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4月,我从中国人民解放军测绘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测绘局大地实习队当了一名见习员。组建大地实习队的主要目的,就是向援华的苏联红军总参谋部远东大地测量队(以下简称苏测队)学习。苏测队整体来到中国当教员,是我国和苏联政府签约的援华项目之一。该项目被列入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苏测队由干部、后勤保障人员,以及从事野外生产的天文、三角、基线、水准、重力和内业平差计算等各方面专家组成。
苏测队是不穿军装的军队,军官多,也有“骚达子”(士兵),其中部分人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打到柏林,是一支专业素质强、技术高超、能吃苦、军纪严明的队伍。
我被分配到郑州区队,学习一等三角测量野外观测业务。老大哥也真有老大哥的样子,毫无保留地教我们这些小弟弟。
苏测队队长、参谋长都是上校军衔,区队长为中校,观测员多为上尉,也有少校,但其中的天文观测员、一等基线网观测员则统统是少校。老大哥虽然穿的是便衣(军衔是我日后一一问出来的),但军人气质很浓,等级制度严明,上校讲的话,中校必须执行,一级压一级。我观察到士兵害怕军官,不敢向上司开玩笑,似乎没有我们“官兵一致”的传统。
大地实习队(简称实习队)迁站搬家总是浩浩荡荡,人工运输队伍足有1公里[1]长。其中有两个绿色箱子,木板厚12毫米,长1米、宽0.5米、高0.4米,如此之大,里面装的尽是专家们的鞋、衣服和生活用品,死沉死沉的,一个人背不动,只能两个人抬。山路崎岖,举步维艰,苦不堪言,但是民兵每次都能克服种种困难把这“两个家伙”抬到目的地。如此笨重的行李,在我方的行军行列中是不允许出现的。
周总理指示,要确保援华苏联专家的安全。实习队分内线外线两套人马。在内线(内部),大队设保卫助理员,区队也设保卫助理员,到小组为行政小组长负责,每个小组从军区借来一个班的兵力,24小时为专家站岗警戒。外线就是我们迁站搬家的路线。预先通知地方有关人员,实习队迁站的目的地、到达的时间以及经过的地点等。地方的公安或官员知道后,就通知民兵把片区的地、富、反、坏分子或被认为有可能作案的嫌疑人监控起来,等实习队过去一段时间,才撤销监控。不知是社会治安整体状况好,还是这种方法有效,直至苏联专家撤走,从未发生过安全事故。
实习队的区队部设在郑州市大同路八一礼堂院内。观测员是切尔钦克,上尉军衔,细高个,爱开玩笑;助手(记簿员)伊万诺夫是中尉,高1.6米,非常粗壮,铁蛋似的,特别喜欢开玩笑;翻译温学龄;见习员是我和茹仲三;还有行政组长老王、面包师炊事员小王以及投影员、司光员等10多人。作业地点在郑州至商丘一带。
实习队队员主要向老大哥学习1943年苏联出版的《一、二、三、四等三角测量细则》(以下简称《细则》),练习书写规范的阿拉伯数字、野外观摩和操作TT2/6仪器的观测方法;我与茹仲三在野外自选目标,用OT—02仪器,练习二等三角的观测方法。学员不懂什么就问专家什么,专家都会很认真地教授。
苏联专家少校级月薪一般都2 000多元,这在当年可是天文数字,我听说这月薪是我国国家领导人的四五倍!拿如此高的薪金,每位专家住省交际处(当年没有宾馆,省交际处就是省会最高级宾馆)或县委招待所,还须我方掏腰包。他们外出期间只付伙食费,吃得再好,每月也不会超过200元;不外业期间的吃住,当然是我方全包了。所谓无私援助,实际是有偿服务。我心想,我们国家领导人为几亿人民日夜操劳,生活却相当简朴,是老百姓的福星,你们苏联专家凭啥呀?不就是靠一技之长吗?如此一对比,我心里十分心疼,又颇为不平,同时决心刻苦学习,尽快学习好技术,不辜负国家付出的高昂代价,不辜负党和人民对学员的殷切期望,从而让外援专家放心离开,走得越早越好。换个角度说,请苏联老大哥尽快回国与家人团聚,也是小弟的一片诚心呀。
要想学好技术,首先得学会俄语,攻克语言关。虽然有翻译且朝夕相处,但交流起来还是很困难。看来非下苦功不可。我的记忆力比别人差,小时候学习陶渊明的《桃花源记》,约600字,有的同学一个小时就背下来了,可是我花费了两个小时也背不下来,老师马上要打板子了,才磕磕绊绊背下来。初中念了半年就参军了。就这么个底子,我学习起洋文来要多笨有多笨。笨,咱就笨鸟先飞。天天早早起来,学俄语字母,记住几个单词。在此基础上,求教温翻译,睡觉前背单词,起床前背单词,走路想单词,上厕所记单词。我记得自己不到半年,就能说俄文基本生活用语和测绘常用语了,甚至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还能和苏联专家简单交流思想。我一下来了劲,与温学龄商量,硬是挤进了温翻译与两位专家住的帐篷里。四人同睡,三人都是老师,我的俄语水平日日长进。晚上没事聊天,切尔钦克说:“你们中国姑娘就是好,温柔可爱。”我说:“你们俄罗斯姑娘长得才美丽动人呀,金发随风飘荡,一双大大的蓝色眼睛,勾得人神魂颠倒。”伊万诺夫睁大眼睛反问:“真的?”我说:“在老师面前哪敢撒谎?”于是,四人同时大笑起来。聊天,使我的会话水平提高得更快。
有一天,参谋长下来检查工作,切尔钦克和伊万诺夫夸我如何如何聪明,如何如何努力学习业务、学习俄语,进步很快,当个记簿员根本没有问题,把我夸得快上天了。参谋长劲头也来了,就对伊万诺夫讲,下午切尔钦克观测时,就叫邵记簿去,你就在家里休息吧。
下午观测开始了,参谋长坐在一边看着我记簿。切尔钦克观测时,故意把读数拉长,度、分、秒则几乎一连串喊出来。这一长串的发音,没有点硬功夫真是记不下来呀!一个单角两个观测方向,要读44个读数。一开始我挺紧张,脑门直冒汗。参谋长看出来了,就用“你放松一点,不要紧张嘛”之类的话安慰我这个见习员。参谋长和蔼可亲的态度令我感动,情绪随之稳定下来。情绪稳定下来,效率也就上去了。切尔钦克读完44个数,我就计算出来了。我边记,参谋长边看,边连连赞扬鼓劲:“赫老勺(好的意思),赫老勺,奥勤赫老勺(很好的意思)。”
一个下午测了30多个测回。
回到驻地,参谋长让伊万诺夫检查我的作业。计算错误仅两处。参谋长非常惊讶。的确,一般见习员是达不到这个水平的。参谋长就对切尔钦克和伊万诺夫说:“同志·邵是很有培养前途的。”我借机对参谋长说:“我可否给你提点意见呢?”参谋长说:“你说,你说。”我就把那两个绿箱子的事提出来了,并开玩笑地说:“你们的卢布突噜突噜得多,买个牛皮箱子才花人民币40元,多方便呀。”参谋长当即表示明年一定改进。结果第二年,就都换成牛皮箱了,双方都高兴。
冬季收测后,须对所测成果进行验收和概算。我和老大哥坐在一起计算。伊万诺夫为人正直、倔强、善开玩笑;我也是个直脾气,犟,不是省油的灯,净给他出难题。伊万诺夫爱拿我开涮,我更爱出伊万诺夫的洋相。于是抬杠就成了我俩的家常便饭。有一天,我对伊万诺夫说:“你们俄罗斯的算盘又蠢又笨,我们中国的算盘又灵巧又好用。”我知道他的民族自尊心很强,肯定不服气。果然,伊万诺夫说:“那咱俩比试比试,看谁计算得快。”我就等着他这句话呢。于是先比赛加减法,让翻译温学龄当裁判,开始念数,结果,只一个回合,伊万诺夫就败下阵了。伊万诺夫压根不服输,满脑子只想扳回一局。他说:
“你们有算盘,我们有手摇计算机呢。你敢和我比试吗?”
“可以!那就比两位的乘除法吧。”
珠算我还有两下子,这次自视代表国家队出场,更来劲了!
“五一倍作二!”
“六三添作五!”
“七一下加三!”
“八四添作五!”
“九一下加一!”
……
祖宗的神器,被我发挥到了极致。比赛的结果不差上下,有时伊万诺夫提前三五秒钟出结果,有时我提前三五秒钟出结果。这一次伊万诺夫不吭声了,但内心还是不服输,他想不明白,苏联的手摇计算机为什么算不赢中国的算盘。我就火上浇油,拿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逗对方几句,伊万诺夫立刻脸红脖子粗,气得直翻白眼儿,干看着我手中哗哗直响的挺神气的中国好东西,之后不再理我,一个人默坐生闷气,但不出几小时,就又和我开起玩笑来。
俄罗斯的算盘像个古筝,中间是鼓起来的。每一档10粒算盘珠,也是十进位,每粒珠子的直径约25毫米,至少厚15毫米,它能不笨嘛!
在整个收测成果验收过程中,我都与伊万诺夫坐在一起对算。验收对算是在大场面进行的,伊万诺夫就向其他专家悄悄介绍我,说这小子牛。苏联老大哥都对我的算盘演算感到神奇,时不时就围观且交头接耳:这小子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怎么比我们的计算机还准确?我心里想,我国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制造出更好的计算机,你们等着瞧吧!
在河南省平原作业,由于涉及三角锁图形强度的问题,我们不得不把钢标造在麦田里。钢标离乡村小道还有30多米,通往钢标的“路”没有买。按《细则》的规定,钢标的周围都得挖护沟,护沟内的土地实习队买下来了,不准农民种麦子。但惜土如金的农民还是偷偷种上了麦子。由于小孩经常到标上玩,已走出一条毛毛小道。警卫班长小姚考虑专家走路不方便,就组织战士在小道的基础上,把已开始灌浆的小麦割出一条一米多宽的路,随后,把护沟内麦子也“清场”了。切尔钦克上尉来钢标工作,问温学龄是谁割的。温翻译如实相告。
钢标
上尉当下拉下脸,把小姚叫来,在翻译的帮助下,问道:
“你知道不知道你犯了群众纪律?”
小姚听清了翻译的话后,一脸愕然。
“你把麦子割了这么一大片,你吃什么?老百姓吃什么?看样子,你不是人民子弟兵。”
小姚脑门冒汗了,说:“我错了。”
“说你错了有什么用?你把麦子都割倒了,也接不上去了。照价赔偿吧。”
下来后,小姚给老乡赔钱。老乡说什么也不要。小姚说,你不收下,我们就违犯“八项注意”了。这时,老乡才勉强收下2元人民币。
这件事对全组震动很大。原来苏联红军也讲究“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呢。从此,队员们走路特别小心,一棵庄稼也不敢毁坏了。
35米高的钢标坐落在老百姓的场院里。有一天,切尔钦克对我说:“同志·邵,你今天给伊万诺夫记簿,把天顶距测下来。”到了中午,伊万诺夫趁我不备,偷偷地爬上标,大喊大叫地读起数来。我一听见读数声,赶紧背上记簿包,不要命地上气不接下气地噌噌噌爬上去了。一看,连仪器都还没有架呢。伊万诺夫则坐在楼板上哈哈大笑……原来,切尔钦克上午对我说的话,叫这坏小子偷听了,伊万诺夫就开我的玩笑、出我的洋相。我心里说,你等着瞧吧。
邵世坤解说天顶距手迹
有一件事更令我记忆深刻。我与茹仲三用OT—02仪器学习二网观测法,测完后在整理手簿时,我看见手簿的前面有一张空页,就随手画了一幅一支钢笔插在墨水瓶里的图,心里美滋滋的,还想这回一定会得到专家的表扬。晚饭后,温学龄找到我说:“切尔钦克找你有事。”专家住的是农民的土房子,屋内点着一支蜡,光线很暗。我走进门,手刚一扶到门墙,就被一个蛰伏久矣的当地“土著”——蝎子美美蜇了一下。我强忍着痛,说:
“同志·切尔钦克,你找我有啥事?”
“你怎么能在手簿上乱涂乱画呢?手簿里的资料是很严肃的东西……”
切尔钦克破天荒的声色俱厉,一连串“炮弹”轰得我耳膜嗡嗡直响。没想到,平日里就直来直去的伊万诺夫此时更是继“炮弹”之后,又甩过来一串“手榴弹”:
“你就会胡整,又不是一年级的孩子,画什么墨水瓶……”
“土著”投来的“标枪”刺得我钻心的痛,可我还得立正站在那里,一动也不敢动,足有半小时。此事对我教育很大,我受益匪浅。以后整理手簿时,我认真仔细,其质量堪称一流;以后,我又教育了多少人,敬重手簿,敬重观测劳动成果,敬重测绘质量,敬重自己的事业前程。这是后话,当年的我,血气方刚、自尊心很强,虽然也知道自己犯了原则性错误,且真的严重到不可饶恕的程度,但我还是觉得被人训成这副熊样,尤其是被洋人训成这副熊样,三分恼三分怒,久久难释怀。
第二天下午,专家在标上观测,我在村边的小河沟里逮了一只小刺猬,趁没人注意,把它放入伊万诺夫的被窝里。出了房门,我又怕这个玩笑开大了;拐回头,又将小刺猬装进伊万诺夫的靴子里,一夜无话。第二天早上,伊万诺夫没命地喊:
“尤拉(温学龄)!尤拉!”
我知道好戏开始了。伊万诺夫说:“你看这是什么东西?”温学龄一看,也吓了一跳:“这不是刺猬吗?怎么屋子里有刺猬呢?”少顷,温学龄看了我一眼,会意地笑了。刺猬俄语翻译不出来,温学龄就对伊万诺夫说:“是个小动物,对人无害,你不要怕。”伊万诺夫板着脸对我说:“赶紧给我扔出去,扔得越远越好!”我说:“这是男人的宝贝,你吃了后,你夫人会高兴的。”这句话伊万诺夫似懂非懂,但他还是坚持让我扔了……事后伊万诺夫问温学龄:“邵说我吃了那个怪物,我老婆会高兴的,这与我老婆有什么关系?”机灵的温学龄暗笑着解释说:“那个小动物是大补,你吃了以后,身体会更强壮,等你回去和你夫人‘办公’,你夫人能不高兴吗?”伊万诺夫恍然大悟:“邵这个小子是个大坏蛋!”温学龄后来讲给我听,我捧腹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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