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城牌铅笔到反物质

赵维志

赵忠尧
（1902～1998）

核物理学家。1902年6月27日生于浙江诸暨。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1930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98年5月28日逝世。曾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主持建成我国第一、二台质子静电加速器，为在国内建立核物理实验基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看了光明日报刊登赵启正先生等所著《一位与诺贝尔物理奖失之交臂的人》一文，又引起了我对父亲赵忠尧先生的深深思念。我把父亲的论文选集放在书桌上，望着父亲年轻时的相片，陷入沉思。父亲曾有过怎样的理想、抱负？年轻的时候为了“工业救国”，他把在国外读书节省下来的钱在德国买了一台铅芯机带回上海，制造出我国的长城牌铅笔。

美国“发现”号航天飞机，于1998年6月3日把由中国等国家合作研制的阿尔发磁谱仪（AMS）送上太空，其任务就是寻找宇宙中的反物质。人类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的反物质是正电子，父亲正是第一个捕捉到正电子的科学家。

早在1929年，父亲就发现了“正负电子湮没效应”的实验现象，但在理论上的解释晚了一步，被后来做出实验的西方科学家安德森捷足先登，拿下了诺贝尔物理奖。父亲为此颇感遗憾。此后他在实验的同时又加强了理论学习。多年来一直如此。

父亲从未在晚上11点半以前睡过觉。可在那批判科学家的“特殊”年代，看红皮书绿皮书（物理评论）也成了他的一条罪状：理论脱离实际，而且此人还看洋书。可父亲却始终不渝地坚持学习，因而我的妹妹维勤也步了父亲的后尘，从事了原子核理论的工作，现在已是带博士生的研究员了，父亲为此而十分欣慰。

搞实验的人一定要会动手。在我们家，从维修自行车到修理各种电器，都是父亲亲自动手。父亲要求我弟弟维仁在上初中时就学习拍照片，拆装收音机等。后来，弟弟也没辜负父亲的期望，在清华大学自控系毕业后，从事计算机工作，现在也是高工了。

父亲很重视青年科技工作者的培养。50年代我们家住在中关村时，周末或节假日，父亲就要请组里的年轻同志到我家来聚聚。谦和热情好客的母亲就准备一些瓜果及小点心，让大家放松一下。师生融洽，一起切磋学术上的问题。有时也做一些消遣性的游戏，如解九连环、打桥牌等。近80岁时，他老人家召集我们几个孩子在一起，说要同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讨论一下他的研究重点，内容有高能加速器等，我们都大为惊讶，而又十分钦佩。

父亲生活上也是勤勉简朴，他从不抽烟、喝酒，暴饮暴食，也不吃零食，而且比较注意运动。他夏天游泳，冬日滑冰，还爱爬山，喜欢骑自行车。在清华园，他骑车上下班；在昆明西南联大时他骑车买菜、买粮，送我上学，还推车带弟妹出大西门“躲警报”。敌机轰炸春城频繁时，西南联大部分教职工疏散到离城较远的乡间去住。这时父亲要骑车十几里地到系里去授课。一次他骑车带我进城，返回时，不知是因为太劳累了，还是我长大变重了，我坐在自行车的前梁上，父亲数次从后座跨腿上车，均未成功，最后只好推我回家。从这一天起，我再也不让父亲骑车带我了。我感到自己长大了，不能加重他的负担了。我也永远忘不了，从这天起我告别了童年。而父亲又挑起骑车带弟妹的担子。直到父亲70岁那年，我们全家总动员，才缴了父亲“自行车的械”，再也不让父亲骑自行车了。

说到自行车，记得1992年在高能物理所举办的庆祝父亲90寿辰的学术报告会上，李政道博士还曾风趣地说：“那年在昆明，我去文化巷赵老师家讨教专业方面问题，正好碰上赵老师用自行车推了一箱自制肥皂准备去送货。和赵老谈完回家后我就想：搞实验物理的人还得自制肥皂，推自行车送货上门，太辛苦了，我还是搞理论物理吧！看来我还真是选对了，有了今天的成就，我还得谢谢赵老呢！”

1995年10月，“何梁何利基金委员会奖”给了父亲10万港币的奖金，还有鲜花与奖状，父亲十分高兴，他把奖金全部捐献给了科学院数学物理学部，作为科学基金，以奖励有成就的青年。

父亲93岁时，耳朵还挺好，手脚也还灵活，只是视力大不如前了。依靠多角度转动台灯，连小放大镜都用上了，这对于和书本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父亲来说，真是一件苦恼的事。他那仍渴望多看点书的心情和目光，深深地打动了我。

父亲离我们而去了，但老人家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

[1]原载在1998年7月24日的《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