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测绘仪器大会战

每年外业工作期间，不是给我观测组增加任务，就是叫我们组替兄弟组返工，我们组几乎没有按时收测过。最迟的如《塔里木盆地的胡杨》篇所述，直到第二年春天才收测，而一般观测组通常都是春天出测、秋天收测。

1966年3月12日出测，还是在川西—甘孜地区作业，可是这一次9月底就收测回西安了，不寻常倒符合常规了。回到西安，就接到一个通知：国家测绘总局陈永龄总工程师点名让我速去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以下简称“苏一光”）报到，参加全国测绘仪器大会战，协助厂方负责DJ2光学经纬仪的研制工作。

这件事有点蹊跷，偌大的一个国家测绘总局，近上万名职工，为什么陈总直接点名让我参加呢？后来才明白，原因可能是：1960年，我从西藏收测回来，接到中队长隋连斌通知，参加了由陈总负责的《细则》修订工作，我作为骨干也是尽了力的。当年总局从坐落在西安的国家测绘总局第一分局（陕西省测绘地理信息局前身）、坐落在哈尔滨的国家测绘总局第二分局和坐落在成都的国家测绘总局第三分局各抽调了一人参与此项工作，来自第一分局的就是我。当《细则》主体修订完成后，陈总留下我一人收尾，由此看来，陈总对我当年的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吧。

为了打破西方国家对我国测绘仪器的封锁，由国家测绘总局、总参测绘局派人参加，江苏省机械工业厅统管，我们国家自己成立了测绘仪器攻关团队，将30多个测绘仪器项目分到江苏省最有实力的工厂进行试制。我到“苏—光”后，“苏—光”就成立了由副厂长金阁相（健在）为组长、我为副组长的试制小组，积极展开了DJ2光学经纬仪的研制工作。

从一个大地测量工作者——在荒山野岭使用仪器的观测员，忽然转变成一个测量仪器的研制者，变化也太大了，使我很难适应。在这期间，我首先想到的是组织对自己的信任，自己绝不能打退堂鼓，深信只要努力，外行是可以变成内行的。我还想到，我们国家才成立十几年，战争创伤未愈，百废待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卡我们，对我们进行层层经济封锁，就测绘仪器而言，不许我们从制造国直接进口，非得通过南非、香港绕一个大圈子，价格翻几番，才能买到手，而我们外汇又十分短缺……这不是欺负人嘛，想把人民拥戴的共和国扼杀在摇篮里。想到这里，我气愤极了。

要想不受人家欺负，国家必须强大；要想强大，咱们必须努力奋斗，脱困脱穷。只有国家强大，咱们在洋人面前才能扬眉吐气。

恽代英说过：“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出路，而且只有奋斗可以给我们快乐。”革命先辈说得多好呀！

作为一个三角观测员，要想拿下最优秀的成果，就必须了解仪器的结构、主要的参数和性能，也就是说，要摸透仪器的脾气，才能正确有效地使用它。在这方面，我是下了点功夫的。在野外作业期间，仪器出了故障，只要不至于大拆大卸，我都能及时排除，从未因坐待队部派修理工下来维修，延迟测量进度。没想到这一本领今天派上了用场。在历次讨论仪器设计方案时，我没讲过外行活。人熟了，西安光学测量仪器的权威叶世红（健在。浙大精密仪器制造系毕业）后来风趣地对我说：“原来我以为你是学精密机械制造专业的，现在才知道你是爬山的。”实际上，我对精密仪器制造仅仅略知一二，是丰富的使用、维修仪器经验在此补了拙而已。

经过大家多次研讨，仪器的基本结构已经定型。总体设计是上海光学仪器厂的王善康完成的。临时借调的设计人员，都怕戴上只专不红的帽子，相继都回本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去了，只留下我协助金阁相进行下一步的仪器试制工作。我知道自己是个制造门外汉，就花费了近半年的时间，到金工车间、光学车间观摩学习，基本掌握了生产工艺和加工的全过程，甚至可以独立上车床加工一些简单的零件。我很开心。我有了发言权。在此基础上，遇到难题，我就向工人师傅求教，有时还提些积极意见，征求工人师傅的看法，汇总良策，从而使难制造的零部件，特别是竖轴和度盘精度都能达标，通过严格的质检关，加快了试制速度。

1957年出测前，邵世坤与祝文瀚在西安大本营检查苏联TT2/6仪器

1967年邵世坤于苏州留园

1968年上半年，三台样机终于组装完毕，下一步是进行实测。我找到上海市测量总队（上海市测绘院前身）要了以六国饭店为中心的多边二、三等三角控制网的有关资料，在樊丙奎、张一、骆静胜（健在）的大力协助下，骑了一辆带链条的小摩托车，身背仪器，在上海市撒了野，登高楼，窜小巷，攀水塔……进行三角观测。这个任务不到一个月就完成了。

回到苏州，进行成果的验收和计算。计算的结果与上海市测量总队的相关成果非常相近。天哪！我高兴得像久雨天晴、太阳在早晨冉冉升起的那种感觉：我们自己的仪器即将问世了！

紧接着要召开产品质量鉴定会。鉴定由一机部产品质量测试中心站负责。然而，有一个最基本的大难题摆在大家面前——没有检测标准。我对测试中心站的钱如洁说，你赶快拿出一个检测标准来，这个会议才能召开呀。钱女士说，我们早就研究过了，拿不出这个标准来。我说，你们有那么多的高级工程师，连个标准都拿不出来，是开玩笑吧。对方答曰：“不是开玩笑”并强调，他们没有资料可借鉴，确实拿不出来。我急了，这怎么办？于是，我赶紧起草了“DJ2光学经纬仪测试鉴定标准”，呈测试中心站批示。批示很快就下来了：同意按此标准执行。后来，这个标准草案经过完善后正式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机械工业部GB DJ2光学经纬仪质量鉴定标准》，付诸各生产厂家实施，成为我人生的一个特殊亮点。

鉴定会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陪同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吃螃蟹的苏州华侨旅行社进行。我写了近万字产品质量分析报告，作为主要发言人，向与会者作了说明。参加会议的权威单位有国家测绘总局、总参测绘局、上海中心测试站以及各生产厂家。经过两天审议获得一致通过，同意批量生产。我总算松了一口气。

诚然，我国的测绘仪器与老牌的瑞士威特厂、科恩厂及西德的蔡氏厂相比，还差一个大台阶，但国产DJ2光学经纬仪的问世，解决了地方经济建设的急需，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外汇。为此，我感到特别骄傲；同时深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在不远的将来，赶超世界先进不是空话。

1968年下半年，大会战结束，我告别“苏一光”，可心里一直牵挂着DJ2光学经纬仪的质量提升。1975年，在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时，我主动与厂家商谈获得支持，背着“苏一光”生产的DJ2光学经纬仪参加了试测。因时间限制，我仅观测了三组成果，以之与威特T3相比，成果非常接近。使我心里更踏实的是，它经过了严寒的考验。1978年，该产品被评为江苏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邵世坤用“苏一光”仪器测定珠峰高程　新华社记者程至善摄

1976年，我忙里偷闲，携妻和1968年生的次子，到苏州去旅游。尽管“苏一光”的厂领导都换了，但当我去看望老师傅们时，还是受到了厂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派轿车到火车站接我们，把我一家安排在苏州最高级的宾馆，硬是食宿不收钱。老师傅们也没少款待我们一家三口。“苏一光”本是我昔日近三年几乎夜以继日的劳动及其成果，是我应该做的，现在却得到了如此诚挚、热情的接待，我非常感激、知足。那么，自己今后有什么理由不为了人民的利益、国家的富强，更加努力地去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