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春天，我被调到县里工作，家属仍然留在梦庄，遇到假日，还得回村去过。于是每年的春节前夕，我都要参加村里举行的迎春酒会。
迎春酒会是在晚上举行，地点是在小学校的一个教室里。宴请的对象是我们几个在外面工作的人，所有大队干部作陪。酒是色酒，没有菜肴，只有一堆花生，一堆瓜子，一把水果糖。
迎春酒会年年是由老路主持。我们刚到梦庄的时候，老路是支部书记，“四清”以后，因为年龄关系，他的侄子接替了他的职务，他只做了一名支部委员。他在村里威信高，辈分大，村里有了重大事情，仍然请他出头，譬如迎春酒会。
老路确实老了，满头灰发，一嘴假牙，说话非常小心（一不小心，牙就掉了）。他先让他的侄子介绍一下村里一年来的工作情况、生产情况，以及明年的设想，然后一一询问我们，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村里照顾，最后让我们谈一谈，在新的一年里，我们将为家乡做些什么贡献——这才是酒会的主题。
首先发言的总是麻子老黄。老黄是化肥厂的一个科长，块头大，酒量大，发言的嗓门也大，他说：
“家乡如果需要化肥，说话！”
老黄的发言总能博得一片热烈的掌声。那时化肥紧缺，不能满足供应，老黄是酒会上的一颗太阳！
老路显得很激动，举着酒杯走到他面前说：
“老黄，我敬你一杯！”
“哎呀，折煞我了！”
“家里粮食够吃不？”
“够吃，够吃。”
“布票够花不？”
“够花，够花。”
“房子漏不漏？”
“不漏，不漏。”
“有吗困难，说话！”
两人碰碰杯，干了杯中酒。
接着发言的是眼镜老魏。老魏在物资部门工作，好像也是个头头。
他有文化，发言比较啰嗦一些，首先谈论一番自己对于国际国内形势的认识，然后肯定一下村里取得的成绩，最后说：
“家乡如果需要钢材木材，说话！”
老魏的发言也能博得一片掌声。老路也要给他敬酒，也要表示一番格外的关怀。
除了老黄和老魏，别人的发言就没什么意思了。东街的另外一个老黄是农机修配厂的工人，他说村里的电动机、柴油机坏了，找他，随到随修，不用排队；西街的另外一个老魏在石灰窑上装车，他说村里买石灰的时候，找他，保证净给石灰块子，不给石灰面子；小祁和小路在农科站工作，他们说站上有了新种子新技术，一定先到村里试验推广。有两个人是只嗑瓜子不发言的。一个是南街的尚桂荣，一个是北街的王文玉。尚桂荣在城里当小学教员，王文玉在火化场工作，实在没说的。
最后一个发言的是我。我还没有开口，有人就笑了，我说：
“我在文化馆工作，家乡如果需要演唱材料，说话！”
我的发言没有掌声，只有一片笑声。
“笑什么？”老路站起来，喝止大家的笑声。他说演唱材料是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比什么都重要。他也和我碰杯，希望我把毛泽东思想的阳光雨露，及时送回村里来。
老路不会喝酒，酒一沾唇就醉。我和他住在一道街里，回家的路上，我总是搀扶着他。有一回，酒兴所致，他不想回家了，一定要领我到处看一看。那天夜里刮着风，地上又有积雪，天气格外的冷。我跟他走到村北的河滩里，又跟他绕到村西的沙岗上，最后顺着村南的一条小路回到村里。他像梦游似的，摇摇晃晃地走着，指指点点地说着：这里搞果粮间作啊，那里办鹿场啊；这里修水塔、那里盖澡堂啊……看他酒醒了，我说：
（插图：褚大伟）
“老路，年年举行这样的酒会，你觉得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他问。
“这样的酒会，是‘走后门’啊！”
他叹一口气，用批判阶级敌人的话，批判自己，他说：
“唉，咱也是人还在心不死，狗急跳墙啊！”
说罢，咕咕地笑了。
在我记忆里，我们这些人并没给村里办过什么事情，可是那迎春酒会，年年都要举行，后来又把宴请的对象，扩大到外村去了——凡是梦庄的女婿，在外面工作的，也要邀请。
现在，梦庄还举行这样的酒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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