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了爱就有了一切”

文/燕妮

冰心（1900～1999年），籍贯福建福州长乐横岭村，原名谢婉莹，笔名冰心 ，取“一片冰心在玉壶”之意。被称为“世纪老人”。现代著名诗人、作家、翻译家、儿童文学家。曾任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名誉主席，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名誉主席、顾问，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名誉理事等职。

她的生命像一汪春水，聚集起涓涓细流，合成一股有力的洪流，穿过悬崖峭壁，冲倒层沙积土，裹挟着滚滚沙石，快乐勇敢地流走，享受她所遭遇的一切。历经20世纪的风雨沧桑，百年离乱，她用自己的一支笔，在一片贫瘠干涸的土地上，耕耘出生命与创造的奇迹，给人们留下了她无私广博的爱。对孩子的倾心付出，对知识分子命运的同情和关注，对底层的士兵、警察的体恤与理解……她向这个并不美丽的世界毫不鄙薄地付出心灵的美丽，以她的爱心，以她的慷慨，滋润恩泽了一代又一代读者，她的生命也在爱的充溢和丰盈中得到腾飞升华。犹如一束孤寂的火焰，带来少许光芒，一点慰藉，那么纯洁、清新、婉约、高雅、尊贵自爱又悲天悯人，这就是女作家冰心的一生。

烟台辽阔的大海是抚育冰心成长的摇篮。幼时海边的生活体验，融进了冰心的生命，为她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并赋予她海一般的美丽奇幻、博大宽广的性格和胸怀，陶冶了她的情感与性灵。当她还是一个5岁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坐在家门口看海，幼小的心灵就能体验大海“静默凄黯”的美。这个聪颖过人、敏感多病的女孩子，从变幻不定的大海中汲取了无穷无尽的智慧。她从7岁开始就已经能够阅读《三国演义》《聊斋志异》《西游记》与《水浒传》。

以巴金为团长，冰心为副团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日本访问。（1980年）

费孝通在燕京大学就读时，是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来，每有新著，便来向师母汇报。

冰心的父亲谢葆璋，参加过甲午海战，当年是北洋水师“来远号”舰艇上的一个水手。1895年，甲午海战在刘公岛附近海面打响之后，冰心的母亲牵挂着丈夫的生死，她把大烟挂在门框上，搬一把椅子端坐门前，不吃不喝等谢葆璋回来。如果丈夫阵亡，她准备立刻服烟土自尽。海战最后以北洋水师全军覆没而告终，“来远舰”被日本军舰击沉。冰心的父亲，历尽千辛万苦从海中游回岸边。父亲逃过大难，才有了中国著名作家冰心。1900年10月5日，冰心出生，她是谢葆璋的大女儿，也是家中唯一的女儿，她下面还有三个弟弟。父母亲对这个女儿疼爱有加。世事虽然并不太平，然而，父母亲却把安定和民主的家带给了冰心。家，永远成为冰心心灵的避风港。

1918年8月，18岁的冰心以全班最高分数从贝满女中毕业。教会中学的教育奠定了冰心平等、博爱的世界观，使她一辈子奉行“爱的哲学”，用充满善意的心灵去对待人和事。在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科预科时，她最初的志愿是做一个治病救人的医生。然而，“五四”运动的爆发影响和改变了她的一生，自由、民主、反封建的主题使她跃上了文学舞台。自从在《晨报》发表了题为《二十一日听审的感想》的文章后，她陆续在《燕大季刊》《生活》《小说月报》等杂志上发表了120多种反映社会问题的文章和小说。《超人》《烦闷》《两个家庭》《秋风秋雨愁煞人》《最后的使者》……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这些小说被称为“问题小说”，它们反映了社会上存在的种种痼疾和问题，表达了客观现实与她心中向往的理想生活之间的巨大差距。她用她的小说探讨人生的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她企图用她拥有的爱，去化解严寒和辛酸。

冰心的这些思想与观念，成为她日后以“童真”“母爱”“大自然”为主体的“爱的哲学”的基本元素。她深深相信：“有了爱就有了一切。”同时期她还发表了一些小诗和散文，用她从古典文学中脱颖而出的现代美，发掘出抒情哲理，倾倒了城市知识界的青年们。

郁达夫说：“冰心女士散文的清丽、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纯洁，在中国中要算是独一无二的了……”

过多的社会活动和写作迫使冰心“弃理从文”，改学文学。1923年，她顺利地从燕京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及“金钥匙奖”，同时得到去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深造的机会。1923年8月17日，冰心乘坐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从上海启程直达大洋彼岸的西雅图。正是在这一次远渡大洋去美国留学的旅途中，冰心邂逅了以后陪伴她56年的终身伴侣——社会学家吴文藻先生。

冰心的一部重要作品《寄小读者》，就是她在美国开始创作的。由此，冰心又拉开了一扇文体的大门，即儿童文学，也属于“冰心体”之一种。

冰心与未满周岁的儿子吴平（1931年）

1926年，冰心获得了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的文学硕士学位后，登上“约克逊号”邮轮回国。从此，在母校燕京大学的校园里，多了一个个子瘦小的年轻女助教，穿梭往返于书斋、教室、湖畔、草地……她也在清华大学、北京女子文理学院任教。教学之余，冰心仍然笔耕不止。1929年，吴文藻博士学成回国，应邀到燕京大学教学，他们在这一年的6月举行了婚礼。1930年，冰心的母亲和文藻的父亲相继去世。冰心遭受了丧失亲人之痛。1931年，第一个孩子出世，在繁忙的教学和家务之中，诗歌、小说、散文都陆续问世。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都很适意，但冰心却时时感到“虚空与寂静”“迷惘与糊涂”，她期望着：

冰心与邓颖超在花圃前

人世间只有同情和爱恋，

人世间只有互助和匡扶；

深山里兔儿相伴着狮子，

海底下长鲸回护着珊瑚。

冰心的语言张弛有致，文白杂糅，抒情写意，精练易懂，开创了一代散文体的先河。

1937年，抗战爆发，冰心与吴文藻辗转于昆明、重庆，在各大学任教。在四川，冰心用“男士”的笔名写作《关于女人》，“世界上若没有女人，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1945年8月，抗战胜利。1946年，冰心返回北京。同年11月，吴文藻应邀作为战后赴日的中国代表团成员，对日本进行社会考察，冰心随行。她向日本的妇女和青年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世界上的一切人是生来平等的，没有任何民族可自称为“神明之胄”。在人人自由、个个平等的立场上，合作和互助才能建立世界和平，并提出了男女平等的主张。冰心被日本东京大学聘为第一个外籍女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滞留在日本的冰心和吴文藻冲破了来自台湾的阻力，借美国耶鲁大学邀请吴文藻和冰心担任教职的机会，从东京经横滨到香港，历尽辛苦，秘密回到了北京。

冰心曾经花了很大的气力，把她最喜欢的优秀的外国文学著作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晚年，她还与老伴吴文藻先生一起参加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的翻译工作。1955年至1965年间是冰心的翻译高峰期，诗歌、歌剧、民间故事、书信、小说、散文诗，她先后翻译了8个国家的50多部作品。然而，冰心自己的创作却在那些年遭遇到很大的问题。给冰心的创作带来最致命影响的是整个的社会、政治背景。以冰心的生活经验，她最熟悉的是知识分子，而当时的作家必须写工农兵，必须写“大跃进”，她的诗被某个主管文艺的领导说成 “有很大缺点，最关键的缺点是没有和工农大众很好地结合”。她被迫做了检讨。1957年，吴文藻教授被划为“右派”，冰心的弟弟和儿子也先后被划成“右派”，冰心自己也被报纸点名。冰心变得慎重，乃至辍笔。接着爆发“文化大革命”，她连续十年不能写作。

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大学（1925年）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她突然放纵直言，挥毫创作，拿出勇气来针砭时弊。她一连写了3篇小说、 230余篇散文。这些小说、散文当中，不见了风花雪月的踪影，而变成了直率的谏言：“已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了，该讲的我会都讲出来。”她充满童心地宣布：“生命从八十岁开始。”她的小说《空巢》在1980年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冰心迎来了她生命中的第二个创作高峰期。

冰心住院期间与北京医院的医务人员在一起

冰心为“感化社会”而开始文学创作，到了晚年再次转为撰写社会意识颇高的作品。她不失“五四”时期的使命感，经历了人生的坎坷以后，她改造社会的意识似乎更加强烈。虽然有很长时间不能写想写的东西，但她始终抱有用一生去改变社会的信念。“回溯我八十多年的生活，经过了几个‘朝代’。我的生命的道路，如同一道小溪，从浅浅的山谷中，缓缓地、曲折地流入‘不择细流’的大海。它有时经过荒芜的平野，有时也经过青绿的丘陵，于是这水流的声音，有时凝涩，有时通畅，但它还是不停地向前流着。”（《冰心文集》序，1982年）

巴金评论冰心：“ 她那些真诚的语言，她那些充满感情的文字，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都是为了我们大家熟悉的忠诚、老实的人民，她要求真话，她追求真话，将近一个世纪过去了，她还用自己作榜样，鼓励大家讲真话。”

冰心曾在1924年赴美留学期间患病，养病期间，她集龚自珍《己亥杂诗》“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为联以自勉。她的表哥刘放园为她请得梁启超的墨宝，冰心把其装裱珍藏了一辈子。而这副对联，正是冰心一生善良、纯真、清明和爱心的写照。

（图/摘自《冰心》大象出版社2003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