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邦华与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蔡恒胜

蔡邦华
（1902～1983）

昆虫学家、教育家。1902年10月6日生于江苏溧阳。1923年毕业于日本鹿儿岛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3年8月8日在北京逝世。曾任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奠定了中国森林昆虫学研究的基础。

今年（2007年）是家父蔡邦华诞辰105周年。我这是第一次写纪念父亲的文章，拿起笔心情就很沉重。有人讲：父亲似高山，母亲如流水。我眼中的父亲确是需要仰望的高山，他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的一生，伴随着我的成长，教导着我怎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同样，他那脚踏实地、注重科学实践的意愿与信仰也在影响和改变着周围的人们。

最近读到2006年5月7日《人民日报》《用一生做好一件事——记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得者陈剑平》的文章，该文叙述了陈剑平，一个年青的植物病毒防治专家的先进事迹。其中有一段是这样写的：

1985年，陈剑平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老教授唐觉的临别赠言改变了他留校的主意。唐教授送给他的4个字“学以致用”，是唐教授1941年毕业时，当时的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先生送给他的，这4个字影响了唐老一生。也因为这沉甸甸的4个字，让陈剑平决心从事农业科学研究，来到了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家父蔡邦华的“学以致用”影响了两代农业科学工作者，这也正是他一生追求科学实践的缩影和写照。

求学，探索科学救国之路

1902年10月6日，父亲出生在江苏省溧阳县。祖父是前清秀才，因此父亲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在小学时，他跟兄长学习蚕体解剖，见到蚕体内部器官，感到极大兴趣。在考入江苏江阴南菁中学后，他用自修课桌饲养“芋青虫”，观察其生活史。博物老师见他对昆虫如此入迷，甚为赞扬。在老师和兄长的影响下，他抱定了学习昆虫学的决心。

○1920年，蔡邦华在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和八国联军入侵，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着被世界列强瓜分的危险。年轻时的父亲，想的就是如何通过自己一生的努力能使中国强大，再也不受外国人的凌辱。“求变”是父亲这一代有志之士追求的目标。为此，父亲选择了科学救国之路。1920年中学毕业后，父亲即随兄东渡日本求学。在东京进修半年日语后，考入了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动植物科（即今鹿儿岛大学的前身）。在学习期间，他不仅注重基础课，而且还利用空余时间学习鉴定昆虫的方法。去日本前他曾在家乡采得桑树害虫“白蚕（蚕蟥）”，因在国内查不出学名，便带到日本四处求助。冈岛教授看到这个中国学生如此钻研，就主动帮他查找参考书，指导查考方法，不久就找到了确切的学名。

○上图
1923年在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实验室，左六坐者为蔡邦华，左九为冈岛银次先生

○中图
蔡邦华（右一）在做实验，后右一为冈岛银次先生

○下图
日本鹿儿岛国立高等农林学校1924年毕业照，前排右二为蔡邦华

1924年父亲刚一毕业，就接到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校长章士钊先生电邀，聘任他为国立北京农业大学教授，当时他才满22岁，成为2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1]。他的学生都和他年龄相仿，有的甚至年龄都比他大，如1949年12月成为合并后的北京农业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乐天宇，革命烈士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等。父亲对昆虫学的研究重点放在昆虫生态学和病虫害的防治。蝗害是历史上困扰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虫害，但对其分布状况和发生环境一直缺少详尽的调查研究。1927年他再度赴日，在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研究蝗虫分类，并在镝木外歧雄专家帮助下，对竹蝗做了详细的研究，在论文《中国蝗科三新种及中国蝗虫名录》中^[2]，记载了当时已知的52属112种，其中有他发现的三个新种。这是20世纪在蝗虫研究上中国人发表的最早的论文。1928年，父亲拒绝日本政府的无理要求，提前结束学业回国，应浙江省昆虫局邹树文局长之邀，在该局任高级技师，不久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1930年，他被学校派送到德国进修，开始在柏林德意志昆虫研究所和柏林动物博物馆研究昆虫学，并在德国农林生物科学研究院学习昆虫生态学。他借此机会对欧洲9国进行了旅行考察，随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应用昆虫研究院，跟随森林昆虫学家爱雪立希教授研究实验生态学。1932年，他参加了在巴黎召开的第五届国际昆虫学大会。

父亲和浙江大学的不解之缘

家父是1928年转入浙江大学农学院任教的，那年也正是国立浙江大学正式命名成立的一年。1930年，他被浙江大学派送到德国进修，回国后继续在浙江大学任教。因对当时的郭任远校长在学校推行党化教育十分不满，家父与梁希、金善宝等60多位农学院教师一起于1933年愤然辞职，离开浙大，转入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这期间，家父主要从事螟虫生态和防治的研究，曾应用气候图法对三化螟和飞蝗的发生分布区域进行了预测，发表专著和论文十余篇，其中《螟虫研究与防治之现状》被当时教育部指定为农学院参考教本。他于1937年又回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昆虫局局长。

○1929年，蔡邦华（左）与介榖虫权威桑名伊之吉博士在杭州

1938年，在竺可桢校长邀请下，家父重返浙江大学任教。1939年8月浙大西迁到宜山时，由于战局紧张，对于学校何去何从一时众说纷纭。家父已经接受了云南大学的邀请，准备去昆明，行李都装上汽车了，竺可桢校长果断决定，任命当时年仅37岁的家父为农学院院长并经当时的教育部批准。竺可桢校长还授命家父为西迁先遣队负责人，前往贵州选址，并赴重庆将竺校长的西迁决定告知当时的教育部部长以取得在经费等方面的支持。家父回宜山后，提出校址设在遵义的方案。竺校长将此方案提交校务会议讨论后，最终决定浙大西迁贵州遵义办学，并在湄潭设立分部。浙大从宜山迁往贵州时，是由文理学院、工学院和农学院三个学院组成的。当时学校的核心领导为校长竺可桢和教务长张绍忠（荩谋）、三院院长——文理学院院长梅光迪（文）、胡刚复（理），工学院院长王国松（劲夫），农学院院长蔡邦华及师范学院院长郑晓沧等人组成的校务委员会。到贵州后，学校总部、文理学院的文科各系及工学院设在遵义，而农学院和文理学院的理科各系设在湄潭的学校分部。竺校长负责学校在遵义的大小事务（竺校长有事离开时，由工学院院长王国松代理），家父和胡刚复则负责学校在湄潭的大小事务。竺校长和家父几乎每天都有信件和电文来往，不知现在浙大档案馆中能否找到？

很欣慰在本书出版前，我收到时任贵州湄潭浙江大学西迁历史陈列馆馆长雷伟先生发来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影印件，包括家父蔡邦华和张绍忠、胡刚复三人在1940年4月11日亲笔签名的有关湄潭、永兴考察筹建浙大分部的报告及绘制的草图，和竺校长、胡刚复等人列席湄中和浙大合并会议记录等资料，引证了竺可桢校长和当时浙大校级管理层对浙江大学两迁湄潭决策过程中所做的贡献。

○蔡邦华（右）、江恒源（左）摄于浙大湄潭分部文庙前

○王漠显（左）、胡刚复（中）、蔡邦华（右）于文庙前

我是1943年出生在湄潭的，同龄的有苏步青之子苏德新、卢鹤绂之子卢永亮，还有王国松之女王遵雯和李寿恒之子李福遵等。从名字上可以看出，后二人是在遵义出生。因当时年幼，对于湄潭的状况已没有多少印象，但经常从父辈们及哥哥姐姐那里听到湄潭的往事，特别是阅读到竺可桢日记的片段和浙大西迁的回忆文章后有了更深的感受。

家父生前深深怀念抗战时期在遵义、湄潭的岁月，怀念他于1939年8月被竺校长临危受命担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长达13年之久的这段经历。

抗战前后，虽然物质条件极为艰苦，但精神上却是十分愉快。家父作为浙大西迁和黔北办学时竺可桢校长的主要助手，除了把大量精力放在搬迁、建校及繁忙的行政工作外，还争取一切时机身体力行，就地开展科研工作，进行了西南山区的昆虫考察，出版了《病虫知识》期刊，主持开展了学术交流活动。在湄潭艰苦条件下，他和唐觉开创了我国五倍子的科学研究，查明了中国产的不同五倍子及产生不同五倍子的不同倍蚜种类和特性，为五倍子的人工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

○蔡邦华（P．H．Trai）和唐觉（C．Tang）在英国伦敦皇家昆虫学会上发表的论文
—The　Class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Gall　Aphids　with　Descriptions　of Three　New　Genera　and　Six　New Species　from　Maitan　Kweichow

浙江大学在黔北办学的7年，在竺可桢校长的领导下，家父与浙大师生同甘共苦，在极度恶劣的物质条件下，坚持了教学和科学研究，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学术上得到蓬勃发展，被称为浙大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时期。浙江大学迅速崛起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甚至被来访的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誉为“东方的剑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家父与罗宗洛、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等人一起，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时间应是抗战胜利日本受降时的1945年秋天。当时知名文人江恒源曾写下送行诗：“秋风飒飒天气凉，送客携手上河梁。三子有行忽万里，为歌一曲湄之阳。南雍声华重回浙，三子俱是人中杰。树人已感百年功，更待琼花海外发。五十年前事可哀，悠悠遗恨满蓬莱。河山还我奇耻雪，战云消尽祥云开。三子之行何快哉，台澎学子乐天涯，乘搓使者天边来。”罗宗洛是著名的植物生理学家，1940年曾应竺可桢之邀到湄潭任教，1944年刚离开浙大，他和我父亲都是学生物的。陈建功和苏步青都是浙大数学系教授，而他们均是留日的。我看过他们在台湾的照片，后来也听家父讲过他们的台湾之行，当时交通十分不便，从湄潭到重庆再到上海足足走了廿余天，再乘船去台湾又是一个星期，但他们十分兴奋，终于盼来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的一天。他们在台湾工作十分辛忙——罗宗洛负责全面工作，是接收后的国立台湾大学的首任校长；陈建功是教务长；苏步青负责理学院，家父负责农学院事宜，他们分别成为台湾大学首任的理学院和农学院院长。

○1945年，蔡邦华赴台湾接收台北帝国大学。右起蔡邦华、陈达夫、罗宗洛、苏步青、陆志鸿、杜聪明、陈建功

他们抓紧时间完成了任务。家父说他们差点回不来，一方面台大要留他们，而当时的教育部部长朱家骅也不让他们回。但是他们归心似箭，要回浙大，好容易获准，但搞不到船票，后来遇到在空军工作的浙大毕业生的帮忙才得以回来。1980年家父率中国科学代表团到日本东京参加第16届国际昆虫学大会时，遇到台湾大学年轻的后辈同行，当提及接收台湾大学之事时，他们都亲切地称家父为爸爸。在两岸“三通”前，台湾方面曾通过国际粮农组织索取家父的照片。2010年6月我有幸访问台大时，赫然发现在台大生农学院会议室里挂有家父作为首任院长的照片。他们现任和前任院长都出面接待我这个普通退休人员，令我感动不已。大陆与台湾血浓于水，台大和浙大有此渊源，应该加强交流，发扬光大。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6月浙大农学院由贵州湄潭迁回杭州，在原址华家池重建校园。家父又全力以赴地投入到浙大的重建工作中。至1948年3月底，浙江大学已发展成为拥有文、理、工、农、师范、法、医7个学院、25个系、9个研究所、1个研究室的综合性大学。

1947年，浙江大学广大师生参加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民主救亡运动，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害，整个于子三事件中竺校长都将家父作为处理事件的主要助手。竺校长在浙江省保安司令部牢房中见到于子三被害的惨象后，当场晕倒。醒来后就嘱咐家父和校医李天助去现场调查。家父和李医生在现场查看后都认为于子三不可能自杀，因为所谓自杀用的玻璃片上并无血迹，而玻璃片也没尖角。保安司令部准备了两桌丰盛酒席，留他们吃饭，被家父断然拒绝了。数日后，司令部人传话说：“浙大教授真难对付！”1948年1月4日，学生准备为于子三出殡，家父赶到学校时，学校四周已被两千多军警、特务、流氓和打手包围。八时多，打手们冲进学校，学生们进行了反击，抓获了十几名打手，受到军警围攻。正在讯问时，竺校长约家父谈话。竺校长说：“光天化日之下，军警包围学校，捣毁学校，浙大我办不下去了！”让家父立即赶赴南京，向教育部长朱家骅请辞校长之职。家父不顾个人安危翻墙而出，连夜乘京杭直达赶往南京。车上遇《大公报》记者，于是把浙大遭受暴行的情况叙说了一遍。记者问：“可否在报上发表？”家父说：“可以发表，但不要署我名字。”次日（1948年1月5日）《大公报》将浙大“一四暴行”的消息传遍全国。在面见朱家骅时，朱劈头责问：“于子三是千真万确的共产党，你们还要为他说话？”家父回答说：“于子三是农学院的好学生，我是农学院院长，不能不为他哀悼。”父亲陈述学校被军警包围、歹徒破坏，目前搞得无法生活、无法教学，代竺可桢校长前来辞职，并向教育部请示善后。为了避免事态扩大，当局派出要员前往杭州督处，使学校暂解危急。家父回杭后，向竺校长汇报经过。竺立即要他暂勿外出，因为省政府已来人查问：“《大公报》消息是否是蔡邦华发出的？”竺校长回答说：“不知道，但报上所载，完全是事实。”以上经过我多次听父亲讲叙过，竺可桢日记中也有所记载。

杭州临解放前，因竺可桢校长秘密离校，家父再一次临危受命被推任为浙江大学校务委员会临时负责人，代行校长职务。公告贴在学校大学路的布告墙上，向全校师生员工公示。家父为保护浙大、稳定师生员工的情绪、迎接解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为了加强安全，学校成立了应变会，由教授会主席严仁赓担任主席，苏步青为副主席。我记得家父曾与梁希、马寅初在家中商谈“应变”事宜，如果竺校长不能再回浙大，家父希望马寅初来接任校长职务。5月3日杭州解放，浙江军管会于6月6日起派林乎加等军事代表二人，由严仁赓、陈立、许良英、包洪枢等9人组成接管小组，召集临时校务会议，指出“嗣后浙江大学是人民的学校，担负着培养人材的重大任务。目前工作仍由临时校务会议执行，但一切措施，应有军事代表签署始能生效力。”^[3]家父欣然接受党的领导，处理了竺校长离校后的校务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家父参加了7月13日在北平举行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到会的除285名筹委中的205名外，还有党政领导、各民主党派代表及各界人士和新闻记者等近百人。周恩来等中共领导出席了会议。家父被推为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科学界的15名代表之一。在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曾经问家父：是愿来北京工作，还是仍回浙大工作？父亲说，他与浙大有深厚的感情，还是回浙大。7月17日，在北平科学会议期间举行的浙大校友会上，家父见到了竺可桢。家父和校友们纷纷发言恳切希望他能再回浙大，使竺甚为感动，回答时几乎不能言语。

○出席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科学技术界代表（后排右一为蔡邦华）

1949年7月27日，杭州市军管会发布命令，公布了浙大新的校、院、处领导人员名单。第一届校务委员会由刘潇然等19人组成，由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刘潇然任副主任委员；孟宪承教授任文学院院长，贝时璋教授任理学院院长，王国松教授任工学院院长，蔡邦华教授任农学院院长，王季午教授任医学院院长，李浩培教授任法学院院长；严仁赓教授任教务长，范绪箕教授任总务长。1949年8月26日，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大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家父终于完成了解放前后浙大的交接工作。在参加完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后，仍回到浙大继续工作。对于浙大接管后停聘包括原理学院院长胡刚复等在内的60多名教授，以及一些职员的事，他只能很无奈地告诉竺可桢先生，竺感叹浙大接管情形与北大、清华、南开可谓全不相同也^[4]。1952年，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由教育部和华东军政委员会做出拆分浙大的决定。按教育部的方案：最强的文理学院基本整体转往复旦，浙江大学的农学院单独分出成立浙江农学院，而调整后的浙江大学成了一所仅留4个工科系的工科大学。此时，家父奉调到北京中国科学院昆虫研究所任副所长，不得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浙江大学。家父对浙大和浙大的莘莘学子怀有极为深厚的感情，他喜爱杭州，更热爱母校，母校送他到德国深造，他为浙大倾注了全部心血，也将他人生中二十余年最美好的岁月奉献给了浙大。

1982年4月1日，在离开杭州近三十年后，他应母校的邀请参加校庆，刚到西子湖畔、孤山脚下，触景生情，他突然晕厥。我们陪伴着他，深切地理解他的感情。最终他还是坚持出席了大会，写下了“巍峨学府，东南之花；工农肇基，文理增嘉；师医法学，雍容一家。求是为训，桃李天下；东方剑桥，外宾所夸；民主堡垒，争取进化；美哉浙大，振兴中华”的校庆题字^[5]。在浙江农业大学朱祖祥校长的陪同下，家父乘车绕行华家池校园一圈。这使他回忆起1946年抗战胜利后，农学院迁回华家池，当年他作为农学院院长曾领导规划的“四面楼群，一池碧水”的远景。他亲自督建在池南品字形的后稷、神农、嫘祖三馆，及附属的温室、西斋、学生宿舍等建筑，在战后艰难的条件下，恢复了教学和科研。之所以命名为后稷、神农和嫘祖，是鉴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农耕文化，绝非任何外力入侵所能摧毁的。后稷的神农是黄河和长江流域历史悠久的农耕创始之祖，嫘祖则是传说中神农之妃，蚕桑的发明者。农桑代表衣食之本，所以三馆含有深刻的承前启后、绵绵不绝的农耕文明精神。华家池东北部有实验农田，包括水稻田、旱地作物、果园、蔬菜圃、桑园，与池周景物组成一个花园式的校园，鸟语花香，四季异香，是一个难得的生态循环良好的校园及读书求学的理想环境。曾有教授为华家池的优美环境作对联两则，其一云：三面楼群一池水，五千桃李满园春。其二云：碧水风光，堪比西子；读书求学，此是天堂^[6]。看到如今碧波荡漾、树木葱茏、优美典雅的校园，他内心无比欣慰。是啊，他比竺校长幸运，还能在有生之年踏上养育过他的母校的土地，也为自己能在浙江大学工作过而感到光荣。参加校庆后的第二年，父亲就驾鹤西去了。

○1982年蔡邦华为浙大校庆题词

【注释】

[1]中国农业大学“百年学人之四十二”蔡邦华：20年代北京农业大学最年轻的教授（2005年07月28日报道）

[2]Tsai　Pang－hwa，Description　of　three　new　species　of　Acridids　from　China　with　a　list　of the　species　hithertosecorded．jous．Coll．Agr．Imip．Univ．Tokyo，1926，X（2）：139－149．

[3]浙江大学农学院在湄潭。

[4]《竺可桢全集》第八、九、十、十一卷。

[5]存于浙大校史馆。

[6]吴玉卫，《华家池的园林和农耕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