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我的母亲

蔡小丽

卜如名，安邦写华章。

我的父亲，蔡邦华院士，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父亲离开时，母亲有诗道：

玉容栩栩如生前，肃穆庄严自在眠，

不信蓬莱此去远，更无遗恨别重泉。

1983年8月8日邦华终，诗以悼之。

岁月沧桑变迁，但在记忆深处，父亲熟悉的身影还不时出现。儿时、少年时的种种经历还时时地浮现。我只能将这些记忆写出。而对我父亲漫长的一生，这只是少部分的点点滴滴的事。

○蔡邦华夫妇摄于1966年

父亲在浙江大学共两个时期：抗日战争前8年，抗日战争浙大西迁和抗战胜利回杭州，前后共13年。

抗日战争时期父亲母亲有词道：

八年抗日凯歌，牺牲多少英和烈。吴头楚尾，江滨海甸，滔滔碧血。革命先锋，工农战士，志坚如铁。有壮怀忠悃，红心报国，以身殉，千秋业。

长忆江东转战，履艰危，奇冤终雪。中原板荡，南天柱立，青松高洁，敌后荆榛，奇兵挺进，制胜方略。仰延安北斗，光辉指路，扫强梁灭。

在敌寇日日紧迫之下，浙大从西湖杭州迁到大西南，一路上敌机在头上轰炸。浙大校方带着学校藏书、教学设备以及大批学生、教员及家属，从杭州出发，在都匀、宜山作短期停留，一路西行最后总部选在遵义，农学院和理学院设在湄潭。当时，父亲是农学院院长，他总是为迁校奔忙着，很多时候没有与我们家人在一起。

当时在农学院，他总是以“以农立国”为主导思想，重视基础教学，搞教学与科研一体的教学体系。农学院各系都有试验田，结合生产，开展与当地结合的课题，并始终坚持开放、民主的学术精神。时值抗战，战火纷飞，时局动乱，但父亲还是聘请优秀的科学家和教师来校任教。湄潭虽地处内地，学校里的学术思想、学术活动仍十分活跃，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有理想有追求的科技人才。

○陈绵祥（1900～1985）

父亲为浙大农学院的建设呕心沥血，在抗战时期培养了很多人才，如后来曾任浙江农业大学校长的朱祖祥、他的夫人赵明强教授，现在仍在浙大农学院的唐觉教授，曾任上海昆虫所所长的杨平澜，在美国很有成就的徐道觉、曹景熹等人，他们当时都是湄潭的学生或助教，都称父亲为老师。

湄潭八年，浙大的教学设备，包括农学院的优良种子都来到了大西南。大片的土地可以供教学用，在当时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创造了一块平静的环境，使得教学得以延续。

当时的湄潭，是贵州一个很小的县城，城市是一个小十字结构，东西宽短，南北狭长，清澈的湄江绕城而过。南北有城门，如果有敌寇入侵，可以迅速关闭城门，以保护小城的安全。儿时荡着秋千，可望见大西南特有的巨大而古老的风车在江上转动，一圈圈地，发出吱吱嘎嘎的声响，风车中的竹管，将河中的水一点点地送到水田里。远处布谷鸟叫着，我们知道明天要下雨了。

○1959年蔡邦华夫妇、恒胜、恒息摄于15楼前

湄江上还有多处动人景色：江上一个重绿叠翠的鸟岛，我们称为百鸟归林。每到黄昏时分，千百只小鸟飞回到岛上的大树上栖息，夕阳西下，江风徐徐，落霞与百鸟齐飞，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融成一片。远处古老的白石桥横跨两头，枯水季节，我们可以到桥下玩耍，桥拱下面居然还插着一支箭！箭头早已锈迹斑斑，在太阳的余辉下，视力好的小伙伴隐约可见箭尾上的龙纹。

湄潭城里有浙江大学、浙大附中和浙大附小。当地的老百姓叫我们“下江娃”。县城里还有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居在一起。苗族和布依族住在山里，到赶集的时候下山来，背着背篓，用自产的农副产品换城里的日用杂货。那时是三日一集，逢集时湄潭小城拥挤得摩肩接踵踩不下双脚。

城中心是文庙。文庙环境优雅，建造精致。门口的石狮栩栩如生，门里的古桥相得益彰。庙内松柏参天，郁郁葱葱，庄静肃穆，而庙外则是另一番天地：浙大的民主墙上贴满了各种广告，有学术报告会，社团活动会，京剧、话剧的演出，游泳比赛等。我那时候还小，所以最关心的就是演出。一有演出，早早吃了晚饭，背着小板凳看演出去了。有演抗日活报剧，唱抗日歌曲。大学生们一唱，我们小朋友也跟着唱，而教我们唱歌的老师就是浙大的学生。浙江大学、浙大附中和浙大附小息息相关，关系密切。

父亲就是在文庙里上班的。他戴着眼镜，穿着长衫，冬天会戴着呢帽，胳肢窝下夹着黑皮包，上班去。

○60年代蔡邦华夫妇摄于中关村14和15楼前

那时因抗战时期，没有现在这么多讲究，文庙里空的地方，白粉一刷，浙大人就开始上课了。教师们相见，两手一拱，互相尊称，文质彬彬。有些教授还拄着一根拐杖，我们叫stick。这种人文精神随处可见，师生之间也十分团结，各系之间也没有什么隔阂，可以互相旁听，我母亲就旁听中文系，她的文章每每受到好评。

文庙的广场文化更像是国外大学的广场文化，是综合大学人文文化的聚焦点。国外大学的广场，一到中午更是拉拉唱唱什么都有，十分相似，展示出多学院综合在一起的丰富性及魅力。

父亲当时十分忙。白天行政事务多，要到夜深人静时他才看书写作。在湄潭八年中，在灯芯草点的油灯下著书，成了他终生的习惯，直到80多岁他还笔耕不息，写出了《昆虫分类学》上、中、下三部大著作，用作高等院校的教材，至今仍为农林植保昆虫专业的重要参考书。

○1958年，蔡邦华访问苏联哈萨克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因父亲通晓日、德、英、俄等国文字，他又有不断查阅中国古代有关文选的习惯，给他的科学研究带来了很大的益处。记得父亲说，他在欧洲时，在电车上遇见一位日本人，一上车就叽哩呱啦地和他说日语，聊了很长时间。车到了中国大使馆门口，父亲起身要下车，那日本人才恍然大悟地说：“啊，原来你是中国人，我真把你当成日本人了。”

父亲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又去了作风严谨的德国深造，他做学问认真细致。小时候我看父亲写《昆虫学》时，那些虫子画得非常精细，用很细小的“点”一点点散开来表示物体的明暗，没有素描功底的父亲竟然把虫子画活了。长大后我才明白，这是欧洲的科学体系，是文艺复兴以后欧洲人研究学问的方法，在人体学、动物学、植物学、昆虫学上，欧洲人完全用写真法。而父亲的研究也是一种中西不同学术体系的结合，他是先驱者。他一生没有存案的巨作，但他把西方的学术介绍给了中国，并结合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发展。

父亲在浙大农学院担任了13年的院长，聘请很多德高睿智的教授任教。在湄潭时，父亲聘的教授没有地方住，就将自己家分出来给新教授住。当时的农学院有园艺系、农经系，但是没有基因库，父亲总是要求师生制作各种昆虫标本。这工作，他在没有到浙大之前，在浙江昆虫局工作时已经十分重视。父亲在昆虫局时，适逢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父亲就是农业组成员之一。每讲起当时科学服务于人类，他们参加这工作的盛况，父亲就兴奋不已。原来家中有很多首届西湖博览会的照片，可惜在“文革”中失散了。今天的杭州北山路原首届西湖博览会旧址的西博会陈列馆里，还有父亲与农业组成员的合影。

抗战胜利后，我和妈妈、弟弟还在湄潭，父亲、陈建功和苏步青伯伯，应当时教育部的指派，赴台湾从日本人手中接管台湾大学。在接管期间，父亲给我们寄来了许多美丽的台湾风光照片，如阿里山的云海，秀美的日月潭，阿里山的神木，还有高山族姑娘的服饰及装饰照片。父亲说，高山族人用贝壳和珊瑚作装饰，十分美丽。

台湾是美丽的，但是抗战胜利后的祖国大陆对他更有吸引力，所以接管工作完成后，他们三人都没有留在台湾，而是返回了大陆。但台湾大学的农学院仍把父亲作为台湾大学农学院的第一任院长。

回到杭州后，父亲马上实施农学院的重建。一开始选择了几个地方都不理想，最后父亲选择了华家池。他说华家池有许多优点，离浙大本部近（抗战胜利后，浙大回到杭州，地址在现在的庆春路环城东路口），土地多，池塘多，生态环境好，适合办农学院。

○上图
50年代，蔡邦华在苏联进行学术交流

○中图
50年代，蔡邦华和苏联加鲁柴院士鉴定标本

○下图
1978年，蔡邦华在北京接待日本田村三郎教授（右起蔡邦华、周培源、田村三郎）

父亲亲自规划基建布局，希望早日建成一个新农学院。对于一位生物学家来说，基建与工程完全是外行，但父亲有热情，有一个新农学院的构想，于是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把家中事务全部扔给了母亲。父亲是个连柴米油盐要几文钱都弄不清的人，在经济上是一个“文盲”，到了50年代初却被人诬陷为“大老虎”，好在中国科学院请他去了北京，算是洗了“不白之冤”。

父亲为浙大农学院的新建呕心沥血。他强调中国有几千年历史，在华家池的建筑群里全部用中国历史上对农业做出贡献的先祖们的名字命名，如：神农馆、后稷馆、嫘祖馆等，以示对先祖的崇敬之情，并且要延续祖先的踪迹继续努力地工作。

2009年7月，浙大西迁70周年之际，应湄潭政府的邀请，我重返湄潭参加活动，并画了一张芍药图，写到：

回首沧桑七十年，共游故地话西迁，

当时硕德几人在，遗泽长留天壤间。

风雨晨昏思往日，芳菲桃李看今妍，

东南学府弦歌地，芍药春来又满园。

此图是为纪念父亲在湄潭做出的功绩的。当时浙大本部在遵义，竺可桢校长也在遵义。浙大农学院在湄潭，父亲也在湄潭。因为贵州多山，当时的交通状况使得竺校长不大来湄潭。农学院有：植保系、农艺系、农化系、蚕桑系、森林系、畜牧系等。父亲每天在文庙上班，操持着浙大在湄潭的一切大小事务。父亲也是浙大西迁的先遣队，浙大从杭州一路走到湄潭，父亲一路上操办着学校西迁的大小事务。有一张照片，一辆旧车，车前是竺校长，父亲在车上，边上是1949年前中国唯一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篮球裁判、浙大体育教师舒鸿先生。

我在湄潭文庙前的石碑上找到了父亲的姓名。感谢湄潭的乡亲们，他们没有忘记浙大和浙大人。文庙依旧，但古桥已不复存在。

我将我画的芍药图赠与湄潭的浙大陈列馆，以告慰先人。

○1940年5月，浙江大学搬至湄潭时，受到湄潭县政府的欢迎。图为县政府部门官员与浙大教师在浙大汽车旁留影。（车前立者严溥泉、胡宪之、刘慕曾、竺可桢、张杰孙、王佛艇；在车上者胡建人、舒厚信、贺壮予、蔡邦华）

诗书道德，皆成文章

我的母亲，蔡邦华院士的夫人，陈绵祥女士，江苏吴江人，又名馨丽，南社社员。母亲酷爱诗词，以诗会友，以诗叙事，以诗抒情。她与柳亚子先生有很长时间的诗歌和唱，柳亚子去世后，凡出版柳亚子诗集中遇到的疑难问题，亚子先生的后人都向母亲请教释疑。

母亲年轻时学习蚕桑，后赴日本考察，住萱野老人家。游名古离宫未果，奈良观鹿，京都游比叡山，宝塚观歌剧，名古屋参观安藤七玄烧工场，大阪参观造币局、钟渊纺织工厂、中山太阳堂粉厂、八幡制铁所等，她记录了在日本的所见所闻，供国内发展参考。

父亲与母亲在日本东京相识、相爱，走到一起。50余年风风雨雨度过一生。父亲去世后，母亲有诗道：

一自东京邂逅迟，相亲相爱不相离；

为何五十余年间，半是忧患若个知。

五十余年一夕孤，锦茵文簟两模糊；

今朝细把从前忆，欲与君谈人已古。

别来二月最伤神，日必电话问病身；

垂死归家几许话，感君涕泪倍酸辛。

米盐琐屑复如何，我待无心听自过；

只恨啼螀秋月夜，有谁为我扑飞蛾。

母亲为人坚强，性情慈祥，热情好客，所以我家客人不断。父母亲以中国传统的理念教导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父亲会讲各种中国历史上的小故事，如司马光砸缸、曹冲称象，以及民间诙谐小故事，母亲则教我们如何画兰花。入夜，妈妈操着浓浓悦耳的吴语，与父亲低沉的男中音配合着吟诵中国古诗，时高时低，十分动听，让我知道了原来诗是要“唱”的。在湄潭的日子里，日寇入侵，山河破碎，父母亲那种伤感与惆怅，随着诗歌的抑扬顿挫，唱出了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情。

父亲重回浙大之后，母亲就没有再工作，全身心地管理家务，做好父亲的后勤工作，连诗中也是“米盐琐屑复如何”。母亲持家十分细致，从湄潭到杭州，从杭州到北京，她每日必记账，哪年哪月哪日开销如何，记录的清清楚楚，直到她过世。父亲因为政事缠身，只是依靠晚上的一点时间著书看书是不够的，所以许多誊抄工作都是母亲完成的。

父亲爱书、买书，浙大西迁时，他是用几十个木箱把捆好的书放在里面。云贵高原山高路陡，70年前的破旧汽车常常抛锚，一等就是半天。就这样，这些书籍跟随着父亲绕了大半个中国。记得在湄潭时，谈家桢伯伯的儿子还很小，也很顽皮，不知怎么地将父亲的德文字典撕了玩，让父亲心痛了好长时间。抗战胜利后，书籍跟着父亲回到杭州，后又到北京，行程万里。50年代未，父亲出访欧洲，别人将津贴买当时很稀罕的家电，而父亲却买回了一大堆当时国家稀缺的专业资料书。

1983年父亲去世后，母亲将父亲的822本专业书，163种期刊，2　588份资料全部捐献给了国家，支持大西北的农（林）业发展。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和陕西省林业厅为了感谢这次捐书活动，要奖励母亲一万元人民币。在1983年，一万元是一笔巨款。但是母亲说，父亲24岁就是教授了，一生两袖清风，唯有书多。这些钱她不能要，要留给国家，支持大西北建设。为了实现父亲的遗愿，以此作为基金，当时成立了蔡邦华森林昆虫学奖金基金委员会，奖励为我国森林昆虫学做出积极贡献的同志。

父亲故世后，母亲连组织上分配给我们的科学院高知楼的房子也要谦让，将此房子退回科学院，全家迁入了小房子。

妈妈就是这样，平时十分祥和，在原则问题上，她总考虑父亲的处理事务的原则，以国家利益为先，以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为原则。父母亲的高风亮节也是上一辈知识分子的处世观和人格魅力的体现。

父亲一生追求进步，妈妈有诗道：

病中不忘党国恩，联谊未成对榻论，

可贵精神还在世，不知何处去招魂？

○1980年蔡邦华作为中国昆虫代表团团长出席第16届国际昆虫会议

我们在湄潭时期，柳亚子在香港，常寄《新华日报》来，父亲知道解放区光明前景，仰延安北斗，光辉指路。抗日战争时期，浙大的民主呼声很高，浙大是民主堡垒，父亲总是支援学生的爱国行为。当时我家住县城中心一条小弄堂里，民主高潮时，国民党威胁父亲，竟然在半夜里朝我家开枪。解放前夕，反内战反饥饿的民主运动风起云涌，浙大农学院学生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于牢狱中，父亲代表校方去狱中查看，看到学生被害，悲愤之极，为学生利益，他受竺校长的委托搭火车去南京与国民党政府进行交涉。当时的《大公报》十分详细地用文字和图片报道了这一事件。

临近解放，竺可桢离开浙大，父亲作为浙大代理校长，主持学校日常工作，积极迎接解放，保护学校财产，进行应变准备，度过了解放前夕的艰难时光，把浙江大学完好无损地交到了党和人民的手里。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以自然科学组成员的名义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亲眼见到了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升起，亲耳听见了毛泽东主席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以后又有多届政协会议他都参加了，站在一位自然科学家的立场上为国为民献计献策。

50年代初的“除四害”，一开始是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父亲提出：麻雀有对人类有益的地方，不能算是“害”。他以严谨科学态度分析了麻雀的习性、食物及生态环境，并引用苏联、罗马尼亚等国科学家在不同时期对麻雀的解剖结论，提出它主要是吃害虫，帮助政府纠正此事。后来的“四害”就是我们现在每年都在除的苍蝇、蚊子、老鼠、臭虫。

作为政协委员，父亲考查了不少地方，如长白山地区，以了解我国的森林资源，在政协会议上提出要刻不容缓地保护中国有限的森林资源，将森林昆虫的防治提到议事日程上。为保护生态环境，还提出在城郊建森林公园。

父亲是1955年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在科学道路上，他有很厚实的基础研究功底，但他总是将实用、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做为他学科研究的主导方向，早期治理蝗虫、螟虫，后来治理松毛虫，治理白蚁等，都是他研究的主导方向。

○1980年，日本报纸报道蔡邦华在东京会见阔别了55年的大学同窗好友永勇友

记得有一次王淦昌伯伯跟父亲开玩笑，说：“老蔡，我为你可惜，这辈子你为什么去学昆虫？”父亲对他笑笑，没有说什么。

从小选择了昆虫学，与人类的朋友昆虫打交道一辈子，父亲没有后悔过。作为科学家，他知道人类的朋友：动物、植物、昆虫……，每天都有物种在消亡。父亲担忧人类只顾自己而不顾其他物种的生存，人类与其他物种是相依相存的，要维持生态平衡。如果世界上只有人类，人类又将如何生存？我们有限的基因库能防止人类面临的巨大灾难吗？过去提倡农药灭虫，害虫有了耐药性，土壤与河流又遭受污染，反而会给人类带来灾难。作为科学家，父亲是非常担忧的，很早他就提出以虫治虫，提倡用生物防治来防止农药治虫带来的灾害。他将昆虫分类学知识与消灭害虫、利用天敌资源结合，转变为社会发展生产力。他不认为他个人的力量能起巨大作用，而是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国家提出建议，为人类有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一个和谐的世界而奋斗终身。人类与地球上其他物种和谐相处，人类才能更好地生存，地球才能完美地保存。

这就是一位昆虫学家、生态学家一生的追求。