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里木盆地的胡杨

寒，那真叫一个寒，至今斗室提笔，我还觉得冷飕飕的。我的第二个挥之不去的感觉是组合式的：黄沙漫漫、朔风阵阵，人在骆驼背上终日口干舌燥、晃晃悠悠的感觉。那是怎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180天啊……

话说观测组完成了巴音布鲁克一等三角基线网和周围的几个点观测任务后，翻越姜太勒米堤大坂，经天鹅湖到库车县，而后直奔皮山一等基线网实施观测。尽管给黄杏贤开追悼会时，等赵副队长来与司光员下山集中，以及追悼会后再将司光员派出去等，耽误了近一个月时间，但由于观测皮山基线网很顺利，不到9月月底已接近尾声。完成此任务，全年的工作也就结束了，即将收测回西安。然而，也就在此时，赵副大队长又来到观测组，下达了新任务。他对观测员兼组长的我说：“沿塔里木盆地周边地带，经过计算验收，好多图形不闭合，要返工重测。返工重测的都是高钢标。上边催得紧，你必须给我完成任务。现我队都陆续收测返西安，大队部、中队部都已撤离，只留下你们一个观测组不好管理，我把你们组交给大地六队托管，行政上有什么困难，你找他们的队领导；技术上有什么困难，你找他们的队工程师何幼军，具体任务由他布置。究竟有几个点要返工重测，我也搞不清楚，等你这个点完成后，到喀什接受任务就知道了。”赵桂孝接着说：“我要到民丰去一趟，组织他们另一组收测。”说完乘车就走了，走前还撂下了那句话：“你必须给我完成任务。”赵桂孝是老八路出身，军人作风，说一不二，布置任务就是下铁命令，对此我已习惯了，但此次我心里还是不舒服：起码问一问有什么具体困难和想法也行吧，叫观测组有困难找大地六队的领导，我心想，这个副大队长我也会当。后来我听说，此任务之所以如此迫切要求完成，与1964年10月16日在罗布泊爆炸原子弹有关，直到那时，我才由不高兴转为自豪：原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也有测绘健儿的一份功劳呀！

当年我不情愿接受这个任务，不是怕吃苦，主要是缺防寒装备，也由于观测组没有冬季作业经验。黄杏贤冻死在姜太勒米堤的三角点下，我和武海宽在姜太勒米堤一等三角扩大点观测，差点也就冻死了，那还是初夏，这是冬天啊。观测员在塔里木盆地周边观测被冻死的风险小一些，可是司光员必须爬到沿线的雪山上司光，防寒装备除了毛皮鞋、皮手套和军用皮帽子外，只有一件老羊皮大衣和一条狗皮褥子，这不是叫司光员白白牺牲吗？再冻死人，如何向组织交代呢？思前想后，我忧心忡忡，情绪十分低落。赵副队长的话，岂止给大家收测返家的高兴劲头上泼了一盆冰水，还向大家的怀里塞了一块冰。但这个任务还得接受。赵副队长走后两天，皮山基线网观测任务全部完成。我对祝良佐说：等司光站（在同事之间说司光站等同于说司光员）回来后，让他们注意少数民族政策，好好休息几天。我与武海宽去喀什领受任务，具体有多大的工作量，我也不知道，等我俩回来再说。

国家测绘总局第六大地测量队与新疆125石油勘探大队住在一个院内。我俩去后，受到六大队领导和主管全队业务的工程师何幼军的热情接待。何工给我俩周密地布置了任务。究竟多少点，我记不起来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比一个观测组一年的工作量还要大，且全是高钢标！我就有些恼火了：这么大的工作量，又是冬季作业，叫我们怎么完成呢？全是钢标的任务，我早就预料到了，赵桂孝也说了，因为钢标上观测是难啃的硬骨头，观测员都害怕。其原因：一是高钢标水准器不稳定，仪器的竖轴很难保持垂直，测得的成果极易超出限差的要求；二是在戈壁滩或沙漠上，在太阳的辐射下，大气极不稳定，致使其呈像在照准望远镜中不是一个司光点，而像一长串糖葫芦那样，上下一团火，且跳动得厉害，使观测员很难确定其中的观测中心；三是钢标随太阳照射强烈而定，形成钢标不规则的水平扭转（用偏扭观察镜观测就是如此）；四是超过三级风就不能观测了。有鉴于此，《细则》允许其重测数为50％，而一般的点，《细则》只允许重测小于30％，可见观测钢标难度之大。然而，恼火归恼火，我还是把任务接下来了。接受了，就得想办法去完成，自那以后，我的脑子就没有平静过。

往返用了4天时间，回到了皮山县城，大家热情地围拢过来问长问短，可是我始终高兴不起来。

当晚我就召开了小组动员会，毫不隐瞒地向大家汇报了此行的结果，列举了完成任务的种种困难。我说：“最大的困难是防寒装备差，怕把你们冻死。再冻死一个，大家上有老下有小的，让我回去如何向你们的父母和妻小交代呀！如果真的死了谁，我也不回内地了，我要守候他一辈子，老死在新疆。”因为讲话没控制好情绪，说到这里我就哭了。几个同志眼圈也红了。就在这时候，平时最老实也最不爱讲话的吴传爱（健在）发言了，说：“组长，你不要太难过，我们不会冻死的。我们一定会想出办法战胜种种困难，完成任务。”接着又有几个人发了言，大意都是：组长，你放心，我们不会冻死的，并提出来一些积极的建议。之后，气氛转暖，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战胜困难的具体办法。组长当下转忧为喜，顺口说出一首打油诗：

若问苦不苦？
想想长征两万五；
想到长征两万五，
再苦也不苦。

一个战前动员会，让我变成了诉苦会，一个诉苦会，让大家变成了如何战胜困难的献计献策会，最可喜的是，在会的尾声，又由献策会变成了向党宣誓保证完成任务的决心会。会前我压根没想到会有如此好的效果。同志们太可爱了，那个时代太可爱了。

要想不冻死，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防寒装备。大家纷纷购买牛毛毡，比一条褥子还要大的毛毡才6元钱，毛衣、绒衣也不算贵，都在大家经济能力承受的范围内。防寒的第二个办法就是填饱肚子。没错，吃饱肚子也能防寒。1959年是三年困难的第一年，粮食定量，副食供应紧张，用棉籽油代替的食用油每人每月才0.4斤。而在南疆就没有多大变化，粮食虽定量，但副食供应充足，羊在生产队可以随便买。我一顿吃纯羊肉半斤馅儿大包子6个，才花1.2元。以上两个问题解决了，同志们情绪高昂。我对完成任务也充满了信心，但怕把战士冻死的顾虑始终在我脑中挥之不去。我暗下决心，一定要科学调度，把困难降到最低程度，完成任务，把大家都安全带回西安。

任务点不是成片的，而是相隔一个点或三个点甚至七八个点去重测返工点，这就给司光站调度和投影员投影带来了极大困难。特别是投影员，原来1个人就够用，现在得增加3人，分成两个小组，一组2人。可是观测组里只有1台投影仪，我借了大地六队1台蔡氏030仪器，这样，一组负责测前投影，一组负责测后投影，困难就不大了。最后，只剩下一个困难，那就是投影员没有帐篷，投影员属打游击岗位，通常和司光员在一起，可是进入此工期，司光员调动频繁，就不能保证投影员夜夜有处住了。而当地又买不到帐篷，只得厚着脸皮蹭驮夫的，他们有一顶“人”字形小帐篷。

从皮山县到民丰县通汽车，一路顺风，仅测了2个点就到达民丰县城。从民丰东北行经且末县至若羌县这一段就没有正式公路了，但可以通汽车。然而，现实情况是，哪个单位也不敢放单车，因为一旦陷入沙漠里，就没有办法把它拖出来。所以，我决定让车回喀什，就地在民丰雇骆驼开始步行。在沙漠里工作就怕断水，1峰工作骆驼，至少得有2峰骆驼为它驮水和草料，为此，观测组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雇了30多峰骆驼，组建了连带驮夫在内的庞大的队伍。每峰骆驼每月租金为50元，这笔开销在当时确实不是小数目，由此也可想见此番决战塔里木盆地的重要性。

到了民丰天气就冷起来了，虽然还不到10月，但不带手套转动仪器会冻手指肚。测站的同志想买一个炉子烤火，但民丰县城买不到，我就给大地六队的领导拍了一份电报，要一个炉子烤火。没想到，回电说：没有这笔开支，无法报销。我顿时火冒三丈，回电称：你们在办公室里烤火可以报销，我们在外面挨冻却不能报销。天气太冷，我决定收测返西安。回电：邵你别急，我们想办法解决。没过几天，炉子和炉筒子就真的自喀什送来了。我暗自好笑：这领导也怕吓唬呢！其实不给解决炉子，测站从上到下也是会努力工作的，我当初说的是气头话。炉子果真是个好东西，有了它，就可以在帐篷里洗澡了。大地六队其实也有钱，不过那时的人都是呆板脑袋：买醋的钱绝对不能打酱油。

一切就绪，我一声令下，大部队分批向且末、若羌方向进发。不算驮夫，18人的队伍有时得分成7处，在无人区各自为战，想想看，难到什么程度！沙漠戈壁与天相接，茫茫似海。走呀走，走呀走，按着既定的目标走……

在从民丰到若羌的约500公里长线中，返工了几个点，我已经忘了，只记得一路沿着阿尔金山山麓挺进。民丰县树木繁茂，越往且末县方向走，草木越稀疏，也越荒凉，但到了且末县城，景色大有改观，树木多了，也看到了清清的流水。在此地小憩两日，补充食物后，继续向若羌进发。时值晚秋，天冷得可以，不能在帐篷里洗澡了。沿线向西看，沙漠无垠。干燥的大风主宰着沙漠，风力聚沙高达300米，形成各种形状的沙丘，晴空下非常壮观。出了若羌，接近罗布泊地段，发生了一件至今令我难忘的事。

那一天才宿营，搭好帐篷，准备做饭，我就看到远方有一个庞然大物出现，一时看不清楚。这家伙像个屏障，长约2 000米，高约1 000米，像一刀切似的垂直挂在那里。好像后面有一种巨大的力，推着它缓缓地移来。近到500米，大家才看清楚是沙尘暴。整个沙尘在屏障上翻滚，地面上波浪涛天、石块横飞！

大家赶紧加固帐篷，把帐篷杆放倒，人随之钻进去。瞬间狂风大作，吼声震耳欲聋，半空沙石无情袭来。不到10分钟，飓风过去，钻出帐篷一看，一片狼藉，没来得及收拾的东西东倒西歪，遍地都是，盛着半桶水的铁桶被吹到50米之外。

驮夫清点骆驼，发现两峰骆驼被大风吹得无影无踪。天已经黑下来，只好明天找。还是驮夫厉害，在茫茫沙漠里找了两天，硬是把骆驼牵回来了，大家都很高兴。

后来，在塔里木盆地工作，同志们每月至少遇到两三场沙尘暴，但都不如上次那样猛：左右两边一刀切，上面一刀切，如同硕大无朋的银幕。后来的沙尘暴虽然小吧，但也是铺天盖地，人不仅得贴在地上，而且必须两个人臂挽臂，才不至于移位。

就这样，一路风风沙沙来到罗布泊。有一天，月亮当空挂，朦朦胧胧的，我坐在帐篷外的石头上，远看沙漠一垅一垅有规则地排列着消失在天边，与若羌地区完全是两种风格。万物停止了呼吸，大地一片宁静，思乡的心情油然升起。

我想到了东北老家，想到了我的父亲……

继之想到了苏联专家，想到了昔日手把手地传、帮、带，想到了师傅领进门，实践提高靠自己，想到了自己在以后日子里责任的重大……罗布泊的夜清冷异常，但一想到肩上的责任，我不禁热血激荡，手心都攥出了汗。

做好自己，做好组长，首先就是确保大漠行军按着既定目标走，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塔里木盆地处处都好像，常常单调得令人发呆。有一天，猛不丁就遇到了一股清泉，大家兴奋不已。大地滴水成冰，唯有这股清泉一滴一滴地流淌，是从大石头缝里流出来的。这些石头长得古怪，黑色的，大的有六七米，小的有三五米，有的像面包，有的像香肠，错落在一起。观察四周，似乎没有这些石头的存在条件，我想塔里木盆地过去可能是海洋，在几亿年的海底状态下，它才能形成如此怪异的样子吧。住了一夜，接了一桶水，凌晨又开始出发。

走呀走，走呀走，按既定目标走，终于走到了寻找的三角点——35米高的钢标下。该点共有5个观测方向，4个司光站早已通光，可是，等到第5天，还没见到由陆长科（健在）负责的第5个司光站送来的光，我心急如焚。种种令人不安的设想折磨着我，但我最终还是寻思不会发生恶性事故，因为驮夫都是当地政府为观测组物色的最有经验的且都来过此地的老手。由老手引领的司光员陆长科虽然也存在找不到点位的可能，但绝不至于陷入迷失方向的毁灭性灾难中。几天来，我不知爬上钢标远眺了多少回，终于有一次用望远镜一看，看到了几个物体在移动，是4峰骆驼在缓缓地向钢标走来。我就知道陆长科一行来了，司光站来了。于是，我大喊祝良佐：

“赶快给他们做饭！”

“给谁做饭呀？”

“司光站来了！”

祝良佐顿时明白了。

不到一个小时，流动的司光站真的到了。一见面，大家自然像久别的亲人。陆长科向我汇报：“我们爬了几个山头，就是找不到点位。”我应答：“找不到点位是正常现象，因为没有固定的识别标志，而选点员选定三角点时，画的标注着寻找点位的路线、方位以及水源等基本信息的草图——‘点之记’又画得简略。在通常情况下，像这样难找的点，应该有确知点位的向导带路才行。你们能找到测站，实属不易。”陆长科说他们早就看到觇标了，实在没有办法了，才到这里来的。我把陆长科领上钢标，架起仪器，指向他要找的点位。说：“你来看，这个点位就在远方大山的前面，左边有一座小山，你明天就直奔大山走，时常往后看觇标，纠正自己的方位，不要走得太偏就行。”陆长科用仪器观察了好长时间，牢记了山头的相关位置，才和我一同下标。吃饭前大家亲热得不得了，吃饭时大家依然亲热得不得了，吃完饭至睡前大家话更多。

我又让祝良佐烙了两张大饼给他们明天带上。

第二天天刚亮，陆长科一行就起程了。这小子豁出去了，直线25公里的边长，实际行程得35公里。他们在拼命，晚上就把光放过来了。观测开始！但观测越来越困难。时值1960年元月初，塔克拉玛干盆地冷得厉害。早在一两个月前，把胡杨根木块烧成炭火，运到标上来烤烤冻僵的手，能勉强拿下合格产品，但眼下不行了——仪器的竖轴冻得彻底转不动了。

枯死的胡杨根不仅解决了做饭的燃料问题，最主要的是满足了观测取暖的起码需要。大家十分敬重胡杨生命终结后的奉献。没有这个奉献，严冬测量任务是无法完成的。

胡杨一般生长在大沙丘间的小块平地上，或1棵，或三五棵，最多能见到七八棵，在湿地、河边及其附近地区成林。塔克拉玛干沙漠大沙丘无数，但胡杨很少；所以，大家在浩瀚的大漠长途跋涉，偶见英姿勃发、气势雄健的胡杨，莫不欣喜异常，为它的坚强感动；所以，每一个人都像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爱胡杨；所以，大家从不砍伐“生而一千年不死”的胡杨，也不打“死而一千年不倒”的胡杨的主意，只以“倒而一千年不朽”的胡杨为燃料。我不仅敬重胡杨，也赞赏骆驼草等植物的顽强生命力，途中偶遇骆驼草，时不时会跳下骆驼，围着骆驼草转一两圈，甚至用手碰碰叶茎上的刺。我虽然乐见骆驼吃骆驼草等植物，但走在路上以及住宿搭帐篷，从不踩压这些沙漠精灵。我一次次叮嘱担负燃料采集任务的驮夫：我们只烧倒地胡杨和倒地胡杨的根。由于前者数量有限，驮夫就深掘其根，开发地下燃料库。好在此物之根块头子很大，一块顶一块，收获也还够用。然而，从若羌北上，大家几乎没有见到胡杨，全靠驮夫去寻找。驮夫多在车尔臣河沿岸寻找枯死的胡杨，但队伍离车尔臣河越来越远，有时驮夫出去两三天才回来，令人欣慰的是4峰骆驼归来满载胡杨根。驮夫个个是好样的，再苦再累也按组长叮嘱的办，每个人的手掌都自虎口开裂，化脓流血，手背冻得像馒头，通亮。

1959年年末，邵世坤率队在罗布泊附近

冻，那真叫一个冻。人们早晨攀高标若忘戴手套，手就会与钢标的三角铁粘在一起，哧的撕开，鲜血直流。

上述冻痛都硬挨过来了，但眼下仪器竖轴转不动了，如何是好？总不能给仪器烤火吧。

陆长科放过光来了……

陆长科放过光来了……

陆长科放过光来了……

为了这束光，我们厉兵秣马等了多久！气温一秒也不饶人，持续下降，越来越冷，我这个小小司令官一筹莫展。就在这时，好像有神仙前来指点，我脑子忽然开窍了：既然在帐篷里升起熊熊大火可以洗澡，那么把观测楼台全封闭起来，把炭火运进来，想来仪器肯定会转起来的。于是，我通知祝良佐：“把司光站的光全部送掉，明天让他们下午4点准时放光。”

在从且末到若羌的路途中，“时值晚秋，天冷得可以，不能在帐篷里洗澡了”，是实情，但那是在炉子的常温情况下，一旦人想洗澡想急了，升起熊熊大火，即便在12月，也是可以洗的。

次日午后，我带头把自己的被子、褥子、牛毛毡、帆布统统运上观测楼台，围挡之，只留5个方向的观测空隙。《细则》规定，视线距离障碍物不能小于0.2米，这5个方向都留有0.2米的空间，偏扭观察镜还得留个洞，总共6个空隙。我与祝良佐、武海宽至少用了近两个小时，才将观测楼台全部封闭好，远看像个水塔。3点多钟，我把炭火盆运上去。随着温度上升，不必烤手了，4点钟开测，“塔”内温度达到5°以上，仪器果然正常旋转起来。这一天工作很顺利。第二天“照方抓药”，也很顺利。在我的印象中，同志们只用了2天时间就完成了该点的重测任务，大家好不欢喜。

你们说，胡杨的功劳大不大？叫人如何不爱胡杨呢？

我不仅深爱胡杨，也庆幸自己当初力争来的火炉子，做饭、取暖、烧炭烘测机三不误。

麻烦的是，晚上睡觉还得把铺盖全拆卸下来，搬回帐篷，重铺床入眠，第二天再运至观测楼台上，重新绑扎，如此循环至迁站。

从此以后，同志们快马加鞭，披荆斩棘，干劲越来越大，困难越来越小。只要不刮3级以上的风，两天观测1个点是没问题的。总体来看，观测没有用多少时间，大量时间消耗在司光站和投影员的长迁上，走竟成了主要工作。盆地边缘，群山围抱，白雪皑皑，零下20摄氏度左右的寒冬，司光员还得上山司光。经尉犁—库尔勒一路顺风，又测了三五个点，来到喀什，再往南行，就没有返工重测点了。如果图形闭合差合限，就可以收测了。司光站陆续回来了，投影员忙活了5天后才回来。我拿到归心图纸以后，即刻与何工还有一个参加进来的女同志对所测成果进行验收和计算。经过三角形闭合差的计算、极条件计算……结果是拼一个图形合一个图形，拼一个图形合一个图形，最终全部合乎《细则》要求。

至此，我才松一口气，大功告成了。

何工有些好奇地问我：“其他观测员观测钢标，感觉非常困难，其重测数都在40％左右，有的观测员（此人尚健在）因测不下合格的产品，甚至抱着仪器痛哭，而你测的成果不但整齐，且重测数都在30％以内。你有什么窍门吗？”

我有些小得意地说：“跟苏联老大哥学了一手。”

18个阶级弟兄都安全地回来了，18个阶级弟兄都安全地自皮山—民丰—且末—若羌—罗布泊—孔雀河—尉犁—库尔勒—喀什，绕塔里木盆地一大圈回来了！一块压在我心头的石头终于落地。在塔里木盆地这一大圈中，南北纵贯若羌—罗布泊—孔雀河—尉犁间的无人区，尤其险恶重重，九九八十一难，我至今犹记孔雀河下游末段至尉犁间胡杨下的那累累人骨，其中有些骨架完完整整，十分新鲜，令人毛骨悚然。18个土得不能再土的土八路终于创造性地战胜了塔里木盆地的整整一个严冬，南北纵贯风雪交加的无人区，沙海行程一万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地荣归目的地！塔里木盆地的胜利是全组同志学习红军团结苦战的胜利，是同心同甘苦的胜利，正所谓：同志同心，黄土变金；学习红军，变成铁军。

塔里木盆地作业路线图

我对武海宽说：“咱们辛苦了一年，走前由大家出钱搞一次宴会，你意下如何？”武海宽表示赞同。我又说：“对不愿出钱的，不搞强行摊派，我来掏腰包。”结果大家都举双手赞同。找了一个比较高档的汉族饭馆进餐。我对武海宽说：“天上的龙肉，地下的驴肉，喀什盛产驴肉，驴肉的珍品是钱肉，你要多搞一点下酒。”武海宽说：“知道了。”

宴会当然是在欢快愉悦的气氛中进行的，摆了两桌。久别重逢，同志们异常亲切兴奋。我想讲几句话，对大家表示慰问。我说：“同志们，辛苦了。”话音刚落，大家就欢呼起来：“不辛苦！不辛苦！组长辛苦！”本来我脑子里准备了几句漂亮台词，但经大家这么一喊，全喊没了。于是，我说：“现在开宴，但酒不能多喝。”

大家边喝边说，摆起龙门阵来。与我一桌的李德善（健在）对大家说：“有一天我骑在骆驼背上迁站，太阳光照射得暖洋洋的，屁股坐在骆驼背上，热乎乎的，晃来晃去睡熟了。结果骆驼失前蹄把我重重摔下来，一个狗抢屎，满嘴沙子，鼻子也蹭破了。由于带的水都冻成冰了，也没漱口，结果近一半沙子，让我咽到肚子里去了。哈哈哈哈！”他自己这么一笑，大家笑得更开心了。

还有一个司光员对我说：“组长，我差一点被冻死了。点位离驻地较远，那一天，天刚亮，我就爬上点位给你司光，谁料想，直到晚上10点多你还没送光。我想坐下来休息一下，心里还念叨着可不能睡觉呀，谁知道就这么念念叨叨地迷糊了。一阵狂风夹杂着石沙向我打来，我突然惊醒了。我心里哗的一下亮亮堂堂全明白了，但四肢已经不听使唤了。我心想这不是等死吗？心里一急，出了一身冷汗。谁料想，这冷汗出得好，随后我就慢慢地能动了。于是，我爬起来，自己捡回了一条命。”

“这就是无巧不成书呀，”我说，“因为你效忠祖国，努力工作，感动了上苍，所以他才派风婆子把你叫醒。风婆子也考虑到你还有一个漂亮的老婆在日夜思念你，等你回去拥抱呢。回去抱得越紧越好。”

“去你的吧！”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两张桌子同时掀起了笑的高潮。

实际上这是一次风险很大的作业。脚严重冻伤的有4人，幸亏大家都采纳我推荐的土方，用雪不停地搓伤部，血液慢慢流通，才把脚保下来了。否则，若当时用热水泡，非截肢不可。

由于自秋入冬队员们不断添置御寒服装与铺盖，全小组的行李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集合在一起，把大家都吓住了。大地六队的领导见状，破例派了两辆卡车为我们送行。我与六大队领导和何工一一握手惜别。卡车徐徐开动，他们一直把观测组送到单位大门口外。司机把我们自喀什一直送到甘肃柳园火车站。我们自柳园火车站坐火车回到西安的日期为1960年3月15日。这个日子我准确记得。因为整整一年前的1959年3月15日，我接到家父拍来的电报：“你母病故速返”，下午就要出测赴新疆了，我知道请事假很难批准，只能掩泪赴边关。至今，我也没按有关规定去领安葬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