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别致的山水、花鸟及白描画风
山水画
在人物画之外,山水画应该是苏六朋画艺中最能代表其艺术水准的画种了。
苏六朋仍然是和广东其他山水画家一样,沿袭着宋元、董其昌、“四王”以来的画学传统。与同时代的其他很多画家一样,他在笔墨游戏中寄托自己的创作理念,将诗境、意境、笔墨和绘画语言的变革结合起来。平心而论,苏六朋的山水画尚无法在画坛上卓然成大家,甚至不能说有很多独到的创造,但山水画却在他的艺术生涯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要全面了解苏六朋其人其画,他所创作的山水画是不容忽视的。
就传世画迹而论,苏六朋的山水画大抵可分为粗笔和细笔两种类型。
粗笔的一类,大致从“吴门画派”沈周、文征明处得径,并传其师德堃衣钵。其代表作有《西山采薇图》、《层峦碧涧图》(广东省博物馆藏)和《游僧晚归图》(西安美术学院藏)等。运笔及皴擦均粗犷,设色浅淡,颇有沈周粗笔一路的风格。
细笔的一类,则从宋元得径,具王希孟遗风,喜用厚重的石青石绿烘托苍翠效果,敷色明艳,如《洗砚图》(广州艺术博物院藏)和《深山游春图》(广东省博物馆藏)。《深山游春图》所绘罗浮山的崇山峻岭,山势奇伟。作者用笔细腻,构图缜密,悉用青绿赋色,能得王希孟《千里江山图》(故宫博物院藏)遗韵。
此外,苏六朋也常常画一些小景山水,如扇面、团扇、斗方、册页之类,或许是应不同层次的求画者的要求。他在方寸之中,往往截取外景一角,或芦苇,或渔舟,或山涧,或蕉林,以简淡、率意之笔为之,其中也不乏佳作。如广东省博物馆所藏《渔舟小憩》团扇即是一例。
以苏六朋绘画而论,人物理所当然名列第一,山水则次之,花卉再次之。关于其花卉,李长荣称其“天真烂漫,直逼徐文长”。徐文长即徐渭,是明代后期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花鸟画家,其开创之泼墨大写意花鸟对后世如石涛、八大山人、扬州画派及吴昌硕、张大千、齐白石等影响甚大。
花鸟画
苏六朋的画作中,除了在其人物和山水画中作为衬景的、处于从属地位的花卉、竹石之类以外,纯粹的花卉画极为罕见。就笔者所过目的,大约仅有《花卉》横幅(广州艺术博物院藏)、《花卉》斗方(香港艺术馆藏)、《蚕桑》斗方、《翠鸟》斗方(收藏者不详)和《红棉八哥》轴(澳门艺术博物馆藏)等。
并无创作年代的《花卉》横幅是苏六朋一幅风格迥异的作品。这不仅仅体现在他的署款“笑翁”在其他任何画作中并未见使用,还在于在这幅写意花卉画中,我们认识到苏六朋画艺的多面性与他多方面的艺术才华。这其实是一幅构图并不复杂的折枝花卉画,所画花卉既有牡丹、桃花,也有水仙、月季,画的左侧是太湖石作陪衬。花卉多用没骨法画成,设色淡雅,明显地是从徐渭处得径,并参以恽南田画法,再融会己意,与同时期的广东花卉画名家居巢(1811—1865)及稍后的居廉(1828—1904)的早期作品颇多相似之处。
至于《花卉》斗方则又是另一种风貌,完全是工笔,所画花卉也是折枝,玉柄袅风,婀娜多姿。在勾勒及赋彩方面显得极为秀丽、文气,尤其是叶茎的描写,所以有人认为此画是苏六朋爱妾余菱代笔,其实也是不无道理。该图款署“瑶山大兄先生属正,甲辰九月怎道人六朋”,甲辰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时苏六朋正当盛年。
《蚕桑》和《翠鸟》均为设色之作,工笔写意结合。前者作于道光十六年(1836),构图极为简略,仅仅写几条肥胖的蚕伏在一簇桑叶上贪婪地啃食。与恽南田的没骨花卉不同的是,苏六朋先以墨线勾茎,再敷以淡青绿,与后来居巢、居廉的撞水、撞粉之法也有明显不同,但气韵与格调却极为相近,有着浓郁的岭南特色。但就此画而言,是为“二居”之先声。后者则保留了传统花鸟技法,用双钩法画翠竹,较为工整,山石之点苔与留白则随意洒脱,画面的中心——红翠鸟站在竹枝上,悠然地仰望着右前方。作者的运笔非常细腻,红翠之羽翼、拖尾也是描绘得栩栩如生。苏六朋用隶书在左上角题识:“红翠亦名捣药禽,《罗浮山志》言其形罕见,春夏间月夜鸣于深岩幽谷中,啼云克丁当,宛如杵臼敲戈之声,一疾一徐,皆中音节,清亮可听。予十年前居延祥寺,晓起曾一见之,六朋并记。”据此可知此画乃写实。
《红棉八哥》轴纯为写意之作,写八哥屹立于红棉枝头,花朵、树干及鸟的画法均有别于同类画,用赭色直接画出花瓣,具有鲜明的“前卫意识”,唯署款“浮山樵子六朋”乃其本色。
资料表明,苏六朋的花卉画未能在其艺术生涯中占一席之地,多是随意写来,不事渲染,所以在关于他的研究中,几乎无人言及。
白描画风
苏六朋的白描画法在其人物画中并非主流,但却可从仅存的数件作品略见其继承并发扬这一传统技法所付出的不懈努力。
李长荣在为苏六朋作传中写道:“蒋叔起廉访(超伯)为其(按:指苏六朋)《仿莲社高贤图》,大得龙眠居士白描笔意。廉访,固夙精赏鉴者也。”“龙眠居士”即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舒州(今安徽潜山)人,长居龙眠山,因号龙眠居士。擅画人物、山水,尤精马及白描人物,论者评其白描人物如行云流水,全凭墨线运行,以浓淡、粗细、虚实、轻重、刚柔、曲直来表现对象。
苏六朋的白描画法能传其衣钵。在广州艺术博物院收藏的一幅《仿龙眠洪崔先生出游图》扇面中,苏六朋自题道:“予数十年江海,见古画不下千百,独于宋迹所见寥寥,即有所见,定多赝本。昨从友人处得观李伯时真笔小帧,刻画衣冠而兼肖其神理,诚大手笔也。心境顿开,似有少得,遂发之毫端,但妍与媸□□计也,不审观者以为何如?道光嘉平月再识于枕琴读画之室,怎叔。”从题识可知,苏六朋对李公麟的作品心仪已久,认为“诚大手笔”,而获观其画则“心境顿开”。该图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一件《人物》扇面一样,虽然小品之属,但所画人物线条流畅、细劲,人物造型生动,乃其经意之笔。香港艺术馆所藏作于1858年的《免胄图》扇面和广东新会博物馆所藏的《冯煖为孟尝君收债图》扇面也是同类作品。
在苏六朋的白描画中,堪称扛鼎之作的当属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藏的《白描罗汉》卷。此图场面宏大,描写人物近五十人,有蒲团打坐者,有诵经参禅者,有推背摩挲者,有闭目深思者,有交头接耳者,有手托观音像者,有拄杖肃立者,有骑麒麟者,有骑龙头者,有牵狮子者……既有大肚弥勒,也有精瘦头陀。罗汉之千姿百态在苏六朋笔下呈现出来,并借助简洁的线条、流畅的运笔和娴熟的构思在画卷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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