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好，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

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简称西光测厂，其前身是天祥仪器厂。1957年2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委员长朱德视察了该厂生产的J15游标经纬仪，给予很高评价，鼓励全厂职工继续努力。朱德委员长回到北京后不久，第二机械工业部就解决了该厂光学玻璃供应紧张的问题，天祥仪器厂生产蒸蒸日上。公私合营后，天祥仪器厂改名西安光学测量仪器厂，已经小有名气了。

1972年春，我调到西光测厂，领导给了我一个小官——总检组组长当，管三女一男。该厂生产的主要产品有82迫击炮瞄准镜、DJ6光学经纬仪，以及平板仪和普通水准仪等。我官小岗位重要，合格的盖章出厂，不合格的退回返修。由一个统率300多人的，堂堂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的准一把手——副厅级干部，降到这样一个小官，落差的确很大。但我不以为然，我想的是如何把国产仪器产量突击上去，减少仪器的进口，节约宝贵的外汇。

1973年邵世坤在西光测厂带徒弟

1973年的西光测厂装配车间

我在完成本职工作后，总爱下车间，主要到金工、光学加工、装配车间转悠，了解工友们的加工能力。不到三个月的时间，我就基本摸透了产品主要存在的问题。主要的问题是DJ6三心不一致。DJ6是单面带尺读数，其三心一致的要求比DJ2光学经纬仪的要求高得多，而度盘刻划中心、度盘旋转中心和竖轴旋转中心不一致，就消除不了盘度偏心差，所以该产品返工量特别大。有鉴于此，厂里成立了攻关小组，我是成员之一。当年，“苏一光”也存在着竖轴不过关的问题，现在我和西光测厂的老师傅们一起，攻坚克难，很快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这个基础上，我又和王宝珠（健在）一起，在水平度盘质量提升的关键环节大做文章。我大胆地改进了国家测绘总局陈永龄总工程师的水平度盘检验法，积极创新，提高了工作效率。我没完没了地加班，终于攻克了因水平度盘质量不高而影响产品出厂的难关。总之，小革小改不断，如测试方法的改进、垂直角计算公式的改进等，在平行光管内安装了分划板，解决了不同距离的望远镜光轴调焦正确性的测定问题……要解决的问题太多，我总是不计报酬地加班加点，睡在单身职工宿舍，吃厂里大食堂的饭，常常半个月也不回家。进厂不到一年，全厂80％以上的职工都知道“咱厂来了个邵权威，能行得很！”我因自国家测绘总局出来而戴了一顶国字号的桂冠，初来大家就很尊重我，叫我“邵权威”。有理由认为“咱厂来了个邵权威”里的“邵权威”是虚的，但后面的“能行得很”却和我的实打实干分不开。

我还经常率团参加各种各样的产品质量鉴定会、评比会。我曾在“苏一光”参加过全国测绘仪器大会战，国内同行早已认识大半，工作起来如鱼得水。不知不觉，在这个行业中，我已经小有名气，叫我“邵权威”，我也就糊里糊涂应了。

其实，在所谓“权威”之后，是我自小吃苦和当过解放军战士的底子，是我当年确实把大地测量队和“中心”的优良传统自然而然地带到了西光测厂，并融入西光测厂群众的大火炉里了。正因为如此，我才受到了职工的尊敬，厂里几乎所有的人见面都与我打招呼，使我备感温暖，受到鼓舞。

荣誉来之不易。进厂之初，我就和工人师傅们打成一片，虚心从工人师傅身上学到了不少知识，解决了不少技术难题。在我置身西光测厂的3年里，厂产品质量不断地提升，返工率明显地减少，产量随之大幅增加。我记得自己刚进厂时，就DJ6而言，月产量不足50台，而我走前，月产量已达到100多台。

回忆这段历史，回忆和该厂广大职工共同努力奋斗的历史，我感到自豪。

陕西测绘局重建后，1974年10月，我调到了陕西测绘局。临走前，“三八式”干部范龙海厂长和厂政治部主任毛均魁（健在）都诚心挽留我。范厂长与我谈话：“我马上就要提升你为副厂长了，你还回去干什么？”毛主任态度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厂领导对我也是比较满意的吧。

当不当官对我没有多大的吸引力，我之所以要毅然调到陕西测绘局，最大的原因是其正在恢复建制，并组建了陕西测绘仪器厂，特别缺乏像我这样文武都能来两下子的老人手。

1975年，中央下达测定珠穆朗玛峰高程的命令，我主动请缨，加上老领导赵桂孝向陕西省测绘局生产计划处处长梁宏柏的推荐，我从陕西测绘仪器厂来到国测一大队，与其他7位同事一起胜利完成了测定珠峰高程的登山任务，从此再没回到陕西测绘仪器厂。原因是回来后就连续在陕西省内外作攀登珠峰先进事迹报告会。之后，我向国测一大队领导焦凤山打报告，提出回陕西测绘仪器厂的请求，以完成我在北京为登珠峰集训时期挤时间设计的已成竹在胸的集经纬仪、平板仪、水准仪为一体的“全能测绘仪器”草图。草图一完成，我就邮寄给陕西测绘仪器厂当时的负责人阎世泽（健在），希望阎厂长立即布置试制，因为试制如果成功，将节约宝贵的外汇，有力支持全国各地的工程建设。可是老焦也许考虑到国家培养一个能够独当一面的大地测量观测员不容易，坚决不放人，我只得罢休，最终“全能测绘仪器”功亏一篑，令人遗憾。

我虽未回到陕西测绘仪器厂，但一直为其艰难的组建过程操着心。一天，我来到西光测厂，找到已升为西光测厂厂长的叶世红，借了整套8支时价4 000元的平行光管，使陕西测绘仪器厂的检验室很快建立起来。至今，我的“刘备借荆州”借条还留存在西光测厂。

1977年10月初，叶世红又来找我。叶厂长说，DJ2已经试制组装成功，3台样机已装好，希望你帮忙，主持内、外业测试，以尽速提交审议组审议，早日投产。我答曰：这是一件大事，需请示领导再定。时任国测一大队队长的王育城支持此事，他说：“我也想早日使用上咱们的国产仪器。这件事我全力支持你，我给你一辆北京吉普，由赵丹（健在）驾驶，其他人员由你从自己管的登山分队调配，我就不管了。如果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再来找我。”

我受到鼓舞，信心大增，跑到中国地震局第二监测中心，将口镇地区小三角实验田的计算成果以及照准标笼装置统统拿回来，为观测创造了条件。接下来，调刘虎生（健在）、高西江等4人组成了2个观测组，通知老叶送仪器。我们和西光测厂的同志一同住进了口镇小旅馆，把照准标笼安装好后，就投入了观测工作。10月上旬，天气就冷起来了，寒风中，冻得刘虎生直流鼻涕，但大家都能任劳任怨积极工作。不到半个月，观测结束，接着就是成果的验收与计算。我加班加点，很快就将成果整理出来了，与试验田的成果相比较，非常接近。我打电话告诉老叶，可以通知评鉴单位来西安开会了。

紧接着，我赶出了1万多字的关于3台DJ2光学经纬仪的内、外业质量分析报告。

鉴定会于12月上旬在杨虎城公馆（青年路止园）举行。第一机械工业部的上海产品质量测试中心站的高级工程师陆忠，市科技局、市机电仪表局的权威都到会了。到会的有北京光学仪器厂、苏州第一光学仪器厂、上海第三光学仪器厂、徐州光学仪器厂等近10个厂家的领导。

我作为主要发言人，详细地介绍了3台仪器内、外业测试的情况，以及与高精度的口镇试验田成果相比较的结果。接下来又一一介绍了测角中误差、极条件、长条件与部颁标准，以及《细则》对它们的相关要求等，最终说明上述各项都达到了要求。上午会议结束，下午分3个组进行讨论和验证；第二天上午继续讨论和验证，下午召开了全体会议。与会者一致认为：各项指标和限差已经达到了部颁标准和《细则》的要求，全票通过批量试生产。

光荣的国测一大队，继往开来，全程参与此次外业测试，无私奉献，分文未收，为国产仪器的发展做出了鲜为人知的重大贡献。

1985年，老叶又来找我。说是厂里研制的陀螺经纬仪已进入关键时刻，然而，厂里的工程技术人员却无力审校他自己写的《关于陀螺经纬仪工艺流程和测试方法的说明书》，希望“邵权威”再次出山。

陀螺经纬仪是地下采矿与飞行、航海等领域不可缺少的定向仪器，进口十分昂贵。显然，这是一件非常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但工作量很大。我对老叶说：需要请示队领导再定。我随即请示了国测一大队第三任领导刘允诺（健在），领导说：“老邵，我支持你审校，你就大胆地搞吧。”于是，我就凭借着对测绘仪器的烂熟于心，加班加点地审校，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完成了任务，并提了一些改进意见。老叶非常满意。国测一大队再一次分文未取、悄无声息地支持了国产仪器的重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