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一家在中关村楼

顾南九（高梁）（执笔）　顾淑林　顾逸东　顾秀林　顾重之

顾准
（1915～1974）

学者，思想家，经济学家。毕业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1957年发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第一次提出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后来，他两次被打成“右派”，仍然坚持理想和信念不动摇。在逆境中，他写下了《希腊城邦制度》和《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等著作，对革命胜利后所遇到的问题进一步进行了思考和探索。

刚到中关村

我们家是1957年春节后（大概是2月中旬寒假期间），从建筑工程部宿舍搬到中关村的。今天的13楼，当时排26楼，旁边的14楼当时是8号楼，1958年秋天我们搬出之前改为今天的牌号。我们住13楼一单元106号（最东头的一层）。

1955年夏我们家从上海迁到北京。刚到北京时，父亲顾准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母亲汪璧在建筑工程部。父亲1957年初结束党校学习，调中科院任综考会副主任，我们就从建工部宿舍搬到了中关村。中关村宿舍比建工部宿舍面积大了不少，里面的设施也高级多了。

当时全家8口人：父母、祖母和5个孩子。1957年初，老大顾淑林上初三，老二顾逸东上五年级，老三顾南九上二年级，老四顾秀林即将上小学，老五顾重之还在幼儿园。

刚到中关村时，首先的感觉是比较荒凉。当时那个大院，只有四周的楼房盖了起来，中间还是一片空地，荒草长得比小孩子还高，像灌木丛一样；院子外面路南（今中关村南区）是荒地，有许多柏树圈围成的坟地；西边供销社（今科贸大厦）旁边还是一片白薯地。第二是周围的人们比较“洋气”。我们刚从上海到北京时，感觉北京比较“土”，但在中关村“海归”科学家们面前，自己就成了“土包子”。邻居们互相之间很客气，彬彬有礼，妇女们互相称“太太”。每天傍晚，楼上某家就响起叮叮咚咚的钢琴声。清晨楼上地板嗡嗡响，大人说这是“吸尘器”的声音，是从外国带回来的。扫地可以用机器，过去从来没听说过。这样的消费水平，比国内一般人超前了20多年。

1957年夏，大姐顾淑林在北京56中学得了金质奖章，保送上了101中学读高中。中学离家很近，但大姐还是选择了住校。

下面三个孩子在保福寺小学（今中关村一小）就学，校址就是今天的融科大厦（1958年秋才搬到今天的一小校址），当时是个真正的庙宇，庙宇的名字就叫保福寺。正殿和偏殿用作教室，光线不太好，黑黢黢的。还记得校长的名字叫王金陵，少先队的总辅导员是个刚退伍不久的军人，高大英俊，听说他给高年级（五六年级）上课的时候，发现学生睡觉时会把粉笔头掷过去，打得很准，但是平常对同学很和善。学生来源主要是两部分：中科院子弟、居住在周围的农家子弟。中科院的子弟们普遍比农民子弟学习好，但同学们之间相处很融洽，相互间十分友好，老师也没有歧视谁的意思。记得母亲曾经说过，保福寺小学对农民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一视同仁，风气好。

保福寺小学对面是生物所、声学所和大操场。现福利楼（已拆）、新科祥园一带，当时还是一片麦田。再往南、往东，都是村舍和平房宿舍。天气不冷时，晚上在大操场时常放映电影，那是大人和孩子们共同的快乐时光。

父亲在综考会工作，经常工作到很晚，有时夜里九、十点钟我们小孩子都睡下了，外面小汽车灯光一亮，祖母就说，你们爸爸回来了。母亲在建工部（百万庄）上班，来回路途较远，每天上班要早起，晚上经常赶不上回来吃饭，十分辛苦。1958年是大跃进年，所有的人都在加班加点工作，我们几个孩子经常在傍晚的时候，穿过灌木丛一般高的荒草地，走到中关村公共汽车站去迎候妈妈回家。当时32路中关村车站还没有移到今天的位置，离家不算太远。

父母亲在家里共用一个书房。如果晚上两人都在家的话，常见他们两人面对面坐在书桌前用功。孩子们也不常去纠缠父母，家人常常是各干各的，家中的大小事情都由祖母安排，井井有条。

总之，刚住到中关村时，我们家里是一种太平而忙碌的气氛。

中苏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

1957年春夏，父亲出过三次差，一次是去海南岛（和综考会主任竺可祯一起考察雷州和海南橡胶种植农场的情况），一次去新疆。第三次是去苏联，然后到黑龙江，即中苏黑龙江流域的联合考察。就是这次出差出了问题。

从父亲自己写“历史交代”中，以及已得到的各方材料中，得知这次出差的大体情况：

苏联打算开发黑龙江流域，要在黑龙江左岸主要支流和黑龙江干流兴建若干水电站。在干流修电站，选址和库区淹没等问题关系到右岸，必须和中国方面合作。在苏方建议下，1956年五六月间在北京举行了中苏合作考察的谈判会议，成立了联合考察组。

联合考察组中方组长竺可桢，带领中方考察队共18人（包括副组长顾准、副组长同时也是黑龙江副省长陈剑飞、水电部冯仲云、唐季友，以及吴传钧、冯景兰、王守礼、杨宣仁等）。苏方考察队以苏联生产力委员会主席涅姆钦诺夫院士为首，共25人。7月6日两队会合于苏境内的海兰泡，乘坐苏联“拉左号”船顺流而下，进行为期三周的黑龙江流域联合考察，途经海兰泡、伯力、海参崴（苏）、佳木斯、鹤岗、哈尔滨（中）。

在考察过程中，中苏两方在关于干流电站选址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苏方对选择上游某地的方案感兴趣。中方则提出在下游萝北县境内太平沟建坝的方案。考察队的水电部工程师唐季友积极主张后一方案。太平沟是黑龙江流经小兴安岭峡谷的南口，地形地质条件良好，可能的装机容量为100～270万千瓦，但如果贮水水位过高，则苏联一侧淹没损失稍大。如果选择上游方案，则中方淹没损失大，装机容量也较小。竺可桢在事先的预备会上也同意唐季友的意见。

解放以来，中苏两国一直是盟友关系，我国当时确实也得到了苏联不少的帮助。当时不管在宣传上，还是在人们的意识中，都把苏联看作老大哥、我们的榜样（尽管苏共20大后党内看法已有所改变），所谓“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那时苏联人讲的话简直就是“圣旨”（就像今天不少人言必称“美国怎样怎样”作为论证根据一样）。“反苏”更是个不得了的政治错误。

不少国人有崇洋媚外心理，当时和今天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当年是崇苏媚苏，今天换成了崇美媚美而已。

一方面是某些中国人崇苏媚外，另一方面就是某些苏联专家的自大与骄横（当然不是指所有在华苏联人）。据父亲日后的回忆文字，中方的陈剑飞和苏方的涅姆钦诺夫，就是这样的一对活宝。父亲回忆“他（涅姆钦诺夫）在考察途中对我方领队人、科学院副院长、高龄科学家竺可桢极其傲慢……这种傲慢态度不仅对竺可桢如此，对我方其他考察团员也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苏方提出的上游方案，几乎就是不容质疑的方案。

作为中方负责人之一，父亲顾准认为坝址选择方案的讨论是关系到双方权益的问题，他支持太平沟方案，也支持唐季友工程师对选址问题提出不同于苏方的意见（似乎为此和同为副组长的陈剑飞发生过尖锐争执）。某日中苏双方讨论坝址问题，唐季友发言称：上游方案，发电量小，中方淹没损失大；太平沟方案，发电量大，缺点是苏方淹没损失大。综合比较，主张太平沟方案。话音刚落，陈剑飞当场训斥道：“我们是一家人，什么中方苏方的！”

此后一直到今天，在黑龙江干流修电站的事情始终没有实现。

中苏联合考察20年后的1978年11月，老四顾秀林在离开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返京之前，曾经前往鹤岗市萝北县太平沟乡，在当地干部的帮助下，找到了当年开挖的坝址勘探沟现场。20年过去，宽深各一米的探沟在树木草丛中完整保存，沟宽沟深尚存半米多，从山坡蜿蜒向下，一直到达江水边。当地人甚至还记得勘探队到达和寻址、挖沟的那件事。

顾准自己回忆：“我……请示聂总，并在取得聂总指示后，在考察工作的整个过程中，采取了遭到陈剑飞坚决反对、被诬为反苏的立场。……在太平沟问题上……我对之担负了政治责任，我当然要毫不犹豫地为之而斗争。”

考察组6月底回北京。还在考察途中，顾准的“反苏行为”，显然已被某党员副组长报至北京。父亲刚回家，老朋友林里夫（时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就上门，两人关在书房里谈了很久，看来林已经知道内部精神了。

父亲当了“右派”

其实，即使父亲没有黑龙江考察一事，他的“右派”帽子也是跑不了的。1956年经济学界曾就“价值规律作用”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多数意见还不能逾越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理论框架。父亲当时兼经济所研究员，他认为苏联人提出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体系不过是“钦定的规律”，是“不能反映再生产实质”的东西，研究经济规律要从现实出发而不是从现成的理论教条出发。他认为真正贯穿于经济运动全过程并反映其本质的，还是以经济核算制为基础的价值规律，计划的制定也不能违背价值规律这个基础。为此他下了很大功夫、几易其稿，写了《试论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一文，文中否定了苏联的理论框架，主张可以在所有经济领域和各种程度上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直至“任令价格浮动调节生产消费”。这在当时是最鲜明的“离经叛道”观点。此文发表在《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很快招致来自经济学界的尖锐批判。因为这篇文章，今天父亲被人戴上“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一人”的桂冠，但在当时，父亲和全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7月份反右斗争全面展开，父亲还没有来得及向组织汇报黑龙江考察情况，就开始挨批判。批判拖得很长，我们在中科院的档案看到，父亲最后在“右派登记表”上签字的时间，是1958年某月某日。当时，这些事大人没有告诉我们。

水电部唐季友工程师也被告了刁状。据唐22年后的回忆：他刚回部就被叫到副部长（李锐）办公室，被劈头盖脸地训斥一通，并被责令多次检讨，险些当了“右派”。随后被调至吉林，在长春定居。

从1957年后半年开始，父亲就不像过去那么忙着天天上班了，大部分时间是坐在书房看书，或者和孩子们在屋外窗下的小片地上种花，甚至有时间来管家事了。母亲爱花，但是一直只能在家里养几盆仙人掌什么的。那年父亲在窗外栽种过几株玫瑰；还买了竹竿，把种了玫瑰花的那一小片土地围起来，整整齐齐的竹篱笆，很像园丁的作品。不过我们没有等到看玫瑰开花。

1958年春，父亲要“下放劳动”了，地点是河北赞皇农村。他走前，4月份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全家到五道口的照相馆照了惟一的“全家福”像。父亲这一走就是七八个月，当他于1958年底回北京时，我们家已经搬到百万庄建工部宿舍了。

1958年的印象

1958年春大跃进，记忆中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时代。小学生们上街宣传除“四害”、讲卫生、打麻雀等等。搞绿化，参加挖树坑，著名的中关村林荫道，就有我们的一份贡献。记得1958年暑假期间粮食高产运动，保福寺小学也搞了半亩地种冬小麦，目标是亩产4万斤，全校在假期紧急动员搞积肥。动员大会上有的老师甚至激动得流了眼泪。此后全校师生掀起了“冲天的革命干劲”，低年级同学在林荫道上拾马粪，互相竞赛；高年级同学和老师们去掏大粪，然后摊在操场上晒成粪干。半亩地挖了个大坑，全部填上肥料。播种应该是9月底，我们已经搬家，此后就不知道这个高产试验田的消息了。几年后在中学碰到小学的同学打听，说是半亩地打了200斤小麦（这在当时也是很不错的成绩了）。

1958年秋季开学时，新校舍盖好了，保福寺小学搬至今天的中关村一小所在地，校名也改了。

1958年夏，家里发生了若干变故。父亲下放后，母亲在单位忙，天天很晚才回家；大姐顾淑林住校基本不回家（当时暑假期间在学校里参加化工试验小组，日后101中学还出了一本小书《我们试制成功了环氧树脂》）。保姆走了，只有祖母在家做饭和照顾几个小的孩子。一天雨后的傍晚，70多岁的祖母去屋外照看开花的向日葵，不小心滑倒，右大腿骨折，我们几个小孩手足无措，是路过的一位叔叔帮忙叫来救护车，送祖母到积水潭医院住院治疗。这样，家里白天只剩下大哥顾逸东带着下面的三个弟妹，做功课、玩耍、学做饭，自己管理自己，感觉还挺不错。不久后，上海的大姑来北京照顾我们和在积水潭医院住院的祖母。大姑走后，8月底小姑带着两个孩子（我们的表妹表弟）来到北京，小姑夫所在志愿军部队从朝鲜班师回国，他们在北京会合，也都到中关村13楼来过。

父亲当了“右派”，我们在13楼住不下去了。母亲向所在单位建工部要了百万庄的房子，小姑帮我们张罗了搬家的种种事项。这样，我们在1958年9月初，新学期刚刚开始两周时，搬离了中关村13楼。我们在中关村13楼居住，从头到尾差不多有一年半的时间。

此后的情况

百万庄宿舍是两室一厅，60～70平方米，全家如果聚齐，睡觉就要架行军床。父亲从1958到1961年人都在外地，先后在河北河南农村、院属清河农场和商都农场劳动，在家时间很少。1959年他在河南商城参加修水库劳动，正值农村“反右倾”征过头粮，农民口粮难以为继，他自己和周围的人都得了浮肿病，还要干重活。眼见农村开始饿死人（1959年秋河南遭灾加高征购，开始出现饿死人的现象，父亲是1960年1月回的北京）。这一经历给父亲的印象太深刻了。

父亲青少年时为救国救民参加革命，没想到胜利后没几天，自己没什么问题倒成了“革命对象”；父亲是一心求实求真的人，既不懂官场“艺术”，也藏不住话。在外面无处讲，到家就很难憋得住了，往往一开口就措辞尖锐，批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等。为此母亲没少和他怄气：“你跟小孩子讲这些干什么？”

1961年，在老朋友、时任中科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的努力下，父亲到经济所当研究员，并摘了“右派帽子”。尽管那篇“试论”被经济所的人批评过，但他仍本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和大家讨论，虚心接受合理批评，继续深入研究，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基本观点。

1964年秋冬，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搞“四清”。工作组矛头直指孙冶方，父亲也在劫难逃。“四清”不久就被隔离审查，后送到京郊劳动，1965年夏才让回家，然后再次被带上“右派帽子”。1966年8月某日人民日报第八版通栏标题“批判孙冶方反革命修正主义——经济所革命群众大字报选登”，其中有一篇“孙冶方招降纳叛的罪行”，点了顾准、林里夫的名，顾准被称为“极右分子”。

从“文革”起，父亲和家庭就断绝了往来。日后所知，1966年8月父亲在农村被揪回经济所前夕，曾被当地农民“红卫兵”批斗殴打，血湿衣衫；回所后、直至后来到干校，屡次被批斗。一次“革命群众”批他是“老反革命”，他火冒三丈，大声说“我是老革命，不是反革命”，在被人推搡压制中，硬是昂头梗着脖子说：“我就是不服。”1969年下干校的前两年，曾有多起外调人员来找他，要他提供过去共事过的同志、今日“走资派”的历史情况，他都据实回答或提供文字材料，绝不说违心的话。有外调者要他提供假证、甚至威胁殴打，都是一口回绝。他曾说过：“我没有害过一个人。”外调勾起了他对自己革命历史的系统回忆，据此写下了25万字的“自述”，是很有价值的史料。尽管受到了如此不公正的待遇，但在他留下的字里行间处处可看到，他仍对自己曾参加过的伟大革命斗争充满了感情，对国家未来的建设和腾飞充满了期待。

“文革”中，父亲带着“右派帽子”，屡遭不幸，孤身一人，扛住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在极“左”教条主义的高压下，在批斗和监督劳动之余，父亲心无旁骛，发奋读书研究。他的思想已远远超越了当时的“文革”“范式”。他计划从中西文明的比较中探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道路，研究范围涉及经济、历史、哲学、政治各领域。但可惜的是，这一计划才开头，就于1974年因癌症去世。所留下的文章笔记，系统整理出书共100多万字。

母亲于“文革”前调财政部，“文革”期间因父亲的问题被冲击批斗，于1968年春去世。此后，我们5个兄弟姐妹有4人远赴外地，下乡进厂，直到1979年才在北京团聚。所幸祖母以94岁高龄，看到引为自豪的儿子终获昭雪、孙子们都回北京，放心而去（1979年）。如今惟一值得告慰父母的是，我们兄弟姐妹们长大后，没有背离父母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人民、为国家尽着自己的努力去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