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潇洒的法杨公

杨家雷

杨承宗
（1911～2011）

放射化学家。江苏省吴江县人。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34～1946年任职北平研究院镭学研究所。1947～1951年在法国巴黎大学镭学研究所师承伊莱娜·约里奥－居里夫人研修放射化学，获博士学位。在天然放射性元素分离、分析方法及其应用方面有许多开创性研究成果，是新中国放射化学奠基人。1980年创办全国第一所新型模式的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2001年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进步奖”。

我们弟兄姐妹五人除了学习努力和工作勤奋之外，还个个能吃苦耐劳、勤俭节约和乐于助人。我在近五十岁时，以公派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生活水准虽远远低于美国的贫困线，却快乐安详。我以前认为我们有这样的品德，要感谢母亲的言传身教。但仔细想想，这些品德不仅仅源于母亲，应该讲更源于父亲，因为母亲是被动的，是屈服于家庭经济环境的压力，而父亲是家庭经济环境的制造者。

自我记事起一直到我离开中国的四十多年中，我的父母一直是生活在紧巴巴的经济环境中。从爸爸在法国巴黎居里实验室，师从赫赫有名的伊·约里奥－居里夫人，到同时身兼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副校长、合肥联合大学的校长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父母的经济状况一直没有宽裕过。对此，可能很多人无法理解，但我们作为儿女的是再清楚不过了。

小时我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盼望在法国巴黎的爸爸早日回国，因为我们知道母亲一个人越来越难维持我们弟兄姐妹四个人的生活和上学的费用了。在战火纷飞、兵荒马乱的年代，远在法国的父亲和我们几乎失去了联系，在没有经济来源的情况下，母亲只好靠拆了东墙补西墙来勉强维持。当再也没有墙可拆时，她开始变卖她的一点首饰；首饰卖完了卖家中稍值些钱的东西；等到家徒四壁再也没有东西可变卖时，只有举债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准以及供给我们上大学、中学和小学的学费。

全家人是年年盼，月月盼，天天盼，终于在1951年夏秋之交盼到了爸爸回国。可是当事业有成、潇洒英俊的爸爸见到我们的时候，我想他一定傻眼了，他一定没有想到面对他的是一大堆等待他来偿还的债务。我们的母亲除了借债以维持在苏州的五口之家之外，她还借债为我们的祖父和姑妈偿还减租减息运动必须付出的大笔款项。很快，爸爸“潇潇洒洒”地把他从法国带回来的、心爱的和唯一值钱的一架德国高级照相机、一只好手表及一些身外之物变卖了。从此之后，喜爱摄影的爸爸就再也没有一架像样些的照相机，直到1993年我送给他一架Olympus的傻瓜相机。

1951年秋天，爸爸和我们只带着随身行李北上到了北京安家。本想家里有了挣工资的爸爸，全家可以从此无忧无虑地生活。谁知爸爸每月1　000斤小米的工资，根本无法应付这一大家子在天寒地冻的北京的新生活。我们穿的是不分男女老幼的蓝色厚棉制服，妹妹和我与爸妈一同挤在由两副铺板合成的铺板床上睡觉（把一块木板架在两条长凳子上的床叫铺板床）。我记得妈妈经常讲，不明白为什么在我们搬进这宿舍前，原子能所特地来人把可以烧火取暖的火炕拆了，否则我们四个人睡在土炕上可以舒畅些。

在我小小的头脑里曾经百思不解的是，爸爸在法国五年，得到了居里夫人亲自签发的博士学位，现在回来了，怎么我们过的日子仍然与他在法国时差不多？后来研究所的工作人员送到家中好多个箱子，其中有五个完全一样的大铁箱子，说这些是爸爸在法国时专用来装替所里买的仪器的箱子，所里不知如何处理，就送还给爸爸。由这些箱子点点滴滴地引出了爸爸的故事。

○1951年6月，杨承宗（左一）通过巴黎大学博士论文答辩后，导师伊·约里奥－居里夫人（中）为他举行祝贺酒会

爸爸给我们讲他在居里夫妇的支持下，购买和运回国这么多用于放射性研究的仪器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当时西方世界对这些将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进行原子能研究的仪器设备是严格禁运的。在美国时，我在人民日报的海外版上读到一篇钱三强伯伯写的文章，他讲到为了建立国家的原子能事业，他从国库中提出外汇交给人买仪器……我也记得爸爸讲过，他是先用钱伯伯托人带到法国的美元买仪器，然而这笔在当时中国看来贵如黄金的外汇，用于购买研究原子能的仪器设备仍是不够的。为了购买更多的、用于建立新中国原子能事业急需的仪器设备，父亲是倾其所有。

后来又听爸爸讲，在他回国前居里夫人正式安排居里先生和爸爸会见。在会见中，身为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居里先生要父亲转告毛泽东主席：中国要反对原子弹就应该也研制原子弹。为了冲破西方政府对新中国的禁运政策，居里夫人不仅亲自写了证明信，还派专人护送爸爸到马赛码头，运送这批仪器上船回中国，保证了全部仪器设备安全顺利地运回到新中国。

国家没有辜负居里夫妇的厚望，从全国各地有名的高校抽调高才生来到爸爸的放化组工作，父亲亲自授课、设计实验流程，共同探索放射化学的奥秘，创建新中国的原子能化学事业。放射化学队伍从无到有，在原子能研究所中蓬勃发展。当原子能所大楼里逐渐容纳不下这支新生的放射化学大军时，在各级领导的全力支援下，在原子能所大楼的旁边，父亲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放射化学实验楼（爱称放化小楼）。爸爸更是日夜辛劳、全身心扑在这个小楼里，从小楼的整体设计到做实验坐的凳子，都有他的良苦用意。爸爸从法国海运带回来的全部仪器设备也都安放在这个小楼里。1956年，就在这个小楼里，他们用自己制造的一套直径为2吋、长度为2米的玻璃筛板、脉冲柱台架试验装置来提取铀酸钾矿中的铀，取得比较满意的结果，为开创新中国的原子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杨承宗教授（2000年）

我记得每年春节，父母都会邀请小楼里的年轻人来我家共度新春佳节，每年到我家来的人数大幅度递增，直到家中的客厅无法容纳。1958年爸爸被调离原子能所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从事教学工作，我不知父亲怎么舍得离开那个比亲生儿女还亲的小楼的。但我确实知道，他是高高兴兴地去赴任的。他一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上投入到为新中国培养原子能化学尖端人才的工作之中。

至于那些大铁箱子，后来爸爸分别给了我们五个子女。分给我的箱子不仅陪我度过在北京一零一中学的三年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五年的住宿生生活，它还随着我结婚一起进入婆家。“文革”期间又先后分别陪伴我丈夫汉昕和我在两个干校好几年，最后又转到我的女儿小圆手中。这个比女儿年龄大几十岁的铁箱子，经汉昕油漆之后，又陪伴她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度过五年的住宿生活。这些大铁箱子成了爸爸给我们每个子女最珍贵的财产和纪念品。

我们这个多子女的大家庭，经济上常常入不敷出，母亲十分劳苦，但全家总是其乐融融，特别是父亲快乐洒脱。爸爸出自内心的开怀大笑极有感染力，我们住在中关村13楼时，好几次我应敲门声去开门时，来人都说没事，只因路过我家窗口听到爸爸的笑声，想知道法杨公有什么事这样开心（为区别音同字不同的从英国回国的杨澄中先生，大家都亲切地称呼爸爸为法杨公，杨澄中先生为英杨公）。

我家不仅是当爸爸在法国时需要借贷，就是这个法杨公爸爸回国之后，我们仍无法完全靠他的工资生活，仍需借贷。有一次，爸爸和我在路上遇见王淦昌伯伯，王伯伯对爸爸讲他将得到一笔钱（好像是在北京大学或清华大学讲课的钟点费），等他收到之后就可以借给爸爸，去支付在原子能所预订的御寒制服棉衣的费用。我这才知道，我们这位快乐的爸爸也需要借钱来维持家庭。

○60年代时的杨承宗夫妇

虽然爸爸需要借钱来维持自身的家庭（除了我们这五个子女的七口之家外，父亲必须每月寄钱给年老的祖父和单身的姑妈），但他从来不拒绝向他伸手求援的亲戚、朋友、同事和学生们。这可是妈妈的一大困惑和烦恼。平时，母亲总是需要精打细算才能平衡家庭的收入和支出，可是这难以维持的平衡，经常因为爸爸把钱突然借了出去，而出其不意地失去。为此，她就必须绞尽脑汁，进一步地精打细算，才能把家庭的收入和支出维持在更低水平的平衡上。

在50年代，特别是50年代初期，全国普遍的生活水准是很低的。各家有各家的难处，许多人在自己无法解决时，理所当然地想到爸爸。想象这位快乐的法杨公，一定有能力帮助。事实上，不管父母的经济压力多么沉重，爸爸几乎是对人们的要求有求必应。也许正是有这样的好名声，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我离开中国时为止，向我的父母借款之事从不间断。所谓借贷实际上也就是相送，父母从来不记，更不去要回，有些当事人可能早已忘却。可我知道还真有不少人记得，事隔几十年后来相还的。每逢父母收到这些不知贬值了几十倍的还款时，总是特别高兴地夸奖此人有良心，说：几十年了他们要不提，我们已经记不起来了，真难为他还没有忘记。

1965年，我这个完全不懂政治的人参加东北一个工厂的“四清”工作，因为不懂又不会，只好全身心的投入，竟然没有注意到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收到父母的来信了。在“四清”工作结束前几天，收到的母亲来信让我大吃一惊。母亲在信中告诉我很长时间不能给我写信的原因，是爸爸的右眼睛动了两次手术，他现在还住在医院。而母亲本人在看望父亲时，在医院附近被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撞倒，摔在地上，导致右臂膀骨折，也只好住进医院里。

回到北京后，我才知道爸爸眼睛发生问题的原因。50年代初，为了取得近代物理研究成果的核物理学家们，开展了中子物理研究所急需的、稀有的中子源——放射性氡同位素研究；也为了使协和医院里的医务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爸爸在当时没有任何放射性防护设备的条件下，亲自单独操作遭受放射性照射最强烈的、最危险的步骤。曾参与此次修复工作的朱润生女士，在题为《半个世纪前的往事》文里详尽地写道：“在工作中，杨先生真正做到了身先士卒。其中最为危险和困难的一项工作是将盛装镭溶液的玻璃瓶重新与整个系统连接，而玻璃瓶已经老化变脆。这时必须打开保险柜，在伸手可及的距离上，在镭溶液高强放射性的直接照射下，进行玻璃的熔接。我们四人中有一位是玻璃工，但是杨先生说，这项工作太危险，不分配给我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而是由他自己动手来完成。在操作时，他嘱咐我们不要站在他旁边，而要站在他的背后，这样可以用他的身体为我们挡去一部分射线。我站在他的身后，只能看见他的肩和背。时间不长，杨先生就已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那为我们遮挡射线的宽厚的肩和背却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朱润生，《杨承宗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

终于，原子能所的中子物理学家们得到了研究急需的放射性氡源，协和医院的工作人员和病人们不再遭受放射性的伤害，而父亲最接近装强放射源镭溶液的玻璃瓶的那只右眼睛，因此受伤而且越来越坏。

在共和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前夕，爸爸要向国务院的高层主管汇报准备的情况。他夜以继日地连续在二机部五所内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一点点间隙让他回到位于北京西郊的中国科学院宿舍家里作必要的休息和整顿。有一天早晨，他在五所的宿舍里起床后，突然发现右眼一片漆黑，看不见任何东西。为了使汇报正常进行，他没有及时去医院。一直等到三天的汇报完毕后才去就医，虽然医院马上安排手术，终究由于耽误时间太长，手术成功率低而失败，不得不接受成功率更低的第二次手术。尽管第二次手术成功，勉强保持住右眼的一点视力，但病情并不乐观，医嘱要求必须定期返医院检查。

后来，因为“文革”中的许多事，这只为国家的原子能事业立了大功的右眼最终无法保住。左眼受右眼的牵连，隐性白内障很快发展，导致在好几年的时间内，爸爸几乎失去视力。令我敬佩的是，我的爸爸不仅在失去一只眼睛后仍是快乐洒脱的，就是在几乎双眼失明时依然笑声朗朗，不断地发明一些对他行之有效的方法，来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他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期间，又创建了共和国的第一所自费走读大学——合肥联合大学（现名合肥学院），并承担校长的重任，直到突然要他退休离开。

合肥联合大学是在父亲双目几近失明的晚年时首创的，是他手中完成的最后一件大事。只有极少数的人知道，当父亲提出创建合肥联合大学建议时，虽然思维敏捷，但他的双目几近失明。就是这样的一个又盲又老的人，还担负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校长和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双重重任（最近听父亲说，他当时还担任安徽省科协主席之职）。而我的母亲自从北京搬迁到合肥后，不久就重病缠身，急需家人的看护和照顾，整个家庭的基本生活，全靠妹妹家翔和妹夫泽清的小家庭支持。

○考察核爆基地（1996年）（左四杨承宗、左七何泽慧）

父亲秉承法国居里夫人实验室求实的科学态度，以科学家特有的敏锐、深邃、严谨、务实和一丝不苟的科学态度，带领着一群志同道合者，独辟蹊径，实施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改革。以崭新的、充满生命力的办学模式，冲破了共和国几十年来办学的老教条、老框框。

苦尽甘来。随着父亲一只眼睛的复明，合肥联合大学的健康发展和茁壮成长，父亲就更深入地探索着合肥联合大学未来的办学道路。全校教职员工们正鼓足干劲要向更高的目标进军。

谁能想到就在这时，令父亲和当年一起创建合肥联合大学的同事和朋友们想象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有一天，两位地方高官很唐突地来到父亲家中，以父亲的年龄为理由，要求父亲立刻离开合肥联合大学校长的岗位。

事情发生的紧急程度，甚至超出了十年前再三请求他担任合肥联合大学校长之时，年近八旬的老父亲一点点思想准备也没有。谁能想得到：十年创新、拼搏的结果，竟是导致一向血压偏低的父亲饱尝了血压升高的滋味。

我们专为此事问过父亲，请父亲猜测这突然被“解雇”的原因。父亲说，在他被“解雇”前几天，地方要把一批外单位的、接近离退休年龄的当地干部，安插到合肥联合大学。因为合肥联合大学是合肥市中行政级别最高的两个单位之一，从合肥联合大学离退休无疑会享受到较高级别的生活待遇。父亲考虑到合肥联合大学的特点是年轻、经济基础薄弱，所有的开创者们都一直坚持勤俭办学的原则，大部分的教职员工都是兼职的。父亲坚持合肥联合大学一贯的勤俭办学方针，毫不妥协地、断然拒绝了安排这批要从合肥联合大学暂时过渡的地方干部们。

父亲一生高风亮节，光明正大，快乐潇洒的他再一次说：“事情做出来就好，别的什么也没有去想。”

妈妈节衣缩食一辈子，到了合肥不久，慢慢地卧床不起，她自己没有公费医疗的待遇，还需雇保姆专门照料她，所有的费用均出自爸爸几十年不变的工资。80年代中期，大家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稍知我家底细的朋友们劝爸爸向学校申请困难补助，但深知爸爸为人的子女们知道他老人家是不会这样做的。为了爸爸，特别是病中的妈妈能过稍松心的日子，我们五个子女尽力帮补。但不明真相的朋友们，在有困难时仍旧向这位副校长求援，快乐的爸爸仍一如既往地、心甘情愿地尽力支援。我不知现在，当爸爸的收入仅能与卖茶叶蛋的摊贩相比之时，这个循环是否还在进行下去。我只知道1998年中国科学院卖给职工福利房时，爸爸的全部积蓄仅够应付购房款的一半，余下的一半由我们五个子女共同凑齐。

1994年底我回国探亲，住在中关村14楼爸爸的宿舍里，我以为在中国生活了近五十年的我仍会习惯于中国的生活。不料14楼中的暖气供应不足，数九寒天室内温度从摄氏16度下降到了13度，最低到过10度、11度。我渐渐地有些顶不住了，虽然身穿毛衣皮袄，再加上毛裤厚呢裤，还是冻得心发慌，什么事也干不下去。爸爸看到了我的窘相，他走过来掀起他穿在外面的大棉袄，我看到的他用一根宽布带，把里面的棉背心如同裤腰带一样地结在腰围。他指着宽布带笑着对我说，这是他的发明，可以保持身体暖和，我们两个人相视大笑。这一幕我永远无法忘怀，想想一个为了祖国、人民、事业、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包括自己所有的年华、才能、智慧、积蓄、甚至他的一双眼睛的国家功臣，全国一流大学的副校长，早已是桃李满世界的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到了八十多岁竟要用一条宽布带捆着棉背心驱寒保暖，每想到这一幕我总是两眼泪汪汪。但爸爸还是发自内心地快乐和感恩，他为能回到北京，又住到14楼而真诚地感谢着每个曾帮过他忙的人。

我很感谢爸爸的朋友们为身为共和国放射化学奠基人的爸爸连学部委员都不是而大打抱不平，我自己也认为此位非爸爸莫属。但爸爸却毫不在意，依然开怀大笑，依然讲他因为国家和人民给予的很多荣誉而受宠若惊，超出了他所想所求。

长期以来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不管爸爸四周的政治、经济、工作、地理、气候等环境怎么剧烈变化，他自身健康状况的突变和渐变，他都能几十年如一日地快乐和潇洒？

现在我读了圣经，成为了基督徒，才知道耶稣基督颁布的两条诫命之一就是要“爱人如己”，爱是人生的真谛。虽然爸爸年纪已迈，又囿于他科学家的身份不太容易成为一个基督徒，也许他根本还没有看过我特地为他买的大字本圣经，也不知道圣经讲的“施比受更有福”的经文，但他本着天生的爱，广博的爱，无私的爱，爱祖国、爱人民、爱事业、爱他周围的每一个人，心甘情愿地把自己的一切施出去。

爸爸活得快乐潇洒，同时得到人间最高的祝福——健康和长寿。

愿爸爸活到100岁还能和我一起去逛商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