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大作家

文/陆建华　供图/汪曾祺研讨会

1997年5月16日，一代文学大师汪曾祺在北京走完了他的人生旅程，享年77岁。

转眼之间，十年过去了。

到2007年5月，汪曾祺总共出书59种71本，其中的25种32本是他辞世后的10年中出版的。虽然这些书都是汪曾祺生前所写作品的不同组合编排，但不言自明的是，汪曾祺的作品，读者欢迎，市场需要。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著名评论家潘凯雄说：“中国的作家很多，但能够称之为‘永远’的则非常少。‘永远的汪老’是广大读者发自内心的对汪老的尊敬和喜爱，这得益于他认认真真作文章、认认真真做人，这是我们现在整个社会都非常需要的。”

汪曾祺在故乡

大器“晚”成

1982年春，当汪曾祺以《大淖记事》名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获奖作者名单时，许多人还不知道他是何许人，甚至连作家叶楠也吃惊地问：“从哪里冒出来了一个汪曾祺？”

1995年秋，汪曾祺与林斤澜（左）在温州

其实，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还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汪曾祺就在沈从文先生的指导下开始发表作品。1949年，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邂逅集》作为巴金主编的《文学丛刊》中的一种，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长期搁笔，默默无闻地从事为他人作嫁衣的编辑工作。1963年冬，汪曾祺供职的工作单位接受江青交代的任务，专门成立创作组，将沪剧《芦荡火种》改为京剧。这就是后来的样板戏之一 ——《沙家浜》，汪曾祺是京剧《沙家浜》的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汪曾祺表现出来的文学才能很得江青赏识，他也因此在新时期之初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受到了审查。但很快查明，江青只是使用他而不是重用他，他与江青在政治上没有任何瓜葛。政治压力是没有了，汪曾祺的创作热情却因此受到很大的打击，以致于他很长一个时期都身心疲惫、心灰意冷，全然无意于文学创作。后来还是在林斤澜、邓友梅等老朋友的鼓励、催逼甚至是责备之下，汪曾祺才重新拿起笔来写作。他最初有点儿迟疑，后来竟一发而不可收，井喷似地写出了一篇又一篇动人的佳作：《受戒》《大淖记事》《岁寒三友》《异秉》等。这些以故乡高邮为生活背景、以表现健康的人性和美为主题的短篇小说，一经问世，便不胫而走，读者争相阅读，好评如潮。读者中出现了数量巨大的“汪迷”。安徽省的一位文学青年，竟然读之犹感不足，又恭恭敬敬地将这些小说重抄一遍携带于身，以便随时欣赏。

1980年，《受戒》在《北京文学》10月号发表，这篇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手法都与常见小说迥然不同的作品，立即引起文艺界的高度重视，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荣获1980年度“北京文学奖”。1981年，《大淖记事》除荣获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外，又荣获1981年度“北京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

于是，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初就已经在文坛崭露头角的汪曾祺，直到花甲之年才迎来了他个人创作的辉煌期。1982年，汪曾祺新作不断，几乎每个月都可以在报刊上见到他的小说、散文、评论、剧本等，而他以后的文学创作，也依旧是硕果累累，获了许多奖项。1984年度“北京文学奖”“双沟散文奖”“第三届《作家》奖”等诸多的奖项，都是文学界和广大读者对他的文学成就的肯定。

1987年夏，汪曾祺（中）与贾平凹（右一）合影

可爱的老头

独具风采的作品，确立了汪曾祺在当代文坛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日常生活中的汪曾祺更以谦和待人、坦诚待人、率真待人而获得了“可爱的老头” 的美誉。

作为一名德高望重的老作家，汪曾祺对青年人尤其爱护。找他写序的人特别多，只要有可能，他总是尽量满足请求者的愿望。动笔之前，他会把送来的作品仔仔细细阅读一遍。他说：“像周作人写序那样，不着边际，是个办法。但是一 ——我没有那样大的学问；二——丝毫不涉及所序的作品，似乎有欠诚恳。”

江苏滨海县有一名爱好文学的普通青年工人，在1981年看到汪曾祺发表在《北京文学》上的《大淖记事》，一下子就迷上了。他到处邮购《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但却次次被退款告知“早已售完”。一晃8年过去了，他依旧空无所获。青年火了，给中国作家协会写信抱怨：“8年了，抗日战争都胜利结束啦，怎么连这一本书还买不到呢？”十几天后，他接到汪曾祺亲自给他寄的书，随书附有便函，上写着：“我所存的书都已经陆续送人了，只剩下一本，我原要留着‘做种’，现送给你，请指正。汪曾祺”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

汪曾祺谦虚，不夸大，他坦诚地著文自称：“我的作品不是也不可能成为主流。”但他也自信，不盲从，在同一篇文章中又宣布：“我写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美，人性，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他对自己笔下的人物充满仁爱之心、悲悯情怀，他更时时深情地关注着现实生活中的百姓家事，那许许多多素不相识、也无法认识的平民们的喜怒哀乐令他牵挂，让他心疼。1997年3月7日，汪曾祺偶然在这天的《北京日报》上看到署名车军的作者写的题为《爱是一束花》的短文。作者写的是小她6岁的妹妹，妹妹是个建筑行业的工人，到退休也没换过工作；妹妹小学四年级赶上“文革”，结婚后12年没有住房，“打”了4000多天“游击”。就这么一个倒霉蛋，又得了乳腺癌。作为姐姐，车军气愤老天的不公，在把小妹推进手术室后，她踏雪去买了一束鲜花送给妹妹，祈祷她从此一切顺利。看了那篇文章，汪曾祺流泪了。他当即提笔写下散文《花溅泪》，文章开头写道：“我很少看报纸而流泪，但读了《爱是一束花》，我的眼睛湿了……读了这样的散文（应该是一篇散文了）会使人恺悌之情油然而生。”自己写了不算，他又打电话给林斤澜、邵燕祥，请他们也看此文，邀请他们也写文章。不多久，3位老作家的文章同时发表在3月19日的《北京日报》上，这使车军姐妹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抚慰，感受到了人间的真情与温暖，此事也被传为佳话。而此时，离汪曾祺猝然辞世差不多只两个月的时间。

汪曾祺，1993年春摄于海口

他对素不相识的读者、普通民众尚且如此充满爱心，对家人，特别是3个孩子，就更不用说了。他在文艺界是出了名的好老头，在家呢，则是出了“格”的好老头。他写过一篇著名的散文《多年父子成兄弟》。他认为：“一个现代化的、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有意思。”他说：“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儿童心。”

在3个孩子眼中，汪曾祺是父亲，也是与他们平起平坐的“大哥哥”。他们非但不怕汪曾祺，还经常把汪曾祺看成是自己的伙伴，动不动就与他嬉笑打闹。而每逢这时，汪曾祺总是童心大发，不但欣然参与其中，还感到有说不出的快慰与兴奋。出于女孩子的天性，汪曾祺的两个女儿小时候总喜欢在爸爸脑袋上梳小辫，她俩在汪曾祺的头上乱揪一通，手上也没个准，疼得汪曾祺直咧嘴，两个女儿还不停地呵斥着：“别乱动！”不一会儿，女儿拉着满头扎了红色、绿色绸带的爸爸去照镜子，问他：“好看吗？”汪曾祺总是充满慈爱地夸奖：“真漂亮！我们妞儿就是能干！”闹够了，两个女儿很快把兴趣转到别处，汪曾祺却很珍惜女儿们的“创作”，总是过一会儿才认认真真地征询：“可以拆了吗？”女儿同意了，他就仔细地拆下绸带，还给她们。有时小女儿不同意，很坚决地说：“不行！好不容易梳的！”汪曾祺便毫无意见地继续顶着那一头的花花绿绿，若无其事地做他的事情。

注曾祺与夫人，摄于家乡高邮

魂牵梦萦故乡情

1939年6月的一天，汪曾祺告别故乡江苏高邮，踏上了漫长而艰难的出外求学之路。当时他年仅19岁，风华正茂；他日再返故乡，已是满头华发、饱尝人生苦酒的花甲老人了。

在昆明西南联大读书的日子里，汪曾祺最初还能与家中保持联系，但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汪曾祺与家中的联系越来越困难，变得时断时续。抗战胜利后，一直对家乡魂牵梦萦的汪曾祺渴望返乡，但却因生计等问题最终未能返乡。新中国成立后，又由于政治原因，故乡变得更加遥远，不可触及。

改革开放后，随着汪曾祺自己的政治环境、生活环境和创作环境的日益改善，他回故乡的念头一天天变得强烈起来。他思念故乡的秀丽风景，更思念家中的亲人。

汪曾祺的父亲汪菊生（1897～1959），字淡如，多才多艺，不但金石书画皆通，而且是一位擅长单杠、能踢足球的运动员，学过很多乐器，养过鸟。汪曾祺审美意识的形成，与他从小看父亲写字作画不无关系。父亲随和、富有同情心，对汪曾祺日后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汪菊生一生结婚三次，第一任妻子杨氏，即汪曾祺的生母，在汪曾祺3岁时因肺病去世，汪曾祺对她几乎没有印象。两年后，汪菊生娶了张氏，她虽是继母，但视汪曾祺如亲生，对他百般呵护，疼爱有加。可惜好景不长，张氏与汪菊生一起生活了10年多一点儿又因肺病去世。任氏是汪曾祺的第二位继母，与父亲汪菊生结婚时，汪曾祺已经17岁，读高二了。任氏对汪曾祺很客气，一直称他是“大少爷”。任氏1937年与汪菊生结婚后一共生了5个孩子，2男3女，虽是同父异母，汪曾祺对他们却是一直疼爱关心，并努力尽到作为长兄的责任。父亲汪菊生1959年去世后，丢下任氏和5个年纪尚小、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少年，生活十分艰难。任氏无力支撑家庭，几次欲投大运河自尽，幸都被人发现制止。一次次家中来信都令汪曾祺心如刀绞，又只能一次次仰天长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家里寄些活命钱。当时他的工资已因“右派”问题从180多元减为105元，他每月寄40元到自己家中，寄40元给故乡的亲人，自己只留25元作为生活费，抽的是劣质烟。

一时不能回乡，他就把对故乡的思念和爱全都倾注在他的作品之中。他不停地写那些怀乡念亲的作品，与其说是为了创作，更不如说是为了排解深藏于心中太久、太多的乡思、乡恋、乡愁。就连在文末，他也常常情不自禁地流露出对故乡的眷恋。在《受戒》的文末，他写了这样两行字：

一九八零年八月十二日

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汪曾祺和夫人施松卿（1948年）

1991年，汪曾祺偕夫人第3次回家乡时与亲属合影

而在《大淖记事》的后面，他则写上：

一九八一年二月四日

旧历大年三十

这些看似平常的文字，是记录作品完成的时间，也表达了汪曾祺对故乡的思念。1981年10月10日，应高邮政府的邀请，汪曾祺终于踏上了他阔别已久的故乡，这一天，距离汪曾祺19岁离乡外出求学已整整4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