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_茉茉宫
在那个寒冬之前，我还算得上是一个好孩子。
对于当时我整天忙于生计的父母而言，所谓“好孩子”说白了其实只有两点简单的要求：一是成绩好，二是少向家里要钱。这样，既保证了他们不会在家长会上被老师训话，也不必在生活中经常扮演对孩子说“不行”的坏人，一家人至少看起来总是其乐融融的。
除此之外，我那些打架、喝酒、逃课、早恋、泡台球厅、打电玩、苦练连笔字帮助同学伪造家长签字、挑断教学楼的保险丝以便大家提前放学之类的混账事，统统不算什么，它们完全不会撼动我在左邻右舍的叔叔阿姨心中“超级好孩子”的印象。
简而言之，感谢老天爷保佑我从小到大一路成绩奇好，同时也造就了我的父母常年放纵我像一棵野草般毫无禁忌地生长在这广袤苍茫的天地之间。
尽管如此，传说中的青春与叛逆，虽然迟了一些，最终还是拜访了我。
那时我18岁，刚刚上大学，生活还是和以往一样自由自在。唯独有一个小小的麻烦，就是每个月父母要往我的银行卡里打生活费。这麻烦不是具体钱数多少的问题，而是长期生活在小城镇的两个老人，花钱向来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分分钱都会当场数得门儿清，所以对于突然出现的金融汇款极度不信任。
每一次，他们都是刚在银行柜台给我汇完钱，就马上心急火燎地往家跑，然后再心急火燎地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手机还没普及），要求我必须马上赶到校园里的提款机“查查到了没有”，确定到账之后，还要立刻再回宿舍打电话告诉他们，整件事才算收尾，大家都可以长长地舒一口气，该干什么干什么去。
一来二去，我真是烦透了。
他们总是因为不确定生活费是否到账而着急，而我总是因为无法安抚着急的他们而着急。
我一遍又一遍地跟他们解释：真的不用这样，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们只要把收据留好了，就算真的发生什么纰漏，银行也会查清楚的……统统没有用，搞得连住在我下铺那个接电话的姑娘，每月都跟着我焦虑一次，简直比“大姨妈综合征”都准—要是哪天赶上我家打电话过来我正好不在，我那焦虑的妈就会拜托她提醒我赶紧去查账。
就这样，一个月又一个月，我终于熬到了学期结束。
回家以后，一天午饭时，我无意间了解到，家门口附近的公交路线做了调整，原本一元钱可以直达工商银行的那路公交车被取消了。于是，妈妈每个月都需要先坐车到公交总站，然后再步行大约两站路才能到达银行给我汇款，之后还得再步行两站地到公交总站坐车回家—只为省下“额外”的两元钱。
2000年的冬天是很冷的。
我心疼母亲，于是立刻提出停止这毫无意义的汇款，要他们在下学期开学时把全部的生活费都给我。
可是他们不同意，理由依旧是那个可笑的“怕弄丢了”—如果把一个学期的生活费都交给我，而我又不小心弄丢了，那岂不是一下子要损失2000元钱？
客观地讲，我家并不是那种特别缺钱、特别贫困的家庭，只是由于父母小的时候穷怕了，留下了心结，所以对于钱，他们总是有一种毫无理由的紧张和不安，总是不断要求自己减少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花销。
那天在饭桌上，我反复向他们保证，不会发生他们臆想中的那种不小心，同时也说明其实我早就厌倦了每个月心急火燎去查账的尴尬，但是他们，尤其是父亲的态度依旧不容商量。他完全无视我恳切的表达，冷冰冰地扔下一句：“算了，你直说吧！想买什么？”
啊？
那个瞬间，我整个人都蒙了，只感觉一时透不过气来。
不是“似乎”不会，是真的连呼吸都停止了。
记忆中那个瞬间被冰冻的我，用了好长一段时间，才重新找回了呼吸的感觉，以及那个不知道被抛到荒凉宇宙中哪一个异次元的自己。然后，我轻轻放下筷子，什么都不再说，离开了饭桌。
这就是所谓的青春吗？
也许吧。
我只是知道，从那个冬日之后，我开始越来越不听话，坚定地做那些明知会让父母不高兴、不满意、不赞同的事情。比如在大学毕业时放弃看似前途光明的公务员职位，转而选择了一个很冷门的专业继续学习；再比如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家里安排的相亲对象，管他是不是准备好了小洋楼和50万元订婚礼金。
我开始变得很听自己的话，并且微笑着去承担那些选择带来的后果，不后悔，也不抱怨。就像当时刚刚大一的我，在权衡了是“缓解父母心中的焦虑”还是“确保母亲现实中的安全”之后，坚定地选择了后者一样，我一步一步没有太多眷恋地告别了“好孩子”的名号，转而自顾自地去闯荡，同时开始尝试着转换角色，在很多生活场合里做父母的“父母”。
有时我会想，也许这种让人略感残酷的叛逆，恰恰是父母心中隐匿已久从未说出口的心愿—孩子终将长大，终有一天不再需要蜷缩在父母眼中的那片天空之下，可以义无反顾地去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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