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子里的事儿

院子里的事儿

院子里住的是这样一群人。

在县城它算个中等大小的院子。1974年左右，县兽医站、种子公司、病虫测报站都在这个院子里，既办公又住宿，职工、家属、小孩儿都在一起。

那时，我在兽医站养兔子、白老鼠和豚鼠，这些动物不是当下的宠物，主要用来做试验和制作疫苗。整天与这些动物打交道并不好玩，我没有现在孩子的那份爱心。一天到晚满屋子的臭气熏死人，养一只两只是宠物，多了就是畜生，我不喜欢它们。不过，它们有时也好可爱，尤其是刚生下的小白鼠晶莹剔透，粉嫩得像一把剥了壳的花生米，躺在窝里嘟着小嘴。这时，你会忍不住用指头捅它一下，立刻叽叽的叫起来。它们有时吃的比人还讲究，产仔的时候要加精料，还得添配钙片、鱼肝油。看着金黄、发光像豌豆大小的鱼肝油丸，出于好奇我把它放在手上辗来辗去，最后忍不住放在嘴里一咬，除了一股腥味，什么味道也没有。

兽医黄叔叔很神叨叨，我和黑子都很喜欢他。子是我的发小，他爸爸是兽医站站长。 他小我一岁，个子比我高，他的同学都叫他“大口”，我也感觉他的嘴巴比我的大。

我和黑子住一间房里，我家那时还在城外的老三街，除了他上学，其他时间我们都搅在一起。黄叔叔那时可能不到四十岁，单身一人，两个儿子不在身边，是黑子的父亲把他从邻省的华容调来。

街头舞蹈排练

他好点小酒，喝酒的时候眼泡子都鼓起来，嘴里老在喃喃自语。有点好吃的东西他会叫上我们，即使想昧也昧不住，我们俩都会找到。他经常要我帮他买酒，这是我最乐意的事，他会把自行车给我骑，那是一辆半旧不新的永久牌自行车，车架上还缠着细扁的黄色塑料带子。我左手拿着酒瓶子，半扶着车把，右手不停地摁着车上的转铃，车子顺着好汉坡一阵狂蹬猛踩。团为腿不够长，悬空骑在车梁上，车座甩在了背后。买了酒，通常都会骑车到街上逛上一圈，到铁桥子了才打回转。

我比黑子鸡贼，我俩捅出娄子，第一棒总是他先接着，他是独子，父亲不会动手打他，他替我背了不少黑锅。

他母亲去世的较早，他继母薛阿姨和我在一块儿养兔子，他与薛阿姨不怎么来往，我们都在食堂吃饭。食堂的饮食员罗阿姨，胖胖的，有些快嘴快语，充满热心肠。那时常有人下乡回来晚了，赶不上饭点，不用打招呼，她会给你在前锅留好饭菜，后锅留下热水。有时如果食堂吃粉蒸肉或是红绕肉，她一定会提前给黑子留好。旁边有人发现了，就朝她提意见，她会轻言慢语：“这伢儿遭孽，别人是没姆妈的伢儿！”

她说话的嗓门很大，有一次到了极限，这天吃过晚饭，黑子一手拿着碗筷、一手去抓放在饭板上的热水瓶，由于力量不够，两只水瓶只好用力一拖，然后使劲朝外一甩，木塞脱落了，开水正好全都洒在给人打饭的罗阿姨屁股上，我在旁边看着罗阿姨突然蹿起来，双脚跳得老高，嘴里一声嚎叫：“狗日的黑子呀，你把老子的屁股镬到哒！”话音未落，她一蹦三跳拼命朝宿舍跑，两个屁股一颠一颤像是穿了游泳裤，我们也跟在她的身后。

第二天，我们没有了早饭、中饭，到了晚上我跟黑子上到罗阿姨房间，只见她趴在床上，屁股撅着，被一块大花布盖着，他爱人在旁边给他摇着芭蕉扇。我们只看到两条蛮粗的小腿。罗阿姨让我们回去，对黑子说：“不碍事了，抹了好多豆瓣酱，等老子好了再跟你算账。”出门后，黑子这时问我：“你说罗阿姨穿短裤了没有？”我答道：“你没看到她屁股翘的老高，那还穿得好裤子！”

罗阿姨的屁股过了十天才好，食堂临时找了个厨子，罗阿姨还惦记着活计，经常颠着屁股来帮忙，遇到好事的便问她：“罗胖子，黑子把你的屁股弄成了花脸巴子吧？”

转眼又一个夏天，暑假一过，黑子要上高中了。黄叔叔还是老样子，每天喝着小酒，出门时骑自行车比我慢不了多少，车上的铃子比我转的更欢，有时候远远的看他骑车回来，双肩左耸右立，墩实的身子在车座上上窜下跳，嘴里还哼着花鼓子。

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夏天，我跟黑子给他闯了个大祸。

那天午饭后，我跟黑子照例又睡在屋子的堂屋，黄叔叔睡在走廊的另一头。

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女人的声音把我叫醒：虹儿，虹儿。我睁眼一看是黄叔叔的朋友，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以前来找过黄叔叔几次。问我黄叔叔去哪了，我告诉她，在里面睡觉。我又睡觉了。

一阵叫驴子的嘶叫，还夹着“黄兽医、黄兽医”的人叫，一个戴草帽，拿着鞭子的人走到跟前问我：“找黄兽医看病！”我伸手朝里面一指：“他在里面睡觉。”

“你瞎说，妈的哪儿有人？”那人过来朝我叫嚷。

我起来走过去一看，会议室的长条椅上只剩个花布枕头躺在那。我用脚踢了黑子的脚：“去叫下黄叔叔，有驴子看病。”

黄叔叔住在堂屋边上，黑子在门口叫了几声没人应。我起来边走边朝门外走：“我去窗户看看。”

窗户的花玻璃门关着，只有上面的两扇打开着，我爬上窗户台子，看见有个肉团在上下移动，也没看清是谁，因为看不着脸。

胸口一阵错乱，瞬间反应过来：黑子，快来，黄叔叔在搞逼。这时，我的声音还压得很低。

黑子嗖地一下就站到了窗台子上，他突然大声叫了起来，随之我也跟着大声叫起来：“黄叔叔，搞逼！黄叔叔，搞逼！”声音整齐嘹亮，我俩用手拽着窗格的圆木柱，向外探着半个身子，脚下还踩着喊叫声的节奏在窗台上跳着，一会儿马路上好多人驻着足，朝我们笑着。

这时，有个阿姨叫我：“虹儿，你们快下来，看别人这个事了，要背时的。” 等我们回到堂屋，看到走廊两边的门全打开了，都朝外探着脑袋，没有迈出屋门，脸上都绽放着笑靥，还有的朝我们做着鬼脸。此时，我有些得意洋洋，好像做了一件壮举，有点小英雄潘冬子的感觉。

黄叔叔的房门一直没有打开，外面栓着的驴子一直不停在叫，人们的兴致减弱，慢慢退了下去，我跟黑子坐在各自睡觉的条椅上，闷不吱声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黑子的大嘴巴张了几次，欲言又止。

这时，旁边黄叔叔的房门吱的一声打开来，他手里拿着茶杯，另一只手上扇着扇子，穿着他老穿的汗搭子朝我们走来，但没有拿眼看我们，这时我有些心慌了。等他走到我的面前，我不自觉的站了起来，垂头低手。这时，他拿着扇子朝我的头上啪的打了一下，双眼一瞪：“两个小狗日的，花鸡巴乱搞。”说完，他向门外的驴子走去。他好长时间没有这样骂我俩了，也好长时间没有说他的这句出口标了。

有很多传说的界山口

第二天我回家里，父亲也问我昨天发生的事，最后一脸昧笑对我说：“以后碰上这样的事，少跟老子二黄八吊。”院子里很长时间都在谈论，经常有人问我：“伢儿，这回看西洋景了吧！”还有人问我阿姨的奶子大不大，黄叔叔当时哪么子在搞阿。这个话题延续了好多年。今年在黑子家里，我俩又说到此事，我俩没有笑，相互在问黄叔叔的下落，几十年没见到他，有人说他之后被单位开除了，也有说他早死了，还有的说他儿子我们喊的强哥，当了大官，我打听了好多年！

望着在门外看驴子的黄叔叔，我们两个二百五，一对蠢货，好多年后也不会明白，黄叔叔当时为什么不抽我们一顿。

现在想来，我觉得当时的黄叔叔，他心灵里面干净，坦然。那是他的幸福，那是他的人生态度。两年后，他和黑子的后妈薛阿姨结了婚。

没多久，这个院子喧嚣起来了。农业局机关搬进了院子，院子的大门也由好汉坡改向了中山路，院子的大门直接对着街心，接着发生了好多事情。

这年，黑子高中毕业下放到了桃花山，我到棉织厂当了一名染匠。黑子下放农村时，父母对我说：“幸亏没读中学吧，读了书有什么用，还要下放。”

唐山这年发生了大地震，40天后毛泽东死了，紧接着上头抓了四个人，下头抓了更多的人，农业局也抓了好多人，关起来隔离审查，这些人定性为文化大革命中的打砸抢分子、造反派头目、四人帮爪牙，时称“三种人”。

废弃的老屋

这些人关起来后，由农场抽调来的基干民兵实行一对一的监管，平日关在屋子里写交待材料，不能与外界联系，吃饭由民兵从食堂打来，只有上厕所时才出户外，身后还要跟着民兵，这有些像小说《红岩》故事里的“放风”，以现在的“双规”我想也不过如此，仅就多了点现代科技的手段而己。

被隔离的人整天呆头耷脑，时间一长，脸部都有些浮肿，这些人都是院子里的伯伯、叔叔，而且大多是技术员。他们经常会被批斗，我亲眼目睹过一场批斗会。那天下午，农业局会议室坐满了人，会场烟雾缭绕，台上坐着的人都把毛领子的大衣披着，有的人面前和手上都有茶杯，黑子的爸爸也在台上，手里捧了个罐头瓶改的茶杯，还套了个用细塑料绳编织的杯套，那上面绣了一幅喜鹊闹梅图，我们趴在窗子外面看着里面的热闹。

这时会场安静下来，台上有人点着名字，一会儿，有五六个人站到了台前，这些人站在那儿呆若木鸡，脸上没有表情，个个耷拉着头，垂下双臂，只有罗叔叔在胸前剪着双手……

批判大会开了一阵子，不断有人上台，讲话的人，还算文斗，没有伤及人格和肢体。这时，只见一个平头大脸的人，从会场中间冲到台前，左手揪住罗叔叔的前胸，抡起右手朝他脸上左右开弓，嘴巴里还骂着：“罗士林，你个狗日的，你当年怎么整的老子？”这时，台上有人下来拉开了他。我看见罗叔叔挨打的时候没有躲避！

罗叔叔是南京人，大学毕业分配到了我们这儿，听说他出身在资产阶级家庭，平时讲话文绉绉的，说起来话来还慢条斯里。他是个大个子，老觉得他高人一头，当时我在想，为什么罗叔叔就任由他打，不捶他一拳？那该多解恨！

农业局院子里的风景画

农业局的这场运动，经常出现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我们家邻居朱叔叔，他是副局长，经常在主席台上作报告，也是运动的骨干和先锋。忽然，有一天我在厕所里碰见他，旁边还站了个民兵，一看阵势，我都不敢叫他了。朱叔叔微胖的身体显得有些臃肿，煞白的脸上像个苦主，一看就没有脾气了。看着他离去的背影，我有些难解，也感到一种恐惧！

1983年，我跟罗叔叔共过一段事，农业局办了一份名为《农业科技》的小报，把我从农科所抽调来给他当了助手，做插图、排版、校对，让我更多地了解了他，佩服他。到今天还记得他给我常念的两句诗——花当盛时须堪摘，莫待花谢空攀枝。

运动过后，那个扇罗叔叔耳光的人调到了院子里，他先前在公社农技站工作。他患有痔疮，走路的时候经常朝外张着两条腿，背地里我常听大人们叫他“烂屁眼”。院子里的孩子叫他童伯伯，我没有喊过他童伯伯。

院子里越来越热闹起来，不时搬入新住户，短短几年时间，院子里的人口翻了好几倍，看着新搬来的邻居，我发现都是从乡下进城的，后来才明白这些大学生、技术员、吃国家粮的人为什么找了农村女人做老婆，当了半边户。

院子里，五十年代来院子的都是工农干部，那叫参加革命工作，有一些文化，专业水平高的人不多。六十年代来到院子的这批人都是大学毕业，这批以江苏为核心和部分省内、外人为主，那叫毕业分配工作，这批人的综合素质、文化修养、精神境界、社会责任感代表着那个时代，无疑给这座院子乃至县城增添了新的活力和生命力。

写到这里时，我有一种冲动，我想把他们的名字告诉你们和这个国家：周远驰、陈思锐、余洪道、冯中玉、丰益雄、高士明、吴祖福、敖贤业、薛焕春、贺怀珍、金兰珍、杨良松、冒守泰、罗守静、罗士林、胡尔冲、赵长志、李德刚、郑明淮。

几十年过去了，他们的名和字依然是那么清新，除了陈思锐伯伯的名字求证过，其他的人名一气呵成，足以见得他们对我的影响，那是因为他们的遭遇、他们的命运和他们所献身的时代！

左邻右舍的合影

我想说说他们其中的几个人。

周远驰叔叔和贺怀珍阿姨他们是一对伉俪，我想我把“伉俪”二字放在他们身上再适合不过了。周叔叔是个素养极好的人，不急不躁，恢谐沉稳，同时，一表人才。在我的印象中应该有一米八以上，魁梧健壮。他喜欢穿件旧蓝咔叽布的干部服，脚上蹬着的解放鞋洗得发白，偶尔还会戴上顶军帽，走路有时会像年轻人一样做些俏皮的动作。他有些随性又有些傲视，把领导不当回事，轻易不买别人的账，农业局的帮派活动和历次的政治运动难得与他有纠葛。

我跟他的交往缘于电影。七十年代末期，一大批文革前的电影回到电影院，电影票经常一票难求，只要上映他喜欢的电影，就让我去排队和想办法弄票，得到的奖励是送我一张票。我们一起看过许多经典的影片，如《侦察兵》、《英雄虎胆》、《渡江侦察记》和《早春二月》。

这样，我们成了忘年交。他家来客人做了好吃的菜也会叫上我，有时下乡都带着我。记得有一次，我到他蹲点的东升公社同升大队去玩，别人问周叔叔：这是你儿子吧？周叔叔说：“是我儿子。”我当时特别高兴，一回到院子里，我就把这个事兴高采烈地告诉了周叔叔的女儿周峪雯。贺阿姨在测报站工作，是那种典型的女知识分子风范，简单明了，没有一点儿婆婆妈妈，对我也很热情，他们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大女儿周峪雯、二胖子周青，三胖子将自己的名子写在攒钱罐上，那是一只白色的又大又肥的猪，在猪背的两边写着：贺元。周峪雯小我四岁，我们在一个院子里长大，小时候我常带着她们姐弟仨一块儿玩，我在二十一岁那年写了篇小小说《小草》，第一个给她看，她说写的特别好，她都看哭了。

长大后院子里多嘴的人挑事，叨叨我俩，那时她还在读高中，她给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那以后我们的接触就少了起来。

我和周叔叔的交情止步在1982年1月18日，这年他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每天都往医院跑，在病房看到贺阿姨一直都是紧紧握着周叔叔的手，默默的流泪，拽着他，在挽留他！肝癌病人是最痛苦的，我经常看到周叔叔疼的豆大的汗粒直淌，脸上腊黄得泛着青光，他始终没喊没叫！

我记得在火葬场，他的遗体火化后，工人用一个铁盘将骨灰端出来，我一块一块将骨头敲碎，然后再放进骨灰盒里，从那时我知道了，火化后，人的肢体的骨头像刚烧出的木炭。最后，我又把他的骨灰盒抱回了大院，爷俩有缘，最后我还送了他一程。

其实，周叔叔活着的时候，我一直都挺怕他，因为，在我的心里他像是父亲——清风傲骨、豁达坦然。

再说说金兰珍阿姨。

1980年，农业局内招就业，我进了县农科所学植保，总算端了一个正式的饭碗，每月十八块钱，两块五毛钱洗理费，洗理费是国家核定的，究竟源自何故弄出个洗理费，到今天我都没闹懂，从字面理解，应该是给你洗澡和理发的钱，挺人性化的。国家那时还很穷，都为民着想，现在的政府应该向前者效仿，政府那么有钱，每年公款消费几千个亿，应该给民众发个一百二百的洗肺钱，因为空气污染了，处处有雾霾，小时候只见过雾霭，没见过这玩意儿。

农科所在城郊，报到的那天，冯伯伯、李学桃伯伯、父亲还有两个人，都挤在严奉怀师傅的那辆旧北京212吉普车里，塞了满满一车子人，这天很兴奋，记得是1980年12月的哪一天，至此，我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迈出了人生的笫一步，告别了在造纸厂晒粗纸、柴山砍柴、街头捡西瓜子、流落他乡学草药、兽医站养兔子、高基庙兽医站津南点上抓药、绣林棉织厂当染匠、大修厂翻砂车间抬铁水、沙市一米厂挑粗壳的岁月。

农科所的时光真好！农科所它像个大家庭。金阿姨、余洪道、彭圣茂、会计聂伯伯，还有陈启新、杨光福、炊事员小吴、李美川和杨俊武。几个伯伯的家都在农科所，金阿姨住在原种场，每天早出晚归。他们把我当院子里长大的孩子，谁家做好吃的都叫我，工作上也没怎么管我。时间不长，有天中午，我们在食堂吃饭，金阿姨告诉我，明天跟她一块儿去试验田。

农科所有个科研队，有几十亩科研田，金阿姨是科研组长，负责科研队，她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科研田里，晒得像藏民。到了试验田，叫我帮她给油菜试验株套纸袋，然后登录编号，她在边上教着我，一边对我说：“你现在要认真工作，好好学习业务，年轻的时候不钻研，以后怎么办？”打此后，我跟着李美川和杨俊武两个老大哥开始了捉虫果子，他们经常骑自行车带着我在农科所周边及下面乡镇做病虫调查、虫情测报。常常早出晚回，很辛苦，杨俊武老哥经常调侃自己：“前世里做了恶，这世里把虫捉哟。”

金阿姨和薛叔叔是江苏人，俩人大学毕业一同分配石首，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时，孩子都很小，每天早晨，在公路到农科所的小路上，你会看到那辆坐凳低到极限的自行车，还有那个瘦弱的身影，风雨无阻。

她在生活中极端简朴，食堂的荤菜她舍不得吃，老是吃素菜，她特别喜欢吃鱼头，吃鱼时我老是把鱼头先给她，这都成了惯例。看着眼前的金阿姨，我无法把在周叔叔家影集里的那个身着短黑呢子外套、脖子上掖着白色围巾、剪着短发、脚蹬皮鞋的金阿姨相比较，那样的一群年轻人，挽着胳膊，意气风发地走在石首县城的街头，我不敢想像，那是一道怎样的风景，在六十年代的小县城里，她们引领了一股怎样的时尚潮流？至少，我再没见过。

那时，金阿姨保管着一台海鸥双镜头照相机，是供科研专用的，她知道我喜欢照相 ，老是偷偷借给我，时间长了，干脆就交我掌管了。这台照相机日后立下了汗马功劳。我用它掌握了摄影技术，又用它发表了很多作品，更重要的是由此为未来插上了翅膀。

八十年代初，农业局迎来了一批大学生，以男生为主，大多是从农村出来的孩子，给沉寂了多年的院子增添了新鲜的血夜，院子也焕发了新气象，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院子。多年不见了的围棋、桥牌、排球、流行音乐和欢声笑语在院子里随处可见。

1983年农业局办了一份科技小报，把我抽调过来做些辅助性工作，这个时候我与大学生们接触更加频繁，和有的人还成了好朋友。相比之下，自己有了些隐忧，过去从未想过的问题，现在看来既现实又严峻。

这时，院子里保媒拉纤的人突然多了起来，院子里的大学生们被她们一遍遍遴选，先从自家开始，近水楼台先得月，再由院内逐步向院子外部扩展，以至两个更大的院子及各科局头头脑脑的家属纷至沓来，对号入坐，寻找匹配的良缘。

看着院里的女孩各自名花有主，心中不免黯然神伤，一时间到了被边沿和被抛弃的境地，尽管那时我已穿上皮鞋，在别人眼里还是个光脚的，这样的日子原本就自卑，这下又伤了自尊，我只好暗自落泪，在附近干瞪眼。

在父亲病重的这一年，周峪雯高考失误差三分落榜，最后顶职在种子公司上了班。几年后她成了家，丈夫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

在这本书落笔时，我从周峪雯那儿得知，罗阿姨已于两年前离世了。

1986年，我离开了院子，去到另外一个院子。

周峪雯与农业局的叔叔阿姨们

发小黑子与他的演出队

骑自行车到江边的年轻人

过脉岭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