亏他人还伶俐，便在大堂底下找到一根棍子，两头挑着;又把他爸爸的大帽子合在自己头上，然后挑了衣包，吁呀吁呀的一路喊了出去。
第一幕完了。第二幕是在申守尧的家里。申守尧同那秦小狗子回到家里，只见那挨打的老妈子在堂屋里哭骂。申守尧要撵她走，她要算清了工钱才走，还要讨送礼的脚钱。申守尧没有钱，她就哭骂不止，口口声声“老爷赖工钱，吃脚钱!”
太太正在楼上捉虱子，所以没有下来，后来听得不象样了，只得蓬着头下来解劝。其时小狗子还未走……一手拉，一面说道:“申老伯，你不要去理那混帐东西。他走了以后，老伯要送礼，等我来替你送。就是上衙门，也是我来替你拿衣帽。……”申守尧道:“世兄!你是我们秦大哥的少爷，我怎么好常常的烦你送礼拿衣服呢?”小狗子道:“这些事，我都做惯的;况且送礼是你申老伯挑我赚钱，以后十个钱我也只要四个钱罢了。”
等到太太把老妈子的气平下来了，那位秦大爷的大少爷还不肯走。
申守尧留他吃茶也不要，留他吃饭也不要……只是站着不肯走。申守尧问他有什么话说，他说:“问申老伯要八个铜钱买糖山查吃。”可怜申守尧……只得进去同太太商量。太太道:“我前天当的当只剩了二十三个大钱，在褥子底下，买半升米还不够。今天又没有米下锅，横竖总要再当的了。你就数八个给他，余下的替我收好。”
一霎时，申守尧把钱拿了出来，小狗子爬在地下给申老伯磕了一个头，方才接过铜钱，一头走，一头数了出去。
秦大爷的做官秘诀——“该同人家争的地方，一点不可放松”(第四三回，页二〇)，都完全被他的大少爷学去了。
第二幕完了。第三幕在制台衙门的客厅上(第四四回，页一一—一六)，第四幕在蕲州(第四四回，页一七—第四五回，页六)，第五幕在蕲州河里档子班的船上(第四五回，页六—三二)——都是绝好的活动写真，我不必多引了。
这一长篇的“佐杂现形记”，真可算是很有精采的描写，深刻之中有含蓄，嘲讽之中有诙谐，和《儒林外史》最接近。这一部分最有文学趣味，也最有社会史料的价值。倘使全书都能有这样的风味，《官场现形记》便成了第一流小说了。
但作者终想贪多鹜远，又把随凤占、钱琼光一班佐杂太爷抛开，又去写钦差大臣童子良(铁良)的话柄了。从此以后，这部书又回到话柄小说的地位上去。不久作者也就死了。
我在《五十年来的中国文学》里，曾说《官场现形记》是一部模仿《儒林外史》的讽刺小说(《胡适文存》二集卷二，页一七三以下)。鲁迅先生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页三二七以下)里另标出“谴责小说”的名目，把《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等书都归入这一类。他这种区别是很有见地的。他说:
光绪庚子(一九〇〇)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盖嘉庆以来，虽屡平内乱(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回)，亦屡挫于外敌(英、法)，细民暗昧，尚啜茗听平逆武功，有识者则已翻然思改革，凭敌忾之心，呼维新与爱国，而于“富强”尤致意焉。戊戌变政既不成，越二年即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则其度量技术之相去亦远矣，故别谓之谴责小说。
鲁迅先生最推崇《儒林外史》，曾说:
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小说史略》，页二四五)
他又说:
是后亦鲜以公心讽世之书如《儒林外史》者。(同书，页二五三)
鲁迅先生这样推重《儒林外史》，故不愿把近代的谴责小说同《儒林外史》并列。这种主张是我很赞成的。吴敬梓是个有学问、有高尚人格的人，他又不曾梦想靠做小说吃饭，故他的小说是一部全神贯注的著作。他是个文学家，又受了颜习斋、李刚主、程绵庄一派的思想的影响，故他的讽刺能成为有见解的社会批评。他的人格高，故能用公心讽世;他的见解高，故能“哀而不愠，微而婉”。近世做谴责小说的人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困穷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他们所谴责的往往都是当时公认的罪恶，正不用什么深刻的观察与高超的见解，只要有淋漓的刻画，过度的形容，便可以博一般人的欢迎了。故近世的谴责小说的意境都不高，其中如刘鹗《老残游记》之揭清官之恶，真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特别见解了。
鲁迅先生批评《官场现形记》的话也很公平，他说:
凡所叙述，皆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等故事，兼及士人之热心于作吏，及官吏闺中之隐情。头绪既繁，脚色复夥，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然臆说颇多，难云实录，无《自序》所谓“含蓄蕴酿”之实，殊不足望文木老人后尘。况所搜罗，又仅“话柄”，联缀此等，以成类书;官场伎俩，本小异大同，汇为长编，即千篇一律。特缘时势要求，得此为快，故《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而袭用“现形”名目，描写他事，如商界、学界、女界者亦接踵也。(同书，页三二九)
这部书确是联缀许多“话柄”做成的，既没有结构，又没有剪裁，是第一短处。作者自己很少官场的经验，所记大官的秽史多是间接听得来的“话柄”;有时作者还肯加上一点组织点缀的工夫，有时连这一点最低限度的技术都免去了，便成了随笔记帐。这是第二短处。这样信手拈来的记录，目的在于铺叙“话柄”，而不在于描摹人物，故此书中的人物几乎没有一个有一点个性的表现，读者只看见一群饿狗嚷进嚷出而已。唐二乱子乱了一会，忽然又不乱了;刘大侉侉了一会，忽然又不侉了;贾筱芝(假孝子)假孝了一会，也就把老太太撇开了;甄守球(真守旧)似乎应该有点顽固的把戏，然而下文也就没有了。这是第三短处。此书里没有一个好官，也没有一个好人。作者描写这班人，只存谴责之心，毫没有哀矜之意;谴责之中，又很少诙谐的风趣，故不但不能引起人的同情心，有时竟不能使人开口一笑。这种风格，在文学上，是很低的。这是第四短处。
但我细读此书，看作者在第四十三回到四十五回里表现的技术，终觉得李宝嘉的成绩不应该这么坏，终觉他不曾充分用他的才力。他在开卷几回里，处处现出模仿《儒林外史》的痕迹。他似乎是想用心做一部讽刺小说的。假使此书用赵温与钱典史做全书的主人公，用后来描写湖北佐杂小官的技术来叙述这两个人的官途历史，假使作者当日肯这样做去，这部书未尝不可以成为一部有风趣的讽刺小说。但作者个人生计上的逼迫，浅人社会的要求，都不许作者如此做去。于是李宝嘉遂不得不牺牲他的艺术而迁就一时的社会心理，于是《官场现形记》遂不得不降作一部摭拾话柄的杂记小说了。
讽刺小说之降为谴责小说，固是文学史上大不幸的事。但当时中国屡败之后，政制社会的积弊都暴露出来了，有心的人都渐渐肯抛弃向来夸大狂的态度，渐渐肯回头来谴责中国本身的制度不良，政治腐败，社会龌龊。故谴责小说虽有浅薄、显露、溢恶种种短处，然他们确能表示当日社会的反省的态度。这种态度是社会改革的先声。人必须自己承认有病，方才肯延医服药。故谴责小说暴扬一国的种种黑暗、种种腐败，还不失为国家将兴、社会将改革的气象。但中国人终是一个夸大狂的民族，反省的心理不久就被夸大狂的心理赶跑了。到了今日，人人专会责人而不肯责己，把一切罪状都堆在洋鬼子肩上;一面自己夸张中国的精神文明、礼义名教，一面骂人家都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物质文明!在这一个“讳疾忌医”的时代，我们回头看那班敢于指斥中国社会的罪恶的谴责小说家，真不能不脱下帽子来向他们表示十分敬意了。
一九二七，十一，十二，在上海。
五、《老残游记》序
(一)作者刘鹗的小传
《老残游记》的作者自己署名为“鸿都百炼生”;他的真姓名是刘鹗，字铁云。罗振玉先生的《五十日梦痕录》里有一篇《刘铁云传》，纪叙他的事实和人品都很详细;我们没有更好的材料，所以把这篇转录在这里:
罗振玉的《刘铁云传》
予之知有殷虚文字，实因丹徒刘君铁云。铁云，振奇人也，后流新疆以死。铁云交予久;其平生事实，不忍没之，附记其略于此。
君名鹗，生而敏异。年未逾冠，已能传其先德子恕观察(成忠)之学，精畴人术，尤长于治河。顾放旷不守绳墨，而不废读书。予与君同寓淮安;君长予数岁。予少时固已识君，然每于衢路闻君足音，辄逡巡避去，不欲与君接也。是时君所交皆井里少年;君亦薄世所谓规行矩步者，不与近。已乃大悔，闭户敛迹者岁余。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则又弃而习贾;尽倾其资，乃复归也。
光绪戊子(一八八八)，河决郑州。君慨然欲有以自试，以同知往投效于吴恒轩中丞。中丞与语，奇之，颇用其说。君则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凡同僚所畏惮不能为之事，悉任之。声誉乃大起。河决既塞，中丞欲表其功绩，则让与其兄渭清观察(梦熊)而请归读书。中丞益异之。时方测绘三省黄河图，命君充提调官。河图成，时河患移山东，吾乡张勤果公(曜)方抚岱方。吴公为扬誉，勤果乃檄君往东河。
勤果故好客，幕中多文士，实无一能知河事者。群议方主贾让不与河争地之说，欲尽购滨河民地以益河身。上海善士施少卿(善昌)和之，将移海内赈灾之款助官力购民地。君至则力争其不可，而主束水刷沙之说。草《治河七说》，上之。幕中文士力谋所以阻之，若无以难其说。
时予方家居，与君不相闻也;忧当世之所以策治河者如是，乃著论五千余言，以明其利害，欲投诸施君，揭之报纸，以警当世。君之兄见而大韪之，录副寄君。君见予文，则大喜，乃以所为《治河七说》者邮君之兄以诒予，且附书曰:“君之说与予合者十八九。群盲方竞，不意当世尚有明目如公者也!但尊论文章渊雅，非肉食者所能解。吾文直率如老妪与小儿语，中用王景名，幕僚且不知为何代人，乌能读扬、马之文哉?”时君之玩世不恭尚如此。
岁甲午(一八九四)，中东之役起，君方丁内艰归淮安，予始与君相见，与君预测兵事。时诸军皆扼守山海关，以拱京师。予谓东人知我国事至熟，恐阳趋关门而阴捣旅大，以覆我海军，则我全局败矣。侪辈闻之，皆相非难。君之兄且引法、越之役法将语，谓旅、大难拔，以为之证。独君意与予合，忧旅、大且旦夕陷也。乃未久竟验。于是同侪皆举予与君齿，谓二人者智相等，狂亦相埒也。
君既服阕，勤果卒官，代之者福公(润)，以奇才荐。乃征试于京师，以知府用。君于是慨然欲有所树立。留都门者二年，谓扶衰振敝当从兴造铁路始，路成则实业可兴，实业兴而国富，国富然后庶政可得而理也。上书请筑津镇铁路，当道颇为所动。事垂成，适张文襄公请修京鄂线，乃罢京镇之议。而君之志不少衰，投予书曰:“蒿目时艰，当世之事百无一可为。近欲以开晋铁谋于晋抚，俾请于朝。晋铁开则民得养，而国可富也。国无素蓄，不如任欧人开之，我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予答书曰:“君请开晋铁，所以谋国者则是矣，而自谋则疏。万一幸成，而萋斐日集，利在国，害在君也。”君不之审。于是事成而君“汉奸”之名大噪于世。庚子(一九〇〇)之乱，刚毅奏君通洋，请明正典刑。以在沪上，幸免。时君方受廪于欧人，服用豪侈。予亟以危行远害规君。君虽韪之，不能改也。联军入都城，两宫西幸。都人苦饥，道殣相望。君乃挟资入国门，议振恤。适太仓为俄军所据，欧人不食米，君请于俄军，以贱价尽得之，粜诸民，民赖以安。君平生之所以惠于人者实在此事，而数年后柄臣某乃以私售仓粟罪君，致流新疆死矣。
当君说晋抚胡中丞奏开晋铁时，君名佐欧人，而与订条约，凡有损我权利者，悉托政府之名以拒之，故久乃定约。及晋抚入奏，言官乃交劾，廷旨罢晋抚，由总署改约。欧人乘机重贿当道，凡求之晋抚不能得者，至是悉得之，而晋矿之开乃真为国病矣。
呜呼!卖国以自利，世所诟为汉奸者且不忍为而当道竟悍然为之，势不至辛亥之变，举三百年祖宗之天下而并售之不止。君既受窃钩之诛，而彼卖祖宗之天下者且安荣如故也，然则庄生之言，宁为过乎?
至于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为无罪?而其所以致此者，则以豪侈不能自洁之故，亦才为之累也。噫!以天生才之难，有才而不能用，执政之故也。怀才而不善自养，致杀身而丧名，吾又焉能不为君疚哉?书毕，为之长叹。
我们读了这篇传，可以想象刘鹗先生的为人了。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学者，同时又是一个很有识力和胆力的政客。当河南初发现甲骨文字的时候，许多学者都不信龟甲兽骨能在地中保存几千年之久。刘先生是最早赏识甲骨文字的一位学者。他的一部《铁云藏龟》要算是近年研究甲骨文字的许多著作的开路先锋。罗振玉先生是甲骨文字之学的大师，他也是因为刘先生的介绍方才去研究这些古物的。只可惜近二十年来研究甲骨文字的大进步是刘先生不及见的了。
刘鹗先生最自信的是他对于治河的主张。罗先生说他在郑州河工上“短衣匹马，与徒役杂作”;我们读《老残游记》中描写黄河与河工的许多地方，也可以知道他的治河主张是从实地观察得来的。罗《传》中记刘先生在张曜幕府辩论中论治河的两段也可以和《老残游记》相参证。张曜即是《游记》中的庄宫保。第三回中老残驳贾让“不与河争地”的主张，说:
贾让只是文章做得好，他也没有办过河工。
刘先生自己是曾在河工上“与徒役杂作”的，所以有驳贾让的资格了。当时张曜却已行过贾让的主张了。罗《传》中的施善昌大概即是《游记》第十四回的史观察。他的主旨载在第十四回里。这回试行“不与河争地”，“废了民埝，退守大堤”的结果是很可惨的。《游记》第十三回和第十四回在妓女翠环的口里极力描写那回的惨劫，很能教人感动。老残的结论是:
然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十四回)
刘先生自己主张王景的法子。老残说:
他(王景)治河的法子乃是从大禹一脉下来的，专主“禹抑洪水”的“抑”字。……他是从“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同”“播”两个字上悟出来的。(三回)
这就是罗《传》说的“束水刷沙”的法子。刘鹗先生自信此法是有大功效的，所以他在《游记》第一回“楔子”里说一段黄瑞和浑身溃烂的寓言。黄瑞和即是黄河，“每年总要溃几个窟窿;今年治好这个，明年别处又溃几个窟窿”。老残“略施小技”，“说也奇怪，这年虽然小有溃烂，却是一个窟窿也没有出过。”他说:
别的病是神农黄帝传下来的方法，只有此病是大禹传下来的方法;后来唐朝有个王景得了这个传授，以后就没有人知道此方法了。
这段话很可以看出他对于此法的信仰了。
我们拿罗振玉先生做的那篇《传》来和《老残游记》对照着看，可以知道这部小说里的老残即是刘鹗先生自己的影子。他号铁云，故老残姓铁。他是丹徒人，寄居淮安;老残是江南人，他的老家在江南徐州(三回)。罗《传》中说刘先生曾“以岐黄术游上海，而门可罗雀”;老残也会“摇个串铃，替人治病，奔走江湖近二十年。”最明显的是治河的主张;在这一方面老残完全是刘鹗，毫没有什么讳饰。
刘鹗先生一生有四件大事:一是河工，二是甲骨文字的承认，三是请开山西的矿，四是贱买太仓的米来赈济北京难民。为了后面的两件事，他得了许多毁谤。太仓米的案子竟叫他受充军到新疆的刑罚，然而知道此事的人都能原谅他，说他无罪。只有山西开矿造路的一案，当时的人很少能了解他的。他的计划是要“严定其制，令三十年而全矿路归我。如是则彼之利在一时，而我之利在百世矣。”这种办法本是很有远识的。但在那个昏聩的时代，远见的人都逃不了惑世误国的罪名，于是刘先生遂被人叫做“汉奸”了。他的老朋友罗振玉先生也不能不说:“君既受廪于欧人，虽顾惜国权，卒不能剖心自明于人，在君乌得无罪?”一个知己的朋友尚且说他“乌得无罪”，何况一般不相知的众人呢?
《老残游记》的第一回“楔子”便是刘先生“剖心自明于人”的供状。这一回可算得他的自叙或自传。老残同了他的两个至友德慧生与文章伯——他自己的智慧、道德、文章——在蓬莱阁上眺望天风海水，忽然看见一只帆船“在那洪波巨浪之中，好不危险”。那只帆船便是中国。
船主坐在舵楼之上，楼下四人专管转舵的事。前后六枝桅杆，挂着六扇旧帆;又有两枝新桅，挂着一扇簇新的帆，一扇半新不旧的帆。
四个转舵的是军机大臣，六枝旧桅是旧有的六部，两枝新桅是新设的两部。
这船虽有二十三四丈长，却是破坏的地方不少:东边有一块，约有三丈长短，已经破坏，浪花直灌进去;那旁，仍在东边，又有一块，约长一丈，水波亦渐渐浸入;其余的地方，无一处没有伤痕。
二十三四丈便是二十三四个行省与藩属。东边那三丈便是东三省;还有那东边一丈便是山东。
那八个管帆的却是认真的在那里管，只是各人管各人的帆，仿佛在八只船上似的，彼此不相关照。那(些)水手只管在那坐船的男男女女队里乱窜，不知所做何事。用远镜仔细看去，方知道他(们)在那里搜他们男男女女所带的干粮，并剥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
老残和他的朋友看见这种怪现状，气的不得了。德慧生和文章伯问老残怎样去救他们，老残说:
依我看来，驾驶的人并未曾错，只因两个缘故，所以把这船就弄得狼狈不堪了。怎么两个缘故呢?一则他们是走太平洋的，只会过太平日子，若遇风平浪静的时候，他驾驶的情状亦有操纵自如之妙，不意今日遇见这大的风浪，所以都毛了手脚。二则他们未曾预备方针，平常晴天的时候，照着老法子去走，又有日月星辰可看，所以南北东西尚还不大很错，这就叫做“靠天吃饭”。那知遇了这阴天，日月星辰都被云气遮了，所以他们就没了依傍。心里不是不想望好处去做，只是不知东南西北，所以越走越错。为今之计，依章兄法子驾只渔艇追将上去，他的船重，我们的船轻，一定追得上的。到了之后，送他一个罗盘，他有了方向，便会走了。再将这有风浪与无风浪时驾驶不同之处告知船主，他们依了我们的话，岂不立刻就登彼岸了吗?
这就是说，习惯的法子到了这种危险的时候就不中用了，须有个方针，认清了方向，作个计划，方才可行。老残提议要送给他们“一个最准的向盘，一个纪限仪，并几件行船要用的物件”。
但是他们赶到的时候，就听见船上有人在那里演说，要革那个掌舵的人的命。老残是不赞成革命的，尤其不赞成那些“英雄只管自己敛钱，叫别人流血的”。他们跳上船，把向盘、纪限仪等项送给大船上的人。
正在议论，那知那下等水手里面忽然起了咆哮，说道:“船主!船主!千万不可为这人所惑!他们用的是外国向盘，一定是洋鬼子差遣来的汉奸!他们是天主教!他们将这只大船已经卖与洋鬼子了，所以才有这个向盘!请船主赶紧将这三人绑去杀了，以除后患;倘与他们多说几句话，再用了他的向盘，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钱，他就要来拿我们的船了!”
谁知这一阵嘈嚷，满船的人俱为之震动。就是那演说的英雄豪杰也在那里喊道:“这是卖船的汉奸!快杀，快杀!”
船主舵工听了，俱犹疑不定。内中有一个舵工，是船主的叔叔，说道:“你们来意甚善，只是众怒难犯，赶快去罢。”
三人垂泪，赶忙回了小船。那知大船上人，余怒未息，看三人上了小船，忙用被浪打碎了的断桩破板打下船去。你想，一只小小渔船怎禁得几百个人用力乱砸?顷刻之间，将那渔船打得粉碎，看着沉下海中去了。
刘先生最伤心的是“汉奸”的喊声不但起于那些“下等水手”里面，并且出于那些“演说的英雄豪杰”之口!一班“英雄豪杰”只知道鼓吹革命是救国，而不知道献向盘与纪限仪也是救国，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借债开矿造铁路也是救国!所以刘鹗“汉奸”的罪是决定不可改的了，他该充军了，该死在新疆了。
(二)《老残游记》里的思想
《老残游记》有光绪丙午(一九〇六)的自叙，作者自述这部书是一种哭泣，是一种“其力甚劲，其行弥远，不以哭泣为哭泣”的哭泣。他说:
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深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也得乎?
这是很明显地说，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一个倜傥不羁的才士，一个很勇于事功的政客，到头来却只好做一部小说来寄托他的感情见解，来代替他的哭泣:这是一种很可悲哀的境遇，我们对此自然都有无限的同情。所以我们读《老残游记》应该先注意这书里发挥的感情见解，然后去讨论这书的文学技术。
《老残游记》二十回只写了两个酷吏:前半写一个玉贤，后半写一个刚弼。此书与《官场现形记》不同:《现形记》只能摭拾官场的零星罪状，没有什么高明或慈祥的见解;《游记》写官场的罪恶，始终认定一个中心的主张，就是要指出所谓“清官”之可怕。作者曾自己说:
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见，不知凡几矣。试观徐桐、李秉衡，其显然者也。“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作者苦心，愿天下清官勿以不要钱便可任性妄为也。历来小说皆揭赃官之恶，有揭清官之恶者，自《老残游记》始。(十六回原评)
这段话是《老残游记》的中心思想。清儒戴东原曾指出，宋明理学的影响养成一班愚陋无用的理学先生，高谈天理人欲之辨，自以为体认得天理，其实只是意见;自以为意见不出于自私自利便是天理，其实只是刚愎自用的我见。理是客观的事物的条理，须用虚心的态度和精密的方法，方才寻得出。不但科学家如此，侦探访案，老吏折狱，都是一样的。古来的“清官”，如包拯之流，所以能永久传诵人口，并不是因为他们清廉不要钱，乃是因为他们的头脑子清楚明白，能细心考查事实，能判断狱讼，替百姓伸冤理枉。如果“清官”只靠清廉，国家何不塑几个泥象，雕几个木偶，岂不更能绝对不要钱吗?一班迂腐的官吏自信不要钱便可以对上帝，质鬼神了，完全不讲求那些搜求证据，研究事实，判断是非的法子与手段，完全信任他们自己的意见，武断事情，固执成见，所以“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刘鹗先生眼见毓贤、徐桐、李秉衡一班人，由清廉得名，后来都用他们的陋见来杀人误国，怪不得他要感慨发愤，著作这部书，大声指斥“清官”的可恨可怕了。
《老残游记》最称赞张曜(庄宫保)，但作者对于治河一案，也很有不满意于张曜的话。张曜起初不肯牺牲那夹堤里面几万家的生产，十几万的百姓，但他后来终于听信了幕府中人的话，实行他们的治河法子。《游记》第十四回里老残评论此事道:
创此议之人却也不是坏心，并无一毫为己私见在，只因但会读书，不谙世故，举手动足便错。……岂但河工为然?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倒有十分之六七也!
这不是很严厉的批评吗?
他写毓贤(玉贤)更是毫无恕词了。毓贤是庚子拳匪案里的一个罪魁;但他做山东曹州知府时，名誉很好，有“清官”、“能吏”之称。刘先生偏要描写他在曹州的种种虐政，预备留作史料。他写于家被强盗移赃的一案，上堂时:
玉大人拿了失单交下来，说:“你们还有得说的吗?”于家父子方说得一声“冤枉”，只听堂上惊堂一拍，大嚷道:“人赃现获，还喊冤枉?把他站起来!去!”左右差人连拖带拽拉下去了。(四回)
“站”就是受“站笼”的死刑。
这边值日头儿就走到公案面前，跪了一条腿，回道:“禀大人的话:今日站笼没有空子，请大人示下。”那玉大人一听，怒道:“胡说!我这两天记得没有站甚么人，怎会没有空子呢?”值日差回道:“只有十二架站笼，三天已满。请大人查簿子看。”
玉大人一查簿子，用手在簿子上点着说:“一、二、三，昨儿是三个。一、二、三、四、五，前儿是五个。一、二、三、四，大前儿是四个。没有空，倒也不错的。”差人又回道:“今儿可否将他们先行收监?明天定有几个死的，等站笼出了缺，将他们补上，好不好?请大人示下。”
玉大人凝了一凝神，说道:“我最恨这些东西!若要将他们收监，岂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去了吗?断乎不行。你们去把大前天站的四个放下，拉来我看。”
差人去将那四人放下，拉上堂去。大人亲自下案，用手摸着四人鼻子，说道:“是还有点游气。”复行坐上堂去，说:“每人打二千板子，看他死不死!”那知每人不消得几十板子，那四个人就都死了。
这是一个“清官”的行为!
后来于家老头子先站死了，于学礼的妻子吴氏跪倒在府衙门口，对着于学礼大哭一场，拔刀自刎了。这件事感动了三班差役，他们请稿案师爷去求玉大人把她的丈夫放了，“以慰烈妇幽魂”。玉大人笑道:
你们倒好!忽然的慈悲起来了!你会慈悲于学礼，你就不会慈悲你主人吗?……况这吴氏尤其可恨;他一肚子觉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若不是个女人，他虽死了，我还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气呢!
于是，于家父子三人就都死在站笼里了。
刚弼似是一个假名，只借“刚愎”的字音，却不影射什么人。贾家的十三条命案也是臆造出来的。故出事的地方名叫齐东镇，“就是周朝齐东野人的老家”;而苦主两家，一贾一魏，即是假、伪的意思。这件命案太离奇了，有点“超自然”的色彩，可算是这部书的一个缺点。但其中描写那个“清廉得格登登的”刚弼，却是有点深刻的观察。魏家不合请一位胡涂的胡举人去行贿，刚弼以为行贿便是有罪的证据，就严刑拷问贾魏氏。她熬刑不过，遂承认谋害了十三命。
白耆复审的一回(十八回)，只是教人如何撇开成见，研究事实，考察证据。他对刚弼说:
老哥所见甚是。但是兄弟……此刻不敢先有成见。象老哥聪明正直，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自然投无不利。兄弟资质甚鲁，只好就事论事，细意推求，不敢说无过，但能寡过已经是万幸了。“凡事先有成竹在胸”，这是自命理学先生刚愎自用的态度。“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是折狱老吏的态度，是侦探家的态度，也就是科学家寻求真理的态度。
复审的详情，我们不用说了。定案之后，刚弼还不明白魏家既无罪何以肯花钱。他说:“卑职一生就是没有送过人一个钱。”白公呵呵大笑道:
老哥没有送过人的钱，何以上台也会契重你?可见天下人不全是见钱眼开的哟。清廉人原是最令人佩服的，只有一个脾气不好，他总觉得天下人都是小人，只他一个人是君子。这个念头最害事的，把天下大事不知害了多少!老兄也犯这个毛病，莫怪兄弟直言。至于魏家花钱，是他乡下人没见识处，不足为怪也。
有人说:李伯元做的是官场现形记，刘铁云做的是官场教科书。其实“就事论事，细意推求”，这八个字何止是做官教科书?简直是做学问、做人的教科书了。
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批评《老残游记》中间桃花山夜遇玙姑、黄龙子的一大段(八回至十二回)，神秘里夹杂着不少旧迷信，他说刘鹗先生究竟是“老新党头脑不清楚”。钱先生的批评固然是不错的。但这一大段之中却也有一部分有价值的见解，未可完全抹煞。就是那最荒谬的部分也可以考见一个老新党的头脑，也未尝没有史料的价值。我们研究思想史的人，一面要知道古人的思想高明到什么地步，一面也不可不知道古人的思想昏谬到什么地步。
《老残游记》里最可笑的是“北拳南革”的预言。一班昏乱胡涂的妄人推崇此书，说他“关心治乱，推算兴亡，秉史笔而参易象之长”(坊间伪造四十回本《老残游记》钱启猷《序》);说他“于笔记叙事之中，具有推测步算之妙，较《推背图》、《烧饼歌》诸数书尤见明晰”(同书胶州傅幼圃《序》)。这班妄人的妄言，本不值一笑。但这种“买椟还珠”的谬见未免太诬蔑这部书了，我们不能不说几句辩证的话。
此书作于庚子乱后，成于丙午年，上距拳匪之乱凡五年，下距辛亥革命也只五年。他说拳祸，只是追记，不是预言。他说革命，也只是根据当时的趋势，作一种推测，也算不得预言。不过刘鹗先生把这话放在黄龙子的口里，加上一点神秘的空气，不说是事理上的推测，却用干支来推算，所以装出预言的口气来了。若作预言看，黄龙子的推测完全是错的。第一，他只看见甲辰(一九〇四)的变法，以为科举的废止和五大臣出洋等事可以做到一种立宪的君主政治，所以他预定甲寅(一九一四)还有一次大变法，就是宪政的实行。“甲寅之后，文明大著，中外之猜嫌，满汉之疑忌，尽皆销灭。”这一点他猜错了。第二，他猜想革命至庚戌(一九一〇)而爆发，庚戌在辛亥革命前一年，这一点他几乎猜中。然而他推算庚戌以后革命的运动便“潜消”了，这又大错了。第三，他猜测“甲寅以后为文明华敷之世……直至甲子(一九二四)为文明结实之世，可以自立矣”。这一点又大错了。
总之，《老残游记》的预言无一不错。这都是因为刘先生很本不赞成革命，“北拳南革都是阿修罗部下的妖魔鬼怪”，运动革命的人“不有人灾，必有鬼祸”，他存了这种成见，故推算全错了。然而还有许多妄人把这书当作一部最灵的预言书!妄人之妄!真是无药可医的!
然而，桃花山中的一夕话也有可取之处。玙姑解说《论语》“攻乎异端”一句话，说“端”字当“起头”讲，执其两端是说执其两头;她批评“后世学儒的人，觉得孔、孟的道理太费事，不如弄两句辟佛老的口头禅，就算是圣人之徒。……孔、孟的儒教被宋儒弄的小而又小，以至于绝了”(九回)。这话虽然表示作者缺乏历史眼光，却也可以表示作者怀疑的态度。后来
子平闻了，连连赞叹，说:“今日幸见姑娘，如对明师!但是宋儒错会圣人意旨的地方，也是有的，然其发明正教的功德，亦不可及。即如‘理’、‘欲’二字，‘主敬’、‘存诚’等字，虽皆是古圣之言，一经宋儒提出，后世实受惠不少。人心由此而正，风俗由此而醇。”
那女子嫣然一笑，秋波流媚，向子平睇了一眼。子平觉得翠眉含娇，丹唇启秀，又似有一阵幽香沁入肌骨，不禁神魂飘荡。那女子伸出一只白如玉、软如棉的手来，隔着炕桌子，握着子平的手，握住了之后，说道:“请问先生:这个时候比你少年在书房里贵业师握住你手‘扑作教刑’的时候何如?”
子平默无以对。女子又道:“凭良心说，你此刻爱我的心，比爱贵业师何如?圣人说的:‘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孔子说:‘好德如好色。’孟子说:‘食色，性也。’子夏说:‘贤贤易色。’这好色乃人之本性。宋儒要说好德不好色，非自欺而何?自欺欺人，不诚极矣!他偏要说‘存诚’，岂不可恨!圣人言情言礼，不言理欲，删《诗》以《关雎》为首。试问‘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至于‘辗转反侧’，难道可以说这是天理，不是人欲吗?举此可见圣人决不欺人处。《关雎·序》上说道:‘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即如今夕嘉宾惠临，我不能不喜，发乎情也。先生来时，甚为困惫，又历多时，宜更惫矣，乃精神焕发，可见是很喜欢，如此亦发乎情也。以少女中男，深夜对坐，不及乱言，止乎礼义矣。此正合圣人之道。若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然宋儒固多不是，然尚有是处;若今之学宋儒者，直乡愿而已，孔、孟所深恶而痛绝者也!”(九回)
这是很大胆的批评。宋儒的理学是从中古的宗教里滚出来的。中古的宗教——尤其是佛教——排斥肉体，禁遏情欲，最反乎人情，不合人道。宋儒用人伦的儒教来代替出世的佛教，固然是一大进步。然而宋儒在不知不觉之中受了中古禁欲的宗教的影响，究竟脱不了那排斥情欲的根本态度，所以严辨“天理”“人欲”的分别，所以有许多不人道的主张。戴东原说宋儒的流弊遂使后世儒者“以理杀人”;近世也有“吃人的礼教”的名言，这都不算过当的判断。刘鹗先生作这部书，写两个“清官”自信意见不出于私欲，遂固执自己的私见，自以为得理之正，不惜杀人破家以执行他们心目中的天理:这就是“以理杀人”的具体描写。玙姑的一段话也只是从根本上否认宋儒的“理”“欲”之辨。她不惜现身说法，指出宋儒的自欺欺人，指出“宋儒之种种欺人，口难罄述”。这虽是一个“头脑不清楚”的老新党的话，然而在这一方面，这位老新党却确然远胜于今世恭维宋、明理学为“内心生活”、“精神修养”的许多名流学者了。
(三)《老残游记》的文学技术
但是，《老残游记》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贡献却不在于作者的思想，而在于作者描写风景、人物的能力。古来作小说的人，在描写人物的方面还有很肯用气力的，但描写风景的能力在旧小说里简直没有。《水浒传》写宋江在浔阳楼题诗一段要算很能写人物的了，然而写江上风景却只有“江景非常，观之不足”八个字。《儒林外史》写西湖只说“真乃五步一楼，十步一阁;一处是金粉楼台，一处是竹篱茅舍;一处是桃柳争妍，一处是桑麻遍野”。《西游记》与《红楼梦》描写风景也都只是用几句烂调的四字句，全无深刻的描写。只有《儒林外史》第一回里有这么一段:
王冕放牛倦了，在绿草地上坐着。须臾，浓云密布，一阵大雨过了，那黑云边上镶着白云，渐渐散去，透出一派日光来，照耀得满湖通红。湖边上山，青一块，紫一块，绿一块。树枝上都像水洗过一番的，尤其绿得可爱。湖里有十来枝荷花，苞子上清水滴滴，荷叶上水珠滚来滚去。
在旧小说里，这样的风景画可算是绝无而仅有的了。旧小说何以这样缺乏描写风景的技术呢?依我的愚见看来，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是由于旧日的文人多是不出远门的书生，缺乏实物实景的观察，所以写不出来，只好借现成的词藻充充数。这一层容易明白，不用详细说明了。第二，我以为这还是因为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写一个人物，如鲁智深，如王凤姐，如成老爹，古文里的种种烂调套语都不适用，所以不能不用活的语言，新的词句，实地作描写的工夫，但一到了写景的地方，骈文诗词里的许多成语便自然涌上来，挤上来，摆脱也摆脱不开，赶也赶不去。人类的性情本来多是趋易避难，朝着那最没有抵抗的方向走的;既有这许多现成的语句，现成的字面，何必不用呢?何苦另去铸造新字面和新词句呢?我们试读《红楼梦》第十七回贾政父子们游大观园的一大段里，处处都是用这种现成的词藻，便可以明白这种心理了。
《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的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烂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刘鹗先生是个很有文学天才的人;他的文学见解也很超脱。《游记》第十三回里他借一个妓女的嘴骂那些烂调套语的诗人。翠环道:
我在二十里铺的时候，过往的客人也常有题诗在墙上的。我最喜欢请他们讲给我听。听来听去，大约不过这个意思。……因此我想，做诗这件事是很没有意思的，不过造些谣言罢了。
奉劝世间许多爱做诗的人们，千万不要为二十里铺的窑姐所笑!
刘鹗先生的诗文集，不幸我们没有见过。《游记》有他的三首诗。第八回里的一首绝句，嘲讽聊城杨氏海源阁(书中改称东昌府柳家)的藏书，虽不是好诗，却也不是造谣言的。第六回里的一首五言律诗，专咏玉贤的虐政，有“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话，可见他做旧律诗也还能发议论。第十二回里的一首五古，写冻河的情景，前六句云:
地裂北风号，长冰蔽河下。后冰逐前冰，相陵复相亚。河曲易为塞，嵯峨银桥架。……
这总算是有意写实了。但古诗体的拘束太严了，用来写这种不常见的景物是不会满人意的。试把这六句比较这一段散文的描写:
老残洗完了脸，把行李铺好，把房门锁上，也出来步到河堤上看，见那黄河从西南上下来，到此却正是(河)的湾子，过此便向正东去了，河面不甚宽，两岸相距不到二里。若以此刻河水而论，也不过百把丈宽的光景。只是面前的冰插的重重叠叠的，高出水面有七八寸厚。再望上游走了一二百步，只见那上流的冰还一块一块的漫漫价来，到此地被前头的阑住，走不动，就站住了。那后来的冰赶上他，只挤得嗤嗤作响。后冰被这溜冰逼的紧了，就窜到前冰上头去。前冰被压就渐渐低下去了。看那河身不过百十丈宽，当中大溜约莫不过二三十丈，两边俱是平水。这平水之上早已有冰结满。冰面却是平的，被吹来的尘土盖住，却象沙滩一般。中间的一道大溜却仍然奔腾澎湃，有声有势，将那走不过去的冰挤的两边乱窜。那两边平水上的冰被当中冰挤破了，往岸上跑。那冰能挤到岸上有五六尺远。许多碎冰被挤的站起来，象个小插屏似的。看了有点把钟工夫，这一截子的冰又挤死不动了。
这样的描写全靠有实地的观察作根据。刘鹗先生自己评这一段道:
止水结冰是何情状?流水结冰是何情状?小河结冰是何情状?大河结冰是何情状?河南黄河结冰是何情状?山东黄河结冰是何情状?须知前一卷所写是山东黄河结冰。(十三回原评)
这就是说，不但人有个性的差别，景物也有个性的差别。我们若不能实地观察这种种个性的分别，只能有笼统浮泛的描写。不但如此，知道了景物各有个性的差别，我们就应该明白:因袭的词章套语决不够用来描写景物，因为套语总是浮泛的，笼统的，不能表现某地某景的个别性质。我们能了解这段散文的描写何以远胜那六句五言诗，便可以明白白话文学的真正重要了。
《老残游记》里写景的部分也有偶然错误的。蔡孑民先生曾对我说，他的女儿在济南时，带了《老残游记》去游大明湖，看到第二回写铁公祠前千佛山的倒影映在明湖里，她不禁失笑。千佛山的倒影如何能映在大明湖里呢?即使三十年前明湖没有被芦田占满，这也是不可能的事。大概作者有点误记了罢?
第二回写王小玉唱书的一大段，是《游记》中最用气力的描写:
王小玉便启朱唇，发皓齿，唱了几句诗儿，声音初不甚大，只觉入耳有说不出来的妙境:五脏六腑里象熨斗熨过，无一处不伏贴;三万六千个毛孔，象吃了人参果，无一个毛孔不畅快。唱了十数句之后，渐渐的越唱越高，忽然拔了一个尖儿，象一线钢丝抛入天际，不禁暗暗叫绝。那知他于那极高的地方，尚能回环转折;几转之后，又高一层，接连有三四叠，节节高起。恍如由傲来峰西面攀登泰山的景象:初看傲来峰削壁千仞，以为上与天通;及至翻到傲来峰顶，才见扇子崖更在傲来峰上;及至翻到扇子崖，又见南天门更在扇子崖上:愈翻愈险，愈险愈奇!
那王小玉唱到极高的三四叠后，陡然一落，又极力骋其千回百折的精神，如一条飞蛇在黄山三十六峰半中腰里盘旋穿插，顷刻之间，周匝数遍。从此以后，愈唱愈低，愈低愈细，那声音渐渐的就听不见了。满园子的人都屏气凝神，不敢少动。约有两三分钟之久，仿佛有一点声音从地底下发出。这一出之后，忽又扬起，象放那东洋烟火，一个弹子上天，随化作千百道五色火光，纵横散乱。这一声飞起，即有无限声音俱来并发。那弹弦子的亦全用轮指，忽大忽小，同他那声音相和相合，有如花坞春晓，好鸟乱鸣。耳朵忙不过来，不晓得听那一声的为是。正在撩乱之际，忽听霍然一声，人弦俱寂。这时台下叫好之声轰然雷动。
这一段写唱书的音韵，是很大胆的尝试。音乐只能听，不容易用文字写出，所以不能不用许多具体的物事来作譬喻，白居易、欧阳修、苏轼都用过这个法子。刘鹗先生在这一段里连用七八种不同的譬喻，用新鲜的文字，明瞭的印象，使读者从这些逼人的印象里感觉那无形象的音乐的妙处。这一次的尝试总算是很有成功的了。
《老残游记》里写景的好文字很多，我最喜欢的是第十二回打冰之后的一段:
抬起头来看那南面的山，一条雪白，映着月光分外好看。一层一层的山岭却不大分辨得出。又有几片白云夹在里面，所以看不出是云是山。及至定神看去，方才看出那是云那是山来。虽然云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有亮光，山也有亮光，只因为月在云上，云在月下，所以云的亮光是从背面透过来的。那山却不然:山上的亮光是由月光照到山上，被那山上的雪反射过来，所以光是两样子的。然只就稍近的地方如此，那山往东去，越望越远，渐渐的天也是白的，山也是白的，云也是白的，就分辨不出甚么来了。
这种白描的工夫真不容易学。只有精细的观察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底子;只有朴素新鲜的活文字能供给这种描写的工具。
民国八年(一九一九)，上海有一家书店忽然印出一部号称“全本”的《老残游记》，凡上下两卷:上卷即是原本二十回;下卷也是二十回，说是“照原稿本加批增注”的。书尾有“著述于清光绪丙申年山东旅次”一行小字。这便是作伪的证据。丙申(一八九六)在庚子前五年，而著者原《序》的年月是丙午之秋，岂不是有意提早十年，要使“北拳南革”都成预言吗?
四十回本之为伪作，绝对无可疑。别的证据且不用谈，单看后二十回写老残游历的许多地方，可有一处有像前二十回中的写景文章吗?看他写泰安道上:
一路上柳绿桃红，春光旖旎，村姑野妇联袂踏青。红杏村中，风飘酒帜;绿杨烟里，人戏秋千。或有供麦饭于坟前，焚纸钱于陌上。……
列位看官，在《老残游记》前二十回里可曾看见这样丑陋的写景文字吗?这样大胆妄为的作伪小人，真未免太侮辱刘鹗先生了!真未免太侮辱社会上读小说的人们了!
(四)尾声
今年我作《三侠五义·序》的时候，前半篇已付排了，后半篇还未脱稿。上海有一位女士，从她的未婚夫那边看见前半篇的排样，写信来和我讨论《三侠五义》的标点。她提出许多关于标点及考证的问题;她的热诚和细心都使我十分敬仰。她的未婚夫——一位有志气的少年——投身在印刷局里做校对，所以她有机会先读亚东标点本的各种小说的校样。她给我作了许多校勘表。我们通了好几次的信。六月以后，她忽然没有信来了。我这回到了上海，就写信给她，问她什么时候我可以去看她和她的未婚夫。过了几天，她的未婚夫来看我，我才知道她已于七月八日病死了。这个消息使我好几天不愉快。我现在写这篇《老残游记·序》，心里常常想到这篇《序》作成时那一位最热诚的读者早已不在人间了!所以我很诚敬地把这篇《序》贡献给这位不曾见过的死友——贡献给龚羡章女士!
一九二五，十一，七，作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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